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伊始，“复出作家”进入创作黄金时期。长期被放逐于主流文学界之外的经历，使他们在文学选材、人物塑造、艺术思维等方面有可能和“十七年”文学模式保持一段距离，从而也使他们的创作与“五四”文学传统的接通成为可能。在这批作家中，江苏作家高晓声的一组乡土题材小说引起很大反响。高晓声1979年发表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引起文坛注意后，又一鼓作气写下了人称“陈奂生系列”的《“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等五部小说，持续地对中国农民的命运遭际和心理疾患进行剖析。这一时期，文坛上涌现了“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的潮流。“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的文学主题都与“文革”这段历史记忆有关。作家们书写这段历史的目的并不止于以文学的方式为历史存证，而是试图从“左”的思想路线和民族传统文化积淀这双重维度对历史责任进行思考和探究。从这一角度来看，高晓声的这组小说堪称“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的代表作品。

        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也发表于1958年，写的是当时的流行化主题：农业合作化运动。作者为我们描画了乡土中各色人等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不同反应，其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是在“两条道路”之间摇摆不定的落后农民形象：盛佑亭(外号：“亭面糊”)。如果抽掉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有着时代局限性的主题，盛佑亭这一人物形象仍然有着超越时间的意义，它喜剧性地写出了农民从切身利益出发在新事物面前的犹疑，观望，狡黠，立场的不坚定和历史惰性。作者以不失幽默、风趣的叙述语调，生动而又宽厚地活画出农民灵魂的某一侧面。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从乡村妇女的角度揭示民族灵魂的作品并不多见。除了鲁迅的外，赵树理在《锻炼锻炼》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让人过目难忘的落后妇女形象：“小腿疼”。同属山西作家的西戎在发表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赖大嫂》中为我们描写了一个自私、泼辣、“无利不早起”的农村妇女。与这两篇小说相同的是，在中韩少功也用一些笔墨写出了偏僻山村妇女的生存状态，与前两篇作品不同的是，并不侧重于写所谓的落后妇女与时代共名之间的差距与不和谐，而是着意于从妇女的角度，揭示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不良质素。小说所选取的，仍然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细小事：“女人们爱坐人家，偷偷地沿着屋檐溜进东家或西家，凑在火塘边叽叽咕咕一阵，茶水喝干了几吊壶，尿桶里涨了好几寸，直说得个个面色发白，汗毛倒竖，才拿起竹篮或捣衣的木棰，罢休而去。她们早就在说，某某家的鸡叫起来像鸭；腊月里居然没下一场雪……丙崽娘去岭那边的鸡尾寨接生，还带回来一个消息，说鸡尾寨的三阿公坐在屋里被一条大蜈蚣咬死了，死了两天还没有人知道，结果有只脚被老鼠吃去了一半——好像都是些不祥之兆。”。另外，女人们还很善于算计，“碰上寨子里这几年奶崽生得多，家家都觉得米柜太浅，一舀就见到底。有的开始借谷，一借就有了连锁反应，不管楼上有谷没谷，都踊跃地借，以示自己也会盘算村邻。丙崽娘也借得要死要活的，其实心理并不很着急。这两年来她大模大样地积德，义务照看祠堂。怕老鼠啃了族谱，扰乱了祖宗的安宁，就养了一只猫，这只猫不能亏待，每年由公田出两担谷养着它。丙崽娘天天拿瓦罐盛着半罐饭，吆吆喝喝从一些门户前经过，说是去送猫食，其实一进祠堂，就自己吃了。靠这只猫，娘崽不也可以混个半饱么？大家似乎知道这个中机巧，有人在她背后指指点点。她横眉横眼，装着没听见就是。”……诸如此类，女人们的空虚、无是生非，丙崽娘的假公济私、小聪明小算盘，与作家对男人们的叙写合在一起，完整地勾画出民族文化中的负面在当代生活和人们精神世界的遗留。在小说中，“生活细节的‘写实性’的描述，与变形、荒诞的方法，哲理性的寓意，方式不同地结合在一起，展示近乎静态、封闭的湘楚地域的‘原始性文化’，和这种文化所哺育的‘群体’性格”［10］看来，不消除掉这些民族群体性格中原始、残忍、麻木、迟钝等毫无生气的遗传质素，就无法实现民族的良性再生和精神自救。

