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江上，永绥舰顺流而下。

        舰上，蒋介石沉默无言。昨天，他收到南京方面召他回去主持一切的电报。事变还是发生了。尽管他力持镇定，但忧色仍不免形之于表。

        本来，国事多舛，已是应对不暇，现又忽遭突变，前途叵测。自己仿佛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般为南京方面所期待。自己又将如何主持一切呢？

        自从黄埔练兵以来，他一直处在这个大变动时代的动荡漩涡里，也愈来愈深地陷在权力角逐的漩涡里。一向推崇王阳明、曾国藩的他在行止上也尽量效法这两位先贤，引“精浑澹定”、“应战以一”为戒条，励行修身，他也像曾国藩那样，勤写日记。尽管做足了中国传统士大夫自我修炼的功夫，但此时的他，还是无法避免心中的焦虑与失望。

        9月19日，他即收到日军在东北启衅的消息。虽然事起突然，局势尚在混乱之中，但以他这几年来处理对日邦交的经验，他预感到，这回将是一次非常之变。刹那间，他有一种国事堪虞寻思无计的惶恐感。

        一天过去了，日军在东北长驱各战略要地。日军意图愈渐清楚，局势愈渐明朗，他的心绪也渐渐地沉淀下来。20日的日记中，他写下：

        闻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不宁，如丧考妣。苟为吾祖吾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北，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

        惟有效法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他日再图一战，尽雪前耻。

        永绥舰上的蒋介石，迎着江风，迎着不测的未来，主意渐渐地打定。

        这天下午2时，蒋介石抵达南京。南京城中诸军政要员早已引颈以待。蒋介石一抵京，大家旋即齐聚中山园陵官邸，讨论时局及应对方略。

        会上，蒋介石主张先诉诸公理，将日本侵占东三省这一事实提交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诸签约国，希望国际力量出于道义而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作出干预，同时，号召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最后之行动。会议决定：

        （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究机关；

        （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

        （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

        （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乍一看，这四项措施是非常的全面，也非常的合理，它几乎囊括了国民政府应因事变所能做的一切。但仔细分析一下，这四项措施却是大有可议之处。

        这些措施中有一些是真的，是实实在在要做的，如外交方面成立特种外交委员会，又如派人前往广州方面去说服那些政治反对派，以民族大义为重而搁置不同见解，重新回到“一个中央”的道路上来。有一些措施又是假的，是只说不干，例如军事方面。九一八事变后，虽然蒋介石不得不放弃了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但并没有调兵北上，在以后的几年中，整个华北除了几支原本就驻扎在那里的“杂牌军”——西北军的旧部外，并不曾看到蒋介石陈兵华北，以备虎视眈眈的日军。1932年春天，当与日方紧绷的关系稍有缓和后，蒋介石就发动了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接着是第五次“围剿”，终于迫使红军北上，开始了战略大转移。总之，是“攘外”按兵不动，“安内”大有进展。

        在这四项措施中列于位末的“民众方面”，实在是有点失策，它居然把对民众“镇静忍耐”的要求，放在了“努力团结”和“准备自卫”的前边，几乎从一开始，就把国民政府自己，置于了民众要求的对立面。试想，面对觊觎中国既久的日本悍然发动的军事侵略，民众的第一反应当然是要求政府代领民众进行抵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是排在国民政府的民众要求第一位的，居然是要求民众忍耐！固然，当时的中国是弱国，政府的对日方针要讲求策略，但如果直白地告诉民众要忍耐，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这一点被短短几天后民众情绪的转向——将矛头指向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所证明。蒋介石有一种自以为是的精英意识，他总以领袖自居，看不起民众，更不善于做动员民众的工作，这种缺陷是蒋本人和他领导的国民政府最终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这四项措施中，成立特种外交委员会并开展对日决策研究，可以说是惟一落在实处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的措施。其中，既有何应钦、宋子文、孔祥熙这样的国民政府中有实权的大员，也有戴季陶、邵力子、陈布雷这些国民党内重要的理论家，还包括顾维钧等著名的外交家。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一系列外交活动，都是在这个委员会的具体决策与领导下展开的。委员会依靠国联，采取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方针，群策群力，在形势瞬间多变、关系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与日本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外交战。通过外交这一无形的斗争，中国赢得了国际的支持和同情，使日本在国际社会日益孤立。但是，不愿采取有力手段制止日本侵略，委员会种种的外交谋划，亦终归落空。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却为广州国民政府的反蒋斗争引入了新的资源，他们把反蒋与抗日联结起来，使得反蒋呼声更加高亢、有力。

        此时的广州，一份电报正在通发全国：

        一、蒋通电自动下野；

        二、广州国府通电取消；

        三、以和平统一会议，召行组织统一政府。盖国府同人之意，惟在推倒独裁，实现民治，倘能达此目的，更无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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