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变发生当晚，从晚上到19日凌晨，张学良只接到从沈阳打来的两个电话和一个电报——这就是他判断东北局势的所有信息来源。第一个电话是荣臻打来的，他报告说日军正在进攻北大营。张学良一如既往地指示：尊重和平的宗旨，避免和日本发生冲突。第二个电话是王以哲打来的，再次向少帅请示怎么办，张仍下令不抵抗。之后沈阳方面的电话就打不通了。原来，凌晨2时许日军就已占领了无线电台及电话局。荣臻于是用小型电报机再次向张发报说明情况并请示对策。20日，《大公报》登出这封电报的以下内容：

        万急。副司令钧鉴：详密。日兵自昨晚十时许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同时用野炮攻北大营及兵工厂，该厂至现时止，尚无损失。北大营迫击炮库被毁，迫击炮厂亦被占领，死伤官兵待查。城内外警察各分所，均被日兵射击，警士被驱退出，无线电发报台亦被侵入。向日领迭次交涉，乃以军队之行动，外交官不能直接制止等语相告，显系支吾，并云由我军破坏南满铁路之桥梁而起，实属捏词。截止本日午前五时尚未停止枪炮。以上等情，均经通知各国领事，伊等尚无表示。职等现均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糜烂，余续电，并乞转南京。谨陈。臧式毅、荣臻叩，皓卯印。

        电报中第一次出现了“不抵抗”的字样。张学良将荣臻的电报转交南京国民政府，并向正在赴南昌督师“剿共”途中的蒋介石做了报告。

        张学良立即召来在北平的国民政府要员讨论时局，讨论一直持续到凌晨6时。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也来了。顾维钧提出两点建议：第一，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抗议，请求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第二，立刻派一位会日语的人设法去与日本旅顺总督和南满铁路总裁内田康哉接触。张学良赞成第一条建议，对于第二条建议，以没有合适的人前往东北为由推掉了。

        上午10点，大批中外记者陆续聚集协和医院。张学良发表谈话称，“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他说，昨晚日军进攻北大营，占领所有交通机关，自己在沈阳住宅亦有日兵守卫，但“截至上午六点半止，秩序未坏，我方军民，悉不准备抵抗”。并希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这天，张学良还发表一项通电，再引荣臻电报强调，面对日军挑衅，“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第二天，此通电报遍载全国各大报，张学良和东北军遂以“不抵抗主义”而出名。

        张学良的不抵抗思想是既定的。早在7月8日，张学良阐述对万宝山事件的处理原则时，又一次提出“对日寇隐忍自重，基于和平手段，依据公理，由东北政务委员会及吉林省政府负责解决事件”。此时，日军在东北尚没有大的异动，张学良却已将问题提到要不要与日军开战的高度，可见他已把局势看得十分严重。

        张学良的以不抵抗为主调的对日方针，符合中央政府特别是蒋介石的相对政策。7月1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表示“此未对日作战之时”。13日，于右任电张：“中央现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8月16日，蒋介石在给张学良的“铣电”中说得更明白：“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9月，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又给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发来密令，做出如下指示：

        查中日情形之恶化，素有缘由，如该公使之报告，因东三省与日本接壤，交涉案件靡月无之，涉及常驻军与鲜民之案件尤为重大。此亦被日本方面作为借口，进行挑战之借口，实为横蛮无理之至。日方虽有任何行动，此时应以镇静态度相待，万不可轻率行事，致启战端。

        20世纪30年代，在各地方实力派中，张学良是最忠实于南京政府的一个，他对南京政府寄寓了很大的期望，盼望出现一个统一、强大的政权，来实现国家的富强，也盼望出现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央政权，来作为他抵抗不可一世的日本人的坚强后盾。但是，他毕竟是直接下令和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的人。“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他背负了好几十年。这个悲惨的事件影响了他整整一生。

        当时的南京政府和张学良本人，对于日本尤其是关东军准备在东北动武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的，同样是在9月份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给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发来的密令，还提到了如下情况：

