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相信琼·布莱特的直觉的话，那么，紧张依旧存在着。

        然而，琼·布莱特后来追述说，总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我们也许可以认为，这是出于女性直觉中的高等性能，医学界人士往往把这种高等性能说成是纯粹的胡闹。不管怎样吧，她板起了脸，用英国式的古怪口吻，描叙当时“气氛中带有紧张”。是谁引起紧张，是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些人应对这紧张负责——如果确实存在着紧张的话——她说不上来，也可能是不愿意说。恰恰相反，一切都似乎很顺理成章，有着恰到好处的亲切而未迸发出来的哀愁。譬如说吧，简单的仪式结束之后，家族成员们以及疏疏落落的在场的朋友和仆从，都列队走过棺材，最后一次瞻仰遗容，而后矜持庄重地各回原位。形容憔悴的苔斐娜哭了，但她哭得雍容华贵——一滴眼泪，轻轻揩拭，一声叹息。那位人人都管他叫呆米的狄米特里欧，直勾勾地呆望着，仿佛是被棺材里他那位堂兄的平淡冷漠的面庞吸引住了。

        然而随后的一切，如同以往的一切一样的无懈可击。那老一套的陈规矩、旧仪式；一个掘墓工向前伛着身子，紧握住平嵌在泥土中的生了锈的旧铁门的把手；死气沉沉；棺材缓缓下降到四周砌着旧砖的墓穴里；工人们转动起来，发出几个低而急促的字音，棺材向一边慢慢移动，并也看不见了，它已进入地下纳骨所的许多壁龛中的一个，铁门铿铿地关上了，上面覆盖住泥土和草皮……

        不消说得，当乔治·卡吉士心力衰竭而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是一苜谋杀交响乐的主题序曲，埃勒里·奎因更是没有想到。甚至不妨作此推断：埃勒里·奎因知道乔治·卡吉士之死，是在这个老瞎子遗体以最正常方式安葬于每一个人都认为理所当然是其最后安息之地的三天之后，直到那时，这件事才引起了他的注意。

        埃勒里·奎因后来肯定说，琼·布莱特是一位非常细心的年轻女士。如果她感觉出“气氛中带有紧张”，那么确实在气氛中带有紧张。然而在哪儿呢——从哪儿来的呢？很难确凿指出——某一个人。也许是来自大胡子的沃兹大夫，他与弗里兰太太排在行列的尽头。也许是来自扛棺材的那几位，或者来自与琼一起跟在他们后面的人。事实上也可能就来自这所住宅的本身，是由于西姆丝太太在自己床上嚎啕大哭，再不就是由于男仆韦格施在死者书房里楞头楞脑地抚摸自己下巴这样一些简单情况而产生的。

        说过：‘真知灼见，首先来自多思善疑。’我认为，对于犯罪学的研究，也不外乎此理。

        “我从事研究难测的人心，已经记不清多少年了，我对此略有粗浅的体会，我的赠言是：使用你的眼睛，开动上帝赋予你的脑子，可永远不能掉以轻心啊。犯罪行为只有模式，并无逻辑。你的任务就是抓住纷纭现象，理清一头乱发。”

        吉尔伯·史洛安拍拍他妻子的胖手。阿仑·切奈脸色微微发红，双手插在上装的口袋里，怒视着上空。卡吉士美术陈列馆的馆长纳奇欧·苏伊查，一丝不苟的丧礼打扮，无精打采地站在角落里。死者的法律事务代理人伍卓夫，鼻子里唏嘘作响。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无懈可击。于是那位名叫史图厄斯的愁眉苦脸而精于业务的殡殓承办人，处理了尸体，手脚麻利地钉好了棺材盖子。除了组织最末一次绕棺一周这件乏味的例行公事外，再也没有什么了。阿仑、呆米、史洛安和苏伊查，排列在棺材两侧，等那陈规旧套的一番折腾平静下来之后，把棺材扛上肩，殡殓承办人史图厄斯全神贯注地照料着，艾达牧师喃喃有辞地祷告一番，然后这一行人稳步走出了住宅。

        不知怎的，琼·布莱特后来在谈到她对当时的印象时讲得很肯定，说气氛中的紧张不知怎么不存在了。

        “人心是可畏的，人心是曲折的。只要稍生偏差——哪怕偏差小得连一切精神病学的现代化仪器也都无法测知——其后果亦不堪设想。谁能说清动机？说清感情的冲动？说清思维的过程？

        悲剧中的演员们，对观众毫不介意。一行人越过了光秃秃的草皮，与另一小队人会齐了，这队人围绕着草地上一个长方形——史图厄斯的助手——以及教堂司事亨尼威尔；还有一名小老太婆，戴着一顶稀奇古怪的过时的黑色女帽，正在揩拭她那双晶莹的粘膜发炎的眼睛。

        ——引自费洛伦茨·巴赫曼教授1920年在慕尼黑大学“应用犯罪学”讲座上的闭幕词

        卡吉士案件一开始调子就是阴郁的。它以一个老人之死作为引子，这从下文来看极为恰当。这个老人的死亡，就象对位音乐一样，与那接踵而至的葬礼进行曲的错综复杂的韵律丝丝入扣，在那葬礼进行曲中显然缺乏悼亡伤逝的悲哀旋律。管弦乐在曲终高奏出罪恶的强音，这支挽歌在其最末一个不祥的音符消逝以后很久，依然回响于纽约人的耳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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