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博拉载着我们以埃维尔·克尼维尔飞越大峡谷的速度穿过车流。我想用一种礼貌的方式指出来我们只是要去看一具死尸，他不会逃跑，所以可否请她慢一点儿，但我想不出要怎么说才不至于让她腾出扶着方向盘的手扑过来掐我的脖子。

        科迪和阿斯特太小了，还不理解他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坐在后座上好像很享受，甚至在我们每次抢了别的车的道儿、被别的司机粗鲁致意的时候，他们会齐齐伸出小小的中指予以回敬。

        在一号高速公路上有三辆车出了事故，让我们不得不放慢速度。我得以不必死命憋着气才不至于尖叫出来，于是我开始想了解一下我们到底赶着去看什么。

        “他是怎么死的？”我问她。

        “跟其他人一样，”她说，“烧焦了，而且尸体的头不见了。”

        “你肯定那是库尔特·瓦格纳吗？”我问她。

        “我能证明吗？还不能。”她说，“我肯定吗？太他妈肯定了。”

        “为什么？”

        “他们在附近发现了他的车。”她说。

        我一般情况下都能明白为什么人们会对头颅另眼相看，也知道该去哪儿找到它们。但现在，在我孤身一人的时候，情况都不再是一般的了。

        “这实在没道理，你知道。”我说。

        德博拉哼哼着，手掌狠狠拍了一下方向盘。“可不是嘛！”她说。

        “库尔特肯定是杀了别的受害者的人。”我说。

        “所以，是谁杀了他呢？他的上级？”她说，趴在汽车喇叭上，逆行了一段，超过别的车。她闪过一辆公共汽车，加大油门，又把其他的车甩下去五十码，直到把堵车的部分都超了过去。我努力让自己不要忘了喘气，而且想着我们将来肯定都会死的，所以即便今天被德博拉整死又有什么分别？不过这么想不是特别管用，只能让我不喊出来，不从窗户跳出去，一直坚持到德博拉把车又开回了正确的道路上。

        “真好玩儿，”阿斯特说，“能再来一遍吗？”

        科迪兴奋地点着头。

        “而且咱们可以拉响警笛，”阿斯特说，“你干吗不用警笛呢，黛比警官？”

        “别叫我黛比，”德博拉飞快地说，“我不喜欢警笛。”

        “为什么？”阿斯特追问。

        德博拉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用眼角瞥着我。“挺正常的问题。”我说。

        “太吵了，”德博拉说，“现在让我专心开车，好吗？”

        我们默默地开到了格兰特大街，我只好独自思索这一切。可我想不出什么，除了有一点。

        “如果库尔特的死只是偶然呢？”我说。

        “即便是你也不会这么想吧。”她说。

        “可是如果他在逃，”我说，“也许他想从哪儿搞到假身份证结果搞砸了，或者在乡下被抢了。在那种情况下，有足够多的坏蛋能让他给撞上。”

        的确不大可能，即便对我来说。但德博拉还是想了几秒钟，咬着下嘴唇，甚至无意间对着一辆彬彬有礼地驶出饭店的面包车按了按喇叭。

        “不，”她最后说，“他被烧焦了，德克斯特，跟前两个一样。别人没可能照搬。”

        我再次感到空虚的内心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那是黑夜行者曾经待过的地方。我闭上眼睛，想搜寻一点儿我那昔日永恒伴侣的遗迹，可是一无所获。我睁开眼睛，正好看见德博拉加速绕过一辆鲜红色的法拉利。

        “人们会看报纸，”我说，“总是有些人会模仿杀人的。”

        她又想想，然后摇摇头。“不，”她最后说，“我不相信巧合。像这件事不可能。砍头、烧焦一起来，这只是巧合？没门儿。”

        希望又一次彻底破灭，尽管如此，我还得承认她大概是对的。砍头、烧焦的确不是通常意义的大老粗杀人法，绝大多数人更有可能做的，只是照头上来一下子，在脚上绑上重物，把你丢进大海。

        所以，我们赶去看一具我们肯定是个凶手的家伙的尸体，他被用他杀别人的同样手段给杀死了。如果是以前的我，我肯定会很享受这完美的讽刺性，但以我目前的状况来看，则不如说更是对按部就班的规律生活的又一恼人挑衅。

        但德博拉没给我时间去自寻烦恼、怨天尤人。她钻过椰树林中心区的繁忙车流，开进了海湾公园旁边的停车场，从那儿能看见熟悉的马戏团。三辆警车已经停在那里了。卡米拉·菲格正在一辆被撞毁的红色吉优车上取指纹，那大概是库尔特·瓦格纳的车。

        我探出头看看四周。尽管没有声音在耳边低语，我也立刻看出这场面有些不对头。“尸体呢？”我问德博拉。

        她正要朝游艇俱乐部走去。“在岛上。”她说。

        我眨眨眼，下了车。不知道为什么，想到岛上的尸体，我脖子后面的汗毛就竖了起来，我望向水面想找到答案，但我所看到的只是午后的微风吹过松柏，吹进我空荡荡的内心。

        德博拉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来啊。”她说。

        我看看后座上的科迪和阿斯特，他们正使劲儿要解开纠缠的安全带，想要下车。“待在这里，”我对他们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你去哪儿？”阿斯特说。

        “我得去岛上。”我说。

        “那边有死人吗？”她问我。

        “是的。”我说。

        她看看科迪，然后看看我。“我们想去。”她说。

        “不，绝对不行。”我说，“我上次已经惹了够多麻烦了。如果我再让你们看死尸，你们的妈妈会把我也变成死尸的。”

        科迪觉得那太好笑了，叽咕了一下，摇了摇头。

        我听见一声喊叫，透过大门望向码头。德博拉已经在码头上了，正要踏上一艘停在那里的警用快艇。她朝我挥手喊道：“德克斯特！”

