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15日，星期六，中午12：34

        “一杯‘白俄罗斯’，谢谢。”

        “你让我惊奇呢，奥蒂罗小姐。我还以为你会喝一杯‘曼哈顿’，一些更时髦的或者更后现代的。”雷蒙德·凯因微笑着说，“我来自己兑酒，谢谢，雅各。”

        “你肯定吗？”罗素问，似乎让老人单独和安德莉亚在一起不是很高兴。

        “放松点儿，雅各，我不会跳到奥蒂罗小姐身上去。除非她想。”

        安德莉亚发现自己脸红了，像个学生。亿万富翁调酒的时候，她开始看着周围的一切。三分钟前，当罗素来到医务室接她的时候，她很紧张，手都直哆嗦。她花了几个小时整理修改她要提的问题，她撕掉五页草稿，把它们扔进纸篓。这个人可不是一般人，她不能只问些一般问题。

        当她走进凯因的帐篷，她却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了。帐篷被分成两间。一间好像是休息室，也是罗素工作的地方，那里有桌子，手提电脑，还有，正如安德莉亚怀疑的：那里还有一台短波收音机。

        所以你们使用这个和“比蒙号”联系……还以为和我们一样你们也无法和外界联络呢。

        右边有一道薄薄的帘子隔开，是凯因的房间。也证明他和助手共处一室。

        真想知道这两人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他那“都市玉男”的形象还有他自以为是的态度，总觉得罗素不能全信。也许我在采访中可以得到一些线索。

        安德莉亚穿过帘子，立刻闻到一股檀香木的香味。这里有一张简便的床——当然肯定比医务室里的床垫舒服多了——床占了屋子的一半。一个小型盥洗室，和大家共用的一样，还有一张小桌，上面没有一张纸。也没有电脑。还有一个小酒吧，两把椅子是这里唯一的家具。所有的一切都是白色的，一摞书堆得很高，快赶上安德莉亚的高度了，如果走得太近，随时有翻了的危险。她刚想看看都是什么书，这时凯因走进来。

        近距离看凯因，他似乎比安德莉亚第一次在船上瞟到他时高，五英尺七英寸的样子，他身上的肌肉有些萎缩，白头发，白衣服，光着脚。整体看来，他仍然显得很年轻，直到你走近看他的眼睛才看出老态。他的眼睛像两只蓝色的洞，被两个充满皱褶的袋子裹着，暴露了他的年龄。

        他没有伸出手来，安德莉亚的手停在半空，他笑了一下，似乎在抱歉。罗素已经告诉过安德莉亚，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试图碰到凯因先生，但是安德莉亚不试一下她还是不信。不管怎么说，这样会给她一些机会。这个亿万富翁在递给安德莉亚鸡尾酒的时候，显然有些不自然，凭安德莉亚职业记者的训练素质，让她当然不会放弃喝一杯的，不管一天中什么时间，她都会随时喝点什么。

        “从一个人喝什么，你可以看出这个人很多东西。”凯因说，递给安德莉亚杯子。他的手指放在杯子上端，让安德莉亚有足够的地方可以从下面接过去而不会碰到他自己。

        “是吗？那么一杯白俄罗斯说明我是什么样的人呢？”安德莉亚一边问，一边坐下喝了一口。

        “让我想想……一杯甜甜的混合物，很多伏特加，还有咖啡，奶油，这告诉我说你很爱喝酒，而且你可以控制你的酒量，你已经花了很多精力想找出你最爱什么，你对环境很在意，并且你很喜欢命令别人。”

        “太棒了，”安德莉亚不屑地说，这是她对自己不是很有自信的时候的最好抵抗方式。“你知道吗，我肯定你已经在这之前调查过我，所以知道我喜欢喝什么。在一般的小酒吧找不到一瓶新鲜的奶油，更别说一个慈善家亿万富翁的家里了，你很少有访客，尤其是在约旦中部，而我看到你在喝威士忌加水。”

        “现在轮到我吃惊了。”凯因说，他喝酒的时候背对着安德莉亚。

        “真理和谬误最接近的时候，我们的心理就平衡了，凯因先生。”

        亿万富翁转过身，看着安德莉亚皱了皱眉，但是没出声。

        “我想说的是，你是在测试我，而我给了你一个你希望的答案。”安德莉亚继续说，“现在请告诉我，为什么给我这个采访你的便利？”

        凯因坐在另外一把椅子上，避开安德莉亚的目光。

        “这是我们的协定啊。”

        “哦，我想我问错了问题，我是说，为什么是我呢？”

        “哦，这是一个富人，一个施予者的诅咒。每个人都想知道他背后隐藏的动机。每个人都有一个计划，尤其当他是个犹太人的时候。”

        “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女士，恐怕你要想想你要什么答案：是单回答你呢，还是对所有人的回答？”

