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流满面的石花带着垂头丧气的弟弟，一路啜泣着，直奔清水塘毛泽东住宅而来。

        长沙三月，早已是池塘生春草，姐弟俩走得跌跌撞撞，杂花乱草踩了一路。在走近这幢瓦房的时候，姐弟俩一齐缓了脚步。黄埔军校在各省区招募学员，是非常保密的，这一条，他们知道。

        何叔衡探头出房，把哭泣着的石花及其弟弟拉进房内，复又探头，警觉地看看周围有无动静。毛泽东虽已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但杨开慧所居之清水塘仍是中共湘区执委会的联络场所。这个场所，湖南的同志是十分精心地维护着的。

        何叔衡坐下来，看看长相英俊的石头，又看看红肿了眼睛的石花，说：“有事慢慢说嘛，眼泪鼻涕一大把的，也不怕人家起疑心。”

        石花连说对不起，然后用无牙之嘴含含混混说：“何大叔，求求你了，让我弟弟扛枪吧！石头，怎么木头似的，快向大叔鞠躬呀！”

        石头向何叔衡深鞠一躬。何叔衡一边像个长辈似地接受着年轻人鞠躬，一边心里打鼓：难，真难。毛润之派的名额太少，湖南青年性情又特别刚烈，争着当革命军扛枪打军阀，这情势又喜人又急人。何叔衡把住在对门的杨开慧叫过来，让她暂时安顿一下石花姐弟，以便他喘口气。石花姐弟跟着杨开慧走了之后，何叔衡便走入了里屋，屋里早已候着十余位青年人，这些穿着长衫和短衫的小伙子都是经过何叔衡眼睛的初选合格者。

        何叔衡郑重地在桌上排开一叠船票，对青年说：“你们到上海之后，找着环龙路44号，那里是国民党的上海执行部。你们直接找毛润之先生。江南各省的复试由他负责。复试通过者，再去广州考试。”

        “比考状元还难哩。”有人叹气。

        “你们考的就是状元，武状元！”何叔衡开始分发船票，“比我当年考大清国秀才，那是要难上十倍。考上军校，当上革命军的官员，那是天底下最光彩的事情！都给我认认真真考，听见没有？黄埔军校若能取更多的三湘子弟，你们长脸，我何某人也长脸！若考不取呢，你们也不必顾我这张老脸，也别懊恼，为什么呢？因为哪儿都能革命！”

        何叔衡说的这些话，石头耳朵尖，在隔壁都听见了。听着听着，便觉丧气，痛感自己读的书少，这个月请轿店隔壁的魏老师突击教授数学，也往往是十题错四题，难以长进。

        杨开慧抱着一岁半的毛岸英，再三安慰石头说：“别慌，石头，我三年前坐过你抬的轿子，你帮我往毛润之那里抬，你说，我今天能不帮你往毛润之那里抬么？”

        石花一听这话，看见了希望，连忙对弟弟说：“就是，就是。”

        何叔衡掀帘进屋，笑呵呵说：“你在我表侄的花轿店里做了两年工，你姐姐又是当年驱张请愿团的同志，你说，我这个胡子大叔还能不帮你么？”

        石花一听这话，高兴得又想哭。

        何叔衡坐下来，细细为石头分析利弊。他认为石头文化底子尚可，为花轿店写的几副楹联都能见其底气；数学功夫也过得去，心算尤其好，去年还改进了轿杠子，用的就是杠杆原理，这杠杆原理可小觑不得，属于几何学理，世上很尖端的东西。只是石头有一种毛病，为当兵之大忌。何胡子叹息着说：“石头啊石头，你打呼噜地动山摇，我虽未吃过一天兵粮，可是也知道这呼噜对于军营是大忌讳。呼噜者入了兵帐，还不把军营给震坍了？你就是过了我胡子这一关，又怎么过润之这一关？润之这人一向不徇私情，一是一，二是二，连洞房花烛夜都不肯给新娘子一个承诺，开慧是最晓得的，开慧你说是不是？”

        杨开慧说是，润之不好对付，他是一定要对黄埔军官学校负责的，可是看看石头和他的姐姐，报仇无门也可怜。

        石花一听到报仇二字，眼泪就断了线，她口舌不清地对何叔衡说：“何大叔，你知道我爹我妈是怎么死的，你知道我满口牙齿是谁打掉的，我弟弟这辈子若不能扛枪报仇，我也死不瞑目，他也死不瞑目呀！”

        杨开慧忽然想出一个主意：“复试的时候，硬是撑着晚上不闭眼行不行？不闭眼，就没呼噜。”

        石头急忙说：“那成，那成，我一定不闭眼！”

        何叔衡说：“到时候只怕你眼皮重如泰山。瞌睡虫这东西，小虽则小，可就是不能上眼帘，一上眼帘，那帘儿就得掉，一掉，硬是没得法子。”

        他说着，便摸出最后一张船票，晃摇着，盯视着，半天不给人。“这一回，军校招生要求高，我只怕润之说：何胡子啊，长沙这个月吹什么风啊，你胡子怎么乱长了，往上长了，长得把眼睛都遮瞎了？”

        听得这话，石花双手捂脸，肩膀又抽搐起来。杨开慧看得难受，忙对石花说：“你别哭，我看出来了，何大叔这最后一张船票决不是留给他自己的，大叔心善，他会成全石头的。”

        何叔衡站起来，走到门外，从屋檐下拔落一根红辣椒，连同船票，一起交给石头。何叔衡说：“石头，记住，考试之夜，你整夜都嘴里含辣椒，辣得流一夜眼泪你也别给我闭眼！”

        石花跳起来，打一拳弟弟：“还不谢何大叔！”

        石头赶紧鞠躬：“谢何大叔！”

        石头当晚就试了这法子，还果然灵，三支辣椒含在嘴里，口腔如火灼似的，第二天嘴角边就起了个疖子。姐姐心疼，弟弟说：“姐，你想想地下的爹娘，心就不疼了。”

        石头到了上海，复试都还顺利，有不少人陆续淘汰回籍，就没轮到他。石头几次想去拜见考官毛泽东，但是不敢，一则是见长官忙，二则也是怕自己弄巧成拙，给长官落个不好的印象。但是复试的第三天晚上，毛泽东却认出这个考生来了。

        那是后半夜了，毛泽东与邓演达巡游考生宿舍。办公楼里几间宽大的屋子都临时腾空了，铺起草席，安排长江流域各省推荐来参加复试的考生住宿。身为黄埔军校筹备处教练部临时主任的邓演达，是专程来上海担任主考官的。负责学生复试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毛泽东，这几日一直都陪着他。邓演达退走了几个纨绔子弟，下手毫不犹豫，但他对长江流域各省考生的整体质量还比较满意。

        “择生，这个房间住的是浙江、安徽考生。那边，是我老家湖南的考生。”毛泽东边走边为他指点。

        “湖南好像人数不少。”

        “三湘子弟，报国心切，来了18名哩！”

        邓演达停了步：“什么声音？”

        鼾声。

        毛泽东也听见了。

        鼾声如风，如石，如雷，每一个回合都是相同的节奏，听得人心惊肉跳，而且，这鼾声就出自湖南考生的寝房。

        邓演达入房，伸手，按亮了灯。光线和响动使许多考生都睡眼惺忪地坐起来，惟有屋角的一个考生，依旧仰天安睡，嘴巴半开，将阵阵滚雷从喉中送出。

        邓演达与毛泽东走到他跟前，慢慢蹲下。这名考生无动于衷，还在呼呼大睡。

        邓演达看出了名堂：“这是什么？”

        毛泽东顺着邓演达的目光，从石头的半开的嘴边一拉，便拉出了一只咬裂的干红辣椒。

        “呵！”他失惊了，“我算是会吃辣椒了，谁知天下还有这等口含一夜辣椒之人！”

        石头惊醒，跃起，忽然心生恐惧。怎么能不恐惧呢，他眼前晃动着邓考官和毛考官两张大脸。 “你叫什么？”邓考官这样问他。

        “回邓考官，我叫石头。”

        “石头，对了，卷面成绩勉强及格的，就是你？”

        “回邓考官，是。”

        “把辣椒吐净了，漱漱口，然后再睡，睡醒了，回湖南去。”

        石头呆了，半晌，呜咽起来：“邓考官，我要当兵杀敌啊！”

        邓演达起身就走，仿佛没听见。石头在他身后跪倒，号啕起来：“邓考官！……”

        邓演达早已消失于门外。

        毛泽东说：“莫要哭。一哭，大家都睡不好。”

        石头拼命止住自己的悲伤，他记起了何叔衡的关于瞌睡虫的话，他恨虫子也恨自己，归根结底还是自己不争气。他看见房间里所有的考生都在呆呆地望着他，所有的目光都是惋惜和愕然。

        石头呜咽着告诉毛泽东，大家其实都睡得很好，并没有受他影响。毛泽东叹口大气，惋惜地拍拍他的肩说：到我房里坐一坐吧，我看你今晚也睡不安生了。

        毛泽东回到他在上海执行部的临时住房后，吩咐工友烧两碗面条。

        “吃吧。”毛泽东亲手把葱花面端到这位不走运的考生面前，“小兄弟，这是我第一次吩咐煮面条不加辣。你的舌头整个都是一根红辣椒了，再不能辣了。”

        石头捧碗吃面，眼泪扑察哧哧流到碗里。

        “不要难过，回到家乡，也能革命嘛。”

        “毛团长！……”

        “怎么叫我毛团长？”毛泽东觉得奇了，“我不是团长。”

        “你是团长，我姐姐一直叫你毛团长。”

        “你姐姐是……？”

        “石花。她跟你去北京驱逐张敬尧的，她说她是团员，你是团长。”

        “没了牙齿的石花？她是你姐姐？”毛泽东一下子明白了。

        “毛团长，现在你知道我爹妈是怎么死的吗？都是张敬尧的兵害死的。我爸爸死在他们车轮底下，我妈死在他们枪口前面。我原先睡觉哪有呼噜，自从我在爹妈的坟上哭了整两天，喉咙就沙了哑了，夜里睡觉，喉咙也像咔着什么，一直呼噜呼噜。”

        毛泽东默然望着这个小伙子。

        “毛团长，我知道我不能参军，我会害大家睡不着觉。可是我不甘心呀，毛团长，我只想扛枪杀敌呀！我不是想吃兵粮，想做官，想出人头地，我只想复仇啊！为天下穷人复仇啊！毛团长，我会迎着敌人的子弹冲锋，我一丁点儿都不怕死！” “含辣椒，不睡觉，何叔衡教的法子？”毛泽东猜出来了。

        石头点点头，石头说：“我偏不争气，眼皮只撑了两晚。”

        毛泽东说：“毛团长再教你一个法子。”

        石头抬脸，诧异地看着毛泽东。

        “先把眼泪擦了。”毛泽东说，“以后到了军队，别睡营房，跟长官求求情，睡走廊上去，这样呼噜就减一大半了。或者，等弟兄们都睡着了，你再合眼。”

