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前的武汉，不止一个组织做像刘绪贻这类教授的工作。事后人们知道，它们都属于共产党武汉地下市委的外围组织。解放前这个组织的地下党员已经扩大到500人，外围组织成员超过2000人。刘绪贻回忆说，有一回校长周鲠生找到他半试探半打听地问，“白崇禧说我们这儿有100来个共产党，我不信，我觉得有二三十个共产党了不得了”。

        很少有人了解组织的结构。即使对于某个进步组织的成员而言，组织也是个有点混乱的概念。比如，就以武汉大学来说，除了共产党武汉地下市委驻武汉大学支部外，大学里，还有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建立的“城工组”，中共江汉区党委城工系统，还有襄南地委城工部和鄂中地委城工部。“除此之外，武汉大学里还有不少共产党地下组织形成竞争关系的组织力量，比如远征军退伍复员后的人，国民政府承诺一些立过战功的士兵可以到国立大学继续深造，还有数量不少的国民党三青团成员。”曾任武汉地下市委委员的刘实回忆说，“这些组织除了要争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在做教师工作上也竞争得比较厉害。”

        武汉作为“九省通衢”的地理环境再次展现了它的特殊性，这个城市流动人口的成分有着极为复杂的一面。“解放前的武汉大学不是像人们想的那种校园状态，它的人员非常庞杂。当年抗战期间全国高校往后方撤，武汉大学在乐山时，复旦大学、中央大学、成都五大学联谊会学生都集中在那里，抗战结束后，有一大批成都高校学生和复旦学生随着武汉大学迁校来到武汉。”中共武汉大学地下党成员、后来担任江汉大学校长的张薇之回忆说，“武大实际上在一段时期，成了一个基地。南下找工作的人、本来要去上海因路费问题滞留武汉的人，都住在武汉大学里。这样，往往上海学生找上海学生、山东的找山东的，一时学校里‘同乡会’很多。这段时期，武汉大学的帮派气息和社会气息很浓厚。”

        拉帮结派并不被当时武汉大学的知识青年们视为陋习，相反，同乡会帮助那些刚到陌生城市的年轻人迅速解决居住和就业问题，它也成为在学校发展社会运动的便利。但这些同乡会依靠各自的私人关系像滚雪球一样快速扩大，被地下党迅速发展成为大量的外围组织，并构成了巨大的动员能力。张薇之认为，共产党地下组织在武汉大学开展活动，发展学生外围组织和教师外围组织的顺利，在于地下党充分利用了中国旧有的私人关系和社会网络。

        共产党再一次做刘绪贻的工作也是通过他的一个老乡关系。“我回武汉一年后的一个暑假，武汉大学有个工学院的讲师蔡心耜突然到我的单身教师宿舍找我，他带着我的一个高中同学，说要和我一起打桥牌。我当时很奇怪，因为之前完全不认识他们两个，那个同学跟我也只是同校而已，但他们提起我的一个很要好的同乡朋友，说从他那儿知道我桥牌打得好，就过来一起玩玩。”刘绪贻回忆，“后来蔡心耜就常来我家，直到1948年底传言共产党已经决定过江的时候，他向我公开了他的身份，说自己是共产党，问我愿不愿意参加一个叫‘新民主主义教师协会’的组织。组织的作用，主要是将来能争取把学校完整保存下来，防止被强行搬迁和破坏。我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刘绪贻加入“新教协”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去做校长周鲠生的工作。为了稳定周鲠生，“校教协”和“新青协”一起为这位老校长60岁的大寿组织了一场晚会。

        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下设两个支部：教授支部和讲师助教支部，两个支部下设三个小组，但彼此间没有横向联系，只对它们的上级联系人负责。“新教协”在1949年二三月间的工作任务很明确，“要做好调查研究。调查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校财产和设备状况，一是学校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情况，特别是教职人员的思想状况，以及当局核心成员的历史和其派系关系”。刘绪贻回忆说，“这两个支部要把各自的材料写出来，交给蔡心耜，蔡将这两份材料汇总，上交给武汉地下市委负责人”。

        这样的调查研究当然不只有“新教协”这一个外围组织在做。“综合性调研报告”最后的详尽和具体让作为执行者之一刘绪贻都大为吃惊。它们最终汇总到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手上，形成一本《进城前武汉市各阶层状况》的手册。刘绪贻后来意外看到了这份手册，“几乎武汉大学每个教师和职员的思想状况都有纪录，我看到了我的名字，后面的备注是‘有点进步，有点怕’。”

        在解放军进城之前，武汉市内几乎任何一个重要基础设施和基站都有了共产党可信任的人员看管，这些人员名单都出自那份“综合性调研报告”。新政权接管武汉后，各个机关单位人事安排的人员推荐也首先参考这个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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