        安德莉亚咬了咬下唇，她生自己的气。这个老家伙比她想的要难对付。

        他在挑衅，但丝毫没有着急。好吧，老家伙，我就陪着你。我要打开心扉接受你整个故事，然后在你根本想不到的时候，找出我要的答案。我会深挖到底，即便揪出你的舌头也要得到。

        “您不是在吃药吗，怎么还能喝酒？”安德莉亚说，她的语气故意带着攻击性。

        “我想你也判断出，我吃药是因为我的广场恐惧症。”凯因说，“是的，我吃药是因为我的焦虑，我是不该喝酒。但是我不管。当我曾祖父八十岁的时候，他可不愿意当个不给朋友买酒喝的人。奥蒂罗小姐，如果我用了什么土语你不明白就请打断我。”

        “那样的话可能我老要打断您了，我什么土语都不知道。”

        “随便。我的曾祖父总是喝酒，我祖父总说：‘你得悠着点。’可他总是说：‘滚开，我已经八十岁了，我想喝就喝。谁也管不着。’他死的时候九十岁，是一头驴踢到了他的内脏。”

        安德莉亚大笑起来。凯因在说到自己祖先的时候，声音变了，就像讲故事似的，故意用不同的声调。

        “你知道你家族很多事情，你和你兄弟们很亲近吗？”

        “不，我的父母死于二战。尽管他们告诉我一些，但是我记不得什么，因为那时我刚出生几年。我知道的我家的事情都是后来从外界获得的资料。是我自己有能力去收集的时候，我去欧洲寻根，寻遍欧洲。”

        “跟我讲讲你的根。我想录音，你介意吗？”安德莉亚问，从兜里掏出她的数码录音机。这个录音机可以录好几个小时，质量非常好。

        “随你。这个故事从一个寒冷的冬天开始，那是在维也纳。一对犹太夫妇走着去一家纳粹占领的医院……”

        尤岱在黑暗中静静地哭泣。土耳其号已经到港，海员在指挥分散在甲板上每一个角落的难民下船。每个人都急切地出来透气。但是尤岱没有动，他抓住约拉冰冷的手，不相信她已经死了。

        这不是他第一次和死亡打交道。从离开拉斯法官的藏身之处他就见了许多。逃出那个洞穴，那里令人窒息但是安全，之后就是无数的可怕打击。第一次看到阳光他就知道那里藏着可怕的怪物，第一次走在街上就让他知道任何一个小角落可能都有危险，每次穿过街道，他都先看一眼，然后迅速跑过去。第一次坐火车，那巨大的轰隆隆的声音和那些在过道里走来走去的怪物把他吓坏了，他们在到处抓人。幸运的是，如果给他们看那张黄色的卡片，他们就不会再理你。第一次在旷野里他就讨厌雪，那种残酷的寒冷让他走在路上脚冻得要命。第一次看见海，他觉得那是最最可怕的一种经历，好像是一个监狱，他就在里面向外看。

        在去伊斯坦布尔的船上，尤岱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这才让他感觉好受些。只花了一天半时间，他们到了土耳其港口，但是他们等了七个月才得以离开那里。

        为了获得签证，约拉·梅尔不懈地努力。那时土耳其是一个中立国家，很多难民聚集在港口，人权组织的咨询处排着长长的队伍。每天英国都有名额限制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美国也拒绝很多犹太难民的涌入。对于在集中营中的屠杀，世界变成了聋子的耳朵，即使像《伦敦时报》这么著名的报纸提到纳粹，只含混地说是“可怕的故事”。

        尽管困难重重，约拉还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她在街上讨饭，夜晚用自己的外套给小尤岱盖好。她尽量不用拉斯法官给她的钱。他们睡在任何可以躺下的地方。有时候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小旅馆，有时候是一个拥挤的红十字会门口，那里到了晚上，难民会占据每一寸地方，以至于早上你起来，如果发现你还是一个人占着一个地方，那简直就是奢侈。

        约拉可以做的就是希望和祷告。她不认识任何人，她只会说依地语和德语，她拒绝说他的母语，因为那给她带来痛苦的记忆。她的身体越来越差，一天早上她刚开始咳嗽的时候，她看见了血。她决定不再等下去了。她鼓足勇气，把手里所有的钱都给了一个牙买加水手，那人在一艘飘着美国国旗的货船上干活。那船几天后就起航。水手同意了。于是他们和几百名在美国有亲戚的犹太人一起上了船，那些人因为有亲属得到了去美国的签证。

        约拉死于肺炎，那是船到美国前的三十六个小时前。尤岱寸步没有离开约拉，虽然他自己也病着。他的耳朵严重感染使他的听力受阻，好几天耳朵都是堵着的。他的头就像一个装满果酱的桶，任何一个大一点的声音对他来说就像马飞驰而过，因此当水手大声叫他离开这里时，他没有听见。为了吓唬他，水手踢了他几脚。