        石头惊喜了：“我还有希望参军，毛团长？”

        “也说不定，我去跟邓考官说说看，邓考官可是个黑脸老包哩！”

        石头就是这样通过的上海复试。湖南籍考生一共只取了三名。之后，在广州的总复试中，石头也勉强过关了，过夜这一关，还是用何大叔教的法子，尽管舌头的左侧和右侧都起了大泡。

        石头穿黑靴子，戴白套，规规整整站在黄埔军校校旗下的这一天，是1924年6月16日。这一天，石头的身份是军校开学典礼的护旗兵。

        在铜管鼓号队的昂扬的军乐声中，石头看见了他仰慕已久的孙中山。

        孙中山走过石头面前的时候，还似乎向他点了点头。孙中山满脸春色。这个 6月16日，不仅对石头，对全体国民党员而言，甚至对全体共产党员而言，都是一个极其振奋的日子。孙中山之所以选定6月16日，是因为他记起了两年前的这一天，正是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的日子。

        黄埔军校共录取学生350名，备取学生120名。孙中山兼任黄埔军校总理。蒋介石在闹了一通情绪之后，仍然回到军校担任校长。军校的国民党党代表仍旧是廖仲恺，政治部主任为戴季陶，政治部副主任为共产党员张申府，邓演达则为教练部副主任，叶剑英为教授部副主任。

        孙中山看着面前一个又一个威武的方阵，心情特别畅快。他今天演讲的题目是《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

        他说话的时候，身穿崭新军服的蒋介石、戴季陶、张申府、邓演达、叶剑英始终站在他身后，一律气宇轩昂。

        惟有两位未穿军服，一位是廖仲恺，依旧一身白色西服。一位是站在孙中山左侧的宋庆龄，上穿素花中式大襟女衫，下着黑色长裙，朴素而大方。宋庆龄听着丈夫讲话的时候，也一直想着两年前的这一天晚上，她是怎么装扮成农妇在炮火底下逃来逃去的。她想，枪与炮，对一个革命的政党来说，可能是必备的东西。

        “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里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当晚，宋庆龄对丈夫说，你有了一个共产国际来支持你，又有了一个军官学校来撑住你，你的两只手就全了，我看，你能完完整整当个中华民国总统了。孙中山说，我甚至想好中华民国首都定在哪里了，我不想在北京，我想在武汉，武汉为九洲通衢，国之中心，在哪里吆喝一声，东南西北都能听见，你说是不是？

        宋庆龄把脸埋在丈夫胸前。她听见了咚咚跳动的声音。她笑着说，大令，我听见首都了。

        6月16日，是孙中山夫妇特别伤心的日子，也是孙中山夫妇特别开心的日子。

        毛泽东一家人此时也在顶着六月的太阳，他们往一条窄窄的里弄走。

        杨开慧一手抱着出世才半年的次子毛岸青，一手挽着老母亲，左张西望，对大上海充满新奇。是毛泽东坚持要她来上海住的，毛泽东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兼中央局秘书、中央组织部长，忙得不可开交，一忙，他就不愿意他的开慧老是呆在长沙城小吴门外了。再说，他也特别想念他的两个儿子。

        他现在落在杨开慧后面十来步，满头大汗。他的落后有着明显原因：一手牵着近两岁的蹒跚行走的毛岸英，一手提着两只箱笼，腋下还夹一只大花布包袱，他整个儿人都歪了。

        毛泽东喊：“就这里！就这里！用那只铜钥匙开门！”

        杨开慧放开母亲，取出丈夫给她的铜钥匙开门。

        这里是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毛泽东选了个闹中取静的住所。

        “妈妈住这一间。岸英可以跟外婆住。”毛泽东进门之后，连续打开房间，“这是大卧房，我们带岸青住。”

        杨开慧发现了一个问题：“这是什么？”

        门边，并排三个红色木桶。

        “马桶。”

        “怎么那么多？”

        毛泽东呵呵笑：“我毛泽东从今天开始，可是大家庭的家长啦，我原先还打算买六只哩！”

        杨开慧也笑：“上海的马桶就是比长沙的小。”

        “大城市的人，讲究进去，不讲究出来。”

        听着丈夫这种不伦不类的解释，开慧直乐。

        母亲却在一边急叫：“岸青出来了！”

        原来是岸青的尿布湿了，小家伙不哭，手脚直动弹。

        “哎哟，说到出来就出来！”杨开慧急忙解开包袱取尿布。

        “什么出来不出来！”门外忽然响起陈独秀的大嗓门，“是润之在享天伦之乐了吧？哦，好香好香！”

        陈独秀闻到了尿布的味道，用手在鼻前掸掸。

        毛泽东一见陈独秀就叫：“仲甫，你这一礼拜又到哪儿去了？怎么打听也打听不到你，真是急死人！”

        陈独秀乐呵呵说：“既名独秀，独往独来，便是其中应有之义，何足奇哉？哎哟哟，开慧胖了！听说你在长沙讲课讲得好，上海纺纱女工多，你也给大家启蒙启蒙。”

        杨开慧说：“只怕是进了大城市，轮不到我们讲哟！”

        陈独秀又对毛泽东说：“润之，我今天要学学你的岳父给你改字了，你今后可以不叫润之，改叫润子：两年就是两个大胖儿子！”

        这句话，杨开慧听得脸红。毛泽东则无所谓，他抱起乖乖的岸英，双腮亲一亲，心里甜滋滋的。

        陈独秀说：“不过，还赶不上我，我已经四个儿子了，延年、乔年、松年、和年，外加一个女儿。四子一女。女儿偏也有男子气，起个大名叫做子美，也带一个子字，真可谓结结实实的五子登科！开慧，你呀，还须努力哟！”

        杨开慧脸更红了。陈独秀见状，忙说，不说了不说了。

        毛泽东说：“仲甫，我倒有话说。我有几件急事汇报。”

        他把陈独秀引入侧室，紧闭房门，脸色也随之沉重起来。

        “仲甫，我要紧急汇报五件事，也算个五子登科吧。头一件，对张国焘的营救，尚无眉目。”

        一说起张国焘在北京被捕之事，陈独秀心里就痛。张国焘是跟他的女友杨子烈会面时被捕的，两人一起落入了京师警察厅侦缉队之手，时间是上个月的21日。据说是遭受了严刑拷打，情况很不好。毛泽东告诉陈独秀，他已经两次去电北京，请北京同志千方百计营救，目前正在进行之中。

        陈独秀连抽两口雪茄，心间略有宽慰。这时候毛泽东开始汇报第二件事。毛泽东有个怀疑，这第二件事是不是与第一件事有所瓜葛。这第二件事，就是京师警察厅已明令通缉李大钊，警察赶去铜幌胡同李大钊的新宅抓人，但是没有逮着，李大钊已及时避往河北乐亭老家。

        毛泽东小声对陈独秀说：“北京党内有同志猜测，是不是张国焘在狱中有所交代，致使李大钊遭受通缉。”

        “无依据之猜测，不足为信。”

        陈独秀对张国焘是信任的。直至后来张国焘出狱，他也没有对张国焘在鞭刑之下的慌乱有丝毫的猜想。

        毛泽东后来也不提这一茬了。他认为陈独秀的这一制止是对的，无端的猜测历来不好。一直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有人报告毛泽东一些敌伪档案的情况，毛泽东才明白张国焘在1924年确实由于拷打而供出了李大钊。那是一份纸页发黄的公文，题为《京畿卫戌总司令部咨请转严拏共产党李大钊等归案讯办文》，内容是这样的：“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拏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平山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弟等辅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时常商量党务，男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宇、刘仁静、方洪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缪佩英等。查李大钊充膺北京大学教员，风范所关，宜如何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大总统分别依法判决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照，转令严速查照，务获归案讯办，以维治案，而遏乱萌。”

        历史在掀开自己面纱的时候，于细节部位，总是撩得慢一些的，有时就要慢几十年。

        1924年6月毛泽东向陈独秀汇报的第三件事，就是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问题，他已按陈独秀的意见，设法通知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开会。这样做，也正好让李大钊躲避一下风头。

        “守常接到通知没有？”

        “接到通知了。他将扮作一个商人，从哈尔滨、满洲里秘密入境苏联。”

        “这就好，这就好！”陈独秀宽了心。国焘已身陷囹圄，守常再也不能有丝毫的闪失了。

        “第四件事，国民党内之右派势力，恐惧两党合作之后的革命局面，又取反扑之势。据我们所获消息，在这股势力之中，张继一个，邓泽如一个，最为起劲，本月18日，他们又上了书。”

        陈独秀问他们上书给谁？难道孙中山还能听他们的？毛泽东告诉他，这一回他们上的书与先前不同，竟是血书，上送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执委，内容是再次弹劾共产党，声称“绝对不宜党内有党”。问题是这次孙中山看了血书之后，不置一言，罕见地保持了沉默。

        陈独秀还是判定，孙中山不会受这股逆流左右，而毛泽东则建议，廖仲恺传来的这一消息务必要引起中央足够重视。

        “好了好了，”陈独秀胸有成竹，不慌不忙熄了雪茄，“你要说的第五件，是什么事？”

        “这第五件事，与前四件事，性质迥异。”

        “快说吧，我还有要事。”

        “作为中央局秘书，我也许多嘴。然而作为你的学生与同志，我还是想说。”

        “说吧，说吧。”陈独秀不知他卖什么关子。

        “仲甫，你又是一个礼拜没回家了，我看嫂夫人眼睛都哭肿了。”

        “润之，你烦不烦？”

        “嫂夫人找不到你，我是你秘书也找不到你，你住哪儿了？你一个礼拜不来中央局看文件了，我不烦心谁烦心？”

        “我比你还烦心。我实话对你说，润之，我陈独秀降生于世，是为主义为事业而来，欣赏我陈独秀，就须欣赏我之事业。君曼不欣赏我的事业，我也无法再欣赏君曼。潮起潮落，月圆月缺，虽令人感叹，终也是合理之事！”

        杨开慧忽然推门进来说：“陈先生，你叫我去讲课，若是要讲你的这套理论，我是讲不来的。”

        陈独秀忽觉有些尴尬，愣了一会，哈哈冲天一笑，说：“哎呀呀，真叫是女承父业！你父亲一上讲台就是伦理，你跟我一见面也来论理，我陈独秀一张嘴巴，怎会有敌得杨家将两代之理？哈哈哈哈！”

        毛泽东使使眼色，示意妻子退走。

        陈独秀笑毕，用手搭着毛泽东的肩膀，认认真真说：“润之，别说了。无论是对中国女人，还是对中国政治，我都比你懂七倍。”

        陈独秀话已至此，毛泽东也只好沉默。

        又一个礼拜之后，毛泽东发火了。起因是陈独秀又失踪了一个礼拜。

        在发火的前三天，毛泽东耐住性子，千方百计去找了一次陈独秀。作为中央局秘书，他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国共两党合作之后，全国工农运动高涨，各地报告雪片般飞来中央。而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与国民党右派的聒噪也不容轻视，许多情况需要及时应对，在这种局面之下，陈独秀的经常性失踪实在是不能容忍的。毛泽东去找陈独秀，拖了一个向导，这向导便是陈独秀的老乡汪孟邹。高君曼透露给毛泽东说，汪孟邹不可能不知道陈独秀的隐秘住处。

