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讲这个故事之前，我想先说一下什么是安乐死。其实，安乐死的意思并不难，就是它的字面含义“平静的死亡方法”。它是英语Uthanasia翻译过来的。所谓“平静的死亡方法”，不用说，指的就是让身患绝症的病人在濒临死亡时免受无尽的痛苦，利用注射药物或其他方法，尽量减少病人的痛苦，让病人在安乐中死去。据说——这种方法竟然在罗马帝国时代就已经非常盛行了，托马斯·莫尔在中也描述了通过安乐死让人死亡的事情。我不知道日本自古以来有没有人探讨过安乐死，但被迫施行安乐死的医生肯定不在少数。

        我从t医科大学毕业后的两年问，一直在内科教研室B老师的指导下进修。之后我回到家乡美浓深山的h村，在那里开了家诊所。朋友们都劝我在东京开业行医，可我压根儿就不喜欢城市的氛围，最终还是选择了悠闲的山村生活。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有学问的人很少，所以我诊所的生意十分兴隆，就连十里以外的病人都会专门赶来看病。我每天骑着马，往往要走两三里地去给病人看病。

        在内科教研室实习期间，我亲眼目睹了许多临终前的病人，由此开始认真考虑安乐死的事情。我常常想，在身患绝症的病人临死之际，通过注射樟脑液等强心剂，让病人逐渐衰弱的心脏勉强兴奋起来，无端延长患者的痛苦，果真是恰当的做法吗？在癌症患者临终之际，给他服用大量的吗啡，完全消除他的痛苦，让他平静地像入睡一样死去，这对患者来说可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呀！其实，急性腹膜炎患者的痛苦，是让人惨不忍睹的。看着病人在床上翻来覆去，呻吟挣扎的样子，要是不狠下心来的话，你是绝对做不出给他注射强心剂这一决定的。又如，患上脑膜炎后，病人会意识全无，只能感觉到剧烈的疼痛，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让病人早点儿安详地死去，也是符合人道主义的。

        我想人之所以害怕死亡，最主要的原因是畏惧临死前的痛苦，即所谓的“临死之苦”吧。如果没有临死前那种无法诉说的痛苦的话，人们就不会那么畏惧死亡了。很多老人都会反复说想得脑溢血之类的病猝然死去。人越临近死亡当然就越容易想到死的事情，考虑到死亡这个事情的时候，老人们肯定都是愿意安详地死去的。据说罗马的奥古斯都大帝在临死前也大叫“让我安乐死！让我安乐死”，如果换作是我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后，在临终前剧烈的疼痛来临之时，我肯定也会选择安乐死这种方式来逃避那种疼痛的。很多情况下，其实是病人的家属实在不忍心看着病人那么痛苦，他们会请求医生：既然已经无法治愈了，还不如让病人少受病痛的折磨，早点儿安详地死去为好。有时也会有病人亲自恳求医生让自己早点儿死去。这些例子以前是很常见的。

        可是现在的医生，根据法律不会随便让病人在任何情况下死去的。也就是说，如果医生故意施行安乐死术的话，是要受到相当严厉的惩罚的。所以任何一位医生，在明知只会徒增病人痛苦的情况下，也只能尝试用注射樟脑液等方法，尽量延长病人十分钟、二十分钟毫无意义的生命。所以可以说，按照“临终前要注射樟脑液”这一无意识的惯例，不顾患者痛苦的做法，是现今医生们的一大通病。不过，这不是医生的问题，而是法律存在问题。当然，有的病人通过注射樟脑液而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因此可能有人会反驳我说，为绝望的病人尝试注射樟脑液的做法难道不是医生的职责吗？可我认为，要不要注射樟脑液要根据病人所患的疾病来决定。对急性肺炎患者使用樟脑液会有奇效，可对恶性肿瘤患者来说，就不会有奇迹出现了。而且患恶性肿瘤的病人会伴有剧烈的疼痛，如果你亲眼看到病人那种疼痛难忍的样子的话，你无论如何都不会无动于衷的。据说在欧美各国，因人们不忍看到用于医学研究实验的动物遭受巨大的痛苦，都出现了所谓的反对生体解剖运动。特别是在英国，除非获得许可，一般对动物施行手术时必须要在麻醉状态下进行。就连动物的苦痛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人的苦痛当然就更需要医生们的注意了。既然消除病人的苦痛是医学的目的之一，我认为医生就应该通过研究分析来实施安乐死术。

