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启蒙后果明显地表现在观念和形态的各个方面，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成仿吾的《新文学之使命》、郭沫若的《我们的新文学运动》、郑振铎的《光明运动的开始》、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周扬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到1966年2月江青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明显的主线是，以明确理性作为判别一切概念、法则、艺术及文本的标准，不断表达独特的解释形态，怀疑和推翻过去的一切，彻底否定别人的和历史的一切，在整个世界的所有事情上都一定要推倒重来，自己的解释形态就是把事物置于机械和数理的绝对法则之下，彻底规定，绝对量化，绝对不容忍心灵的或折中的或朦胧的意念和表达。在新中国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当周扬宣布新的社会的文艺的方向是毛主席的方向，主体、人物、语言、形式都被确定无疑地标准化时，人们感觉到了强制和文学之外的逼压，人们甚至说，过于严酷的规定似乎使文学的发展与“五四”启蒙的主题背离了，或者说，“五四”启蒙的主体被中断了。但事实上，就内在实质而言，极端的理性主义、否定一切、坚持单一机械的标准等，完全是启蒙主义的基本思想。周扬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论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如何把握“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形式”，周扬说，就是彻底执行新的“宣传政策”，成为实现新的目标任务的工具，以文艺配合政治斗争(15)，完全一致的观点，彻底统一的标准，丝毫不敢马虎的专一。

        郭沫若的实际上是典型的启蒙主义宣扬，《天狗》说，“我是一条天狗”，“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我吸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我的我要爆了”，基本的意思是，我要横扫一切，包括横扫我自己。《凤凰涅槃》说，“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茫茫的宇宙，腥秽如血”，整个世界没有好地方，西方是屠场，东方是囚牢，南方是坟墓，北方是地狱，所以说，干脆把它一把火烧掉。这样的被几乎所有后人和研究者用肯定和赞赏的口气提说的“自我夸大狂”，(16)完全的怀疑主义导致彻底的虚无主义，表面上在为理想奋斗，实际上在与绝望赛跑，是用火灭火，用水治水，饮鸠止渴。

        文革末期，新旧时代转换过程中出现了让很多人欢欣鼓舞的《天安门诗抄》，但从内在精神品质看，《天安门诗抄》只不过贯穿了否定、仇恨和斗争，同样是以恶战恶，用火灭火。

        文化大革命既是一场政治运动，又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思潮运动，与启蒙主义思想贯穿其中的俄国的革命、德国的革命、法国的革命有相似的内在逻辑。启蒙主义思潮的酝酿和流动最终形成的爆发点就是社会的大行动。诗人激情昂扬地呼吁，把旧世界一把火烧了。诗人说，要斗争，要毁灭，要颠覆，要死亡。诗人只不过是诗人，他只会发出声音，只在那儿呼喊。政治人物出来了，他说，好吧，把旧世界一把火给烧了，要斗争，要毁灭，要颠覆，要死亡。政治人物说，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进行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政治人物说，不能只在口头上说说，而是要按计划，各省、各县、各公社、各大队、各生产队、各家庭、各个人都要把旧世界一把火烧了，要烧掉旧建筑、旧人物、旧思想、旧书籍、旧一切，要广泛发动群众，要烧得彻底，要残酷斗争、要无情打击，要斗争，要毁灭，要颠覆，要死亡。政治人物不是在口头上呐喊几声，呼吁几声，而是召集会议周密安排，而是印成红头文件下发到所有职能部门，而是敦促所有机关狠抓落实，而是真真实实的行动，而且一个运动就是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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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多革命者那里，信仰是不重要的或者是可以不存在的。在中国启蒙先驱那里，上帝是可有可无的甚至是可以被否定的或应该被否定的，因为他们似乎要的是立竿见影的物质成效，他们要不择手段，要急功近利，因为他们似乎感觉到了绝对真理对相对标准的排斥，似乎感觉到无限真理对有限利益的抵制，似乎感觉到了永恒信仰对为所欲为的拒绝。于是，在中国启蒙先驱那里，更为明白地要否定宗教信仰。相对而言，实际的西方启蒙主义“提倡宗教信仰自由，而不是排斥或抛弃上帝信仰，……大部分西方启蒙者都保持着对上帝的信仰这个事实给了我们许多启示，除了说明启蒙所面对的黑暗不是信仰主义的‘愚昧’之外，它还让我们注意到启蒙时代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启蒙思想对于宗教或信仰的态度，从基本的倾向上来说不是反对，而是提倡信仰自由或宗教宽容。”(17)在有益回避西方启蒙者不放弃信仰的事实的同时，中国启蒙主义者在自己主导的启蒙行动中，极力宣扬无法无天的俗世理念，多有物质的关照，少有心灵的保守；多讲实利，少讲信念；多讲反叛，少讲顺从；多批判，少赞美；多否定，少肯定；多破坏，少建设。本质的内涵和现实的应验就是无穷尽的混乱，就是无序、无准则、无真理，就是思想、现实、人生在绝望和虚无当中的不断奔赴灾难和不断逃离灾难的无力自拔的恶性循环。