        汪孟邹同意做毛泽东的向导。他的答应很勉强。他戴着一顶铜盒帽，慢吞吞走在法租界的七月的烈日下。毛泽东步步紧跟他走，脸上也有豆大的汗珠。报童从他们两人之间的缝隙里鱼一样穿过，尖声喊叫：“请看国民党元老反对共产党！”

        “请看广州沙面工人罢工！”

        报童飞走之后，又有一个尖嘴猴腮之人神秘地拦住他们：“先生，阿要领你们到东洋堂子和罗宋堂子白相白相？”

        摆脱这个猴腮之后，再前行二三十步，走到一处里弄口，汪孟邹便止步不走了，嘿嘿笑，脸上显露难色。

        “毛先生，”汪孟邹不无歉疚，“不是敝人一定不肯带你去寻，仲甫这个人的脾性，你是知道的。”

        “汪先生，若不是火烧眉毛，我也不会请你出山。”

        “毛先生，你的心境我知道，只是我实在不便做这种事情。俗话说，得饶人处且饶人，毛先生你还是抬抬手饶了我吧。”汪孟邹一边说，一边就抬手叫黄包车。

        毛泽东见他执意如此，也不再勉强，只是心头又添了一重恼。

        三天之后，一辆黄包车在三曾里的里弄口停下。闸北区三曾里是中共中央局机关。

        陈独秀一边从黄包车上跳下，一边还朝车上招招手。车上有一女子坐着。

        所有的这一切，都叫站在二楼窗口的毛泽东瞧见了。毛泽东心里一紧：这个委员长啊！

        所以当陈独秀走上楼梯时，就看见毛泽东倒背着手，站在楼梯的顶端候着他。陈独秀注意到这位中央局秘书脸上阴云重重。

        “我带来了两个香瓜，你吃。”陈独秀说。

        毛泽东说：“我可以不知道中共中央委员长的住地在哪儿，可是中共中央委员长也不能让外人知道中央局的驻地在哪儿！”

        陈独秀将香瓜往桌上砰地一拍，强词夺理：“谁知道了？”

        “起码黄包车里还有一个人知道。”

        陈独秀看着汁液从裂开的香瓜里黏黏地流淌出来。他压住满肚子火气，说：“除了马林，满天下，没一个人可以在我陈独秀面前大声嚷嚷的，看来，我还得允许我的秘书对我发火。”

        “独秀同志，我不想发火，我宁可你发火。说实话，这段时间，面对国民党右派的挑衅，我最为担心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委员长不敢发火！”

        陈独秀伸手蘸蘸桌上的瓜汁，像个孩子似的吮吮手指。

        他说：“你发那么大火，我还哪敢发火？润之，你吃香瓜，真的甜呢。好好，我以后常来就是了。今天你是委员长，我是你秘书，行不行？”

        陈独秀这么说话，还是很罕见的，毛泽东不由笑出声来。毛泽东开始吃香瓜。

        “好吧，”陈独秀说，“关于国民党右派的情况，你说吧，润之。”

        毛泽东说：“对于国共两党合作之现状，我认为，本党实有统一立场之必要。一方面，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国共合作的成果。现在国民党大发展，共产党大发展，组织工会、农会已形成全国风潮，黄埔军校也办得很顺利，北伐之基础正在形成，我们党没有任何理由不维护两党合作。第二方面，我以为，本党与国民党之合作，绝对不应是消极合作，而是积极合作。什么叫积极合作呢？也就是把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的合作。共产党一定要把组织工人、农民、学生的实权抓在手里，这一条，共产党谦虚不得，也义不容辞。道理很明白，只有自己壮大，才能有效合作。我在家乡踩过水车，只有两只脚一样强大，一样有力，一上一下，一下一上，水车才能哗哗出水。”

        “别多说了，”陈独秀说，“我们也一起来踩个水车。” “怎么说？”

        “一只脚是我，一只脚是你，我们两个联署，发一个中央通知，统一全党的立场！”

        毛泽东忽然又觉得，陈独秀在处理大事方面，又是不糊涂的，他心里可能始终有个谱。毛泽东把香瓜吃完了，也像陈独秀一样吮吮手指。陈独秀看了很高兴。对于毛泽东今日的发急，陈独秀其实也是颇为欣赏的，把他调来中央真没有错。但是有时候，陈独秀也觉得这股湘江之水奔流得太急了一点。处于舵手之位，是不能过急的。看来毛泽东还毛糙一些，还须用黄浦江的水好好打磨打磨。

        7月15日，中共中央以陈独秀和毛泽东联合署名的方式，发布了中共中央第15号通告。通告虽声称：“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但还是鲜明地指出，“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陈独秀在关键时刻并未放松舵柄并且同意采用毛泽东提出的策略，终使毛泽东松了一口大气。

        就在中共中央于上海发出第15号通告的这一天，远在法国巴黎的旅欧中国共青团结束了第5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执委会委员。也就是说，从这一天起，邓小平自然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天晚上，邓小平在小咖啡馆举起杯子，说：“请允许我以咖啡作酒，为我的兄长恩来同志辞行。”

        周恩来环视一齐举起咖啡杯的诸位同志，说：“谢谢希贤，谢谢诸位！广东革命形势大发展，北伐就要开始了，中国就要新生了，现在急需骨干回国，我过几日就动身上船。希望诸位同志，坚持学习与斗争，学成之后，也立即回国投身革命。希贤，咖啡毕竟不是酒，我不干完可以吗？”

        “那就喝两口。”

        “为什么要喝两口。”

        “一口代表你，一口代表国内另外一位同志。”

        “谁？”

        邓小平咬他耳朵：“一位天津的同志。”

        周恩来放下咖啡，举手把邓小平的鼻子揿扁了：“好哇，你倒有本事来调侃兄长了！”

        其实邓小平没有说错。周恩来内心的激荡，除了国内的革命形势这一主因之外，天津的那位同志，也常使他浮想联翩。五年过去了，他不知道她出落成什么模样了，只知道她没有布尔乔亚情结，她像一团火，敢哭敢笑敢说，她身上有一种他祖籍绍兴的那位巾帼英烈秋瑾的泼辣劲儿。

        周恩来于九月份回到广州，不久就担任了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后来又到黄埔军校接任政治部主任一职。他很注意在军校中发展中共组织。在军校的首期学员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了十分之一。这个数目在秘密状态中不断地扩大。国民党左派人士对共产党组织的发展，是抱有善意的。他们知道共产党的壮大对中国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没有坏处。因为这是一个年轻的党，年轻的党需要成长。邓演达对此尤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邓演达巡夜如一只猫，虽有军靴在脚，却不闻步声。作为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他经常在校区巡夜。军校学生中，酗酒狎妓者发现了好几个，一经发现他便报经学校予以除名，军校应为开封府，不留情面。

        乌云遮月。一切都影影绰绰。邓演达站住了。在这影影绰绰之中，有隐约的脚步声传来。

        邓演达突然大喝一声：“站住！”

        黑影不动了。

        邓演达急走几步，看清了对方。对方昂首立正着，丝毫不动。邓演达认识此人，这是一个训练中很能吃苦的学员，其实早在上海时邓演达便认识了。

        石头憨厚地说：“邓主任，晚上好！”

        邓演达看看树影后面的亮着一盏灯的教室，心里便有数了。他知道石头是往那个小教室去。这些天，教室常在晚上开灯，有人活动，而且话音很低。眼下，仔细望那教室，也可以看见那里有人影晃动。

        “石头同学，现在，应当是你打呼噜的时候。我知道你还有这毛病，只是不再口含辣椒了。”

        石头不好意思地笑笑。

        邓演达又说：“不是为了怕呼噜吓着同学，才来当夜游神的吧？”

        “不是。”

        “那为了什么呢？”

        “邓主任，因为……”石头支支吾吾了。

        “好了，别编什么理由了，看你这个老实头，也编不出什么理由。我知道你们是在开会。”

        石头一声大气都不敢出。

        “我知道你参加了共产党。依你的经历，石头同学，你也该参加。说句实话，贵党集中了一批忠勇之士，我本人也是非常敬仰贵党的。”

        石头抬脸，直望邓主任。邓演达的脸廓在昏暗的夜色里显得模糊，但是这张脸上，有一种很生动的东西。

        石头又听见邓主任这样告诫：“只是，你们开会要小心。学校里，耳朵多。开会时间，也不要太长，别影响第二天上课。还有，碰到什么人问话，你呢，最好还是事先准备一个理由。”

        石头立正：“我懂了，邓主任。”

        “快去吧，别迟到。”

        “是！”石头敬礼，转身走了。

        邓演达继续前行，没走十几步，便碰上了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

        “择生兄，感谢你对本党的理解。”叶剑英这样对他说。刚才的话，叶剑英全入耳了。

        “剑英兄，我不是从一党之角度观察问题，而是从一国之角度思考问题。”

        “哦？”

        “我经常想着北京城，想着怎么叫那儿的军阀政府尽快垮台。我希望国民党壮大，贵党也壮大，我们两党的拳头都要早日粗大起来，把直系、皖系、奉系统统打倒，让全国民众过上好日子！”

        叶剑英说：“听君一番话，我忽然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怪不得择生打仗打得这么好！”

        两个月之后，邓演达所时刻关注的北京局势突然有了戏剧性的变化。第二次直奉战争于1924年夏天爆发后，直系将领冯玉祥乘北京防务空虚，毅然回师京城，于10月23日凌晨发动北京政变，包围总统府，软禁上台不久的大总统曹琨。时局急转，由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宣告结束。

        北京街头冷无人迹，不时有西北军士兵一队一队跑过，几百双靴子打得街道啪啪啪响。

        有一个胡同口，已经摆出了一摊子小锣小鼓，穿着大棉袍的市民开始敲打，以示庆祝。

        胡同口钻出来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很虚弱，头发蓬乱，像个鸟窝。女的搀扶着他，无微不至的样子，一点也不嫌他身上那股难闻的酸臭之气。真亏得这次北京政变，被囚禁了五个月的张国焘才迎来了命运的转机。

        “站不住了。”他说。

        杨子烈蹲下来，在街边砖石上铺了块手绢，让气喘吁吁的张国焘坐下。

        咚锵，咚锵，老百姓手里的锣槌鼓槌不知疲倦，震得他们耳膜痛，但是张国焘并不觉得难受，牢里太寂寞，闻着声音，他高兴。

        杨子烈擦尽男友额上的虚汗，说：“对面铺子里有切糕卖，我去买一块。”

        “吃不下。”

        “打得你很厉害吧？我扶你哪儿，你就说哪儿痛。”