        民族灵魂的发现与疗救这一话题，由晚清梁启超清晰开启。梁启超认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1］之所以要“维新我民”，使国民脱胎换骨，是因为这样一个前提：我国国民性中有着不利于时代前进、社会进步的若干劣根性。对国民劣根性，梁启超总结为：“第一，是奴性。第二，是愚昧。第三，是为我。第四，是好伪。第五，是怯懦。第六，是无动。”［2］那么，如何才能“维新我民”呢？在发表于1902年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开宗明义地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说；欲新宗教，必先新小说；欲新政治，必先新小说……”小说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万能的功用呢？梁启超接着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3］梁启超对国民劣根性的总结以及利用文学特别是小说来“新民”的启蒙思想对后人尤其是鲁迅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实际上，鲁迅后来提出的“立人”、“改造国民灵魂”说和启超的“新民”说涵义是相同的。只不过鲁迅更多地以创作实绩来贯彻他改造国民性的淑世情怀：在现代文学史上，他开创了表现农民和知识分子这两大小说题材，并以这两类人的日常生活和命运浮沉为切入点，对国民灵魂进行持久不懈的深入剖析，致力于揭示病态社会人们的精神病苦，以期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两大题材小说创作，由于鲁迅所取得的成功和时代的需求而引起众多的追随者。尤其是乡土文学，创作成果丰富，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股势头强劲的潮流，并对当代乡土文学创作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作家刘震云陆续出版了、等长篇小说。这些乡土小说延续了他以往都市小说的主题，仍然关注人的欲望，人们互相之间的倾轧与算计，人性的弱点、扭曲和异化，只不过揭示得更加深刻和令人惊悚。小说对奴役和残杀的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叙述，对血腥、残酷、无情无义的世相的揭示应当不脱国民灵魂发现的范畴。

        1960年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在刊物上连载，在文学圈内获得很高评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批评家们对小说中的青年英雄人物梁生宝青睐有加，而并不那么进步的老农民梁三老汉——梁生宝的继父却给读者留下了更深刻的、挥之不去的印象。梁三老汉这一处于中间状态的农民形象，实际上是对中国肩负着几千年私有制社会因袭的精神负担的农民形象的高度概括，他那谨小慎微、动摇、观望的心理是中国传统农民在新的历史境遇面前的典型心态。与梁三老汉这一虽然有缺点却让人觉得亲切自然、可触可感的人物不同，梁生宝是作家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对理想国民的塑造，然而缺乏人间烟火气，不够真实生动。对此，当时就有批评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出了与主流批评家不同的声音。比如严家炎就认为，《创业史》〉的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上。”［6］邵荃麟也持此论：“《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7］实际上，《创业史》中塑造得最为成功、鲜活、有血有肉的人物不止梁三老汉一人，还包括富农姚士杰、郭世禄乃至王二直杠老汉等一系列人物形象，他们和梁三老汉一样，都属于“中间人物”或“落后分子”之列。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小说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那些作者最为倾心的正面光辉形象，恰恰是作者要规劝、说服、讽刺甚至批判的对象。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位，是因为作者在面对这些人物时，由复杂矛盾的情感态度所决定，往往会不自觉地超越简单的好人/坏人、先进/落后这种二元对立式的人物塑造模式，不用处心积虑地对这些人物进行净化处理，从而使这些人物显得真实可信。这些人物的存在，间接地传达了当时农村中除英雄人物外大多数人对党的农村政策的真实情感态度。

        邵荃麟和严家炎对梁生宝这一人物在塑造上所凸显出来的缺陷的批评和对写中间人物的倡导，引来了很多批评家的批评，其中火药味最浓的是1964年12月14日姚文元发表于《解放日报》的《使社会主义蜕化变质的理论——提倡写“中间人物”的反动实质》一文。文章将这种文学理论上的争鸣上升到了可怕的高度进行批判，迫使批评家们对此问题噤若寒蝉，也使后来的直至“文革”期间的小说文本中，中间人物逐渐销声匿迹，小说中只剩下高大完美的正面英雄人物和阶级敌人、潜藏的坏分子等两大黑白分明的人物阵营，小说人物设计上的类型化和概念图解化走到了极端的地步。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根本谈不到对乡土灵魂的发露。

