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崎”说，这张一千日元纸币的来历是这样的。

        在三亿日元抢劫案发生几个月之后，他受“松田”之托，从熟人那里买了一部对讲机。然后“松田”将货款给了他，而这张陈旧的纸币，就是他在那笔货款中找到的。

        “山崎”对于旧的钱币感兴趣，他当时断定，这张一千日元的纸币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印制的。

        据大藏省印刷局说，印有圣德太子头像的旧版一千日元纸币是五十年代发行的，在一九六三年发行新的印有伊藤博文头像的一千日元纸币以前，这种纸币曾经是主要的货币。而且由于这种纸币是现在还在流通的纸币中最古老的类型，所以在钱币收藏爱好者中间，是非常抢手的。

        “山崎”又说道：“由于那张纸币表面非常脏，所以当时在收藏者看来应该没什么价值。可我当时认为，这种印有圣德太子头像的纸币已经停止发行，如果放上一段时间，等到市面上没有这种纸币以后，这张纸币说不准就会值钱了。我当时就是怀着这种想法，将这张一千日元的纸币藏了起来。现在，只要是干净的、未被使用过的这种纸币，价格都在一万日元以上。有些号码的纸币的价值更是高达几百万日元。因此，我当时可以算是有‘先见之明’的。可后来我就忘了把那张纸币藏在什么地方了。”

        “山崎”说完这些情况以后，又继续讲道：“大约是四年以前，我有机会和以前一起在警察学校进修的老同学喝酒。因为好久没见面了，所以大家都很激动。我们一边说着以前的事，一边喝了很多酒。其中偶然谈到了三亿日元抢劫案……有人说到了日本信托在进行工资装袋时多出三万四千日元这件事。我记得那是一个曾经在特搜本部工作的警视厅警员。我是无意之中听到这些话的，他所讲的纸币特征，和我所得到的那张纸币简直是一模一样。我吓了一跳，酒也醒了。后来我就赶忙回家，将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寻找那张被我藏起来的纸币。当时没有找到，但后来在衣柜里发现了它。就是现在我手中的这张。”

        说着，“山崎”再一次将他手中的一千日元纸币放到了我面前。

        “老大”曾经持有在三亿日元抢劫案中被抢走的纸币——这一事实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当然，“老大”手上的纸币也有可能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我现在还不能够像“山崎”那样，断定“老大”就是本案的主犯。

        但是，从案发后数月这一时间，以及“乔”拥有被抢劫的旧的五百日元纸币这一情况来看，“老大”很有可能就是罪犯，或者至少可以说罪犯很有可能就在“老大”周围的这些人当中。

        可是“山崎”并没有将这张纸币上交给警方。

        他有他自己的解释。因为三亿日元抢劫案的时效已经到期，特搜本部也已经被解散，而且他自己也已经退休，已经不再是现役警官了，这些因素都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同时他也清楚警方对时效到期的案件基本上是不会再进行追查的。

        更重要的是，“山崎”认为，先向过去和自己关系非常亲密的“松田”问清楚具体情况，然后再决定也为时不晚。

        他之所以这样考虑，是因为“老大”曾经因为“某种原因”而不得不辞去警官的工作。关于这一内容，我将在后面详细说明。现在让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山崎”最终没能和“老大”取得联系。“老大”早已从他所知道的住址搬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结果，“山崎”只好将这张有特殊标记的纸币放在家中保存了起来。除他自己以外，谁也不知道有这回事。

        “山崎”在当警察时，知道“老大”的烦恼，却没有能够帮他做些什么，他对于这一点一直感到非常懊恼，有一段时间曾经想把所有的这一切都忘掉，不再去想它。可是作为“松田”的好朋友，同时作为一名警官，他又非常渴望知道事情的真相。因此他左右为难，非常烦恼。也许正因为是如此，所以当我发现了“老大”和他的存在以后，他就非常干脆地向我吐露了真相。

        那么，特搜本部为什么会没有追寻这张有这么明显特征的纸币呢？

        翻阅警视厅的《三亿日元抢劫案调查报告书》，可以发现，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报告书中根本没有提到银行方面在工资装袋时有剩余钱款这部分内容。但是通过对相关人员的供词材料和罪犯遗留物品调查报告等为数众多的调查资料进行一一调查，我发现，在一份警方对案件相关人员的取证调查报告书中，明确记录着这一情况以及纸币的特征。