        “天下最惨无人道的地方，就是中国的监狱了。陈独秀说监狱是研究室，胡说一气。警察打，狱吏打，同牢犯人打，喊痛都来不及，还研究什么呢？”

        “李大钊被通缉得四处逃，家也被抄了，我当时就想，是不是你吃不消皮肉之苦了。”

        张国焘忽然大惊失色，嘴唇也青紫起来，他急忙按住女友的嘴：“别说，别说，你说这个干什么？”

        杨子烈说：“怎么啦？看你慌的！”

        “他们都还不知道吧？”

        “没人知道。连我也不知道。我只是心里知道。”

        张国焘大叹一口气，索索地抖着身子说：“人在屋檐下，没法不低头。钢丝鞭子每天指着你，你总得吐一两个名字吧？子烈，鸟儿抓住翅膀，没一只不喳喳叫的。”

        “但是，子烈，我告诉你，至今，我张国焘的人生信仰不变。我还是要在共产党里干下去的，共产主义是个好主义，我还是要勤勤恳恳为全国工农群众的利益服务的，我无他路可走。我的招供，若是让李先生知道了，让党组织知道了，你说，我这张脸往哪儿摆？”

        “国焘，你想，我怎么能忍心你这张漂亮的国字脸‘国将不国’呢？你放一百个心，就是钢丝鞭子每天指着我，我也不会说出你的这段经历。”

        张国焘慢慢抓起女友的手，抖抖颤颤握着，说：“我要娶你。我们好好过日子吧。我下决心了，我就跟你过一辈子日子，直到老，直到死。关于今后的日子，我这么想，共产党如今在南方很红火，我是共产党一大、二大的组织部长，算是老资格了，我要将功补过，我要更加努力地工作。陈独秀很信任我，我会在党内发挥很大的作用的，这一点你要相信我。子烈，你跟着我吧，我们做个患难夫妻，我这辈子都不会抛开你的！”

        “杀！杀！杀！”又一队西北军士兵奔跑于街，喊杀声突兀而来。

        杨子烈突然抱住张国焘，她觉得张国焘身上满是香味。张国焘也紧紧抱住了姑娘，他在军人的喊杀声中一阵又一阵哆嗦，他感觉到有许多热辣辣的眼泪落在自己的脖子里。

        瞿秋白手持一份报纸，兴冲冲地跑上楼梯。

        在发生北京政变的这个鼓舞人心的月份里，中国南方的面貌也在起着大变化。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主力的武装力量歼灭了盘踞于广州的反革命商团武装，之后又两次兴兵东征叛匪陈炯明，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得以稳固。中国革命形势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撼动全国。

        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之后，由两党协力创办的一所大学。时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一直关注着南方革命形势的每一个进展。他今天又显得特别开心，上楼脚步轻快如兔。

        他大步走入一个教室，问：“咦，同学们呢？”

        他看见惟有一个女同学坐在自己坐位上。他当然知道，她可能就是在等他的，他早有这个感觉，只是他有时候不敢想。他轻轻地走近她，并且看着她。她是共青团员杨之华，沈玄庐的儿媳妇。杨之华当年在萧山衙前农民小学教书，现在又专门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读书。

        “怎么就你一个人？”他又轻声问她。

        “瞿老师，你也是知道就我一个人在这里，才跑上来的。”杨之华毫不回避他的目光。

        瞿秋白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

        “杨之华，”他指指报纸，“黄埔军校的学生军真能啊，一个顶十个，以后的北伐，我断定能打过长江！”

        “瞿老师，不说黄埔军校行不行？”

        瞿秋白的脸又红了，杨之华慢慢站起来，说：“我就是那天到苏联顾问鲍罗廷那儿去谈上海妇女运动，遇见你，才知道你的妻子因病去世了。我知道你很爱她，常给他写诗。”

        瞿秋白说：“我现在也知道了，你是明白我会来找你，你才一个人留在教室里的。”

        “我留在这儿，是想得到你的诗。”

        “我没有资格赠诗给你。”

        杨之华的泪无声地流出来：“瞿老师，我的男人，是一个许多女人共有的男人，我的婚姻是不幸的。不是你没有资格赠诗给我，是我没有资格接受你的诗。”

        瞿秋白有点小小的紧张，他四下里望望，轻声说：“你不能哭，之华，你现在兼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妇女部的工作，你是女中豪杰。男儿有泪不轻弹，女儿有泪也不能轻弹。”

        “我是为天下女儿哭。”

        瞿秋白搓搓手，又推推眼镜。

        “之华，”他忽然说，“我想去你老家找你丈夫谈谈。” “什么？”杨之华睁大了泪眼。她一时不相信瞿秋白会说出这样的话。这个文静的老师，能有这么大的胆量么？但是三天之后，瞿秋白就成行了，他是与杨之华一起出发的。

        现在他们看见的是满坡黄叶。坡底下，一只只清涟涟的湖塘，在阳光下像镜子一样闪闪烁烁。

        瞿秋白与杨之华快步走在坡间小道上，一前一后，保持着两三步的距离。

        杨之华经常停步，等瞿秋白赶上来。她问：“累了？”

        “不累。”瞿秋白笑笑，“我没想到你的家乡萧山会这么美，美得就像一首诗，使人想起陶渊明。”

        当天晚上，瞿秋白便没有了陶渊明的心情。他以最严肃和最书生气的态度，约杨之华的丈夫到坎山镇杨家晤谈。沈剑龙也果然如约而至。沈剑龙梳了一个很水滑的头，穿着新衫，一副很洒脱的样子。他对瞿秋白笑嘻嘻说，我知道迟早有这一谈，之华一定会领来一个男人，但没想到出现在我面前竟然是一个老男人，是之华的老师。

        秋夜很凉。杨之华在屋里特意燃了一盆炭火。两男一女，和和平平一直谈到天亮。隔壁鸡棚里雄鸡叫响的时候，沈剑龙用刻薄的语言笑着对瞿秋白说：你是个带流氓气的书生，我是个带书生气的流氓，所以我们吵不起来。

        杨之华说：瞎说！

        听着这话，杨之华心里难过。这两个男人，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不是一个天平上的人。

        鸡啼三遍之后，两扇雕刻着精美图案的木门还是紧闭着。

        杨之华的妹妹杨之英蹑手蹑脚走到木门前，想推，不敢推；想敲，不敢敲，半天，喊一声：“姐，早饭要不要送来？”

        杨之华说，不用。

        妹妹说：“鸡叫三遍了你们有没有听到？你们谈了一夜了，到底怎么样了？你们没打起来吧？”

        杨之华打开门，对妹妹说：“没打起来！也不饿！”

        妹妹探头里望，果然没有血淋淋的模样和气氛，只见姐夫沈剑龙拱着手，坐在瞿老师对面，用长长的指甲捋捋头发，模样潇洒而诚恳。

        “说我坏，我这人，也真叫坏，”沈剑龙在门重新关上之后又瓮声瓮气说，“没有女人，不逛窑子，我活不下去。我也不信天下男人有不沾腥的，也许你瞿先生是个怪胎。其实嘛，沾了腥的男人也不是坏男人。吃条小鱼还沾腥呢，更不用说吃虾吃蟹吃泥鳅了。既然之华认为我坏，那我就坏吧。不过我看你瞿先生也坏，之华还是我老婆，你怎么就跟她成双成对地跑到乡下来了？好吧，就这样吧，我是不想离的，但是不离，看来也过不了之华这一关。”

        瞿秋白舒一口气，说：“你算是开通的，我要谢你。”

        杨之华说：“什么好，什么坏，我也不想多说了，我只有一个条件，独伊，我要。”

        沈剑龙翻起白眼，想了一想：“我倒无所谓，爸爸可是喜欢独伊的。”

        “我是独伊的亲妈，我不能没有独伊。”

        门突然被推开，推得很猛。沈玄庐出人意外地站在门口：“哈哈哈，鸿门宴竟然化作彻夜长谈，一地干戈尽为玉帛也！”

        瞿秋白吃一惊，赶紧站起来，招呼道：“沈先生！”

        杨之华也对沈玄庐特意赶来坎山镇的举动吓一跳：“爸爸！”

        沈玄庐盯着儿媳妇呵呵笑：“现在我倒不要求你直呼我沈玄庐之名了，叫我爸爸吧，多叫叫，看来以后也不会叫了，更不用说一块儿嬉水了。嬉水之乐，何其乐也！”

        沈玄庐的笑声听起来有些毛骨悚然，杨之华不敢接口。

        沈玄庐收笑之后，突然转身，眉毛倒竖，伸手直指儿子：“我老早就知道你是个不争气的东西！人家之华是仙女在九天，你剑龙依我观察，早就是十八层地狱里的货！一天一地，这等婚姻，还能有法子维持？拢不到一块儿就散伙！散伙散伙，我是赞成散伙的，革命的就该跟不革命的散伙！”

        杨之华低声说：“谢谢爸爸。”

        沈玄庐又说：“我去年考察俄苏，那儿的女人才叫女人！之华若有俄罗斯女人的半颗胆儿，早就在没生独伊之前就扔掉你这个孽种了！”

        沈剑龙低头，抽抽鼻子，不敢接什么话。他这人怪，一进堂子就打情骂俏鲜龙活跳，而在父亲面前却没一回不笨嘴笨舌的。他知道今天的结局，也是自己找的，世上确有报应这东西。

        “不过，”沈玄庐又回过脸，双目看定儿媳妇，“沈独伊是沈家的孙女，你杨之华既愿随他瞿某人而去，就不许再见沈独伊之面！我这句话，也应该是合乎道理的！”

        杨之华急了：“爸爸！”

        “我想，我的话你是听见了！”沈玄庐不再理会眼泪夺眶而出的儿媳妇，只是堆起笑脸，重重地拍拍瞿秋白的肩。“我虽在去年八月份就提出退党，但一直未见除名，因而如今也还算是共产党员。既为共产党员，便也应当推崇共产道理。对今日媳妇之婚变，玄庐如此大度如此慷慨，亦符合共产之要义吧？哈哈哈哈！”

        他仰天大笑起来，声若洪钟。瞿秋白虽心里不自在，但也保持镇定，面带微笑，自始至终显得不卑不亢。他心里想，我没有什么做错的，我只不过是促使一段早已死亡的婚姻加速腐烂罢了。因而他眼镜后面的那道目光，始终平静无波，就像他昨日一路看见的那些闪闪发光的江南水塘。

        回上海之后，他就选了个吉日，办了婚事。

        两盏红灯笼是从闸北小商铺买来的，屋中一挂，就算是新房了。

        前来贺喜的人不少，红灯笼底下，济济一堂。毛泽东夫妇也在其中。毛泽东原来是想准备贺礼的，后来决定不带了，他对开慧说：我跟秋白在珠江下过水，都是赤条条同泳之人，不在乎身外之物，就不备礼物了吧。

        杨开慧久久看着红灯笼底下的笑不掩口的杨之华，觉得这个同姓姑娘真的是很漂亮。瞿秋白拥着她，文文静静说：“今天是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七周年，我与之华商量了，就选这个日子，结成终身伴侣，以示我们对十月革命理想的终生信仰。”

