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谋杀，我听到沃尔夫发表奇谈怪论，可不是一次两次了。他曾说过，像蓄意谋杀这么复杂的事，没人能做得天衣无缝。他还说，只有见机行事，才能在杀人后不靠运气而逍遥法外，任凭怎样足智多谋，都抓不住他；等待时机！时刻准备，一旦机会来临就出击；他还补充说只有那些碰巧不那么急着杀人的人，才会有这样的好福气。

        到星期二晚上，关于这位印第安那波利斯的联邦法官，m.R.哈里森之死，有一点我已经能确定：如果真是谋杀，一定是见机行事，未经谋划。在此，我还想说，我知道什么不是我的专长，我的能力有限。星期一晚，保罗·蔡平在沃尔夫的办公室里待了仅三分钟，我就明白我根本看不懂他；要让我去查清他，他的日子可就好过了。那些胸有城府、高深莫测的人总会把我搞糊涂。如果是幅画，那就不同了。再七零八落的画，从星期日到现在，我也能有四十种方法把各部分拼起来。星期二，我花了六小时琢磨哈里森法官之死这幅画——读巴斯科姆的报告，跟六个人谈话，包括给菲尔莫尔·科拉德打了三十分钟的长途，午饭、晚饭都是就着这事儿吃的——我已经能认定三件事：第一，如果是谋杀，就是见机行事；第二，如果是他杀，就是被保罗·蔡平杀了；第三，证明这件事的概率相当于证明诚实无往不胜。

        这事已过去将近五个月了，但那首打字机打出来的诗以及随后发生的事，使他们对此事一直记忆犹新。保罗·蔡平是和利奥波德·埃尔克斯，那位外科医生一起开车去哈佛的，因为后者有个儿子要毕业了。哈里森法官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从印第安那波利斯赶来。德拉蒙德已经在那儿了。埃尔克斯对我说，因为德拉蒙德年年都怀疑他是否真的毕业于一所著名大学，所以每年六月他都回去确认一次。埃尔克斯喜欢德拉蒙德，就像出租车司机喜欢交警。卡伯特和西德尼·朗在纽约有公事，鲍恩住在西奥多·盖恩斯家，他们好像有什么财务上的交易。不管怎样，菲尔莫尔·科拉德联系上了他的老同学们，邀请他们周末到他家去，在马布尔黑德附近。来参加聚会的人真不少，有十好几个。

        星期六晚餐后，他们去野外散步，天擦黑时，走到了一座百尺高的悬崖旁，下面乱石杂堆，海浪翻滚。有四个人没去，在房里打桥牌，包括卡伯特和埃尔克斯。保罗·蔡平拐着腿跟着那些人去散步。后来，散步的人分开了，有几个和科拉德去马厩看一匹病马，有几个回了别墅，还有一两个留在后面。过了大概一小时，或更长一些，他们发现找不到哈里森了。到半夜，他们是真的开始担心了。天刚亮，潮水还未完全退去，他们就在悬崖脚下找到了夹在乱石间的满是伤痕的尸体。

        一起悲惨的事故，一场被搅乱的聚会。人们本没有多想，直到上个星期三，每人都收到了那首打出来的诗。谁都没有怀疑过诗的意图，由此足可以看出保罗·蔡平的人品。卡伯特说，他们之所以没有其它猜测，就在于哈里森的死亡方式和若干年前蔡平所经历的那起事故太相似了——从高处掉下。他们聚到一起商量，想回忆起那天发生的事。住在波士顿的迈耶说，星期六晚，他离开哈里森时，后者正坐在悬崖边上，他还对哈里森开玩笑说，准备好打开降落伞，当时周围没人。然后他们开始回忆蔡平的行踪。有两人肯定地说，蔡平一瘸一拐地跟在那群人后面往回走，上了走廊，进屋了。鲍恩认为他在马厩看到了他。西德尼·朗说那群人回来后没多久，他就看到蔡平在看书，而且至少一小时没动地方。

        现在，所有会员都卷了进来，他们都收到了警告，都是一筹莫展。有两三个人打算置之一笑。利奥波德·埃尔克斯认为蔡平是无辜的，连警告都不是他写的，建议另寻凶手。有些人，起初还不少，打算报警，但以希巴德、伯顿和埃尔克斯为首的几人说服他们打消了这个念头。科拉德和盖恩斯从波士顿赶来，试图回想那晚发生的事，确定蔡平的行踪，因不能达成一致，最终放弃。最后，他们委托伯顿、卡伯特和明去拜访蔡平。