        这份调查报告书也证明了“山崎”从警视厅工作人员那里听来的话是事实。

        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特搜本部确实没有重视这一情况，另一种是警方为了便于办案而将其故意隐瞒了起来。但是由于正式的调查报告书中并没有记载这件事，所以我认为原因应该是前者。

        无论是对外公开五百日元纸币的号码，还是对这张一千日元纸币的处理方法，都让我感到疑惑不解，为什么特搜本部会无视这些至关重要的证据呢？

        让我们继续来听“山崎”的陈述。他所说的“老大”实际上叫松田诚一郎（假名字），本案案发时三十四岁。

        他的老家是东京都府中市，家里还有父母和一个妹妹。由于他父亲的工作关系，曾经搬过很多次家，在国分寺市、练马区、埼玉县川越市等东京城区和郊县居住过。

        他父亲从二战时起就在东芝府中工厂工作，后来由于身体情况恶化，被厂方解雇，此后没能再次找到工作。全家的生活依靠母亲打零工赚的钱支撑，日子过得非常拮据。

        “老大”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教师，可是为了支撑全家的生活，不得不在从东京市内的高中毕业后，到东京市的一个自治团体内当了名警察。

        他当警察时主要的工作是巡逻和维持交通秩序，也曾经驾驶过白色警用摩托车。可是几年后，由于“某种原因”，他不得不辞去了警察的工作。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山崎”是这样解释的：“‘松田’有个妹妹，他们兄妹的感情很好。可他妹妹却突然跳河自杀了。由于‘松田’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所以对他来说，他们两人已经不光是兄妹的关系了，他一定是想代替自己的父亲照顾这个妹妹。我听说由于‘松田’妹妹的遗书很简单，所以只知道是为了工作上的问题而自杀的，具体情况则不太清楚。可是，不知‘松田’是从什么地方怎么打听到的，他发现他妹妹是被人怀疑用了工作单位的钱，不堪忍受指责才自杀的。他曾经恳求自己的上司让他负责调查这件公款侵吞案件，以证明他妹妹的清白，洗清冤屈。”

        从会面一开始，“山崎”的语速就一直非常快，可惟独在讲这件事时，他却非常谨慎，每讲一句话都要仔细考虑一下，慎重地选择措辞。

        “当然，‘松田’的上司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因为他妹妹工作的地方并没有提出起诉或报案，同时他自己也不是刑警，无法办理此类案件。更重要的是，这种案件是不归他所在警署管辖的，所以没有任何办法。可是他还是一个人跑到他妹妹的原工作单位进行调查。但对方只是回答说‘没有这种事’，根本不予承认。因此，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这件事，‘松田’感到自己毫无力量，工作也越来越马虎，不久索性辞去了警察的工作。什么？您问他妹妹的工作单位在哪里？那是家位于东京市内的银行。当然，并不是日本信托。”

        此外，“山崎”还告诉我，“老大”此后换过好几次工作，在东京市内的保安公司、房产公司、贸易商社等工作过。妹妹死后，不久母亲也跟着亡故，只剩下他一个人。

        “山崎”接着说道：“他妹妹有一个很要好的女同事，曾经告诉‘松田’很多关于他妹妹的情况，并且一直鼓励着他。不久两人相爱了，因此有一段时间‘松田’变得很开朗。我听说他那段时间比较活跃，不但在工作之余学习英语口语，还取得了特种无线电技师和日文打字机操作员证书。”

        但是，好不容易到来的幸福也没有持续多少时间。

        “山崎”说：“不知是什么原因，两个人后来分手了。等我再次见到他时，他已经开始和一些可疑的家伙交往了。”

        “山崎”自己当时在别的地方的警署工作，所以和东京市内的“老大”很难见面。两人的关系开始疏远起来。

        实际上，大约在那三年时间内，两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而就在那个时期，发生了三亿日元抢劫案。

        “山崎”接着说道：“川越市原来是‘松田’的父亲居住过的城市。三亿日元抢劫案发生的时候，他们家的房子也应该是在这里。我不知道‘松田’当时是不是住在这里，但我总觉得他是以这里的房子为据点进行活动的。”

        听到这里，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山崎”会把我叫到川越市来。

        （难道，这个川越市才是“老大”这伙人的老巢吗……）

        不久，我的这一预感得到了证实，并且表现为一种具体的形式，展现在我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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