        毛泽东忽然作跌足状：“唉呀秋白，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瞿秋白一愣：“润之怎么讲？”

        “这么好的主意，也不在我们大家结婚之前告诉一声。你看，我同杨开慧的婚礼办在12月，只须提前一个月，那就是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你看，平白无故的就失了一个双喜临门的机会，真是可惜呀可惜！”

        毛泽东演得越认真，大家乐得越厉害。

        新娘子见新郎一时憋不出话，便大大方方站出来解围：“毛润之同志看来是没法补救了，还没办喜事的同志，可以借鉴我们的经验！”

        “听见了！”有人笑着响应。

        瞿秋白又说：“今日婚礼，我也不备酒了。同志相聚，就算同喜。我想以一首歌代酒，敬敬同志们。什么歌呢？就是我配译的中文国际歌。”

        毛泽东说：“别说敬我们，就说教我们，行不行？这支歌，我和开慧都一直想学呢。”

        大家都说想学，于是瞿秋白取出一架紫红色俄制手风琴，试了一下音，说：“先说明一下，法文‘国际’一词，音为：英特纳雄耐尔。为了与八拍的音节相配，我就不翻译成国际两字，决定采用原文，便是，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现在，我唱一句，同志们跟唱一句。”

        他开始拉乐曲的过门，然后，国际歌歌声就响起来了。

        毛泽东学得特别认真，后来他甚至站到一张方凳上，主动为大家打起了节拍。他觉得这场婚礼确实办得别开生面。比比四年前他的婚礼，他甚至还同意为杨开慧备一顶花轿，那真的还是瞿秋白革命了。

        婚礼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把国际歌唱得很熟了。走出瞿宅，天下雨了，毛泽东撑起一把伞，搂着妻子的腰，一步一步走回家去。

        “这只歌好听，”毛泽东说，“唱了，长志气。”

        杨开慧说：“我怎么就很少听你唱歌？我只听你读诗吟词。润之，你吟词之情，一点不逊于唱歌。一年前你离长沙时吟赠给我的《贺新郎》，我至今还句句记得。‘热泪欲零还住’，‘人有病，天知否’，你忘了？”

        毛泽东当然没有忘。那首《贺新郎》是他苦思一夜的拈须之作，句句深情。“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雾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毛泽东当时吟罢不写，写罢不赠，直教开慧满眼含泪。但是比起今日反复吟唱的国际歌来，毛泽东又觉得自己的离别诗过于纤弱了。

        他对妻子说：“诗与歌毕竟不同。前者吟来，虽是深情，终归凄清。而秋白所译之歌，一唱，胸腔便涌血。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呵，呵，开慧，我一唱，伞柄上都是热汗了。”

        杨开慧轻轻笑。毛泽东的这种私情，她喜欢；毛泽东的看轻私情，她也喜欢。一个男人，该是如此。

        她又听丈夫这么说：“开慧，我曾经为真理之求索，钻天入地，彷徨半生。现在，国际歌一唱，就觉得全身的血都有了方向。为英特纳雄耐尔奋斗终生，是我们一辈子的幸福。”

        “怪不得你要把儿子取名岸英。”

        这句话，毛泽东听不明白。

        “岸英的英，不就是英特纳雄耐尔的英吗？你的意思是：岸上全实现英特纳雄耐尔了，你就幸福了！”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的？”毛泽东呵呵笑，伞抖个不停，“真是开慧，智慧洞开哟！”

        客人走净了，瞿秋白抹桌扫地，忽然发现新娘子在床头呜咽。

        瞿秋白大惊，急忙赶过去，搂住妻子双肩。“又想起什么了？”

        “想起一个同志了。”

        “谁？”

        “一个小同志。”

        瞿秋白明白了：“你的三岁女儿独伊？”

        “应当说是我们两个的女儿独伊。”

        “对，对。”瞿秋白推眼镜。

        “不知怎么的，特别想她。瞿老师，我真受不了，心里刀绞似的。”

        “叫我秋白。”

        “秋白，我心里有刀在绞。”

        瞿秋白慢慢松开妻子，起身走了一圈。红灯笼使他白皙的脸如同火炭。“之华，你说得对。你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我不能让你心如刀绞，我们就是抢也要把独伊抢到上海来。”

        “抢？”妻子抬起泪脸，“你说抢？你在苏联学过军事？”

        “既然你认为我不懂军事，不宜言抢，那就改抢为偷好不好？之华，我保证，我一定要把独伊偷到上海来！这些天，我要好好学学鼓上蚤时迁，设计一个偷窃之策！”

        杨之华走到丈夫身边紧紧抱住了他。丈夫标标准准一介书生，但是作出的决定，往往又是天下最勇者之策。六年前他参与过火烧赵家楼，六天前他又敢直面沈剑龙，六秒钟之前他又敢说出抢或偷的字眼，这个秀才，心里燃烧着一盆什么样的火哟！她真的很佩服他的眼镜子后面埋伏着的胆魄。三年之后，当杨之华得知瞿秋白忽然取代了陈独秀，被历史推举到中国共产党的航手之位时，也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吃惊。

        瞿秋白的新婚之夜没有睡稳。他的脖子感受着妻子后半夜的均匀的呼吸，而脑海里却开始沉浮萧山沈宅的争抢之行。 三个月之后，在瞿秋白设计完毕了一个去浙江萧山偷窃三岁女儿的计划之时，北京突然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已走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

        宋庆龄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到庭院里，软软地倚靠在一堵白墙上。京城三月，风很凉，举目一片枯色。这里是铁狮子胡同顾维钧的私宅，孙中山在京的临时行辕。

        她慢慢抬起脸，苍白的双颊上，两行泪水悄然流落。她实在没有想到变化会这么快。孙中山是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后，应冯玉祥及皖系、奉系首领之再三邀请，毅然北上商谈国事的。他意欲籍此推进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建立中国的新政府。这是大事。大事当头，万难不辞。他尽管身体已相当不适，但还是谢绝医嘱，毅然成行。孙中山于 11月底到达北京后，便患病日重，经住院手术，确诊为肝癌晚期，生命垂危。

        多灾多难的民族突然又迎来了一个不幸。消息如冬日之雷，震惊了大江南北。

        宋庆龄看见了何香凝走到回廊上，便轻声唤她：“香凝！”

        何香凝双眼已肿若核桃，宋庆龄很为这个真性情女子感动。宋庆龄对她说：“你的观察是对的，瞳孔正在放大。已经到了不能不立遗嘱的时候了。”

        何香凝咬紧嘴唇，但是泪水还是夺眶而出。

        宋庆龄把自己的一块绸手绢递给对方，说：“天下最沉重的两个字，就是遗嘱。可是事到如今，也应理性视之。我不但不愿意阻挠你们，我还要帮助你们。叫宋子文、孙科、戴季陶他们都进去罢，再念一遍遗嘱给先生听，待先生签名之时，由我把着他的手腕来签。”

        说到这里，她自己也泪如雨下。宋庆龄所言之阻挠，是指她前几日不忍心看见夫君立遗嘱，而在侧房里抽泣起来。这一抽泣，便让孙中山止笔了。孙中山听见了夫人的声音，心里就抽紧了。他说：“你们暂且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生命的。”当时，他的病榻旁站着儿子孙科及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他们是拟罢了遗嘱，一起到榻边请示孙先生的。孙先生出言之时，他们均饱含热泪。其实请先生立嘱也是无奈之举，肝癌晚期扩散，不可能用刀割治，给以大剂量的镭锭放射治疗，也无收效。为了党与国家，这些人商量到通宵，觉得不能不这样做。何香凝对立嘱一事也是支持的，她连续呜咽了三个通宵。

        三份遗嘱宋庆龄都看过。她认为都写得不错，当属孙先生肺腑之言。国事遗嘱这样写：“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奋斗。”家事遗嘱则这样写：“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致苏联遗书则说：“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之将来。”又说，“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这份致苏联遗书写得充满感情，前几日孙科一句句念时，孙中山也甚为动容。其实这份遗书他并未叫人代拟，而是他亲自以英文口授，请鲍罗廷、孙科、陈友仁、宋子文记录的。宋庆龄知道丈夫在最后的时刻满意这三份文件，但更知道他在最后的时候特别不愿夫人伤心。其实，奇迹是不太可能会出现了，孙中山每一次从昏迷中醒来，都从心底里知道这一点，但是他还是不愿签字，他拖延着。宋庆龄知道这一份拖延实际上是一份刻骨铭心的感情。

        她记起十年前，他如何当着自己的面，何其洒脱地签下大名。那是在东京，在一个日本著名律师家中。他签下名之后朝她笑了笑，然后把笔恭恭敬敬递到她手中。他签署的是一份誓约书，她至今还能全文背诵。“此次孙文与宋庆龄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誓约：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泪水从宋庆龄的眼眶中流出，流过整整十年，落下脸颊，泪水跌碎在北京铁狮子胡同顾家庭院的青石地面上。

        不能再拖了。该让他签下这个名了。

        你扶着我，她轻声地对何香凝说。于是何香凝扶着她慢慢进房，又由她慢慢扶起孙中山的手腕。十年前，他们分别签了两个名字，面前站着的是一个日本律师。十年后，他们合力签了一个名字，面前站着的是一个即将佩上黑纱的政党。

        当院摆开大桌，李大钊黑着脸面，在铜幌胡同家中书写挽联，笔锋凝重，字迹酣畅淋漓。

        写毕，他用一种打颤的声音，敞喉而念：“……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黯天愁，问继何人，毅然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主权群策雄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念毕，他扔笔于地，踉跄几步，一屁股坐在了厚重的门坎上。他写的是一副长联，长达244个字，准备亲自送去孙中山灵堂。孙中山是3月12日上午辞世的，李大钊晕闻得噩耗，当时就踉跄了好几步。今日也是如此，他只觉得头目眩，特别没有气力。

        赵纫兰扔下锅铲，去门边扶丈夫。她弯腰，问怎么了。其实这句话不问也罢。

        李大钊举手，重重地拍几下门坎，一声大叹：“门下有坎，倒也作罢，路上有坎，车马难行了。”

        妻子问：“什么路？”

        丈夫不语。

        “两党合作的路？”

        李大钊慢慢抬起脸。这张脸真个是铁的颜色。

        妻子说：“你不要拍门坎。胡同口的王先生说过：有力拍栏杆，无力拍门坎。你拍门坎，就是无力了。”

        李大钊看妻子。他没想到妻子会说出这种有筋有骨的话来。

        “你从来都是有力气的。”妻子又说。

        李大钊盯着妻子，说：“纫兰，你这不是送了我一句话，你是送了我一双鞋啊！真的，路再难行，只要有腿有鞋，就什么都不怕啊！”