        在寻根文学中，作家们在对传统文化追根溯源的同时，也挖掘了民族文化心理方面的负面遗留，以及这些遗风恶俗在现代生活中的不合时宜。在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中，韩少功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眼目无神、行动呆滞，只会两句话：“爸爸”和“X妈妈”的白痴形象：丙崽。丙崽浑浑噩噩地生活在一个愚昧、封闭的环境中，每天的生活内容就是：在门前戳蚯蚓，搓鸡粪，玩腻了，就挂着鼻涕打望人影。碰到一些后生倒树归来或上山去赶肉，就会喊一声“爸爸”——……有时后生们也互相逗耍。某个后生上来笑嬉嬉地拉住他，指着另一位，哄着说：“喊爸爸，快喊爸爸。”见他犹疑，或许还会塞一把红薯片子或炒板栗。当他照办之后，照例会有一阵开心的大笑，照例要挨丁公或耳光。如果愤怒地回敬一句“X妈妈”，昏天黑地中，头上和脸上就火辣辣地更痛了。两句话似乎是有不同意义的，可对于他来说，效果都一样。丙崽不仅思维混乱、语无伦次，还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侏儒。后生们一个个长高了，背也慢慢弯了，又一批挂鼻涕的奶崽长成后生了，丙崽的面相明显老了，额上隐隐有了皱纹，但还是只有背篓高，仍然穿着开裆的红花裤，母亲总说他只有十三岁。此外，丙崽还感觉迟钝、麻木、呆滞。小老头被打惯了，经得打，嘴巴歪歪地扯了几下，没有痛苦的表情……通过这些细节，作者深刻而又象征性地揭示、批判了传统文化中无所事事、无聊乏味、愚昧无知、停滞不前、懵懂麻木缺乏理性分辨力等劣根性，而丙崽生命力的顽强，似乎在暗示着这些阻碍民族前进的精神重负的难以抖落。小说还写了两个寨子为了一点私利互相猜忌、械斗，以及鸡头寨人“放蛊”、拿寨中人来祭谷神等原始鄙陋风习，使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

        与两名落后分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部分群众。在小说中，农民的土地交了公，劳动不再是一家一户的个人行为，而成为需要集体共同完成的任务。参加集体劳动只能得到很低的工分，农民的个人利益被漠视了。面对这种情况，大部分群众都是毫无私心，热情高涨地参加集体劳动，只有“小腿疼”和“吃不饱”出于个人利益考虑不愿出工，成为社干部和群众心目中的异己分子。表面上看，大部分群众是愉快地、积极地参加集体劳动的，对于强迫出工并无异议，并且一致站在社干部的立场上，对“小腿疼”和“吃不饱”的“落后”行为进行批判，但这却不符合农民作为一个“人”的思想实际。小说之所以如此描写，是由于文学环境的高压，却真实地写出了几千年来农民在国家意志和强权面前的奴隶性和盲从心理，尽管赵树理在创作时对此并无清醒自觉的认识。不难看出，赵树理并不具有有意的启蒙意识，作为一个出身于民间的作家，赵树理非常熟悉农民，他始终关注着他们，与他们声息相通，对他们的小算盘小心计了然于心。但自身的充分农民化和对农民的过于钟爱，使他只能设身处地地从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对他们的不良习气和落后行为抱以温和和宽谅的态度，而对他们的精神痼疾，则因为思想距离的无法拉开而缺乏揭露和剖析的自觉意识。如果说，《锻炼锻炼》也让我们看到了乡土灵魂的疾患，它却是作者在对此并无明确的创作意图的状态下不经意达到的效果，《锻炼锻炼》对乡土灵魂的疾患，缺乏“发现”的眼光，而只是“始料不及”的写真。