        阿斯特跺着脚想引起我的注意，我回头看她。“你们必须留在这里，”我说，“我现在得走了。”

        “可是德克斯特，我们想坐船。”她说。

        “啊，你们不能，”我说，“不过你们要是乖，我这周末拿我的船带你们出海。”

        “去看死尸？”阿斯特说。

        “不，”我说，“我们最近不会再看死尸了。”

        “可是你答应过的！”她说。

        “德克斯特！”德博拉又喊了一声。我朝她挥挥手，似乎不是她想要的回答，因为她愤怒地回应了我。

        “阿斯特，我必须走了，”我说，“待在这儿。我们回头再谈这个。”

        “老是回头再说。”她嘟囔着。

        穿过大门的路上，我停了下来，向那里穿制服的警察交代了一句。那是一个大块头警察，黑头发，额头很低。“能麻烦你帮我看一眼那边我的小孩吗？”我问他。

        他看了我一眼：“我干吗的？托儿所巡逻的？”

        “就几分钟，”我说，“他们很乖。”

        “听着，哥们儿……”他说，但还没能说完，德博拉已经从天而降出现在了我们面前。

        “妈的，德克斯特！”她说，“赶紧滚上船！”

        “抱歉，”我说，“我得找人看着孩子。”

        德博拉咬紧牙关，然后看了大个子警察一眼，读出他的名牌。“萨青斯基，”她说，“看着那两个倒霉孩子。”

        “啊，可是，警官，”他说，“老天爷。”

        “看好孩子，妈的。”她说，“你会学到东西的。德克斯特，上船，现在！”

        我温顺地转身快步朝船跑去。德博拉嗖地超过我，等我跳上船时她已经坐好了。驾船的警察穿过一艘艘停泊的帆船，将我们的船朝着一个小岛开去。

        在戴拿基码头外围有几个小岛，给码头提供了阻挡风浪的天然屏障，使得戴拿基码头成为良好的停泊区。当然了，说它好是指在通常情况下。小岛周围散落着破损的船只和其他被最近频繁的飓风吹来的垃圾，不时会有流浪者拿这里的船只残片搭建起临时窝棚暂住。

        我们要去的小岛是其中更小的一个。半只原本四十英尺长的小船以一种奇怪的角度停在岸边，岸边的松树上挂着泡沫、破布、破塑料片和垃圾袋。除此之外，别的都和土著印第安人在的时候一样，不失为一小块宁静的土地，尽管种植着澳大利亚松树，乱扔着避孕套和啤酒罐。

        当然，库尔特·瓦格纳的尸体是另外一回事儿，那有很大可能是印第安土著之外的人留下的。它躺在小岛中央一块被清理出来的地面上，而且跟前面几次一样，被摆放得很讲究，双臂合拢放在胸前，双腿并拢。尸体无头，赤裸，被烧焦，和其他那几个很像。除了这次多了个小物件。脖子上有一根皮质绳子，挂着一块鸡蛋那么大的锡质奖牌。我凑过去看，上面是一只牛头。

        我再次感到一种奇怪的剧痛，好像我有些懂得此刻的意义，但又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如何表达——即便没有了黑夜行者，我也并非独自一人。

        文斯·增冈正蹲在尸体旁边检查烟头，德博拉蹲在他身边。我绕着他们转了一圈，从各种角度看着那具尸体——和警察在一起的静物。我大概是希望能发现哪怕是微小的但有意义的线索，比如凶手的驾驶执照或者是签名自白书。可是没有这类东西，什么都没有，只有沙子、无数双脚留下的斑驳脚印，以及海风。

        我在德博拉身边单膝跪下。“你们想找文身，是吗？”我问她。

        “这里。”文斯说。他伸出一只戴着胶皮手套的手，将尸体稍微提起来一点儿。就在那儿，有一半被沙子覆盖但仍然清晰可见，只是上部边缘被切了一点儿，大概是跟头一起切掉了。

        “是他。”德博拉说，“文身，还有他在码头的车——是他，德克斯特。我希望我能明白那该死的文身是什么意思。”

        “是阿拉姆语。”我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德博拉说。

        “我研究了一下。”我说。我在尸体旁边蹲下。“看。”我从沙子里捡起一根松枝指点着。第一个字母有一部分不见了，和头一起被切了下去，但剩下的跟我学到的相符。“那是个M，还有L，以及K。”

        “这是他妈的什么意思呢？”德博拉问道。

        “莫洛克。”我说。即便只是在阳光下说出这几个字，我都会没来由地感到一阵寒意。我试着摆脱这种感觉，可仍然很不舒服。“阿拉姆语没有元音。所以MLK就是莫洛克的意思。”

        “也可能是牛奶。”德博拉说。

        “真的吗，德博拉，如果你觉得咱们的凶手会往脖子上刺个牛奶文身，你得歇歇了。”

        “可是就算瓦格纳是莫洛克信徒，谁会杀他呢？”

        “瓦格纳杀了其他人，”我说，非常努力地让自己保持深思熟虑和自信满满的状态，同时做这两件事可不容易，“然后，嗯……”

        “是啊，”她说，“我已经想到了‘嗯’。”

        “你还盯着威尔金。”

        “我们当然还盯着威尔金了，天哪。”

        我又看一眼尸体，可是它没能告诉我别的什么，所以我几乎还是一无所知。我没法儿停止我那不断绕圈的思绪：如果瓦格纳是莫洛克信徒，现在瓦格纳死了，他就是被莫洛克杀的……

        我站了起来，感到一阵眩晕，好像明亮的阳光砸在我身上，从远处我听见讨厌的音乐开始汹涌起伏，在这个下午的此刻，我不怀疑神就在不远处呼唤着我——真的是神，而不是什么精神病在跟我开玩笑。