        20世纪20-30年代，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著作出现，孙席珍的《近代文艺思潮》、徐懋庸的《文艺思潮小史》多探讨西方思潮对中国之影响的，到蔡正华的《中国文艺思潮》、朱维之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才开始对中国文学思潮本身状况的研究。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论述了“五四”到1936年的中国文艺思潮，简要陈说了当时文学的主要精神来源、流向及总体概况。一直到90年代，全面论述中国文学思潮论述才大量出现，1993年出版的邵伯周的《中国文学思潮研究》从1915年起至1949年止，从四个时期——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萌发期、初步发展期、多元发展与激烈论争期和一元化形成期——论述了现代文学的重要思潮，“从纵向上审视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展过程；从横向上，在回顾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文艺思潮———人文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在我国的译介、传播和影响的过程的同时，着重剖析了它们各自进入我国的来龙去脉、表现形态及其相互关系等”。(18)这样的思潮研究专著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列举文学思潮的主要事件，梳理“客观的”文学观念、流派、渊源，知识系统的信息是全备的，但关注社会人生的正面价值点不多，对人生的本来意义的探讨不多，对相关思潮对健康人生的哺育意义的呼唤和期待不多。与思潮本身的特点相似，所谓理性的知识分析和概况是有说服力的，但心灵的内涵关照较为淡薄。似乎在关注社会，但似乎与真实人生的重要根基有拒绝，似乎与人类最重要的健康源泉是隔膜的。

        中国当代文学路程坎坷，可以把中国当代文学及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基本状况概括为无常的、纷乱的、精神失调的灾害型状况。

        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一开始是批判、斗争的。当代社会典型的两个不良特点是：一是人心被毁，二是生存环境被毁。社会不讲天理，不坚持永恒准则，不信守绝对真理，不珍惜人生，不捍卫爱，社会仇恨蔓延，人们之间充满欺骗与斗争，最把人心搞坏。人心坏了之后，人就为所欲为战天斗地毁灭环境。大自然在这样的人的手里遍体鳞伤，森林变成荒岭，草原变成沙漠，到处是污染，生存环境变成灾害型环境。在不堪重负的灾害性环境中，天一下雨就山洪爆发泥石流滑坡，天不下雨，就是大旱灾，一见吹风就是沙尘暴，地质灾害此起彼伏，这样的人生缺乏幸福。

        就文化心理和人生建构层面看，中国当代文学过于浓重的反叛情结，过于频繁的推倒重来，把斗争合理化，把混乱和为所欲为情理化和英雄化，这样的文学及相关观念实际上表现出明显的病理学症状：“精神失调的危机”。患者的症状是，以前受冤受受难，现在翻身得解放了，现在有权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了，现在，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应该是无限放任。心理学医生弗兰克在希特勒监狱中生活了十年，出狱之后，他在他的难友身上充分看见了这样的症状：“我有次和一位友人要到集中营去，途中经过一片麦田。我很自然地绕道而行，但友人却抓住我的手，把我拖着走过麦田。我结结巴巴地说不该践踏农作物，不料他勃然大怒，瞪着我咆哮道：‘不用说了，我们难道被剥夺的还不够多？我的妻小统统死在煤气间里，而别的东西当然更不必提。现在，你居然还禁止我践踏几棵麦子！’”弗兰克说：“这种人惟有经过苦口婆心的劝导，才会慢慢领悟到一个极其平凡的事实：没有人有权做坏事，即便是受尽欺凌的人亦然”(19)。

        假如在以下几个方面归纳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一、以创作方法为标准，分为五大类型：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二、以文化内涵为标准，可分为“人文主义(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大众文学思潮”、“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三、以政治标准，可分为进步的，反动的之类；四、不成体系的命名，如革命文学思潮、工农兵文学思潮、战争文学思潮、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左倾文学思潮、民族主义文学思潮、人道主义文学思潮、伤痕文学思潮、反思文学思潮、改革文学思潮、寻根文学思潮、人本主义文学思潮、先锋文学思潮、新写实文学思潮、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等等(20)。

        就内在本质而言，关乎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有三点值得关注：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内在精神源于启蒙思想；二、一个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状况一直处在精神失调的危机当中；三、灾难的根源是只有辩证的、相对的、苟且的、无常的道理，没有永恒的、绝对的真理；只有小术，没有大道；只有俗世的英雄，没有神圣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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