        被目为先锋作家的余华，于1987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小说采用的叙述视点是一个刚满十八岁要去认识外面世界的年轻人，类似见闻录小说。年轻人兴高采烈地出发了，在走了一天路后于日暮时分搭上了一辆汽车，并和司机成了相谈甚欢的朋友。然而汽车在途中抛锚了，司机在无法修好汽车的情况下若无其事地散步和锻炼身体，这时先后来了很多骑自行车和开拖拉机的农民。他们不由分说地开始抢这辆汽车上的苹果，这个年轻人出于义愤喊了起来，却遭到了农民们的群殴，年轻人被打得鼻子变了形，司机却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朝年轻人头上击打苹果的还有小孩。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司机抢走了这个年轻人的红色背包(包里有衣服和钱，还有食品和书)，和前来抢苹果的农民一起坐上拖拉机上走了，把这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扔在了山区公路上。年轻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结果是令人绝望的：所有的人，包括农民，司机和小孩，都是冷漠、野蛮、缺乏良知、公德和同情心的冷血动物。在接下来的作品，比如、《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烟》中，余华以一种无动于衷的、冷静、从容到了残忍的叙述姿态，彻底颠覆现状世界提供给他的秩序和逻辑，凸显被人们共享的关于现实的结论所遮蔽的另一种现实，让人看到了人性的阴暗冷酷，直指国民灵魂的最深处。

        对于一个农民来说，掏五元钱住一夜，毕竟心疼。于是陈奂生在把五元钱换算成工分之后，又开始了盘算：“现在别的便宜抬不着，大姑娘说可以住到十二点，那就再困吧，困到足十二点再走，这也是捞多少算多少。对，就是这个主意。”几句话，把农民贪图小便宜的本性便活画了出来。这还不够。陈奂生又报复性地开始了他的破坏性行为：把提花手巾捞起来干擦脏脸，然后衣服也不脱，就盖上被头困了。这一次，他再也不怕弄脏了什么，他认为自己出了大价钱——“即使房间弄成了猪圈，也不值！”农民式的狡黠又露出了头。陈奂生在回家的路上，因为花光了钱而紧张地想着对付老婆的办法。他忽然心里一亮，有了主意：他想到此次上城，有此一番动人的经历，这五块钱花得值透，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试问全大队的干部、社员，有谁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有谁住过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他可要讲给大家听听，看谁还能说他没有见过世面，看谁还能瞧不起他……他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人总有得意的时候，他仅仅花了五元钱就买到了精神上的满足，真是捡到了非常的便宜货。他愉快地划着快步，像一阵清风荡到了家门。寥寥数语，我们又见到了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这部作品的深刻之处，并不仅仅在于作家对陈奂生心理惟妙惟肖、入木三分的刻画，作家还写出了农民群体精神上的痼疾：果然，从此以后，陈奂生的身份显著提高了，不但村上的人要听他讲，连大队干部对他的态度也友好得多，而且，上街的时候，背后也常有人指点着他，告诉别人说：“他坐过吴书记的汽车”，或者“他住过五元钱一天的高级房间”。这里，作家不动声色地写出了农民们的势利和世故，让人深有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之感。

        在现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尤其是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多处于被启蒙的地位。他们愚昧、麻木、自私、懦弱、冷漠、健忘、自欺欺人、自轻自贱，这一集群的形象以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为最典型的集大成者。随着时间和政治形势的变化，知识精英与农民之间，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角色定位被彻底颠覆了。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被划分为“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作家们，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通过与工农兵结合来转变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立场。很显然，在毛泽东的文学思想中，按照阶级划分的类型学尺度，属于“小资产阶级”阵营的知识分子，其灵魂的纯净度与社会地位是远远不及工农兵的。这就使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姿态在新的现实面前显得滑稽可笑。正因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启蒙主义传统在当代文学初期被迫中断了。

