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花了十五分钟讨论这件事。的确很奇怪。为什么会有人声称六位不同的作家剽窃了同一份作品，还想敲诈他们每个人？为什么要在所谓剽窃发生了三十年之后才提出控诉？这可能是一件大规模敲诈。但是，这一敲诈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实现，那就是：每个被敲诈者都认为，第一，他的确做过跟这一敲诈有关的错事；第二，他是唯一的被敲诈者。这六位通俗小说帮的成员基本上都不可能是剽窃者。而且，敲诈者——如果他神志清醒的话——应该明白，这六个人中的某一个很可能会跟其他人提起这件事，那么很快所有人都会知道其他人也收到了相同的信件。这样的话就没人会付钱给他。

        所以，这到底是为什么？

        据丹瑟尔所说，其他人也跟他一样，完全摸不着头脑。他所了解到的就是，这几封信都是从旧金山寄出的。这就意味着寄信人可能是这座大城市几百万人口中的任何一个，包括大会组织者、六位作家的亲朋好友和点头之交。所有人都对这篇名为的小说很陌生，不过他们都记得《灯光下的罪恶》。这部电影现在还常常在电视上放映。作者的写作风格也很陌生，他们都觉得可能是出自初学者之手，而不是哪位成名的职业作家。

        大多数通俗小说帮成员打算对此事一笑置之，他们认为这不过是某个疯子的杰作。但同时，他们也有点好奇，还有点不自在。陌生人做出的不寻常、不正常的行为往往让人感到紧张。因此，丹瑟尔跟他们提起我时，大家达成一致，认为让一个既是侦探，平素又收藏了大量通俗小说的人参与进来是个不错的主意。

        “你要知道，这件事背后的主谋很可能根本不会出现在大会上。”我说，“很可能这只是个恶作剧，你们以后再也不会接到‘迷雾’的信。”

        丹瑟尔说：“但假设我们中的某个人再次收到他的信呢？”

        “那么，这就是一座桥梁，我们可以通过它找到事实真相。”

        “这么说你会帮我们调查了？”

        “当然，我会尽我所能，现在你已经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不过别抱太高期望，我就是去会场转转。如果我能帮上忙的话，可能也要通过某些渠道。”

        “什么渠道？”

        “我认识一个在好莱坞工作的家伙。”我说，“他认识电影行当的一些人。他也许能挖出点《灯光下的罪恶》的背景，以及有关罗斯·泰勒·克劳福德的事情，可能会取这起敲诈相关。”

        丹瑟尔对这一方法大加赞赏。随后，他看了看表，像所有口渴的人一样，舔了舔嘴唇，“嗨，差不多五点了。”他说，“我得走了。”

        我点了点头，“你能不能把手稿留下？我想看一下这篇小说，看看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当然可以，请便。”

        我问他晚上宴会的事，丹瑟尔告诉我宴会八点开始，在欧陆酒店十五层的M套房。我们又握了握手，他就去解决自己的口渴问题了。他走了之后，我也起身解决了自己的口渴问题：从放在文件柜上的保温盘里拿起咖啡壶，给自己倒了杯香浓的咖啡。

        这是个全新的保温盘，之前那个是我二十年前租下这间办公室时买的，然而在几个月前的“卡丁和尼克尔斯案件”中，它严重受损。事实上整间办公室都严重受损——有个妄想狂把我的调查工作视作莫须有的迫害阴谋，因此将我的办公室一通乱砸，大肆破坏。除了新保温盘之外，我还从二手办公用品公司那里买了一套新桌椅。原来那套桌椅伤痕累累，完全没法修理。我甚至还买了张新的《黑色面具》封面海报，这是我的最爱。原来那张海报被连着框子从墙上扯了下来，框里的画也被撕得支离破碎。

        这是二十年来我一直工作的办公室，然而又不完全是。

        新家具看起来不太对劲，用起来也不太舒服。墙上和地上还有泼洒的咖啡渍、白色的胶水印，也就是丹瑟尔之前提到的污渍。这些污渍让人们想起那场暴行，也提醒人们想起窗外的泰勒街和日渐堕落的田德隆区。不，这间办公室已不复从前，几个月前就已不复从前。也许，早在那场暴行之前就已不复从前了。

        正因为此，我终于决定改变这一切：该去一栋安全点的建筑里租一间新办公室了。找个好点的街区，能够增强客户的信心，而不是让他们怀疑自己的选择。该朝上迈一步了，或者最起码往旁边迈一步，迈进更好的环境。我应该树立起更高档次私家侦探的形象，以配合本地一些八卦记者的说法：最后一位独行侠私家侦探。

