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事的角度，国民党抓住了“点”，而共产党却控制了“面”。“点”可以被孤立和包围起来，但国民党却没能扫平整个“面”，他们能做的就是通过保护“线”（铁路线和公路线）把这些“点”连接起来，结果使他们数量有限的军事力量被弄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对国民党而言，更致命之处在于：全国100%的煤炭资源、80%以上的小麦产区、80%以上的棉花产区都在“面”上，共产党成功地用农村掐住了城市的命脉。在东北，中国共产党开始直正掌握主动权，而且从此再也没有失去它。

        1945年抗战结束后，东北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都是块难啃的“骨头”。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承认，“抗战胜利后，中共赶紧在关内训练大批干部，但东北原为战后共产党最难渗透的区域，因其土地肥沃，人口稀少，谋生容易，加之受日本人铁腕统治达15年之久”。而国民党接管东北后的形势同样不乐观，苏联人始终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心患，长期囚禁张学良的旧怨让东北人民对蒋介石并无好感，国民党手上有一堆琐碎的事情要应付：要一一接收沦陷区的政权，要处理伪军和日本的战犯，还要把几百万日本军人和家属遣返日本。

        此前半年，东北的据点对国民党来说就已经失去控制了。国民党军队3月12日从吉林撤出，并用军事上惯用的陈词滥调解释说，这是为了缩短运输线。国民党军撤到长春，却给当时这个被围城市增加了极大负担，人民解放军封锁了通往长春的所有食物供应路线。经过激烈争夺，四平在失去吉林三天后就失守了，但人民解放军此时可以向沈阳发起进攻了。

        “共产党发动了农村的全部能量，而国民党却被城市绊住了手脚。”当时一名国外的战地记者评论共产党进入东北时“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政策时说。

        相反，为了紧紧抓住东北的控制权，蒋介石的一系列政策，却起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他独断专行地将原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合江、松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南京派来的新官员对这些刚刚划分的地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激化了当地人对国民党政府的对立情绪，他们觉得初来乍到的“南方人”占据着大部分重要职务，这简直是“对东北的占领”。

        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农村的日子伴随着扛枪、分田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5.5亿人口要进入一个新的组织网络，新中国的领导人需要适应和面对一系列新问题：为国家的发展制订计划、编制预算、亟待大大提高的生产力、城市中各阶层的新关系，甚至于死灰复燃的官僚主义和随着胜利而来的道德上的问题。

        沈阳陷入了不战而乱的困境，混乱和萧条充斥这个大城市的角落。沈阳的平均物价指数五个月内上涨了三到四倍，粮食则涨了九倍。公营企业中大约七万完全发货币工资的工人实际收入大幅度下降，到10月31日，人们的薪水根本买不到日常用品。这个旧时都市街头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

        1948年春季的几次重大战役后，在多数人看来，战争的胜负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历史潮流已经转向。现在的悬念倒是：蒋介石留下的一个通货膨胀、生产萧条的城市，能否在新政权的手中一扫颓气，重拾生机？对于赢得武装斗争胜利的共产党来说，这是一场新的考试。

        1949年中期，毛泽东有些焦虑地说：“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毛泽东是针对中国一场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而说的。这时候，中国共产党对沈阳的接收已经接近尾声，而对天津、北平、上海的城市接管工作刚刚展开。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战争前景不明，很多沈阳人想方设法离开这座动荡的城市，最先逃亡的是一些国民党官吏和富商，后来是一些公司企业的老板和职员，再后来是四处找门路托关系的普通老百姓。为了搭上离开沈阳的飞机，很多人变卖了家当。内战最后两年，设在北平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雇佣民航公司的飞机，把大量的军粮和武器运往东北，飞机空舱回程时，沈阳的很多单位就利用空舱，疏散他的员工。当员工疏散得差不多后，一些投机商人开始包下空舱，向市民出售机票，赚取佣金。票务既是私人生意，也受到沈阳国民党政府的管制，不管谁申请买票，都要“东北剿匪总司令部”的批准，所以，仍有一些国民党基层官吏在倒卖路条的生意里钻了空子发了财。