        我摇摇头，想让自己静静，结果几乎摔了个跟头。我感到有一只手在扶着我的胳膊帮我站稳，可我不知道那是德博拉、文斯，还是莫洛克本尊。远处有谁在喊我的名字，但是用的是歌唱般的声调，抑扬顿挫，渐渐融入了我那么熟悉的那段音乐的韵律。我闭上双眼，脸上感到灼烧，音乐声变大。有谁在摇晃我，我睁开眼睛。

        音乐停止。热量只不过是来自迈阿密的阳光，夹带着午后呼啸的风。德博拉握着我的双臂摇晃着我，一遍一遍耐心地喊着我的名字。

        “德克斯特，”她说，“嘿，德克斯特，怎么了？德克斯特，德克斯特。”

        “我在。”我说，尽管我并不是百分百确信这一点。

        “你没事儿吧，小德子？”她说。

        “我想我是站得太急了。”我说。

        她看上去很怀疑。“啊哈。”她说。

        “真的，德博拉，我现在没事儿了，”我说，“我的意思是，我觉得没事儿了。”

        “你觉得。”她说。

        “是的，我的意思是，我站起来太快了。”

        她又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放开我，向后退了一步。“好吧，”她说，“如果你还能上船，我们回去吧。”

        大概是因为我还晕乎着，她的话我听不懂，好像只是些没意义的音节。“回去？”我问。

        “德克斯特？”她说，“我们现在有六具尸体，可我们唯一的嫌疑犯就是躺在这里没了脑袋的这个。”

        “是啊，”我说，听见远处的鼓声，“那我们去哪儿？”

        德博拉攥着拳头，咬牙切齿。她低头看着尸体，有一刹那我以为她会朝它吐唾沫。“你上次撵到运河里的那家伙呢？”她最后说道。

        “斯塔扎克？不，他说……”我没说完就停下了，但还是被德博拉听见了。

        “他说？你什么时候跟他谈过了？妈的！”

        公平地说，我还晕着呢，所以我没想就开口，现在我搞砸了。我没法儿跟我妹妹解释清楚，我只不过是在前几天晚上把他绑在工作台上，本打算把他切成小块的时候，跟他谈了谈。不过血液大概是又回流进了我的大脑，因为我飞快地说道：“我的意思是，他似乎只是一个……我也说不好。我想那是个误会，我开车时抢了他的道儿。”

        德博拉生气地瞪着我，然后好像相信了我的话，她转身踢了一脚沙子。“好吧，反正我们什么指望也没了，”她说，“查查他也没坏处。”

        告诉她我已经彻底查过他了可不是个妙招儿，那大大超过了一个正常警务人员的工作常规，所以我只是赞同地点了点头。

        小岛上也没什么值得再看的了。文斯和其他法医部的专家就能搞定，我们在那儿只能碍事儿，再加上德博拉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回到陆地上去震慑嫌犯，所以我们走到岸边，登上警局小船飞快地回到了码头。我上岸后感觉好点儿了，便走回停车场。

        我没看见科迪和阿斯特，于是朝低额头警察走过去。“孩子们在车里，”我还没开口，他便说道，“他们想跟我玩儿警察捉强盗，我可没报名当托儿所保育员。”

        显然他觉得托儿所的说法特别幽默，所以一说再说，为了不给他再次幽默的机会，我便只是点点头谢了他，然后朝德博拉的车走去。直到我走到车跟前都没看见科迪和阿斯特，我开始奇怪他们到底在哪辆车里。不过紧接着我看到了他们缩在后座上，惊恐地瞪着我。我试着开门，可门锁上了。“我能进来吗？”我隔着玻璃窗喊道。

        科迪笨手笨脚地摸到了锁，打开了门。

        “怎么了？”我问他们。

        “我们看见吓人的家伙了。”阿斯特说。

        刚一开始我没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所以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后背上冷汗直冒。“你指什么，什么吓人的家伙？”我说，“你说那边的警察？”

        “德克斯特啊，”阿斯特说，“我说的不是笨家伙，是吓人。就跟我们看到头那天看到的一样。”

        “同一个吓人的家伙？”

        他俩又互相看了一眼，科迪耸耸肩。“算是吧。”阿斯特说。

        “他看见了我的影子。”科迪用他柔和沙哑的嗓音说。

        能听到这小孩敞开心扉真好，不过更好的是我现在知道自己为什么冒冷汗了。他以前就提过他的影子，可我没在意。现在该好好注意听了。我钻进后座，和他们挤在一起。

        “科迪，你怎么知道他看见了你的影子？”

        “他是这么说的，”阿斯特说，“科迪也能看见他的。”

        科迪点点头，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他脸上的表情则和往常一样，戒备而冷漠。可是我知道他信任我，愿意把这事儿交给我来处理。我希望能感染一点儿他的乐观精神。

        “说到你的影子。”我字斟句酌地问他，“你是说太阳在地面弄出来的影子？”

        科迪摇摇头。

        “你还有另外的影子。”我说。

        科迪看着我，好像我刚问的是他有没有穿裤子，但是他点点头。“里边的，”他说，“就跟你以前有过的一样。”

        我往后靠在椅背上，假装在喘气。“里边的影子。”这描述棒极了——优雅、简约、准确。而又是我所曾经拥有的，这又给它增加了一分酸楚，令我觉得相当动人。

        当然，感动没什么用，所以我一般都避免感动。此刻，我竭力摆脱这种感觉，一边奇怪那昔日固若金汤、巍峨壮丽、用纯理性打造的德克斯特城堡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清楚地记得我曾经有多么聪明，可是我一直忽视了很重要的一件事儿。问题并不是科迪所说的内容，而是我怎么会一直没能懂得他。

        科迪看见另一个猎手，而且借助他自己内心的黑色物质认出了这个同伴。从前当黑夜行者还在我心里住着的时候我也能做到。同样，对方也用完全一样的方式认出了科迪。可是为什么科迪和阿斯特会被吓得钻进了汽车呢？