        他当夜就给已经离沪回湘养病的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知道毛泽东也在特别担忧两党合作的前景。北伐尚未开始，国民党右派就寻衅不断，想方设法排挤共产党。毛泽东在上海操持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事实，令国民党右派叶楚怆坐卧不宁，“想尽办法，把毛赶走”成了上海国民党右派的行动方针。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也同意毛泽东携妻带子回湖南养病。李大钊在这封信中告诉毛泽东，病体要善于调养，一个政党亦是如此，国民党由于失了卓越的领袖人物，肌体亦受大损，也应及时的调养。中国共产党人此刻务须沉下心来，注意冷暖阴晴，善于调养这个庞然大物。

        走路长了，是需要坐一坐，毛泽东读信后这样对杨开慧说，但是坐一坐的目的是扎紧鞋带，农人是扣紧草鞋带，军人是打紧绑腿，路还是要一步一步走下去的。要走通中国革命之路，就是要不断地寻路标，不断地紧鞋带的。杨开慧知道毛泽东的病是不会好好养的，他只想着一个党的病，他的心始终煎着。果然，半年之后，经汪精卫推荐，毛泽东又离开湖南赶赴广州，职务是国民党中央的代理宣传部长。

        在孙中山辞世的这个三月份，瞿秋白携妻悄悄离沪，并且精心选择了一个日子，悄悄埋伏在浙江萧山衙前村外的一个小山坡上。他们闻着早春的青草的气息，按住怦怦乱跳的心，以一种世上最警觉的目光，朝村庄方向打量。抢女儿独伊或者叫偷女儿独伊的行动计划就这样开始了实施。他们没有雇请人，也无钱雇请人，他们自己直接行动，没什么的，君子动口也动手。为这次大胆的卷袖之举，杨之华在以后的几年里都非常感激她的这位书生气十足的夫君。

        当时，她只感到他的紧张，他的下巴戳着了灌木丛。其实她当时也紧张，一颗心贴着湿润的土壤，咚咚咚响，像要跳出胸腔。

        “我不是为偷独伊紧张！”丈夫这样对妻子嘟哝，“我只是想着，往后，还有哪个领袖人物再能来如此积极地推动两党合作。”

        “苏联的鲍罗廷不还是国民党的总顾问吗？”

        “顾问只是顾问，要有人去他那里顾才行。”

        “来了，来了！”杨之华忽然抓住他的手，眼珠子滚圆。 顺着妻子的目光，瞿秋白也发现了村口小道上的异常。他们盼望已久的那个长辫子丫环终于出现了，她怀抱独伊，慌慌张张直向小山坡跑。

        “快！”瞿秋白跃起，他与杨之华不约而同奔下小山坡。小丫环的买通是瞿秋白与坎山镇杨家共同策划多时的结成果，很不容易。

        “快！”瞿秋白又说。他跌跌撞撞地朝小丫环冲去，途中眼镜子掉了一次，幸亏没摔碎。

        这时候他听见身后的妻子又惊叫了一声“坏了”，他抬眼朝前看，果然看见村口又追出两个黑衣大汉，脚步飞快。

        瞿秋白撒腿向丫环冲去。一路上泥浆溅起。

        两股力量几乎是同时搅在一起的。这是一场白刃战般的争夺。汗流浃背的瞿秋白夫妇要从丫环手中抱过三岁的女儿，而自沈宅追来的两位黑衣大汉又蛮横地进行厮夺，双方动作均很激烈，但又都不敢对孩子过分用力。

        独伊大哭：“妈妈！妈妈！”

        丫环吓得号啕：“呜，呜！……”

        这种格斗结局是不言而喻的，呼喊不已的独伊被一个黑衣大汉抱着奔回去了，而长辫子丫环则被另一个黑衣大汉拖着往回走。

        杨之华追了几步，突然无力地坐在泥地上，痛哭失声。

        瞿秋白只抢到一只花布鞋。

        喷水壶在浇花，弯弯的细水流像笑容一样柔软。沈玄庐的动作始终慢悠悠的。他放下水壶，又举起小剪刀修剪花枝。沈宅的庭院在江南三月间已经呈现出完整的春天情状。

        沈玄庐也是满面春风，村口外的那场闹剧的最终结局，早在他意料之中。

        所以他对于求情之声毫不留意。求情的是在沈宅帮佣多年的老保姆。老保姆颤着声说：“三老爷不是一向反封建的么？人都快打死了，求三老爷发个话，饶了这丫头吧！”

        仔细听听，除了花圃上的扑蝶之声外，还有一种若有若无的拷打声和惨叫声，从柴房里隐隐传来。

        沈玄庐慢吞吞说：“叫沈玄庐！”

        老保姆说：“沈玄庐，求求你饶了这丫头吧。”

        沈玄庐停了小剪刀，抚抚枝头的几颗花骨朵，极诚恳地说：“家贼，还是要做规矩的。反封建与打盗贼，并非水火不容。”

        杨之华醒来，发现丈夫一夜没睡，在床头的灯光下静静坐着。

        “你在干什么？”她吃惊地问，“补鞋？”

        自鸣钟响了五下。瞿秋白在钟声里笨拙地放下针线。他手中的那只小花鞋，已经缝上了一块粗糙的补丁。

        “你在为独伊补鞋？”

        丈夫告诉她，小花鞋上，有个小洞。妻子接过小花鞋，抚摸着补丁，很感动：“她已经不穿了，你还补。”

        “我是不忍心。”

        “你非常爱独伊？”

        “是的，”瞿秋白说，“因为我非常爱独伊的母亲。”

        杨之华把头移在丈夫怀中，睁着大眼说：“会补鞋的人，也会补天下。整个世界，在你心里，就是一个孩子。真的，秋白，我能遇上你，是我的幸运。”

        “你记住，之华，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现在正在壮大着，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正在组织起来，帝国主义和封建恶势力已经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我把独伊的小花鞋补好，是深信独伊会回来的，你也要相信这一点。不用多久，她会回来的！”

        杨之华点点头。她当然相信丈夫说的话。

        瞿秋白对于中国工农群众运动的估计没有错。这一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日渐强劲，这就使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如坐针毡了。

        1925年5月28日，上海日商悍然枪杀罢工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面对上海学生的群起抗议，英国巡捕悍然开枪射击，死伤学生数十人。由此，五卅惨案震惊全国。愤慨万分的陈独秀适时发出了一系列的指示，中共各地党组织纷纷响应，指挥全国各大城市和几百个城镇的人民，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这一声势浩大的斗争揭开了中国大革命高涨的序幕。其时还在湖南韶山养病和做社会调查的的毛泽东，立即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核心，在家乡韶山一带组建了二十多个雪耻会。

        毛泽东在7月10日走进韶山地区郭家亭郭氏祠堂之时，情绪非常饱满。

        劈劈啪啪，一串百子鞭炮像条红蛇似的，在他脚边炸响。他参加的是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成立大会。

        毛泽东的青布长衫，是昨天洗的，很干净。他的胡子是当日清早刮的，脸上也很精神。他就这么精精神神对围坐在祠堂的几十名农民代表说：“今日成立雪耻会，雪的什么耻？雪的是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中华民族之耻！雪的是上海工人顾正红惨遭杀戮之耻！我看，不但我们雪耻会的会名取得好，而且雪耻会的宣言也写得好！”

        一个叫福顺大叔的中年农民笑呵呵说：“毛先生改过的宣言，每个字还不都像鲜虾一样跳？”

        毛泽东说：“好吧，我现在就把宣言念一念。”

        于是他就这样念：

        不好不好真不好，洋人杀到眼前了。

        讲起此事真伤心，大家听我说分明。

        东方有个日本国，想必人人都晓得。

        自从乙丑四月底，青岛纱厂罢工起。

        日本鬼子真凶横，杀死工人顾正红。

        上海同胞都不服，游街讲演个个哭。

        英国巡捕没良心，拿起枪炮就打人。

        死死伤伤有几百，这样横蛮还了得。

        内中有的是商人，多的工农和学生。

        英日美法四国人，道理不讲专逞凶。

        此事交涉未解决，汉口英人又猖獗。

        复杀同胞百余人，你看伤心不伤心。

        大马路上血如海，好比牛马遭屠宰。

        青岛上海和广东，处处杀死中国人。

        同胞被杀心里痛，各省各县各乡镇。

        报仇雪恨一条心，工农商人与学生……

        正念到半途，忽听祠堂外一片嘈杂声。毛泽东侧耳听听，他听见有人在喊：“揍你这个卖国贼！”又听见有人喊：“打倒洋婆娘！”

        众人皆惊，一齐回首向祠堂外看。毛泽东放下手中的《宣言》，也是一脸惊讶。其后，他就走出了祠堂。在七月的阳光底下，他看见了一群粗衣破衫的农民，农民正押着一对面容斯文的年轻男女，推推搡搡地向祠堂走来。

        年轻男人是个中国人，大热天还穿着西装，而那个穿高跟鞋的女人金发碧眼，分明是个洋人。

        毛泽东奇了，喝问一声：“怎么回事？”

        于是他就听得一个年轻农民激愤地报告：“这个该死的陈少爷，竟敢说洋人不是坏人！你看，他娶的老婆也是英国鬼子！他还说洋油灯就是比中国的灯草亮！还说洋烟比中国的旱烟香！”

        话犹来了，福顺大叔便从毛泽东身后钻出来，劈胸抓住陈姓少爷，气歪了脸说：“放你娘的臭屁！”

        洋女人用变了调门的中国话说：“放开他！”

        她声音很尖，尖得刺耳。这女人鼻子很高，眼睛深凹，看模样三十岁不到。

        福顺大叔一弯腰，取下自己的布鞋，高高举起鞋底子：“放开他？我还要打倒你这个女帝国主义！”

        毛泽东不高兴了，说：“福顺大叔！”

        福顺大叔说：“毛先生，刚才念《宣言》，是动嘴皮子，眼下见洋人，该动鞋底子！”

        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当然是对的，但是福顺大叔的这句话，毛泽东听了不高兴。如果对每一个鼻梁高的人都摆出架势来，那就只能是义和拳的架势，不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雪耻会的架势。所以毛泽东用重重的声音说：“放开他！”

        福顺大叔有些愕然：“放开卖国贼，毛先生？”

        “是不是卖国贼，得弄清楚。你放开他。”

        福顺大叔愤愤撒手。毛泽东问：“你是哪家的陈少爷？”

        乡人纷纷说：“他就是上七都团防局长陈济生的三少爷！上海教书的！”

        “哦，教书的。”毛泽东点点头，“陈三少爷怎么回乡下来了？”

        “上海学生均已罢课，无书可教，只得回乡省亲。”

        又有乡人喊：“他是省他老子，他老子是土豪劣绅！”

        毛泽东又问：“把夫人也带来了？”

        陈三说：“玛丽亚是我英国房东的女儿。”

        玛丽亚对毛泽东笑一下，用结结巴巴的中国话说：“我同陈，上个月，拜天地。”

        毛泽东点点头又问：“陈三少爷，你怎么就惹怒了农民兄弟了？”

        “我说了真话。”

        农民们纷纷检举：“屁个真话！说洋货比国货好，这还不是卖国贼说的话？”