        蔡平笑眯眯地接待了他们。在他们的要求下，蔡平描述了他在星期六晚的行踪，清晰而详细地帮他们回忆：他是到悬崖时赶上他们的，在长椅上稍事休息，然后和那群人一起回了别墅，他没注意哈里森坐在悬崖边。他不会打桥牌，就拿本书坐在椅子上看，直到大家开始乱哄哄地说哈里森失踪了——那时已近半夜。他微笑着讲完了他的故事。他没生气，只是隐隐有些伤心，他最好的朋友们竟以为他会对他们心存恶意，他们是知道的呀，在他心中，只有一事令他困扰，即他是更该爱他们，还是更该感激他们。微笑，但伤心。至于他们收到的警告，那是另外一回事。他说，他们竟然怀疑他不仅使用了暴力，更以暴力相威胁，他为此难过，但更为愤怒，他们竟用这样一首蹩脚的诗来指责他。他对那首诗的批评细致而有力度——作为威胁也就罢了，他没什么可说的，作为诗，可真够臭的。他当然没想到他最好的朋友们会指责他，认为是他写了那破东西。说到此，他不说话了，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原谅他们，且毫无保留地彻底原谅他们，显然他们是吓坏了，所以不赖他们。

        是谁发出的警告，如果不是他？他毫无头绪。当然，凡是知道多年前那起事故，又听说了最近这起事故的人都有可能。怎么猜都行，除非有所发现，能证实他们的怀疑。邮戳也许是条线索，或者信封、信纸，甚至打字稿，或许他们最好去找找那台打字机。

        这个三人委员会是去佩里大街蔡平的住所拜访他的，他们就和他坐在那间被当做书房的小屋里。蔡平提出这条建设性建议后，就站起身，一瘸一拐地走到他的打字机前，拍了拍，微笑着对他们说：

        “我肯定那破玩意儿不是在这台打字机上打的，除非你们当中有人趁我不注意溜进来，用了这台打字机。”

        尼古拉斯·卡伯特够强硬，他走过去，卷上一页纸，打了几行，把纸装进兜里带走了。后经比照，证明蔡平非常正确。委员会作了汇报，接着讨论。几周过去了，事情渐渐平息。绝大多数人为自己感到有些羞愧，认定是有人搞的恶作剧，下定决心要和蔡平保持友好关系。就和我谈话的这六位所知，没人再对蔡平提这事。

        星期二晚，我把这些都扼要汇报给了沃尔夫。他的评论是：“这么说，这位哈里森法官，这位心高气傲，非要做出欣赏混沌这种可怕之举的人，他的死纯属偶然，不论是命运的捉弄，还是保罗·蔡平的杰作。多想无益，忘是忘不掉，但不要让这事把我们的脑子搅糊涂。如果蔡平先生能满足于法官之死，克制自己吹牛的冲动，他也许可以认为自己已经复仇成功，而且很安全。但他的虚荣毁了他，他写了那首恐吓诗，大肆宣扬。这就危险了。”

        “你肯定吗？”

        “肯定——”

        “他寄的恐吓诗？”

        “我不是说了吗？”

        “对，原谅我还活着。”

        “这事我可不想管，我原谅自己还忙不过来呢。哈里森法官的事就到这儿吧，不论他现在处在什么样的混沌状态，让我们祝福他下次欣赏美景时要聪明点儿、谦虚点儿。我要跟你谈谈希巴德先生。我是说，关于他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因为没什么可说的。他的侄女，伊芙琳·希巴德小姐，今天来找我了。”

        “哦，她来了。我以为她会星期三来。”

        “她听说了昨晚的聚会，就提前来了。”

        “她透露了什么新情况吗？”

        “还是星期六晚她告诉你的那些情况，没什么可补充的。在她妹妹的帮助下，她又彻底检查了一遍住所，什么都没少。希巴德先生要么没料到自己会失踪，要么就是个极其聪明而固执的人。有两只烟斗是他最喜欢的，换着抽，其中一只还在老地方。他没从户上特别提取什么款项，不过他经常随身带许多现金。”

        “我给你说了烟斗的事吗？”

        “好像说过。绍尔·潘策尔忙了一整天，总得汇报点儿什么。在一百二十六街和百老汇卖报纸的一个小贩说上星期二晚九、十点钟，看到希巴德进了地铁站。这个小贩认识希巴德许多年了，虽然没说过话。”

        “绍尔就打听出点这个？”

        沃尔夫点点头，一边探身去按铃。“这个警察也知道，也就这些，尽管希巴德先生已失踪整整一周。上午，我给克拉默探长和地方检察官莫利先生的办公室各打了个电话。你知道的，他们卖情报的价钱高得简直是在抢，可我看出来了他们连猜都无从猜起。”

        “莫利不定什么时候就多发你一张牌。”

        “也许吧，但没牌他可发不出来。我给了绍尔·潘策尔条建议。他照做了，但希望渺茫。他想单枪匹马钓条大鱼，没戏。如果蔡平先生和希巴德散步时，把他从桥上推下东河，我们可别指望绍尔能跳下水把尸体捞了来。警察和巴斯科姆的那些人已经按惯例考虑到了这种可能性，并采取措施，还在继续。至于蔡平先生，没必要问他，他已经跟巴斯科姆和警察说了，上星期二晚，他在家，他妻子能证明。附近也没人记得看到他出去。”