        顷据驻日使领馆报称：“近来日本各政党，不问当政与否，皆对我国绝对无诚意与亲善之态度，反而采取积极之侵略政策。最近，日政府当局，有以我国在东北修筑对于满铁之并行线、对抗满铁特殊权利、我国正规军队杀害中村大尉、青岛民众袭击日本侨民、在东北各地压迫鲜民、组织排日会为口实，实行挑战准备之举。而且，日本陆军当局已公然通告常备及预备役军官，必须在满蒙方面积极地进行作战准备，并采取如下充实各种实力之行动……查日人对中日各交涉案之无诚意，国人早已洞悉，而且，其对满蒙之侵略政策亦国人所共知。今又以中村大尉事件及满铁并行线和鲜人压迫事件为名，进行挑战准备充实军备，我东三省必首当其冲。……满铁沿线之常驻军又有越界演习之举动，可见其居心叵测。故而，将所探知之情况报告如上，请予注意。”

        这是一份内容丰富翔实、有相当眼光和分量的情报，在事变前就摆在了南京最高当局的办公桌上，张学良也看到了。可是，国民政府包括张学良在内，还是采取了坚持的不抵抗政策。

        众所周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是导致不抵抗政策的罪魁祸首，但历史实际的进程却要复杂得多。事实上，包括张学良在内的国民政府当局当时有一个普遍性的判断，那就是对中国发动战争不符合日本的利益，充其量也只是少数军人的冒险行为，只要中国方面克制、忍让，不给日军以可乘之机，到头来日本最高当局终究是会站出来制止少数日本军人这种愚蠢的做法的。

        事变发生不久，于学忠曾向张学良建议：“日本军人现仍继续侵占东北各地，横行无忌。我们虽避免全面的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但张学良未接受于的意见。张学良表示：“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意以他们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意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

        事隔59年后的1990年，年近90的张学良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访问时承认自己当年判断错误。那时他认为战争不合乎日本的利益，日本政府是不会赞成出兵入侵中国的，事件仅为日本军部和关东军的一部分野心家所为。基于这个判断，他认为日本政府必会约束关东军的侵略行径；若他属下的东北军不抵抗，避免冲突，则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不过，这种判断与上述中国驻日本领事馆报告的看法是不一致的，那份报告认为日方很可能在东北发动的军事行动，是日本的基本国策，也是日本各界的一致的主张。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国民政府当局固执地认为，日军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又仅仅是一次挑衅呢？

        7月6日，当张学良最早就东北地方当局的对日政策下指示时，电令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1932年1月，蒋介石在一次演讲中说：

        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及得于24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陆海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3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

        总之，中国打不过日本，与日本马上宣战，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这种说法看起来很有道理，毕竟，当时的中国要想独自凭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无疑十分困难。可是，不宣战并不等于不抵抗，一味地屈从于人，不但不能成为谈判桌上与对手讨价还价的砝码，反而会诱发对手得寸进尺的贪婪。当然，如果把不抵抗看作是在国际上占据道义的制高点从而赢得一致同情与支持的代价，那就更加不值，“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英国外交官这一冷血的命题，倒是概括出了国际关系的实质，到“利益至上主义”的国联去争取正当的国家利益，而全无实力的保证，是一个更大的天方夜谭。

        从另一角度看，可以说正是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成就了日军的军事行动。日军在东北制造事端以触发军事行动，并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完整军事战略的一部分，而是日本政府、陆军中央部、关东军与少壮派军官四者复杂互动的产物。如果事变成功，那么一个以占领整个东北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就会迅速展开；而一旦事变失败，日本少壮军官们将为关东军承担责任，关东军则为日本陆军本部承担责任，而日本陆军本部将为天皇承担责任——这也是一个早就计划好的“退出”策略。加之，当时关东军的总兵力只有1万多人，虽然有满铁运输所带来的快速机动的优势，但在进攻北大营时并没有必胜的把握。如果关东军在东北的军事冒险受挫，那么存在于日本政府、军部、关东军与少壮军官间的矛盾就会总爆发，这足以迟滞日本对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的侵略步伐。但可悲的是，历史并没有真正演出这一幕。

        军事家在面对强敌时，总会巧布疑兵以掩护大部队的转移，高超如诸葛亮者还会用空城计吓退司马懿的大军，而不抵抗政策就犹如两军对垒时不管不顾地撒腿就跑，还号称自己是道义的一方。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只会一路掩杀，而逃跑者也只会是一溃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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