        陈三面对众多的激愤之口，也横下一条心了，说：“话既然出口，我也不收回。”

        毛泽东笑：“你倒不怕孤立。”

        陈三说：“依我说，洋货，有坏的，也有好的！洋人，有坏的，也有好的！毛先生，你看看我的玛丽亚，玛丽亚可以什么都不是，她的眼睛长坏了，绿的，是狼眼睛！她的头发长坏了，是烧过的，焦了！她的鼻子长坏了，太高，是马鼻子！但是她的脚，你们看看她的脚，她的脚起码是人脚！她的脚起码比中国女人长得好，比我妈长得好！她没有缠过，大脚一双，能走天下路！”

        “娘的！”福顺大叔跳脚，“给她缠脚！”

        有人尖喊：“祠堂里就有裹脚布！”

        福顺大叔：“去拿来！”

        好几个农民把玛丽亚按坐于地，黑色高跟鞋立时扒了下来。

        裹脚布被风风火火地取来了，好几个农民一齐动手裹，高兴得手舞足蹈，而玛丽亚则始终沉默。

        陈三被农民们架出很远，声嘶力竭地跳脚：“玛丽亚！我后悔把你从伦敦带出来呀！”

        玛丽亚用中国话说：“让他们裹吧！就让我做第一个裹小脚的洋女人吧！我可以告诉这个世界，中国女人要吃多大的苦！”

        洋女人的话还没说完，缠了一半的裹脚布便被一个人死死拽紧了，这一拽，顿使裹脚的男人们全都无法动弹。

        福顺大叔叹口气，说：“算了。”因为他这时候看见了脸色很不好的毛泽东。

        毛泽东拉住裹脚布，说：“农民兄弟们，你们这是做什么游戏呢？帝国主义不是靠一条裹脚布能裹住的，再说，她玛丽亚也不是帝国主义！”

        农民们有的挤眼，有的跺脚，有的扁扁嘴巴，谁也不说话。

        毛泽东厉声说：“福顺大叔！”

        福顺大叔马上说：“饶了这女帝国主义！”

        于是大家都散开了。玛丽亚站了起来。陈三从两个方向找回来两只高跟鞋，帮妻子扣上。

        毛泽东说：“陈三少爷，依我看，你太太的红头发，是革命的头发。马鼻子，那是说明能像马一样吃苦耐劳。眼睛的绿，绿得好啊，那是秧田的颜色，庄稼的颜色。依这个道理说，你太太很革命哪！当然，我这些话，是玩笑之言，但是，我要说一句公道话，一个不知裹脚布为何物的女人，是个健康的女人！如果我们把正义的五卅运动歪曲成一个裹小脚的运动，那就不是一场好运动！福顺大叔，你赞成我的话么？”

        福顺大叔搔搔头，不吭声。

        毛泽东大声问：“乡亲们赞成我的话吗？”

        “赞成。”许多人说，声音参差不齐。

        毛泽东点点头，表示对这回答满意，然后又转脸，对陈三说：“陈三少爷，我赞同你的话，洋人并不是个个坏的，只有那些用枪顶着我们中国人胸脯的洋人，才是坏洋人！”

        陈三说：“谢谢毛先生指教。”

        玛丽亚说：“毛先生，看得出来，你是个教授。”

        毛泽东说：“我想问一句，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我爸爸是农业机械师，但是我爸爸的爸爸，也耕过田，用马耕过田。”

        “啊，”毛泽东点头，“看来，你爸爸，比你爸爸的爸爸，更见光荣。因为你爸爸的爸爸用的是马，而你爸爸，就用机器了。机器比马比牛，力量大许多，机器是洋人发明的，这就说明，洋货也有好的。我看，我们中国的农业，以后，也不能只姓牛，也要靠机器。”

        玛丽亚说：“我可以送给先生书，我爸爸写的。”

        毛泽东说：“不用了。我已经送许多朋友去欧洲留学了，他们回国的时候，会带回来。”

        “先生，我也想带一样东西到英国去，不知你肯不肯？”

        毛泽东问是什么东西。

        玛丽亚就指一指福顺大叔手里的黑布带子，说：“裹脚布。”

        福顺大叔恼了：“你是笑我们？我告诉你，裹脚布，是中国女人的辫子，是土货，不是可以给你带到英国去的！”

        毛泽东摆摆手，制住了福顺大叔，说：“玛丽亚小姐，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家丑不可外扬。国家也是家，国家也有家丑，这根裹脚布就是家丑。我们中国眼下也革命了，这种侮辱妇女的方式，许多地方都不用了。但既为家丑，我说，也就不要外扬了吧，好不好？”

        陈三说：“我赞成毛先生的说法。”

        玛丽亚说：“我很遗憾。我是专修妇女史的，这块布，是教材。”

        毛泽东说：“玛丽亚小姐，你给我们留点面子吧。中国人是最重脸面的。一个中国人犯了死罪，要砍他的头，他会不忘对刽子手说：你要好好干活，别坏了我这张脸。这说明中国人特别讲究脸面。脸面其实就是骨气，一个讲究脸面的人，是能够干大事的人！我为什么把长衫穿在破衬衣的外头？是因为我这件衬衣有八块补丁。你看，我毛先生也讲脸面。所以，这块裹脚布，也就别当你的教材了。福顺大叔，叫他们拿回去，以后别再拿出来了，最好一把火烧掉！”

        福顺大叔说：“烧了吧！毛先生，我三个女儿都不缠脚了！”

        毛泽东说：“你看，我们的人也都在告别家丑呢！福顺大叔，是不是让人家回家呀？他们好像不是帝国主义分子，也不是卖国贼呢！”

        福顺大叔朝农友们挥挥手，挺有权威似的。团团围着的乡民们立即让开了一个口子。

        陈三走之前规规矩矩鞠个躬：“谢毛先生！”陈三对这个毛先生，很是折服。尤其是当他后来知道这个毛先生曾主持过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于是对毛先生更加钦佩。因此当20天之后，毛泽东通过秘密农会和雪耻会，领导韶山地区农民开展了一次强有力的“平粜”斗争时，他站到了饥苦的农民一边。韶山地区八月大旱，土地龟裂，庄稼枯焦，农民饱受饥荒之苦，而地主土豪包括其父亲陈济生在内，却乘机屯积谷物，不肯平价卖给农民，只图高价出售，谋取暴利。

        陈三这一天起身不久，就听见了陈家大宅外面的农民的阵阵喊声。几百个农民铁桶似的围着陈宅，带着空箩筐以及空拳头。他们要求平崇。他们的脸如同八月的太阳一样发黑发焦。而这些心情焦虑的农民也看见团防局长陈济生的宅院墙头，露出了好几枝枪的枪口以及团丁们的像枪口一样的黑脸。

        团丁喊：“告诉你们，陈老爷家没谷子！谁再闹事，枪子儿不认人！”

        乡民喊：“我们要吃饭！”

        “谁喊？老子毙了谁！”

        福顺大叔审时度势，在两个钟头之后，让农民撤了包围。毛泽东对福顺大叔这一成熟的做法，评价很高。毛泽东说，硬攻不如智取，看来福顺大叔还是很懂章法的。

        农民撤围之后，陈济生便被几个儿子搀扶着，从谷仓里战战兢兢地爬出来了。他的头发上和眉毛上都挂着黄澄澄的谷粒，像停着一群金色的虫子。

        “暴民真的都走了？”他问，声音也轻如虫子。

        “回老爷，都走了。”一个团丁回答。

        陈济生还是不踏实：“再看看。”

        陈三说：“爸爸，不用看了，真的都走了。”

        一只托盘举在陈济生面前，几个儿子一齐动手，把沾在陈济生身上脸上的谷粒取净。

        陈济生指指托盘，说：“都送回谷仓去！”

        大儿子心里好笑，嘴上说：“是，爸爸。”

        陈济生又说：“慢。”

        大儿子站住。

        陈济生说：“我这里还有一粒！”

        他侧过脸，让三儿子仔细看他的左耳朵。

        陈三看不清，笑着叫妻子玛丽亚来看：“你是狼眼睛，你来看。”

        玛丽亚仔细地伸出小拇指，轻轻掏。果然，又捡出一粒。陈济生接过这粒稻谷，小心翼翼放入托盘，像是放入一粒贵重的珍珠。

        “畜生！”他忽然把脸拉得像马脸一样长，杀气腾腾，“这帮畜生！我陈家的谷子哪怕烂了臭了，也不会给这帮饿鬼一颗一粒！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脸面，一个个都想做陈胜吴广了！”

        玛丽亚说：“爸爸，什么叫陈胜吴广？”

        陈三代父亲回答说：“陈胜吴广，就是中国秦代造反的农民首领。”

        玛丽亚问：“爸爸，你卖给他们一点稻谷，他们还做陈胜吴广吗？”

        陈济生怒喝：“小三子！”

        “我在，爸爸。”

        “叫你的洋老婆闭嘴！”

        陈三愣住。陈济生又喝：“小二子！”

        二儿子应声：“我在，爸爸。”

        陈济生厉声吩咐：“所有谷子，连夜装船，运往银田镇米行，统统给我藏起来！风声过了之后，再转运湘潭，卖好价钱去！”

        父亲的这种凶猛态度不能不使得在上海做教书先生的陈三大受刺激。他想起了农民以及农民的头毛泽东。于是他悄悄雇了一顶轻轿，于天黑时分赶到韶山冲。他的洋老婆玛丽亚坚决鼓励他去做举报，玛丽亚说：“我的祖父用马耕过田，我不忍心看着用牛耕田的人挨饿。每一粒谷子，包括从你父亲耳朵里掏出来的那一粒，都是用牛耕出来的。”

        杨开慧在韶山冲家门外的莲塘旁边，发现了探头探脑的陈三 ，盘问了好一番，才把这位穿西装的年轻人带进门。

        陈三在油灯底下，看见了毛泽东，也看见了福顺大叔。他说：“我爸爸已经把谷子偷运到银田镇了，两大船，连夜运的。我们全家人，明天都要逃到银田镇去。”又说：“是我妻子一定要叫我来报信的。她说，她家里祖祖辈辈也是英格兰农民。”

        福顺大叔说：“陈三少爷，求你告诉你老婆，我福顺再不骂她女帝国主义了，我向她赔礼了。”

        毛泽东说：“陈三少爷，谢谢你的报信。我看，明天一早，乡民就会采取行动的。你父亲不关心农民的肚子，你与你父亲不一样，你是关心农民肚子的。一切关心农民肚子的城里人，农民肚子里都会永远记住他的，包括记住你，也包括记住我。”

        毛先生的话，陈三觉得很受用。他想，这位毛先生，实在是位大人物，将来，在中国有大出息。所以当他第二天在银田镇，看见毛先生指挥两百余个农民将银田米行团团围住时，他心里充满了激动和敬意。

        米行后面的空地上，堆成小山般的稻谷麻袋，尽陷于农民的锄头与扁担之中。脸色黝黑的农民们，耸动锄头也耸动声带，气势如大海之潮：“开仓平粜！”“农民也是人！”在这样的排山倒海的气势面前，几个团丁是根本无济于事的。