        “你给了绍尔条建议？”

        “给他找点事儿而已，”沃尔夫倒了杯啤酒，“不过眼前最紧要的事，我们已大功告成。法雷尔先生已联系到二十人签署备忘录——纽约市只有埃尔克斯没签；外地的，也打电话通知了，只有一人不同意，皮特尼·斯科特先生，出租车司机，未统计在内。没必要追着他不放，不过有机会注意他一下，我对他有些好奇，在别的方面。备忘录副本都送出去了，只等收回。法雷尔先生也在收集那些警告，除了警察手里的，都要收齐。最好——”

        电话响了。就为接电话，我差点把杯里的奶洒了。办案时，我总是这个样子，恐怕这辈子也改不了了：哪怕我刚刚将十位著名杀人犯送进大牢，正心满意足地追踪一个往投币机里扔假币的家伙，听到门铃响，弗里茨去开门，我也会吓一哆嗦。

        我听了几秒钟，冲沃尔夫点点头。“是法雷尔。”沃尔夫拿起他的电话，我仍拿着话筒贴在耳朵上。他们只说了一两分钟。

        挂机后，我说：“什么什么？法雷尔请人去哈佛俱乐部吃午饭？你花钱简直像个醉酒的水手。”

        沃尔夫蹭了蹭鼻子。“不是我在花钱，是法雷尔先生。出于礼貌，当然得我来付。我让法雷尔先生安排和奥格尔索普先生见个面，我可没要请他吃饭。事已至此，没办法了。奥格尔索普先生在出版蔡平小说的那家出版社供职，法雷尔先生和他有点儿交情。”

        我笑了。“啊，你没辙了。我想你是要让他发表你那篇论文《轮子的独裁》吧。写得怎么样了？”

        沃尔夫没理会我的小聪明。他说：“今天上午，我在楼上琢磨了二十分钟。为了不被查出来，保罗·蔡平会选择去哪儿打字呢？巴斯科姆的报告推测，蔡平还有一套铅字连动杆，必要时就换上。我觉得这种想法很幼稚。连动杆不好换，又费事又烦琐，何况还得找地方藏这连动杆，很危险。不，不是那回事。还有一个老办法，去打字机行，使用他们准备售出的打宇机。但像保罗·蔡平这种身体有残疾的人，很容易被记住，而且三份警告都是在一台打字机上打的，这就更不可能了。我也考虑了其它几种可能性，包括巴斯科姆调查过的几种，有一种似乎还有点儿希望。蔡平或许会去他的出版商的办公室，要求使用打字机修改文稿，或者就说想写封信。我就指望法雷尔先生找出那台打字机了，也许奥格尔索普先生能让他在蔡平用过的打字机上留个样本——如果不知道是哪台，就在那儿所有的打字机上都留个样本。”

        我点点头。“这主意不坏。法雷尔居然还能支付他在哈佛俱乐部的会费。”

        “有一种人，当他被迫大量紧缩开支时，他会首先抛弃家庭，然后不再穿衣服，最后放弃俱乐部。我想起来了，今天下午，我给了法雷尔先生二十美元，记上。你还可以在名单上勾出来谁在备忘录上签了字，再把那些副本整理整理。还有，我们又多了位客户，伊芙琳·希巴德小姐。今天上午我和她谈妥了。三千美元。”他叹了口气，“情况变了，我的要价可比星期六她提出的一万美元低多了。”

        我就知道会有这件事，或类似的事发生。我在账本上记下给法雷尔的这笔钱，但没去拿名单。我想清清嗓了，但我知道没用，就咽了口唾沫。我收好账本，转向沃尔夫：

        “先生，你知道我可不想指责你耍什么手腕，我明白你就是忘了。”

        他睁大眼睛看着我。“阿奇，你又让我猜闷儿，这次是为什么？”

        “不，先生，这回我可是实话实说。你忘了伊芙琳·希巴德小姐是我的客户。是你让我星期六去找她的，你顾不上她，因为你还想着别的计划。记得吗，先生？因此，她所作的任何与此事相关的决定都应经过我建议和认可。”

        沃尔夫就那样大睁着眼睛，嘀嘀咕咕地说：“胡说。耍这种把戏，真是孩子气。你不会坚持这种立场吧。”

        我叹口气，尽量学他叹气的样子。“我讨厌这么做，先生，是真的，但诚信于我就意味着保护客户。你当然明白这是职业道德。我没必要解释——”

        他打断了我。“不错，你可别解释。你建议你的客户付多少钱？”

        “一千美元。”

        “荒谬，想想她最初要给——”

        “好吧，我不喜欢讨价还价。各让一半，两千美元。一口价，绝不再涨。”

        沃尔夫闭上眼。“成交，你真讨厌。记上。现在拿出你的记事本。明天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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