        我的新办公室坐落在德拉姆街，离水边不远。那栋建筑几年前翻修过，我将拥有两间宽敞明亮的房间，而不是现在这套死气沉沉的一间半屋子。新地址周边是金融区、河滨码头、库房、安巴卡德罗中心、轮渡大厦等等，人气十足，交通便利。最棒的是，比起这里又涨过一次的房租，那里的租金每月只贵了四十美元。

        一切都已办妥，下周一，也就是本月最后一天之后，我随时可以搬家。我签了一份两年的租约，也跟这边的房东打好了招呼。我所要做的就是把所有东西打包，跟某家小型搬家公司约个时间，把纸板箱和家具运过去。

        但我一直把打包这事往后推。三天前我买好了纸板箱，此后我有很多空闲时间，但其中大部分时间我都在阅读罗素·丹瑟尔等人写的通俗小说。也许是我太懒了，但更有可能是出于心理原因：对于我这种性格的人来说，离开一处生活了相当长时间的地方，一处美好回忆远多于糟糕回忆的地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应该在下周二之前把事情全部办妥，但现在我有了个借口，这周可以完全不用管这件事接下来三天，我会去欧陆酒店，跟通俗小说作家混在一起。事实上这并不能算是工作，因为没人付我钱，但无所谓。下周，我会打包，最终搬出这个地方，搬到新办公室。下周，我会思考怎样树立起更高层次私家侦探的形象，并开始赚大钱，也许赚的钱足够买几件新奇的电子监视设备，再给自己配个性感女秘书。

        对吧，马洛先生？

        当然，斯佩德先生。

        我端着咖啡回到办公桌前，坐下来翻看那篇。手稿的风格不合我的口味：辞藻华丽的描述性段落略显做作，以对话为主，动作不多。尽管如此，这篇文章仍蕴含着某种力量——文中浸染着引人入胜的罪恶氛围，从开篇第一段——

        一辆双轮马车仿佛幽灵般缓缓驶出迷雾笼罩的伦敦夜幕，马蹄踏在卵石地面，嘚嘚作响。马车夫手中的马鞭飞扬，发出犹如吊在新门监狱绞刑架上的死刑犯脖子扯断时的噼啪声。马车在金斯伍德街七号门口停了下来，一阵突如其来的、不祥的寂静让人屏住了呼吸。一个高个子男人点着了灯，拉紧斗篷，悄然伫立，透过浓重的夜雾凝视着眼前这栋宏伟的建筑，万籁俱寂，无声无息，人和马车好似新近涂抹在夜之画布上的二维影像，墨迹未干，闪烁着微光。

        直到最后一段——

        那个斗篷人的身份让她一阵头晕目眩，冲向大开的窗户和窗外的黑暗。屋内的静物仿佛都开始旋转，慢慢变暗、扭曲、失去色彩，宛如超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图像。黑暗向她张开了怀抱，而她已不再畏惧黑暗。可怕的黑暗？不，仁慈的黑暗。黑暗。她最后的爱人。黑暗拥抱着她，她朝着下方黑色的水面坠落，一瞬间觉得重量全失。她大叫出声，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狂喜，狂喜那黑暗的承诺终于实现，最终，为她所拥有。

        小说情节坚实，表现手法出色，堪称一篇对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心理研究。他们生活在一八九五年的伦敦，其中一个是凶手。此外还有第四个神秘人物——穿斗篷的人——此人的身份直到最后一页才真相大白。这一最后的揭秘写在纸上让人讶异，搬上屏幕则让人震惊——这也是当年《灯光下的罪恶》取得出色票房成绩的主要原因。

        我当时没看过这部电影，不过后来看过电视上的剪辑版。电影的情节和的情节分毫不差，其中一些经典对话也一模一样。这让我非常震惊，跟丹瑟尔和其他通俗小说帮成员的反应一样。我不禁开始怀疑这篇说是否并非写于拍摄电影之前，而是在电影上映之后写成的——是否才是剽窃，将剧本改成了小说，就是为了用来敲诈。但就算是这样，我还是想不出这件事的理由。你怎么可能指控六位不同的作家曾在三十年前犯下同一桩不可能犯下的剽窃罪行，借此敲诈钱财？

        我又研究了一遍那封勒索信，跟第一次一样，依然一无所获。只能研究出这么多了。我把信和手稿放回信封，把电话和地址簿扯到面前，给好莱坞的本·查德维克打电话。

        跟我一样，查德维克也是一位私家侦探。跟我不一样的是，他专门为大型电影公司工作——调查物资室和外景场地失窃案、针对工作室的保险索赔、失踪的演员或是演员的亲属等类似事件。几年前，我在调查一起常规案件时遇见了他，后来他来旧金山时和我见过几次面。我们的关系还可以，我找他帮忙的话，他要是不忙肯定会答应。

