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极为短暂的几天里，广州与一个全新的国家对峙着。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而广州直到两周后才被解放。

        而另一种惯性，由北至南，它来自于新政权带来的国家使命。到广州被攻克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城市接管程序和思路，作为商业城市的广州必须要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揽子全盘计划之中，它要延续新政权从过去一系列城市接管里积累的经验，在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它必须以那些顺利完成任务的“老根据地”和“新解放区”为榜样。广州是第四野战军建立的中南区的一部分，中央的很多指令从北京到武汉，再由武汉传达到广州。

        1949年的广州处于时间和空间两种惯性的推力之中。一种惯性来自于这个商业城市本身。张实杰的43军128师382团是解放广州的先锋团，他的士兵们在攻下广州的当天晚上，住在珠江的沙面小岛。年轻人禁不住好奇结伙跑出沙面岛外，打量这个夜色中的古老城市时发现，零星的枪声还没有完全从市区消散时，长堤上宋子文的“农民银行”对面一家广式茶楼就已经把“烤乳猪”挂了出来。

        张实杰在进城后的第二天，骑着他的战马从沙面岛往北，到火车站，又向东转到天河，把旧广州城转了一圈。“我想比较一下广州和天津这两个城市。”现年87岁的张实杰回忆说。这位战功卓著的开国少将几乎没有错过任何一场重要的解放战役，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而在他的印象里，所有大城市中，广州的生活图景最为鲜明，即使是在新政权刚刚接管的交接时期。“很难想象，战争结束的第二天，长堤就站满了小贩，试图向士兵和军官兜售从香港那边倒手过来的手表。”他说，“你能感受到这里的气氛，商业串联了这个城市的各个阶层和各种生活。”

        负责接管广州的高级干部都是在解放北方大城市中身经百战的官员。叶剑英在到广东赴任前曾任北京市市长，他带来了有经验的公安干部——谭政文；朱光，广东地方干部中最重要的代表者，曾在新解放的长春担任一段时间金融经济方面的职务；广州另一名主要官员——陈志方几个月前在上海军管会任职；南方游击队领导人古大存的儿子古关贤被委以重任，也是由他有着多年在哈尔滨的工作履历。

        “路上找不到水喝，南方路边很多池塘，只有喝下雨积下来的塘水。因为成天湿地行军，穿的又是布鞋，大部分人的脚都溃烂了，南下部队只能在江西宜春休整了一段时间。”马世诚回忆说，他当年是张实杰的一个部下，382团民运科的战士。即便胜利在望，艰苦岁月依旧没有到头。他说，行军囊中没有蚊帐也让他们大吃苦头，在数个彻夜难眠的夜晚后，一些士兵把被子里的棉胎扯出来，把被罩当睡袋用，然后用部队临时发的小雨布顶在头上，以抵御蚊虫侵扰之苦。

        广州可能是阎锡山军阀生涯中最难堪的一段日子。从1949年5月他到这座城市以来，感到最多的就是冷清和苦闷。“阎锡山的专机在广州机场降落，秘书长贾景德带领方闻和十几名随都迁穗的晋籍立、监委，国大代表，还有几名当地党政机关的代表到机场迎接。阎锡山看到不满50人的欢迎队伍里多半是晋籍的熟脸，不无感慨地说：‘广州人看来很少吧？’”在阎锡山广州组阁期间任行政院简任秘书的夏风回忆说。从3月份起失去山西开始，阎锡山就一路南行，到广州后，他写了首伤感的《游海珠桥有感》：“钢骨水泥兮，合作坚牢。孤雁南飞兮，哀鸣嘐嘐！”

        “老根据地”、“新解放区”和“后解放区”的表述仍然出现在1949年底1950年初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文件之中。它们也清晰地界定了在地域广阔的国土上，不同地区所处的不同历史时刻。到1950年初，大部分老解放区早已彻底完成了土改，建立了可运行的政府，开始着手解决更为现实的经济问题；新解放区在建立政治控制和基层组织网络上迈出坚定的步伐，而在广州这样的后解放区，任务则刚刚开始。

        在漫长的历史中，贸易和商业很少在这个城市真正中断过。和上海不同，广州的商业传统里，分散、个体化的特征更显著，它的生命力更为顽强。“广州历史上商业的突飞猛进也常常交织着一连串毁灭性的打击。”地方史研究者蒲向民说，“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侵占、后来的黄巢造反都曾给这座城市带来过灭顶之灾。”如果广州仅仅是一个行政中心或军事重镇，任何一次类似大的灾难之后，它都很难被重建，但事实上，广州城数次崛起于废墟中。商人们恢复生意的个体动力，以及这种繁荣贸易中可以获得的税收都足以使商人和地方官有共同的勇气去复兴广州城。

        20世纪初，军阀政权也曾一度想把广州建成工业和商业的双中心。他们制订方案，疏浚港口、发展铁路、建立电厂，尽管广州不乏资本和人力，却一直和“工业城市”渐行渐远。在1949年新政权接管这里前，经常性的政治动乱令中外商人对工业发展项目的长期投资感到沮丧和无望，大部分有钱的华南商人宁愿投资于可以获得更快回报、更有利可图的商业投机。“城市自我发展时积累了更大的惯性。”蒲向民说，“对外贸易刺激了农业、手工业产品的发展，运输茶叶以及后来运输其他货物到广州的新商贸线路的开通带动了广东内地的繁荣，然而，这些商贸活动中获得的财富并没有像上海和香港那样投入到近代工业的工厂中，而是流入富人的精致生活，和投入到更为多样的商业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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