        不过，我在内科教研室进修期间，一次也没给病人实施过安乐死。这是因为，要是违背法律实施安乐死而被发现的话，我个人倒无所谓，关键是会牵连到以B老师为首的全体教研室的同事们。因此，尽管我内心并不愿意那么做，可还是和其他医生一样狠下心来让患者承受无意义的痛苦。这样的事情越多，我内心就越想尽快离开这个都市，以便按照自己的良心自由地行医。况且，我的母亲还一个人在家乡孤独地等着我回去，所以两年的进修时间让我觉得非常漫长。

        我终于回到了深山里的故乡。诊所一开张，我就偷偷地给很多病人尝试实施了安乐死。几乎所有的病人死之前都非常痛苦，可当我给他们注射了大量的吗啡后，不一会儿，他们就会沉沉地睡去，就这样完成了所谓的大往生这一心愿。当然，我会事先告诉病人家属：病人的病已经无法医治。我会尽量减少病人的痛苦，采用合理的方法不让病人多受一分钟折磨。征得病人家属同意之后，才给病人注射吗啡。看到病人神情安详地在睡眠中死去，病人家属都会说，病人临终前很轻松，这是对病人的最大安慰。说来也很奇怪，这样的事多了以后，大家对我的评价都是：“那位医生真的能让人轻松往生！”而我的诊所也随之热闹了起来。西洋有句谚语说“庸医杀死人，良医医人死”，的确如此。我现在深深体会到，让病人在安详中死去的医生也会成为名医。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本来医活病人的医生才是名医，现在让病人死去的我反倒也成了名医，这都让我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同时这也让我觉得人的心理可真是难以捉摸！

        有了这种评价后，为了不让患者遭受病痛的折磨，我更加频繁地实施起安乐死术来。不过，给病人实施安乐死这件事我对自己的家人还是严加保密的。就这样平安度过了九年时光，直到有一天，因为一件事，不仅彻底否定了我主张的安乐死，还让我完全放弃了从医这一职业。你说什么？你是不是说因为我实施安乐死被发现了？不，不是的！你就从头慢慢听我说吧。

        要说这件事，首先必须从我的家庭说起。我在乡下开业行医的同时，和同村一个远房亲戚家的一个姑娘结了婚，并在第二年有了一个名叫义夫的男孩儿。但不幸的是，生下义夫一年之后，我的这位妻子就因伤寒去世了。什么？你问我那时给我妻子实施了安乐死没有？没有！因为我妻子患的伤寒特别严重，她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毫无痛苦地死去了。妻子去世后，我的母亲一直替我照顾义夫，我也就一直没有再成家。直到义夫七岁那一年，我的母亲因脑溢血去世了。此后不久，我因为一个人带着孩子很不方便，于是在别人的劝说下和家乡附近O市的一个女人再次结了婚。在这儿夸奖自己的儿子有点儿不太好意思，但我儿子义夫的确非常聪明伶俐。当时我还担心在后母的照料下他的心理会不会产生阴影。好在我的第二任妻子很心疼义夫，义夫也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敬爱她。大概有一年的时间，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得快乐平静。家里除了我们三个人以外，还住着一名护士，一个女佣，还有一个马夫，他们全都是性情和善之人。所以我们家很幸福，每天都充满着明媚的阳光。

        可这个和睦的家庭，却突然间遭遇了一场暴风雨的袭击。要说原因的话，就是因为我那第二任妻子的性格突然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她的嫉妒心越来越重。看到我和女护士或女佣说话时间稍微一长，她就直接冲我和那两个女人发脾气。接着，对义夫也越来越刻薄。只要义夫有一点儿过失，她便对他大发雷霆。我原以为这只是因为妊娠反应而暂时出现的心理变化，过一段时间后就会平静下来的，所以一直尽量忍耐着。可她歇斯底里的举动却日渐增多，到最后，甚至冲着义夫大喊：“像你这种顽皮的孩子给我去死吧！”尽管这样，义夫依然顺从着她，讨她的欢心，让人在一旁看着都会心疼不已。女佣和马夫如果同情义夫，在旁边护着他的话，反而会让妻子更为恼火。不久她便开始因小事扔东西砸义夫了。我很心疼义夫，可想来想去，觉得只要忍受到她分娩就会没事的，所以还悄悄对义夫解释说：“不论妈妈再怎么说你，你都一定要对她道歉说‘请饶了我’！”义夫认真地遵从着我的嘱咐。这对孩子来说，内心是多么痛苦啊！幸好那时义夫开始上小学了，有了和后母分开的时间，这对义夫来说，真的算是一件好事了。

        义夫的学校位于离我家五町远的地方。因为途中有一个十丈深的悬崖，所以义夫上学的第一个月，我让女佣阿清每天去接送他，之后的日子他便开始一个人上学了。每天傍晚，我出诊回来时，听到马蹄声，义夫便会兴高采烈地到门口来迎接我。每次看到义夫那天真无邪的笑脸，再想想妻子对他的冷漠无情，我的心里就难过得不得了。