        他在办公室，没什么事，很乐意帮忙。我跟他说了一下基本情况，他说一时间他想不起来什么跟《灯光下的罪恶》相关的丑闻，幕后好像也没发生过什么值得记住的事情。这事听起来像是精神病的作为，他这么说，不过他会查一下，看看下周一之前能不能发现什么问题。

        挂断了电话，我拿起丹瑟尔给我的大会宣传册。他们在三天的大会中安排了不少议程。周五两场座谈，周六两场，周日上午还有一场；周五、周六晚上是鸡尾酒会，周六夜间安排了晚宴，周日中午安排了午宴，一场通俗小说艺术展，放映老电影：维克多·乔里主演的《魅影奇侠》系列，以及；还会举办一场特殊的拍卖会，拍卖五十多本珍贵罕见的通俗小说。

        周五第一场座谈主题为“诡异的故事与惊悚小说”，主持人是伊万·韦德。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他的主要作品就是惊悚小说，他撰写了一系列史上最恐怖的惊悚小说。据宣传册称，他还是神秘话题和舞台魔术方面的专家。当天第二场座谈由博特·普拉科萨斯主持，讨论的话题是“超级英雄”，对于这一话题博特相当有发言权。一九三九年至一九五一年间，他写了一百三十部左右的长篇小说，主角是一位名叫“幽灵”的正义战士，该人物足以比肩魅影奇侠、野蛮博士和五号探员

        星期六的一场座谈名为“西部小说与探险小说”，由吉姆·博安农主持，他在这两个领域都相当多产，另一场题为“通俗小说编辑与通俗小说作家”，由弗兰克·科洛德尼主持，最后一场座谈，也就是周日上午那场是我最感兴趣的一场：“硬汉派私家侦探”，由罗素·丹瑟尔、沃尔多·拉姆齐和伊万的妻子西比尔·韦德共同主持。显而易见，丹瑟尔与题目非常契合，拉姆齐也一样。我记得他有时为《午夜侦探》杂志撰稿，这本杂志由科洛德尼所在的行动出版社出版，此外他也给《黑色面具》、《新侦探》等杂志撰稿。最近几年他成功转型为悬疑小说作家。但我不明白为何西比尔·韦德会出现在这场座谈中。于是我看了看她的作品列表，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她竟是萨缪尔·莱瑟曼。

        如果有人问我，继汉米特和钱德勒之后最棒的通俗侦探小说作家是谁，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萨缪尔·莱瑟曼。莱瑟曼的小说全都围绕着一位名叫马克斯·鲁夫的侦探展开，这位侦探坚韧不拔、从不妥协。小说刊登在《黑色面具》和《十分侦探》杂志上，四十年代偶尔也刊登在《午夜侦探》杂志上。这些作品是对暴力的抒情研究，非常富有诗意，就跟汉米特和钱德勒的作品一样。和其他侦探小说相比，这些作品特点更加鲜明，洞察更加深刻。但它们是彻头彻尾的男性小说：风格男性化十足，充满男性特有的吸引力，就连视角都是男性的。这样的书竟然出自一位女性之手，可真出人意料。这让我迫切想见到西比尔·韦德，比见到其他几位的意愿更强烈。我想看看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也想弄明白为什么她不把马克斯·鲁夫的故事演绎成长篇小说，而是悄然无声地终结了这个人物的故事，就像丹瑟尔笔下的雷克斯·汉尼根，以及其他许多小说人物一样。

        想到未来三天能跟六位从前的通俗小说作家聊天交流，我就激动不已。对于我这么大年纪的人而言，这种感觉也许显得很幼稚，但管他呢。就像丹瑟尔说的那样，我非常关注通俗小说，已经关注了三十多年。在太平洋高地的公寓里，我收藏了六千多本通俗小说，几乎全是侦探题材。我觉得翻看这些书其乐无穷。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正是这些书让我先成为一名警察，随后变成一个私家侦探。所谓效仿，就是成长过程中一直崇拜某个英雄，并且如果有可能，自己也想成为那样的英雄。生活效仿艺术，所以，我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活在自己年少时的梦想当中。九年前，我差点跟一个女人结婚，她叫埃丽卡·科茨。她第一个指出，我一直企图成为通俗小说里那种私家侦探——然而在这个时代，英雄已经不再时髦，这座城市也早就拥有了萨姆·斯佩德。她觉得我这种做法不对，不会有什么结果。也许她是正确的。

        但是，成为通俗小说里那种私家侦探让我觉得很开心，看通俗小说，跟从前那些通俗小说作家聊天也让我觉得很开心。开心不就是生命的意义所在吗？

        真他妈的对，马洛先生。咱们去见见那些通俗小说作家吧，斯佩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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