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30年时间，也许只能算得上是“弹指一挥间”。

        而这短短“30年时间”，正是中国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励精图治、卧薪尝胆的“黄金时机”。在这短短30年时间，我们完成了一个苦难民族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大时代浪潮中的华丽转身。

        今天，当我们满怀喜悦地收获改革开放的成果时，却发现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这就是我们正面临的严峻的社会失衡问题。

        专家认为，社会失衡问题核心之一就是“内需问题”。

        长期以来，“内需问题”一直牵动中国当政者的神经，由此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也曾让地方各级政府倍感头痛。

        众所周知，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的一直是一条“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生产的产品主要销往西方发达国家。专家指出，这种“一‘出’独大”的发展模式，往往就会使得国家经济整体发展始终处于高等级“风险指数”状态下。

        至此，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当西方国家遭遇经济危机，中国经济也唇亡齿寒。当内需还没有充分调动时，生产力就会严重过剩，就引发出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焦点之一，就是当前社会收入分配不均衡，由此波及的是“贫富差距过大”。

        短短30年内，中国人民富裕了，中国综合国力增强了。但另一种现象又引起人们的关注，这就是社会财富开始向少数人手中聚集。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经济学家常说的“二八”效应：就是中国80%的财富被20%的人所掌控，颇令人深思。

        与数以亿计财富积累的山西煤老板相比，国企高管的数千万年薪算是小巫见大巫了。而普通农民的几千块年收入与臣相比，简直就是“沧海之一粟”。

        社会分配不均衡，贫富差距过大，各地政府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而施行教育、医疗、住房、国企、税收号称“擎天五柱”的大改革，则正是基于此的考量。

        这些问题的焦点之二，就是涉及大众百姓的“大民生”问题。

        吃、喝、拉、撒、睡、住、行，民生大众问题事无巨细，都是天大的事。而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社会大众“看病难”，“看病贵”，“买房更难”的“高成本生活”现实，老百姓总是为此而“病不起”、“老不起”、“生不起”、“住不起”。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没人敢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消费。就说“住”的问题吧，动辄上百万元一套的房子，这与老百姓微薄的收入极不相称，如此一来，民众对生活信心指数大打折扣。

        这些问题的焦点之三，就是坑蒙拐骗各种丑恶现象层出不穷。

        由于每个人的自身条件不同、社会身份不同，其在占有社会资源方面就有所不同。比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山西，由于煤炭经营门槛低，行业管理不到位，因而使这里成为煤老板“低成本”创业致富的“理想天地”，由此产生了一批凭借说不清道不明的社会“优势”取得国家煤炭资源而为己谋利的煤老板。

        兜里有钱，腰板就直了，行事走世的底气就足了。

        我可以私挖煤炭，当然更可以草菅人命，因为我可以通过自身掌握的“避难资源”成功得到社会的“豁免”。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低成本”犯罪现实案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无规则”“游戏样本”，由此折射出现一种失衡的社会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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