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历史像个恶作剧的孩子，会把一些无足轻重，甚至连常人的水准也达不到的“低能儿”推到历史舞台的中央，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对于那个身不由己地被置身于舞台中央的人而言，福兮祸兮，只能由天注定了。

        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就是这样一个福祸要由天注定的人物。

        9月15日，有关溥仪的一条消息成了小报的花边新闻。这一天，溥仪与其淑妃文绣终于在供养费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溥仪终于离婚了。

        溥仪与文绣的离婚案，可以算得上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段奇闻。

        1931年夏末，溥仪和他的后妃们躲在天津日本租界里做着寓公。他与其淑妃文绣的婚姻生活不和，早已不是秘密。可令他想不到的是，文绣不但从家中出走，还请了三位律师，并一纸诉状将清廷逊位的皇帝告到了民国的法院。这成何体统！溥仪一则以恼，一则以羞，可是，既然到了法院，就由不得他说了算。无奈之下，溥仪也同文绣一样请了律师。

        如同一切离婚案一样，开始时双方总要就导致离婚的责任问题，展开一番唇枪舌剑的辩论，可最终还要落在实处上——譬如供养费的数目等等，这一点皇家的离婚案也不例外。双方律师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在5。5千元这个数目上达成一致。文绣在做了很大让步之后，只要求一次给付现金，并在短时间内办理手续。溥仪只好答应了。于是二人的离婚协议具备了法律效力。

        没有了红墙碧瓦、宫廷威仪的遮挡，皇家的生活其实与市井百姓也差不多，而人们却还是怀着好奇心，对“祛魅”之后的皇家生活津津乐道——这时的末代皇帝已不再具有政治的概念，而成为大众评头论足、街谈巷议的对象。

        如果溥仪的命运全然如此，那倒没准是中国人的福气，也是溥仪自己的福气。

        溥仪又是怎么来到天津日本租界的呢？溥仪自己有如下一段回忆：

        当冯玉祥将军令我退出故宫以后，我移住我的父亲载沣家中。有一天郑孝胥和日本一个武官、还有一个医生来接我上日本公使馆，让我装病说上医院。他们说冯玉祥将军对我不利。我家里人群起反对，认为这事太唐突，不妥，因此作为罢论。过了些日子，郑孝胥、罗振玉、陈宝琛都劝我上外国使馆躲避，他们说冯玉祥要加害我。庄士敦（我的英语先生，英国人）也赞成。我同意上外国公使馆。就乘车到了东交民巷，先到德国医院，经商量庄士敦主张上英使馆，罗振玉主张上日本使馆，我愿意上英国公使馆。庄士敦和英公使商洽，英公使说地方小不够用，而没有结果。庄回来了。罗振玉上日本兵营商洽，结果日本武官同意后我到了日本兵营。

        溥仪说的是1924年的事。本来他退位后，还在紫禁城里住着，享受着民国的特殊待遇。可到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就把他从紫禁城中赶了出来。那时政局不稳，谣言满天飞，于是就有了前清遗臣劝溥仪避入外国领事馆的一幕。德国使馆没有接纳溥仪，英国使馆也找托词回绝了，尽管此一行人中还有一个英国人——溥仪的英语老师庄士敦。而最后，日本使馆收留了落难的退位皇帝。后来，日本人建议溥仪到天津的日本租界去，溥仪也愿意，于是就在数名日本警察的保护下，乘夜来到了天津。

        这一切，实际上都有关东军在背后插手。溥仪甫到天津，关东军马上通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让他对溥仪实施“保护”。溥仪在天津居住时，日本总领事派出日本警官一名和日租界内的中国人巡捕三四名，经常住在他的院内对他实施“保护”，他出门时，日本警官也总是跟着，并且还要把他每天出门和见人的事，记载下来报告日本领事馆。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溥仪那沉如死水的心里，又泛起了阵阵涟漪，他觉得机会来了，“每分钟都在想到东北去”。不久，板垣征四郎派来的日本浪人上角利一拜见溥仪，表示“诚心诚意地帮助宣统帝恢复自己的国土”，希望溥仪立即北上前往东北。溥仪自是十分欢喜，但身边的老臣陈宝琛、郑孝胥却认为时机未到，不宜贸然前往。

        但是，关东军决意要把溥仪弄到东北去。10月下旬，被称为“东方劳伦斯”的土肥原亲自出马来到天津。11月3日，土肥原夜访溥仪。

        土肥原诚恳地对溥仪讲：关东军绝无领土野心，只想诚心诚意地帮助东北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日本将和这个新国家订立盟约，保护它的主权和领土；溥仪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一切可以自主。

        溥仪问道：这个国家是共和制，还是帝制？

        土肥原答道：当然是帝制，这是没有问题的。

        溥仪听后十分欣慰地说：如果是帝制，我可以去。

        于是土肥原就催促溥仪尽早动身，“无论如何要在16日以前到达满洲”。

        但是，土肥原的秘密入津却被天津的新闻界捅了出来。当时天津有一份《益世报》，在11月3日这一天的报纸上，报道了土肥原已经于11月2日从沈阳秘密抵达了天津，而且连他居住在常盘旅馆这个细节都做了详细的说明。11月4日，该报记者又证实，土肥原确实已经到达天津数天，行踪诡秘，很少有人知道他每天都做些什么。此外还分析出他此次来津的目的，其中有一项是要把溥仪挟持到东北，并推算出他还会给天津制造一些麻烦，妨碍社会治安。于是，社会上有些人开始对溥仪提出忠告，劝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南京国民政府也派人向溥仪告诫说：“不要到东北和日本人搅在一起，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天津地方当局也为可能发生的事变做了一定的准备。

        鉴于以上情况，土肥原决定采取特殊手段逼迫溥仪出走。

        第一步，他派人给溥仪送去一份特殊的礼物——两颗炸弹；然后又派人给溥仪写匿名信、打恐吓电话，说些“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之类的话。

        第二步，为了配合溥仪出走的行动，土肥原还策划了天津事变。

        11月8日晚10时半，在土肥原的唆使下，被收买的黑帮、流氓、兵痞约2000多人，着便衣，由日本租界冲出，以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所在地及公安局为目标，分头实施攻击。天津市保安队和警察，当即还击，顿时枪声大作，天津市陷于一片混乱。

        这时，驻天津日军乘机出动，宣布在租界戒严，并以保护为名，把在租界中的溥仪的住所封锁起来。10日晚，日军的戒严状态仍在继续。日本天津驻屯军翻译官吉田忠太郎及日本浪人上角利一等，半护半挟地将溥仪秘密潜至塘沽，换乘日军小型运输舰比治山丸号驶至大沽口。然后，换乘日本淡路丸号商船，一路渡过渤海，于13日上午抵达营口满铁码头。

        至此，溥仪结束了在天津不愉快的生活，满怀兴奋之情地“奔向海洋彼岸，寻找复辟外援的通路”去了。可是不成想，刚一登陆令他魂牵梦萦的东北，他就被关东军软禁了。

        溥仪3岁被立为帝，6岁退位。时值末世的他，没有受到一个君主应有的教育与历练，却在风雨飘摇、动荡不堪的生活经历中，饱览了时势的多变和人心的险恶。1931年，溥仪25岁了，可他并不具备与他那个年龄相称的政治头脑、责任感和历史感，而留在他美好记忆中的，只有少时宫廷生活的高贵、华丽与奢侈。现在，他失去了这一切，当有个机会让昔日重来时，他便义无反顾地投向了日本人的怀抱——这也许是出于他的本能的惟一选择。像这样一个人能被日军利用并作为一张王牌来打，实在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幕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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