        陈济生只有自己豁出去了。稻谷是他的性命。他张开双臂，声嘶力竭地护在成堆的麻袋前面，一副意欲殉死之状：“敢抢？光天化日，你们敢抢？这里的谷子都姓陈！是我陈济生的谷子！我陈济生今天拼了，我死也死在这里了！”

        陈家二少爷也跳脚喊：“你们若是把我爸爸逼死了，你们逃脱不了人命干系！”

        毛泽东使劲分开人群，走到陈济生面前。

        陈济生的发红的眼睛突地亮起来：“我知道你，毛泽东！暴民抢粮，就是你在捣鬼！你就是当年编《湘江评论》的！你煽动暴民！你的湘江，是一江祸水！”

        毛泽东说：“陈老先生此言差矣！他们是农民，不是暴民。他们想粜谷，不是想抢粮。我毛泽东也并未上梁山，不是第一百零九将，打劫的事，我是不做的。”

        陈济生狼一样嗥：“你不做强盗又做什么？！”

        毛泽东转过脸，吩咐说：“把米仓里那杆秤取来！”

        一杆黑杆子大秤立马抬来了，秤杆有小孩的胳膊那么粗。

        毛泽东抚抚秤杆，又掂掂硕大的秤砣，说：“我毛泽东今天什么也不想做，只想看看你陈老先生是怎么把秤杆子的，怎么把谷子平价卖给农民！哪户农家没有老婆孩子？他们一家一家都断了炊，眼看就要饿死了，哪个知书达理的人能见死不救？我就想看看陈济生老爷今天能不能济生救人！”

        “你这就是强盗！”陈济生急了眼。

        “陈先生，强盗是拿刀不拿秤的！”

        农民们紧着声喊：“平价粜谷！”“开仓救人！”

        毛泽东进逼一步，说：“陈老先生，接秤吧？”

        陈济生后退一步。站在陈三后面的玛丽亚忽然举手说：“三，我要给爸爸讲一句话。”于是陈三说：“爸爸，玛丽亚有一句话要说。”玛丽亚手指秤砣：“爸爸，这叫什么？”陈济生瞪圆眼睛不说话。福顺大叔代为回答：“这叫秤砣，称秤用的。”

        玛丽亚说：“爸爸，为什么你们中国的称砣，像一颗人心？我想，你们祖先，造出这种秤来，就是希望你们，用秤的时候，凭良心！”

        “说得好！”毛泽东说，“这话说得好！”

        陈三突然跪在父亲面前：“我跪下了，爸爸！我求你粜谷了，爸爸！玛丽亚，你也来跪下！”

        “不，”玛丽亚昂头说，“我不跪。我虽然不是中国人，我也讲究脸面！”

        福顺大叔说：“啊呀，说得好！说得好！”

        “好啦！”陈济生突然之间疯了一样，手舞足蹈，泼天大喊，“那跪下好不好？我给你们大家跪下好不好？我陈济生今天下跪啦，我屈服啦，来人呀，开仓平粜，我豁出去啦！”

        米行四周顿时沸腾，铁锄与扁担举满半空。“开仓啦！”“平粜啦！”“胜利啦！”

        陈济生就是在这种欢呼声中软瘫下去的。半个月之后，他抖抖地下了病榻，当桌摆开笔墨，挥毫书写函件。他满脸的愤懑之情。

        他直接向省长告状。他不能不告。农民翻天，事情很严重。

        事情确实很严重。在毛泽东成功地组织了银田镇的平粜斗争之后，韶山永义亭、瓦子坪、如意亭等地在1925年8月都开展了平粜斗争，且均获胜利。湖南韶山地区的农民运动，明显地动摇了当地的反动统治，而土豪劣绅向湖南军阀赵恒惕的紧急呼救，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儿子探头进屋，使陈济生吓一跳。

        “小三子没跟进来吧？”

        “没有。怎么了，爸爸？”

        “我写信请求赵省长派兵抓毛泽东，这等大事，能让小三子瞄着吗？小三子，还有他的洋老婆，都是家贼！”

        告状信奏了效。省长赵恒惕对各地爆发的平祟斗争本来就恼火至极，一发现有人举报肇事头目，马上就摔了令箭。据福顺大叔急急带来毛泽东家里的消息说，赵恒惕是这样拍桌子的：“电令湘潭县团防局，速往韶山逮捕共产党首要分子毛泽东，就地正法。”

        福顺大叔还带来一顶青布轿子，催促毛泽东立即上轿离开韶山。

        毛泽东磨磨蹭蹭，说：“书还是要带上吧？”

        杨开慧说：“别带了，带什么呀！若遇路上盘查，不是不打自招么？”

        毛泽东舍不得：“还是带几本吧？”

        福顺大叔说：“毛先生，省长密电是怎么写的？”

        毛泽东说：“你不是说了吗，立即逮捕毛泽东，就地正法。”

        福顺大叔恼了：“那还磨蹭个啥？树伢子，水根，马上抬走毛先生！”

        两分钟后，钻进轿子的毛泽东忽又掀帘，笑嘻嘻钻了出来。“路上遇着盘查，我应当是谁？”

        一个抬轿人说：“东家。”

        另一个说：“掌柜。”

        福顺大叔又恼：“跟你们说过，是郎中！毛先生衣服上都有补丁，能是东家吗？”

        杨开慧听闻此言，心里不好受：“润之，你看，一身上下，也没一件好衣服。”

        毛泽东说：“就是郎中吧，郎中好，郎中好。一个穷郎中，不骄不奢，医遍人间，志气得很嘛！记住了，我是郎中！”

        两个年轻的轿工一声应喏，都说记住了。

        毛泽东掀帘进桥，又回头问：“岸英岸青呢！”

        “都睡着了。”妻子说。

        “代我亲亲他们，”毛泽东小声说，“我到了长沙，就来接你们。”

        你倒是快一点呀！杨开慧再不由分说，把毛泽东推进轿子。

        轿子在八月的村道上走得飞快。路上缺风，太阳大，这种天气下抬轿不能停，一收步，满脸通红的抬轿人就顿时会浑身湿淋淋，如同水里钻出一样。

        毛泽东在轿内也热，他把轿帘卷高了，才仿佛感觉到有些微风。发白的土路在太阳的灸烤下，远远望去，好像有水汽蒸腾，晃晃悠悠的。毛泽东在晃晃悠悠中一路思考，思考着这几个月之中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所有事情。他没有想到湘潭团防局的十几个兵丁正在前方两里地的地方摇摇晃晃地走着，直奔韶山而来。他只思索着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思索着韶山的农民，湖南的农民和全国的农民。他想，中国农民如汪洋大海，中国的情况与俄国的情况大不一样。在那个工人众多的国家，产业工人拿起枪走上街头就可能解决问题；在中国，相当大的革命原动力存在于乡村，若是全国的锄头都举在半空了，则中国的风云立马就能搅成另外一个模样。关键的问题可能就是启发、教育和组织农民，因此，需要培训一批善于发动农民运动的行家里手。他在这么考虑的时候，那个患着哮喘的湘潭团防局的汤排长，业已把十几个兵丁带到离他五百公尺的地方了。这是一个危险的距离，思考着中国农民的毛泽东其时还根本不知道这一危险。

        汤排长哑着嗓音骂人。

        他的心情不好并不在于这些天的哮喘，而是他的部下的那种蔫不拉唧的德性。十几个兵丁横挎着枪，走得像小脚女人一样歪歪扭扭。

        汤排长不能不喘着气骂人：“还不提点气？要蔫也蔫在窖子里别蔫在今天！若是跑了毛泽东，老子怎么交差？老子干脆把你们一个个阉了！”

        骂过三巡之后，走在最前头的一个士兵手搭凉棚喊起来：“报告排长，来了一顶轿子。”

        汤排长大喘几口气，问：“空轿满轿？”

        “满轿，里头有人。”

        “男人女人？”

        “遮着帘儿，看不见。”

        待轿子吭哧吭哧抬近，汤排长便看见了两个呼呼直喘的年轻轿夫，轿夫的破背心都叫汗湿透了。

        汤排长心中起疑，哑着嗓音喝问：“抬……抬的什么人？”

        轿夫不停脚：“回长官话，郎中。”

        汤排长从腰间拔出一柄短枪来：“郎中不是新娘子，干啥闷着帘儿不吹风，不怕闷死？”

        “回长官话，郎中说，这个月的风是邪风，不能吹。”

        “这倒是，这倒是，”汤排长猛然醒悟，倒抽一口凉气，“风有正风邪风。我爹的嘴当年就是给邪风吹歪的。我看这郎中神，我从小最敬的就是郎中。”

        轿子吱吱扭扭地擦过队伍，一刻不停地走了。

        汤排长瞅着轿子走远，忽然又想起什么，直着脖子大喝一声：“站住！”

        嗓子太哑，喊不响。

        汤排长踢一个士兵：“你喊。”

        那兵丁声若洪钟：“站住！给我站住！”

        轿子不走了。

        兵丁喊：“停下！”

        轿子稳稳地停下。轿夫身上的汗水也顿如瀑布一样流下来。

        汤排长摇摇摆摆走了过去，兵丁们呼啦啦一齐围上半个圈。两个轿夫一时都显出了紧张，流淌不停的汗水里已有一半是冷汗。

        青布轿子则纹丝不动，如死了一样。

        “既是郎中，我就要看看郎中了。”汤排长喘着急气说，“我这喉咙拉风箱，足足拉了八个年头，灌的汤药少说也有三百帖，外加两炉香灰。今儿天上掉下个郎中，八成是观音娘娘看不过眼，特意给我汤某人送来的！卷起帘儿看病了，郎中！”

        两个轿工吓得面面相觑。

        汤排长问怎么不掀帘儿，两个轿工于是更显局促不知说什么好。恰在此时，便有浑厚的声音自轿帘内传出：“病家若要看病，便将手伸进来！”

        汤排长闻声一愣，忽然跌足：“啊呀，碰到好郎中了！”

        打头的兵丁问：“怎么，排长？”

        “啊唷唷，你要知道，好菩萨从来都是闭脸闭眼的！”

        轿内继续传出平稳之声：“贫医虽无刀圭圣药，也无上池神水，但于今云游八载，却也视病无数，自有手到病除之功，尽收枯木回春之效。”

        汤排长听得双眼滚圆。

        打头的兵丁骂人了，说：“娘的，排长，这郎中的牛吹得比踩猪尿泡还响，拉他出来，看看是什么脸面！”

        汤排长听得拍手：“有门了！”

        士兵说：“怎么？”

        “有门了，有门了！我这辈子碰上的十八个郎中，没一个像他这样敢说满话的！你们要知道，好和尚念的都是大经！”

        轿内人说：“将手伸进来！”

        汤排长伸出右手，想想不妥，赶紧先问一句：“左手还是右手？”

        轿内的回话声气很重：“将那只不拿枪的手伸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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