        “那人跟你说了什么？”我问科迪。

        “他给了我这个。”科迪说。他递过来一张浅黄色名片，我接了过来。

        名片上是一个牛头的图案，和我在小岛那边库尔特尸体的脖子上看到的完全一样。图案下面是和库尔特的文身一样的字：MLK。

        车前门打开了，德博拉一下子钻进来，坐在方向盘后面。“走吧，”她说，“坐回你的座位。”她猛地把钥匙捅进引擎开关，把车打着，我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等一分钟。”我喘上来一口气后挣扎着说。

        “我连一分钟都没有。”她说，“干吗？”

        “他刚才在这儿，德博拉。”我说。

        “看在老天的分儿上，德克斯特，说清楚谁在这儿？”

        “我不知道。”我承认。

        “那么你怎么知道他在这儿？”

        我凑过去递给她名片。“他留下了这个。”我说。

        德博拉接过来看了一眼，马上丢到座位上，好像那上面有毒蛇的液体。“靠，”她说着，关了引擎，“他把这个留在哪儿了？”

        “给了科迪。”我说。

        她转过头，挨个儿地看着我们仨。“他干吗把名片给一个孩子？”她问。

        “因为——”阿斯特说，我用手捂住她的嘴。

        “别插话，阿斯特。”趁她还没提到影子，我赶紧说道。

        她喘了口气，想了想还是顺从地不吭声儿了，但嘴巴被捂着她还是很不开心。我们就这样坐在那儿，四个人组成了一个不开心的大家庭。

        “他干吗不把名片放在风挡玻璃上，或者放在信封里寄来？”德博拉说，“再说，到底干吗要给名片？看在老天的分儿上，印这么个东西是什么意思？”

        “他把这个给科迪是想吓唬我们，”我说，“他是想说，‘瞧，我能找出你们最薄弱的环节’。”

        “显摆。”德博拉说。

        “对，”我说，“我也这么想。”

        “这浑蛋，这是他干的头一件稍微有点儿逻辑的事儿。”她拿手拍着方向盘，“他想玩儿捉迷藏游戏，那些疯子都喜欢这个，赶巧我也能玩儿这个。我会把那杂种逮住。”她回头看我。“把名片放进证据袋，”她说，“再让孩子们做一下描述。”她打开车门钻了出去，到那边找那大块头警察萨青斯基去了。

        “好吧，”我对科迪和阿斯特说，“你们记得那家伙的样子吗？”

        “记得，”阿斯特说，“我们真会跟他玩儿游戏吗，就像你妹妹说的那样？”

        “她说的‘玩儿’和你们玩儿踢罐子是不一样的，”我说，“是他想试试我们能不能逮住他。”

        “那这跟踢罐子有什么不同呀？”阿斯特说。

        “玩儿踢罐子的话，不会有人死去，”我告诉她，“那人长什么样儿？”

        她耸耸肩：“他挺老的。”

        “你是说，真的老？白头发、满脸皱纹的那种老？”

        “不，你知道，跟你差不多老。”她说。

        “啊，你是说那种‘老’。”我说，感到冰冷的死神的手指轻轻刮过我的脑门儿，半晌还能感觉到它那微弱而颤抖的手的存在。从一个才十岁的孩子这儿得到一个清晰的描述是不大可能了，她对所有的大人都不感冒。显然德博拉选择去跟笨警察拿情报是个比较聪明的决策。跟孩子费劲儿是没戏的，不过我还是把死马当活马医吧。

        我突然灵光一闪。如果那个吓人的家伙是斯塔扎克，他返回来找我算账，倒还说得通。“你还记得他的别的什么吗？他说话带不带口音？”

        她摇摇头：“你说像法语口音的那种？不，他发音很正常。谁叫库尔特？”

        如果说我的小心脏在听到她这话后翻了个个儿，那是夸张，但我的确感到心中一凛。

        “库尔特就是我刚看过的那个死了的家伙。你干吗问这个？”

        “他说，”阿斯特说道，“他说将来科迪会成为一个比库尔特强得多的帮手。”

        一阵突如其来的冷战滚过德克斯特的小宇宙上空。“真的吗？”我说，“多好的人哪。”

        “他一点儿都不好，德克斯特。我们跟你说过了，他很吓人。”

        “可他到底什么样子呢，阿斯特？”我有气无力地问，一点儿不抱希望，“如果我们连他什么长相都不知道，怎么抓住他呢？”

        “你用不着抓他，德克斯特，”她说，仍然带着那种有些不耐烦的口气，“他说时候到了，你就会找到他。”

        地球停转了一刹那，足够让我感觉到每一滴冷汗从毛孔奔涌而出。我稍稍恢复了神志之后，问她：“他原话到底是怎么说的？”

        “他说等时候到了，你会找到他的。我刚说了。”她说。

        “他是怎么说的，”我说，“‘告诉爸爸’‘告诉那家伙’，还是什么？”

        她叹了口气。“‘告诉德克斯特，’”她很慢很慢地说，好让我能听懂，“就是你。他说：‘告诉德克斯特他会找到我的，等时候到了。’”

        听了这话我本该更害怕。可奇怪的是，我没有。事实上，我感觉好了一点儿。现在我确定有人在跟踪我。上帝还是死神，已经不再重要，他会等时候到了降临，不管那到底意味着什么。

        除非我先下手为强。

        这想法很蠢，是照搬高中生更衣室打架的战术？自己目前的表现是完全没有能力提前哪怕半步，更别说找出他了。这么久以来，我什么都做不了，除了眼睁睁地看着他跟踪我、吓唬我、追赶我，把我吓得体如筛糠，我这辈子还没有被吓成这样过。他知道我是谁，在做什么，在哪儿，我却连他的长相都不知道。“求你了，阿斯特，这很重要，”我说，“他高个子？留胡子？古巴人？黑人？”