        尽管缺乏创作理念上的倡导和自觉，一些作家还是为我们栩栩如生地勾画出乡土灵魂的真实状态来。比如赵树理，这位来自民间的作家，由于对乡村生活的熟稔，与乡民心理的无间无隔，在一系列小说中为我们真实地描绘了农民在党的农村政策面前的各色心态。在发表于1958年的短篇小说《锻炼锻炼》中，赵树理为我们塑造了两个活灵活现的落后农民形象：“小腿疼”和“吃不饱”。他们缺乏集体观念和劳动积极性，与大跃进运动格格不入。在农业社的公共劳动中他们逃避出工或消极怠工，在和社干部的一系列冲突与较量中，他们撒泼耍赖，但在政权和法律力量的威慑下，他们终于败下阵来，得到整治。在小说的显在意图中，他们自私自利，狭隘懒惰，是需要教育的落后分子。但由于赵树理作为一个淳朴、诚实、具有良知的作家，对农民的体谅和对农民切身利益的维护，在文本的裂隙里，这两名落后农民，非但不是引人厌憎的反面角色，而且还不乏可爱之处，是作者愿意理解和原谅的人物形象。时过境迁，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两位落后分子并没有什么过错。相反地，他们当年对之怀有抵触情绪的政策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错误的。在那个人的尊严和个人利益不被尊重的时代，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反抗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是他们所属时代的民间立场的代言人。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时代和作者思想认识上的局限，这两个人物并没有被准确地定位。

        在这组小说中，比对“左”的思想路线的控诉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对当代农民性格心理的‘文化矛盾’的揭示。在历史变迁时期，作为一个‘文化群体’的农民的行为、心理和思维方式的特征：他们的勤劳、坚韧中同时存在的逆来顺受和隐忍的惰性，对于执政党和‘新社会’的热爱所蕴含的麻木、愚昧的顺从。”［8］的确如此，这些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李顺大、陈奂生等，不但继承了传统农民的善良纯朴、勤劳憨厚，也继承了他们的软弱屈从、愚昧轻信、求稳怕变等精神痼疾，而且在新的历史境遇下，将之发展成“靠”、“等”、“看”等新的落后精神因素。在此基础上，高晓声还笔不稍懈、入木三分地开掘出李顺大、陈奂生们在各种情境中的丰富心理内涵。其中，以《陈奂生上城》中作者对陈奂生心理变化的细腻描写最为经典：

        一天，陈奂生进城卖油绳时，因为受了冷风而突患重感冒。他双膝发软，无法连夜赶回三十里外的家，只好在火车站的横椅上躺下过夜。这时，县委书记吴楚因到省城开会要坐火车而来到候车室。吴书记曾在陈奂生所在的大队蹲过点，还在他家吃过饭，因此认识他。吴书记给陈奂生看了病，又安排他住进了县委招待所。陈奂生醒来后，一看到这新堂堂、亮澄澄的房间，就不由自主地在被窝里缩成一团。他知道自己身上特别是脚不太干净，生怕弄脏了被子，便悄悄起身，穿上了衣服。他不敢弄出一点声音来，好像做了偷儿，被人发现就会抓住似的。他下了床，把鞋子栓在手里，光着脚跑出去；又眷顾那两张大皮椅，走近去摸一摸，轻轻捺了捺，知道里边有弹簧，却不敢坐，怕压瘪了弹不饱，然后才真的悄悄开门，走出去了。这里，作家写出了农民因为长期的贫穷和眼界狭小而导致的对于外面世界的本能的恐惧与自身的畏缩。陈奂生在前恭后踞的招待所女服务员面前，忍痛付了房间的住宿费，心里有点忿忿然。他本想回房间拿了袋子就走，但当他推开房间，看着照出人影的地板，又站住犹豫了：“脱不脱鞋？”一想到他为这个房间出了五元钱，陈奂生再也不怕弄脏，大摇大摆走了进去，往弹簧椅子上一坐：“管它，坐瘪了不关我事，出了五元钱呢……”因为掏了五元钱，陈奂生的行为便开始具有破坏性，而且心安理得。他回头看刚才坐的皮凳，竟没有瘪，便故意立直身子，扑通坐下去。这样发泄了一通，陈奂生觉得很舒服，他来了兴头，想道：“这等于出晦气钱——譬如卖药吃掉！”看来，他是在自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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