        早在这年4月，美国军事顾问小组头头大卫·G。勃尔就恳求蒋介石撤出沈阳，放弃东北，以北平为后方。徒劳的建议当然完全没有奏效，蒋介石的自尊心不允许他甘心一枪不打就把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拱手送人。谁都清楚东北对于全盘战局的意义，如果国民党占领这一地区，将切断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联系，并利用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对华东、华北、西北解放区造成南北夹击。相反，如果共产党控制东北，就可以改变自己薄弱的物质基础，形成一个极具生产力的战略基地，摆脱长期被国民党四面包围的被动局面。

        为了应对这种崩溃式的经济危机，蒋介石在1948年8月19日发布总统令，发行一种新的国家货币金圆券。那时候，旧货币价值实际上已降到了零。这天，蒋氏夫妇在庐山避暑，蒋介石还信心满满地把对金圆券上市成效的展望记在了他的日记上：“昨夜决定改革币制与管制经济日期。余注重于辅币之兑现，以增加新币之信用，或可延长新币之命运也。”国民党政府想在经济空虚时进行经济改革，这种做法既不能增加收入，又不能减少开支，也不能增加生产。没多久，金圆券市值快速下跌，物价又开始螺旋上涨。那些对政府的公告信以为真、拿家中的美元去兑换金圆券的人倒了大霉。到1949年7月，恶名昭著的金圆券10个月之间贬值超过两万倍。

        结果，不到两年，国共在东北的形势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反差。中国共产党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让人民军队在东北获得了巨大的群众基础。在“北满”的宾县，一个叫马斌的县委书记和农民亲如一家，农民们川流不息地出入他的办公室。马斌做群众工作的经验被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加以总结，并推广到全党。“能否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陈云由此要求在东北的干部“大官做小事”。毛泽东在一次回答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对于“延安失守”的评价时，也自信地说，“人民战争不取决于一个城市的得失，而取决于怎样解决土地问题”。

        尽管身处败局之中，蒋介石仍然坚持每天记日记，他常在日记中夹进当天有重要时事和军情进展的剪报。但日记上的语气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坦率无忌了，1948年5月以后的蒋氏日记，字体也有了明显改变，和他的心情有关。他在日记里多次提到了“沈阳”，但显然极力在隐藏自己情绪的沮丧。

        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选自120万名党员。这个当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共产党的政党，是广大劳动者的领路人，是农村问题专家，是土改运动的发明人。它创造性地重新分配了这个国家40%的耕地给60%的农村人口，但它的确仍然是“城市”的门外汉。根据地经济本质上仍是自然经济，人们自给自足，而不需要与工厂、银行、法院，乃至邮电系统、医疗机构打交道。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最熟悉的城市不过是面积3.7万平方公里、“只有几座窑洞”的延安。一年后，当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后，共产党及其军队就再次从延安退回到了农村。

        这场“由农村进入城市”的巨大变革并非毫无征兆和事先计划。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城市命题已经开始进入领导人的视野。当时有着多年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经验的陈云在发言中，格外强调请代表们注意处理好即将面对的财政经济问题。他说，“现在我们快由乡村转到城市”了，“同志们一到城市里面，千万不要把机器搞坏了，那时候机器是我们恢复经济的本钱。如果没有机器，我们驾驭城市就很困难”。

        1947年受命兼任东北行辕主任的国民党总参谋长陈诚刚上任就抱怨自己接手的“是个烂摊子”，“简直无药可治”，“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一切太不正常了。”陈诚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东北光复后，机关林立，冗员充斥，许多人都游手好闲，唯利是图，以致是非、功过、劳逸均无所稽考”，“军官放着带兵打仗的职责不做，却忙着开报馆、办学校、甚至开舞厅、办工厂、走私、做生意。”

        陈云“保存城市机器”的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支持。毛泽东在“七大”上做结论时说，“搞大工业我们相当生疏。为什么这次大会提出‘不要打烂机器’这一条呢？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知识”。他以自己为例，“我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过去没有学会搞经济这一条，没有学会就要承认，现在就要学。陈云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

        速度惊人的通货膨胀加速了国民党在城市中民心的流失。几天之内，美元与法币的兑换率由1：200万涨到1：400万。几星期后，非官方兑换率达到1：800万，法币又减值了一半。8月份，比率又上涨到1：1100万，高得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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