        她耸耸肩。“只是，你知道，”她说，“是白人。他戴眼镜。就是个普通人，你知道。”

        我不知道，但德博拉一把拉开了门，一屁股坐进驾驶座。“天哪，”她说，“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笨的家伙？”

        “你是说萨青斯基没说出来什么？”我问。

        “他说了一卡车的话，”德博拉说，“可都是脑死亡的废话。他觉得大概有个家伙开了辆绿色汽车。没了。”

        “蓝色，”科迪说，我们都转过头去看他，“是蓝色的。”

        “你肯定？”我问他，他点点头。

        “那我是该信这个小孩儿呢，”德博拉问道，“还是信一个上岗十五年但满脑子除了大便一无所知的警察？”

        “你不该老是说脏话，”阿斯特说，“你已经欠了我五块半罚金了。而且，科迪说得对，是蓝色的。我也看见了，就是蓝色的。”

        我看着阿斯特，同时也感觉到德博拉用目光逼视我的压力，于是我又转过去看她。

        “哦？”她说。

        “哦，”我说，“别说脏话。这儿是两个非常聪明的孩子，而萨青斯基绝对不会受邀加入门萨俱乐部。”

        “你觉得我该相信他俩？”她说。

        “没错。”

        德博拉琢磨了一会儿，嘴巴动着，好像真的在咀嚼什么很硬的食物。“好吧，”她最后说，“那么我现在知道他开辆蓝色车，跟迈阿密每三辆车中就会有的一辆那样。教教我这能怎么帮到我。”

        “威尔金开蓝色车。”我说。

        “威尔金被监视着呢，你傻啊？”她说。

        “给他们打个电话。”

        她看看我，咬咬下嘴唇，然后拿起她的无线电，出了汽车。她说了几句，我听见她的音调提高，接下来又说了几句她的经典脏话，阿斯特边看边摇头。最后德博拉冲了进来。

        “杂种。”她说。

        “他们把他看丢了？”

        “不，他就在那儿，他自己家里。”她说，“他刚刚开车回家，进了房间。”

        “他去哪儿了？”

        “他们不知道。”她说，“他们换班的时候没盯住。”

        “什么？”

        “迪马克进门，鲍尔弗出门，”她说，“他就趁他们交接的空当儿溜走了。他们发誓他走了不到十分钟。”

        “他家离这里五分钟。”

        “我知道，”她惨兮兮地说，“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让他们继续监视威尔金，”我说，“同时，你跟斯塔扎克谈谈。”

        “你跟我一起来，对吗？”她说。

        “不，”我说，想着我可不愿意见那家伙，而且正好有一个绝好的借口，“我得送孩子们回家。”

        她气呼呼地看了我一眼。“如果不是斯塔扎克干的呢？”她说。

        我摇摇头。“我不知道。”我说。

        “是啊，”她说，“我也不知道。”她发动引擎，“回到你的座位上去吧。”

        我们回到总部时早已过了五点，所以我无视德博拉怨恨的表情，把科迪和阿斯特塞进我那辆小车，启程回家。他俩一路上都很老实，显然是对那个吓人的家伙心有余悸。不过他们都是挺坚强的孩子，这从他们遭受了亲生父亲的那般锤炼之后还没丧失说话的功能就能看出来，所以我们离开警局十分钟后阿斯特就恢复正常了。

        “你要是能像黛比警官那样开车就好了。”她说。

        “我还想多活一阵儿。”我告诉她。

        “你怎么没有警笛？”她问，“你不想要一个警笛？”

        “法医没有警笛，”我说，“而且，我不想要一个警笛。我比较低调。”

        从后视镜我看见她皱眉头。“什么意思？”她问。

        “意思是我不愿意引起别人的注意。”我说，“我不愿意让别人注意我。这一点你俩也应该学会。”

        “别的人都想引人注目，”她说，“他们整天就惦记这个，就想让大家都看着自己。”

        “你俩不同，”我说，“你们永远都和别人不一样，你们也永远不会和别人一样。”她半晌没说话。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她，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脚。“那也未必不好，”我说，“‘正常’的另一个说法叫什么来着？”

        “我不知道。”她一头雾水地说。

        “普通，”我说，“你真的希望自己普通吗？”

        “不，”她说，听起来没那么不高兴了，“可是如果我们不普通了，人们就该注意我们了。”

        “所以你要保持低调，”我说，暗自高兴终于能自圆其说了，“你得装作特别正常。”

        “也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跟他们不一样，”她说，“谁都不能。”

        “对。”我说。

        她看看她弟弟，他俩又那样默默地意味深长地用目光交谈了一气。我享受着这片刻安宁，在傍晚的拥堵车流中开着车，有点儿可怜起自己来。

        过了几分钟，阿斯特又开腔了：“也就是说我们对妈妈也不能说我们今天干了什么。”

        “你们可以跟她说显微镜的事儿。”我说。

        “可是别的事情不能说？”阿斯特说，“吓人的家伙，还有黛比警官开车？”

        “对。”我说。

        “可是我们不该撒谎，”她说，“尤其是对妈妈。”

        “所以你们不要跟她说这些事儿，”我说，“她知道了会很担心的，她不需要知道这些事儿。”

        “可是她爱我们，”阿斯特说，“她希望我们开心。”

        “是的，”我说，“可是得用她能理解的方式才能让她相信你们是开心的，不然她会不开心。”

        又是一阵长长的沉默，末了当我们拐进家附近的街道时，阿斯特说：“吓人的家伙也有妈妈吗？”

        “几乎肯定有。”我说。

        丽塔大概是正在门前等着，所以我们刚一停好车，打开门，她就迎了出来。“嘿，”她高兴地说，“你俩今天学到什么了？”