        事情就发生在那一天。那是梅雨季节一个阴沉沉的日子。就像石川啄木的诗“望着那昏沉沉的、阴暗的天空，我似乎想要杀人了呀”中所说的一样，那天让人感觉心情沉重；笼罩山顶的厚厚的乌云，就像恶魔吐出的毒气一样，空气里到处都弥漫着毛骨悚然的气味。那天我依旧到很远的地方去出诊，直到下午五点才满身疲惫地回来。可令我纳闷的是，那天并没有看到义夫到门口来迎接我。因为马夫前一天回老家探望生病的母亲，不在我身边，所以我自己到马厩拴好马，刚走进家门，就看见妻子从里面冲了出来，气呼呼地说：“你看看，义夫这家伙顽皮不顽皮，光顾着玩儿，直到现在也不回家！”

        “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学校里有什么事呀？”

        明知学校不可能有什么事，可为了不让妻子发火，我站在门口轻轻地这样说：“哪可能呀？恐怕是不愿意看见我，故意晚回家的吧！”

        我知道义夫几乎不会出去玩儿的，听了她的话，我心里开始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安。为了不让妻子生气，我说道：“让阿清她们到附近去找找吧。”

        “阿清和加藤有事出去了，不在家！”

        妻子冷冷地答道。加藤就是那个女护士的名字。

        这时门口传来了喧哗声，我马上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吃惊的同时，我不由抬头看了妻子一眼，她也正两眼冒火似的盯着我。

        “大夫，您儿子……”

        我刚冲出门，村里的男人便对我叫道。穿着校服的义夫满身泥巴，被四五个人放在门板上抬了过来。

        “您儿子掉到悬崖下面去了，真可怜！好像还有气息呢，您赶紧抢救吧！”

        这之后，我采取了什么行动，直到现在仍然想不起来。总之，几分钟后，义夫被仰面放在诊室一角的床上，我和妻子站在床头检查他的伤口。村里人回去以后，四周一片森然。“滴答滴答”的钟声在室内回荡，让人有一种撕心裂肺般的感觉。看起来义夫是脸朝下掉下悬崖时碰到了岩石上，他右胸前部的肋骨断了三四根，两个手掌大小的伤口周围血肉模糊。他紧闭着双眼，呼吸极其微弱，虽然脉搏用手几乎感觉不到，但用听诊器一听，他的心脏依然在微弱地跳动着。

        我僵直地站了起来，把放在玻璃小圆桌上的强心剂，也就是樟脑液药瓶和注射器拿了起来。

        “你要干什么？你难道要让义夫受罪吗？”妻子想要阻拦我，用颤抖的声音说。

        或许那时我有片刻踌躇，又或许我的心里在想，自己主张安乐死都十年了，此刻却要自己的儿子遭受痛苦的折磨吗？无论如何，我十年来一直坚持实施安乐死的主张在那一瞬间彻底土崩瓦解了。人除了有理性的行为外，还会有条件反射性的下意识行为。那一刻，那种本能的条件反射，容不得我去理性地考虑问题。

        我推开妻子，给义夫打了三针。妻子在旁边好像一直想要说什么，可我一点儿也听不进去。眼看着义夫的嘴唇由酱紫色变成了鲜红色。我心中暗叫：“太好了！”注射了第四针后，义夫一下子睁开了双眼。

        “义夫，你能听见吗？”我凑到他眼前轻声问道。

        看到他轻轻点了点头，我的眼泪止不住“吧嗒吧嗒”地掉了下来。接着义夫的嘴慢慢动了起来，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这个时候，妻子突然伸出右手，用力捂住义夫的嘴和鼻子，好像要让他窒息一样。

        “你想干什么？”

        我使出浑身的力气，抓住妻子的肩膀一下就把她推开了。妻子一下子跌坐在地上，撞翻了玻璃小圆桌。玻璃破碎的巨大声响，把义夫吓了一跳。他嘴里开始轻轻地说着什么。我排除一切杂念，集中精神，紧紧地盯着他的嘴唇。

        “……妈妈……请原谅我。……被您推下悬崖的时候……我马上死掉就好了……”

        我感觉脑袋“轰”的一声，就像被雷击中一样。接着眼前一黑，昏了过去。之后，我隐隐约约看见了义夫临死前嘴里吐出的血泡，也隐隐约约听到妻子在身后发疯地叫道：“啊哈哈，你不是说不能用强心剂吗？……啊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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