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对时局的敏感，有时甚至强于国家机器。

        就在中国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面带笑容地安抚北平记者的当天，另一位中国外交官员——国民政府外交部驻吉林特派员钟毓的另一番谈话，也被记者敏锐地捕捉到了。钟毓认为：中村失踪案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其严重性甚至超过了万宝山事件。而这两个事件也绝非偶然，表现出日本的有意寻衅、步步紧逼。

        1906年，就是日本在东北打败俄国后的第一年，日本在今天的沈阳设立了驻奉天总领事馆。东北易帜后，与日本打交道不能再由东北地方当局出面了，因此不久后，国民政府就以驻吉林特派员的方式，在东北与日本政府开展外交事宜。1931年，钟毓担任特派员一职已有三年多了。处于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第一线的他，不会像那些高高在上的政府大员们那样的官僚气。他所感到的，是山雨欲来前令人窒息的压抑。

        如果说中村事件本身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那么万宝山事件的发生则更带有必然性。

        为了确保帝国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日本构建了一个“品”字型的战略布局。第一是保证日本在东北的军事存在。通过辛丑条约的规定，日本取得了在中国驻军的权利，这种驻军叫“中国驻屯军”；此外，就是著名的关东军。第二是经济控制。东北有着中国最稠密的铁路网，而在当时，对连接旅顺、大连等战略要地的铁路，却是由南满洲株式会社在经营，它不但从东北掳走了大量的资源，更控制着东北经济与军事的大动脉。第三就是战略移民。早在1905年，当时的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就提出所谓的“满鲜移民集中论”，计划向中国东北和朝鲜移民50万。他认为实现此计划后，“俄国虽倔强，必不敢与我开战，中国更无论矣。夫如是和战缓急之柄，居然落我手中。”

        由政府驱动的移民一向是困难的。无论“爱国主义”的倡导，还是美妙无比的蓝图，对于离乡背井的移民而言，显然都缺乏说服力。于是后来，日本改变了策略，他们就地取材，利诱大批朝鲜人进入中国东北地区。此时的朝鲜已沦为日本殖民地，所以在日本看来，朝鲜人也能成为其移民的急先锋。当时，中国当局为防止土地被日本等外国人侵占，曾颁布法令，禁止中国人将土地出售或租让给外国人。

        1931年4月，一个由中国人郝永德开设的公司——长农水稻公司，以公司名义租得长春县万宝山村地区十多户农民的土地500余垧，租期10年，声称将雇朝鲜人种稻。在租地的协议里写得明白，协议必须由县政府批准，否则不能生效。长春县政府在核准协议时，发现其中涉及朝鲜人，立刻警觉起来。过后，在更为详细的材料中，得知要招188名朝鲜人前来耕种，这显然与中国当局的政策不符，便没有批准，并责令当地公安分局将已进入中国国境的朝鲜人遣返。可是，郝永德并不是老实的生意人，他不但置县政府的裁决于不顾，还将租地全部转租给无国籍朝鲜人李升薰——一个进入中国东北的朝鲜移民。

        18日，李升薰以开渠种稻为名，擅引朝鲜人百余名进入东北境内。这一活动损害了当地中国村民的利益。在数次交涉未果的情况下，村民遂投诉长春县政府，县政府又报告了吉林省政府。吉林省当局认为租地协议未获批准在先，土地的非法转租在后，令长春县政府派警力到现场执法，勒令朝鲜人出境。5月31日，长春县公安局长鲁绮率骑警到万宝山村执法。李升薰服软了，表示愿停止施工，二日后出境。可是第二天，李就变得强硬起来，声称“至死不能停工出境”。

        并不是李升薰在一夜之间突然变得硬气，而是日本人跑来为他撑腰了。

        6月3日，长春日本领事馆派警部中川义治等数人，持枪至现场，以保护朝鲜人为名，督迫朝鲜人继续挖沟。当中方警员再次前往执法时，中川等竟实施阻挠，声称：“须奉有领事命令方能停工。”

        之后，中日双方开始了一系列的外交交涉。中方虽然有理有节，却始终也做不到“有利”。日本一面交涉，一面在日警的“保护”下，挖沟引水工程在照常进行。

        当地利益受损的村民不能再等。7月1日，四五百名农民各持锹镐，举大旗上书“迫不得已，正当防御”等字样，将渠堤一段掘毁，并填平了一段渠沟。日警出面阻拦，被村民们斥退。日警见己方人单势孤，只好作罢，但却放出话来，说什么明日等援兵来后，中国农民来一千死一千。第二天，果然发生了日警与中国村民的冲突，后来在中国地方当局的劝解下，中国村民才散去归家。在冲突中，中国方面有数人被日警殴伤。

        日本并不罢休，而是借着万宝山事件，发动更大的反华行动。在日本的煽动下，一些不明真相的朝鲜人反华情绪爆发，朝鲜多个城市发生对华侨的伤害事件，尤其是7月5日，平壤发生骚乱，数千愤怒的朝鲜人在日本官吏的纵容下冲入平壤的华人街，对中国侨民烧、杀、抢，造成数百中国侨民死伤的悲惨事件。中国要求日本政府负责赔偿，日方只同意给抚恤金，表示遗憾，但不肯承担法律责任。双方的分歧直到9月18日也没有能够解决。

        还在万宝山事件发生的过程中，6月17日，日本驻吉林总领事石射猪太郎在给日本外务省的一份报告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万宝山者，……此地与长春市之繁荣及军事、政治、经济大有其关系。观其广野千里，大豆高粱刈薯等之繁茂，一见而知其为肥沃地带。……于此足证其有国防的大价值矣。且察其沃野千里，为我国移民之一个好根据地。……尚该地方之广大，我如能扶持其势力，则万宝山一带及伊通河流域，一变而可为我日本势力之新天地，终来欲制其中华方面在长春市繁荣者，吾人确信无有其难事……然察中华官宪之心理，似乎尚未晓万宝山地方之真相，唯因感情而驱逐该地韩民。我如藉保护韩民为题，而欲造成为伊通河一带之新势力，信确无难事，殊如这回万宝山韩民挖河筑圳之事件，察中国官宪非常软弱……果我方如能乘此机会挖河筑圳工事，终来则藉此水利利权，而可奖励我移民于彼地，以便开拓其肥沃旷野，成为良田，于我在长春方面之国防、政治、经济等势力，可以得自然之膨胀，亦可造千军万马不可以支援之新势力于长春，而其满蒙特权之安固。

        这段话虽然有些长，且半文半白，但读起来一定不枯燥，因为它把日本制造万宝山事件的苦心孤诣，阐述得淋漓尽致。

        而反观国民政府，能看透日本图谋的又有几人？所以说，钟毓能把中村事件与在此之前发生的万宝山事件联系起来看，并看出了日本“有意寻衅，步步紧逼”的意图，是很有眼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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