        “我们看见泥土，”科迪说，“从我的鞋底。”

        丽塔眨眨眼。“真的？”她说。

        “还有一粒爆米花，”阿斯特说，“我们看了麦克风，从那儿能看出来我们都去过哪儿了。”

        “是显微镜。”科迪纠正道。

        “随便，”阿斯特耸耸肩，“而且能看出是谁的毛发，山羊还是地毯。”

        “哇，”丽塔说，看上去有些震撼和难以置信，“你们还真学到了很多东西。”

        “是的。”科迪说。

        “好吧，那么，”丽塔说，“你俩赶紧去做作业吧，我给你们准备零食。”

        “好。”阿斯特说道，和科迪一路小跑进了家。丽塔目送他们进去，然后转向我，挽着我的胳膊，一同漫步走进家门。

        “看来还不错？”她问我，“我是说，他们看上去很……”

        “他们的确是，”我说，“我想他们开始明白犯那样的错误是有后果的。”

        “你没给他们看太残酷的东西，是吗？”她说。

        “没有，连一滴血都没有。”

        “好。”她说着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我想这就是你打算结婚而要付出的代价之一。也许这只是她的一个简单的圈地运动，向世界证明我归她所有，我应该为她没运用传统的动物界的方式而感到高兴。可是通过身体接触公开表达感情这件事儿我还没太吃透，我觉得别扭，不过还是伸出一只胳膊搂着她，我知道这是正确的人类反应。我们就这样相拥着跟着孩子们进了屋。

        我知道那不是一个梦。可是夜里有个声音再次潜入了我那可怜的备受摧残的大脑，音乐和吟唱以及金属的敲击声都是我所熟知的，我的脸上感受到灼烧，还有那涌动高涨的喜悦从我荒芜已久的内心升起。我醒来时已经站在门前，手放在门把手上，浑身大汗淋漓，很满足，很有成就感，没有一丁点儿本该有的不自然。

        我当然知道“梦游”这回事儿。但我也从大学一年级的心理学课本上知道梦游一般不是由音乐引起的，我也知道在我内心深处本该为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感到焦虑、担忧、挣扎。这些事情本不该发生，可是它们的确存在在那里，而且我为能拥有它们而高兴。这一点才是最吓人的地方。

        那种音乐对于德克斯特来说是不受欢迎的。我不想要它，希望它走得远远的。可是它不请自来，一遍遍奏响，让我违背自己的本意欣喜若狂，还把我牵到门前，显然是要把我往门外头引，而且——

        而且什么呢？我被一个邪恶阴暗狠毒的念头吓了一跳，不过……

        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偶尔的冲动，不经大脑的想法，使得我下了床走过通道来到门边？还是有什么东西试图引导我打开门走到外面？他曾告诉孩子们当时候到了我就会找到他——现在时候到了吗？

        有谁希望德克斯特夜里孤身一人而且神志不清？

        这想法真棒，我很自豪想到这个，因为这意味着我已经脑残了，没法儿干大事儿了。我在愚蠢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这是没可能的、白痴的、累出毛病了的歇斯底里。世上没人能虚掷这么多光阴，德克斯特除了对德克斯特自己以外，对别人没那么重要。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关掉了前门廊下的灯，打开了大门。

        街对面向西五十英尺的地方，有辆车发动引擎，然后开走了。

        我关上门，上了两道锁。

        现在又轮到我在厨房的餐桌旁坐下，喝着咖啡，试着解开这人生谜团。

        我坐下时是三点三十二分，丽塔进到厨房时是六点整。

        “德克斯特。”她脸上带着梦游似的惊奇表情说。

        “活着呢。”这会儿要保持我惯常的乐天假面实在难上加难。

        她皱起眉头：“你怎么了？”

        “没事儿，”我说，“只是睡不着。”

        丽塔俯身摸到咖啡壶，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她在我对面坐下来，喝了一口咖啡。“德克斯特，”她说，“预订是很正常的。”

        “当然，”我说，完全不知她在说什么，“不预订就没座儿了。”

        她摇摇头，疲倦地笑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她说，我不知道，“关于婚礼。”

        我脑海里有什么在闪烁，我差点儿说“啊哈”。当然是婚礼。人类女性对婚礼的话题情有独钟，即便那不是她们自己的婚礼也一样。如果真的是她们自己的，她们会白天黑夜无时无刻不在想这事儿。丽塔透过一副婚礼魔术眼镜，已经预见了每一件婚礼上发生的事情。如果我睡不着，那一定是因为做了个关于婚礼的噩梦。

        我呢，说实在的，一点儿都没被这事儿困扰，我还有一大堆更重要的事儿要想。婚礼，那是件自动进行的事情。到点儿了，我出现一下，它进行下去，就这样。显然我跟丽塔在这点上没法儿有共同意见，尽管我觉得我的想法特别合理。不行，我得为自己的失眠想出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我环顾室内，终于在洗碗槽旁边看见两个午餐饭盒。这个不赖。我在那枯竭的大脑中搜寻半晌，找到一个似乎还可以的说法。“如果我对于科迪和阿斯特来说不够好怎么办？”我说，“我不是他们的爸爸，却要给他们当爸爸，如果我做不好呢？”

        “哦，德克斯特，”她说道，“你是一个很棒的爸爸。他们绝对爱你。”

        “可是，”我说道，一半假装苦恼，一半是真苦恼下边要说什么，“可是他们现在还小。等他们长大了，等他们想了解他们的亲生父亲——”

        “他们已经知道那杂种够多的了。”丽塔飞快地说。我吃了一惊，我从来没听她爆过粗口。大概她也从来没说过，因为她开始脸红了。“你是他们真正的父亲，”她说，“你是他们景仰、听从、爱戴的人。你就是他们需要的父亲。”