        “走啦！木瓜。他们在海关等你啦！”

        尤岱还想抓紧约拉。可是那个水手——一个矮小的满脸疙瘩的男人——一把抓起他的脖子粗鲁地想把尤岱拽开。

        “有人会来搬她。你滚吧！”

        孩子使劲挣扎。他伸进约拉的兜里找着他父亲留下的信。约拉告诉过他很多次这封信的事。尤岱找到信，放进自己的衬衣里面。水手又抓住他，在可怕的日光下，尤岱只能离开了。

        尤岱走下甲板，进到一个屋子。这里是海关。官员们都穿着蓝色的制服，坐在长长的桌子后面等着那些移民。尤岱发着烧，浑身哆嗦着，他排在队伍里。他的脚在他那双破鞋里像烧着了一样疼，他想逃走，躲进黑暗里。

        最后终于轮到他了。一名海关工作人员从眼镜后面看着他，那人长着一双小眼睛，嘴唇很薄。

        “姓名和签证。”

        尤岱看着地板，他不懂官员的话。

        “我可没时间和你磨蹭。你的姓名和签证。你反应迟钝啊？”

        另外一个有一撮小胡子的年轻官员走过来，想舒缓一下他同事的情绪。

        “别上火，克莱德。他自己来的，可能不懂你说的话。”

        “这些犹太老鼠知道的比你多。该死！今天这是我接待的最后一班船，最后一个人。我有一箱冰啤酒等着我享受。高德，你要是高兴你来对付这个小子。”

        小胡子官员走过来，眯眼看着尤岱。他开始和尤岱说话，开始用法语，然后用德语，又换成波兰语。孩子还是看着地板不出声。

        “他没有签证，而且有些呆。下班船我们把他遣送会欧洲。”那个戴眼镜的官员说。“说点什么啊，傻瓜。”小胡子官员屈身倾向桌子对着尤岱的耳朵叫。

        开始尤岱什么也没听到。但是突然他的脑袋非常疼，好像被刺到了一样，很热的脓水从他耳朵里流出来。

        他用依地语急促地大叫起来。

        “警察！”

        小胡子生气地看着他的同事。

        “够了，克莱德。”

        “无身份小孩，不懂任何语言，没有签证，驱逐出境。”

        小胡子官员迅速地查找孩子的口袋。没有签证。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找到，除了一些面包屑和一个用希伯来文写的信。他检查看看里面是否有钱，但是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封信，他把信放回孩子的口袋。

        “他懂你的话。见鬼！你听到他说的名字吗？他也许把签证丢了。你不要把他驱逐出境，克莱德。如果你这么做，我们可还要至少耽误十五分钟。”

        戴眼镜的官员长长出了口气，他放弃了。

        “让他大声说出自己的姓名，让我能听到。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喝啤酒了。要是他不说，我就立刻把他驱逐。”

        “帮帮忙，孩子。”小胡子小声说，“相信我，你不想回到欧洲死在那里的孤儿院里吧？你要说服这个人，告诉他外面有人在等你。”他又用自己唯一知道的依地语说，“家？”

        尤岱嘴唇哆嗦着，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他说了第二个词：“克翰。”

        小胡子看着眼镜同事，舒了口气。

        “你听见了，他叫雷蒙德。全名雷蒙德·克翰。”

        跪在帐篷里的塑料厕所面前，他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不呕吐，他的助手想让他喝点儿水，但是没用。老人最后忍住了恶心，他讨厌呕吐，虽然那样会让他暂时舒服些，可是会让他身体里的一切都精疲力竭。这是他灵魂的真实反映。

        “你不知道这花了我多大的精神啊，雅各。你不知道啊，那个女人……跟她说话，看到我自己的一切都暴露在外。我实在不行了。她还想再来一次呢。”

        “恐怕你还得和她多待一会儿。”

        老人看着屋里尽头的吧台。他的助手看出了老人的企图，把不赞同的目光投向老人，老人把脸转向别处，叹了口气。

        “人类真是充满矛盾，雅各。我们最终喜欢上自己以前最讨厌的东西。把我的故事告诉给一个陌生人让我如释重负。刚才一度让我感觉又和世界有了联系。我本可以骗她，或者真的假的混在一起说，可是结果我却告诉了她所有的事情。”

        “你这么做是因为你知道这不是正式采访。她不能发。”

        “也许吧。或者也许是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你觉得她会怀疑什么吗？”

        “不会，先生。不管怎么说，我们就快成功了。”

        “她很聪明，雅各。靠近了看她，她可能成为这次整个事件的一面魔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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