        我想这话至少有一部分是真的，因为只有我才能教给他们哈里准则，还有其他他们需要学会的东西，尽管我怀疑这和丽塔想的不是一回事儿。我说：“我真的想把这事儿做好。我不能失败，一分钟都不能。”

        “哦，德克斯特，”她说，“人都会失败。可是我们不断尝试，直到最后取得成功。真的。你会做得特别好的，你等着瞧。”

        “你真这么想？”我说，有点儿为自己的过火表演感到不好意思。

        “我知道是这样的。”她说，带着她的丽塔式经典微笑。她伸过手来握住我的手。“我不会让你失败的，”她说，“你现在是我的了。”

        这是一个大无畏的断言，公然藐视废奴宣言，声称她拥有我。不过这不失为一个结束此刻的别扭场面的好关口，所以我由得她去。“好吧，”我说，“咱们吃早餐吧。”

        她歪着脑袋看了我一会儿，我明白我肯定又说错话了。不过她只是眨了眨眼睛，然后说：“好吧。”说完站起来去做早饭了。

        那人在夜里已经来到了门边，然后吓得又狠狠地关上了门——肯定没看错。他害怕了。他听见了召唤而且跟随而来，然后害怕了。观察者毫不怀疑。

        时候到了。

        现在。

        我身心俱疲，昏头昏脑，最糟糕的是，吓得魂飞魄散。每当别人无心地按一下喇叭，我就会惊得跳起来，幸好有安全带勒住，我会下意识去摸索能防身的武器；每当有车驶近，离我只有几英寸远，我就会看着后视镜，等着对方做出敌意的举动，或是等着那讨厌的梦幻音乐在耳畔响起。

        有什么在跟着我，我还是不知道对方的企图和理由，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跟某个古代的神有关联。它在跟着我，尽管不能马上对我下手，可它在慢慢地消磨着我，直到我累得筋疲力尽，到那时，投降便成了一种解脱。

        我几乎已经愿意束手就擒，瘫软在地，任由敌人一哄而上。屈服，任音乐涤荡我的灵魂，将我席卷而去，带我融入那欢乐的火焰以及那死亡之后的极乐世界。不再有挣扎、谈判，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德克斯特的末日。如果再像昨天那样过上几夜，一切都将变得无所谓。

        德博拉在警局堵我，我一出电梯她就跳了出来。

        “斯塔扎克失踪了，”她说，“邮箱里堆了好几天的邮件，车道上是投递的报纸——他不见了。”

        “这是好消息啊，德博拉。”我说，“如果他跑了，正说明他有罪啊。”

        “说明个屁，”她说，“库尔特·瓦格纳也是同样的情况，他死了才出现。我怎么知道斯塔扎克不会也这样？”

        “我们可以发通缉令，”我说，“还是有可能先逮住他的。”

        德博拉踢了墙一脚。“浑蛋，我们什么都没逮住，什么都没赶上。德克斯特，帮帮我吧，”她说，“这事儿都把我逼疯了。”

        我本想说我遭受的远比她多，可显得有点儿不厚道，所以我只是说：“我试试吧。”德博拉垂头丧气地走了。

        我还没走到我的办公室，就看见文斯·增冈迎面朝我走来，带着一副超级假的愁眉苦脸的表情。“面包圈呢？”他气愤地责问。

        “什么面包圈？”我说。

        “该你了，”他说，“今天该你带面包圈了。”

        “我昨晚可难受了。”我说。

        “那我们就该难受一早上？”他问，“这还有天理吗？”

        “天理不归我管，文斯，”我说，“我只管血液分析。”

        “哼，”他说，“显然你也不管面包圈。”他拂袖而去，带着能以假乱真的大义凛然，剩下我一个人在那儿想这是不是第一次跟文斯斗嘴时被他打败。这是德克斯特号列车脱轨的又一个迹象。可怜的日暮途穷的德克斯特真要退出历史舞台了吗？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变得漫长而乏味。我悲壮地熬过了上午，去城中心看了一具死尸，然后回来做了一圈无头绪的实验室分析。又订了些试剂，写完了一份报告。我收拾干净桌面准备下班回家，这时电话铃声响起。

        “我需要你帮忙。”我妹妹劈头就说。

        “你当然需要了。”我说，“你能承认这一点很好。”

        “我值班到半夜。”她说，没理我那智慧而辛辣的攻击，“凯尔自己关不上卷门。”

        “为什么凯尔需要关上卷门呢？”我问。

        德博拉喷了下鼻子：“天哪，德克斯特，你整天都干吗了？龙卷风要来了。”

        我本可以说不管我整天干了什么，反正没闲工夫坐那儿听天气预报，不过我只是说：“龙卷风，真的啊，真好玩儿。什么时候？”

        “争取六点钟赶到那儿。凯尔会等急的。”她说。

        “好吧。”我说。可是她已经挂断了。

        我在发动引擎之前给丽塔打了个电话，按我的计算她这会儿应该快到家了。“德克斯特，”她气喘吁吁地说，“我不记得家里有多少瓶装水了，便利店的队排得都到停车场啦。”

        “哦，那我们只好喝啤酒了。”我说。

        “家里罐头食品够了，不过炖牛肉已经有两年了。”她说道，完全想不到别人兴许也有话要说。“我两周前检查了手电。”她说，“记得吧？上次停电了四十分钟。备用电池在冰箱里，就在最下层靠里放着。我现在带着科迪和阿斯特一块儿，明天没有课后活动，可是学校不知谁跟他们说起了龙卷风安德鲁，我看阿斯特有点儿受惊吓。所以你今天回家能不能跟他们谈谈？就说这不过是一场大暴雨，我们不会有事儿的，就是有大风和很吵的噪声，还会停一会儿电。如果你在回家路上看见哪个商店没那么挤的话，千万记得买些瓶装水，越多越好。再买些冰，冷冻箱我想还在洗衣机上面的架子上，咱们把冰放在里面，好存容易坏的东西。哦，你的船怎么办？停在现在的地方没事儿吗？还是你得把它挪个地方？我们得趁天黑之前把后院清理出来。我们肯定没事儿的，而且说不定压根儿都不会吹到这儿来。”

        “好啦，”我说，“我得晚一点儿到家。”

        “好吧，哦，看哪，温迪克西商店不太挤。我们试试吧，有停车位，再见！”

        如果高峰时刻的交通是疯狂的，那么即将有龙卷风席卷的高峰时刻的交通则是世界末日，大家都是一副“我们都快死了，但您请先走一步”劲头，对哪个插道抢行的都恨不得要杀了他。开到德博拉在珊瑚道的小房子并没花太多时间，但我最终从车里下来的时候，感觉自己好像刚经历了一场印第安男子成年礼。

        我钻出汽车，房子前门打开着，丘特斯基走了出来。“嘿，伙计。”他喊道。他用左手的钢叉冲我高兴地挥舞着，走下车道来迎接我。“真感谢你过来帮忙。这该死的钩子让我费老大劲儿都拧不上那颗螺丝。”

        “掏鼻孔更费劲儿吧。”我说，对他的乐观豪情有点儿看不顺眼。

        他却一点儿都没介意，反而大笑起来：“可不是，擦屁股才难弄呢。来吧，我已经把东西都搬到院子里了。”

        我跟着他来到后院，记得德博拉有个小小的荒芜的平台。出乎我意料的是，荒芜不再，原先旁逸斜出的树枝被锯掉，石缝间的杂草都被拔除干净。有三丛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蔷薇和一捧叫不上名字的花朵，另一角是一架擦拭得干干净净的烧烤炉。

        我看着丘特斯基，扬起眉毛。

        “啊，我知道，”他说，“有点儿娘儿们气，是吧？”他耸耸肩，“我闲坐着养伤简直无聊透顶，反正我也喜欢把东西收拾得整洁点儿。”

        “看上去非常棒。”我说。

        “啊哈，”他说，好像我认真在说他娘儿们气似的，“得，咱们把这个弄了。”他冲一堆斜靠在房子一侧的卷着的金属说。那是德博拉防龙卷风用的卷帘门。摩根家族是佛罗里达的二代移民，哈里和其他佛罗里达居民一样，从小教会我们使用卷帘门。舍不得花小钱置备这个东西，就等着将来花大钱修房子吧。

        德博拉的这种高级卷帘门有一个缺点，就是非常沉重，而且边缘锋利。必须有副厚手套，对丘特斯基来说，一只就够了。我不肯定他会因为省下一只手套钱而高兴。他干活儿特别卖力，甚至有点儿过头，他是想让我知道他没残废，不真需要我帮手。

        不管怎么说，只花了四十分钟，我们就把卷帘门都安装到位。丘特斯基最后看了一眼工作成果，显然感到很满意。他扬起左臂，抹去眉毛上的一滴汗珠，差点儿被钩子划了脸。他苦笑了一下，看看钩子。

        “我还没适应这玩意儿，”他说着摇摇头，“我半夜醒过来，不见了的指关节还会痒痒。”

        我想不出该说点儿什么。我没遇到过别人谈论自己截肢的情况。丘特斯基好像也有些困窘，他抽抽鼻子，发出点儿并不好笑的声音。

        “嗯，”他说，“老家伙还有副好拳脚。”我觉得这话说得不太妙，因为他还少了只左脚，无论拳还是脚，他都谈不上好。不过看到他振作起来我还是挺高兴的，所以我同意了他的话。

        “毫无疑问，”我说，“你肯定会好起来的。”

        “啊哈，谢谢啦，”他说着，并不是很有信心的样子，“反正，我倒不必非让你信我，有几个在部里的老伙计给我找了份文职工作，不过……”他耸耸肩。

        “你啊，”我说，“你不会是真想回去做机密工作吧？你还能做吗？”

        “我擅长的就是这个，”他说，“有一阵儿，我是那儿最棒的。”

        “你想念那种刺激吧？”我说。

        “可能吧，”他说，“来瓶啤酒吧？”

        “谢谢，”我说，“但我得到领导指示，得买些瓶装水和冰块，晚了就被抢空了。”

        “是啊，”他说，“大家都怕喝酒的时候没冰块。”

        “这是龙卷风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威胁之一。”我说。

        “多谢帮忙。”他说。

        回去的路上，交通更糟糕了。有些急急忙忙往家赶的人在车顶上绑着千辛万苦弄来的三合板，跟刚刚打劫过银行似的。他们气呼呼的，还没从排了一个多钟头长队的紧张中缓过来。在那一个多钟头的时间里，他们得一直提心吊胆，怕人插队又怕轮到自己时什么都没了。

        其他的人则是正赶着要去排队的人，他们也气呼呼的，恨别人比他们先弄到紧急物资，恨那些说不定把佛罗里达最后一节电池买走了的家伙。

        总体而言，这是一个充满了敌意、愤怒和惊恐的人类组合，这本该令我心花怒放。可是一切愉快都无影无踪，因为我发现自己正哼着一段曲调。简单、重复性高，不是特别上口的一段曲调。我自顾自地哼着，在这高速公路上，享受着它给我带来的舒适感，仿佛我妈妈曾经唱给我的那样。

        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肯定，不管我潜意识里在想什么，都是由一个简单易懂、逻辑分明的东西所引起的。另外，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简单易懂、逻辑分明的东西能让我听见音乐，并感到脸上有灼热的感觉。

        我的手机开始振动，反正车辆在缓缓蠕动，我接通了它。

        “德克斯特，”丽塔说，但我几乎听不出她的声音了。她听起来弱小、迷失，完全崩溃。“科迪和阿斯特，”她说，“他们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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