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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九一八事变背后的角力37、蒋介石不得不“节制”民众情绪

37、蒋介石不得不“节制”民众情绪

        当9月26日上海学生代表提出他们的五项要求时,显然没有从蒋介石那得到令他们满意的回答,代表们情绪失落地回到上海。第二天,上海大学生代表们又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一样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上海的学生们待不住了,学生联合会决定再派出一批学生赴南京,所不同的是,不再采取派代表的形式,而是自愿参加。

        9月28日上午9时,南京中央大学学生1000余人由该校抗日救国会主席何浩若教授带领,冒雨整队赴丁家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国民党中执委丁惟汾出来接见学生。学生们提出了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积极备战和撤换外交部长王正廷等八项要求。显然,这不是丁惟汾所能答复的,于是他只能在对学生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后,避入中央党部。正巧,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朱家骅也在中央党部,在学生强烈要求下,亦随未得到任何答复的学生队伍一起,到外交部请愿。

        学生的队伍来到外交部的院子里,密密麻麻的一大片。起初,王正廷避而不见。无人理睬的学生变得愈加愤怒了,几十名学生冲上二楼,在一间办公室里正好碰上躲着不见学生的王正廷。两名学生拉住王正廷,要他出去见学生。在外交场合上见多识广的王正廷却从没见过这阵势,在政府大员的惯性心理作用下,他批评学生胡闹。三个人拉拉扯扯,免不了肢体接触。一名学生情急之下,动手打了王正廷,王正廷的头部受了轻伤。在场的外交部职员见势不妙,立即拉开了冲突双方,架起王正廷逃到楼下,钻进汽车,从后门逃走了。这时,外交部的院子中“打倒王正廷”的喊声,已是响成一片。不久,政府派出军警赶到现场弹压,学生们才退出外交部的院子,前往国民政府请愿。

        10时多,已先行赶到南京的上海复旦大学学生800余人,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学生及上海各大学请愿代表会合,学生队伍共5000多人,冒雨赴国民政府请愿。这一次出面会见学生的是国民党中央执委于右任。面对请愿的学生,于右任显得头脑灵活而机敏。他先是赞扬了学生的爱国热忱,并说道:“一国国民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有如此之热忱,本人放大胆说中国决不会亡,日本必须被打倒!”随后逐项回答了学生的要求。回答完毕后,学生代表向于递交了质问外长书,于欣然接下,在领导学生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国万岁”等口号后,悄然隐去。

        此时的学生才发现,于右任的接见,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于是坚持要求蒋介石面见学生。蒋介石无奈,只好来到国民政府二门前登台讲话。几句套话一过,他又是老调重弹,说“青年尤应用冷静的头脑、热烈的血,以应付国难,如果浮躁气太甚,不过加增国耻而已”云云。

        同一天,北平各界举行抗日救国大会,240多个团体的20万人到会。会后民众举行大游行,高呼“打倒不抵抗主义”、“打倒王正廷”等口号,并推举代表往见张学良。张学良面见代表,并答称:外交问题必听命中央指挥,绝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不抵抗主义实是误会,事前为防日人挑衅,故令部队不抵抗,绝未料到后果如此。“现各军已至相当地点,诸事均听命中央”。并表示“我张学良如有卖国行为,请你们将我打死无怨”。

        国民政府开始为“过激”的民众情绪感到头痛,蒋介石决定必须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对民众运动中最激进的学生运动进行节制。

        就在学生打伤王正廷的当天,国民党中执委发表了《告全国学生书》。首先,强调大敌当前,学生要听中央统一指挥的重要性:

        近世之战,非犹夫历史之驱士卒以相搏矣,非以全国水陆交通集中于政府权力之下而指挥之,则不能战;非以全国之经济集中于政府之下而指挥之,则不能战;非以全国人民平日所享受之自由生命集合于政府权力之下而指挥之,则尤不能战;……试问在此时期,尚能人各一主张,人各一利害,而不听命于统一指挥者耶?

        其次,要求学生效法先贤,尽力磨炼自己“刻励沉着”之性格:

        昔普法战争时,法国学校在德军枪林弹雨之下,弦歌弗辍,曾读者,当能识之。法国民族因具有刻励沉着贫民读书之精神,终能复其世仇。吾全国学生而欲复仇雪耻者,更宜依中央颁布之义勇军办法,日夕不懈,努力于军人之修养,若见抵来乘,相率罢课,适隳吾淬万之气,示弱于敌耳,其恶乎可。

        最后,要求学生应给予政府绝对的信任:

        大难临头,至于此极,人民而犹不信任政府,政府而犹不绝对负责,则诟谇未息,国已不国矣。抑更有进于是者,负此全职之政府,自有军事处分之权衡,宣战与否,此在信任政府之人民所不必问,负责政府所不宜答者也。外交尽应公开,军事自有机密,爱国之学生乎,磨砺以须,来为政府之后盾,速为前仆后继之准备,政府绝不负国家也。

        第二天下午,蒋介石在中央军校大礼堂,再次面见学生。针对蒋26日对学生代表五项要求的回答,一位学生代表递上了请愿团全体学生给蒋介石的呈文。学生代表以质问的方式,向蒋发出了一连串连珠炮式的质询:

        今日东北全落于日人手中,钧座是否出兵?

        现日本增兵长江、珠江流域及沿海各地,钧座是否认为日本在推进?

        又钧谕已失地决心收复,又不述收复之方法如何,应请公开宣布。

        钧谕外交过失,政府负责。所谓对外过失由政府负责,是否由外交部长负责,并应负何种责任?设责任之人有失责时,又当如何办理?

        钧谕已电饬张副司令收复失地。而张副司令仍借以无抵抗主义为诿卸,无能力收复进,钧座当如何处置?

        钧谕全国大学生武装,必要时始必枪械。未悉钧座能否实践前言发给枪械束否也?东北各地,已被日本占领,在交涉未得结果以前,请钧座将每日交涉情形,所取方针,随时公布,并恳实行革命外交,勿再退缩。

        对学生们的请愿,蒋介石首先表示“欣慰”,并说:“国民政府决非军阀时代之卖国政府,乃惟一之革命政府,决不签订任何辱国丧权之条约,对诸位请愿备战均诚意接受。”但又对学生不无指责之意地说:“政府同仁,为诸位不断的请愿,不无分去若干时间和精神,以致影响于一切政治与外交之筹划,而敌人反得有扰我懈我之余地,且恐转贻反革命派以利用之机会。”

        几个回合下来,学生们并没有得到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政府态度”,国民政府也未能将民众运动节制到自己所希望的轨道上去。国民党人一直强调对日抗战需要准备,而且是在政府的统一号令下准备,但它的准备却不为民众所知。这一方面是顾及到日本可能的强烈反应,另一方面也是蒋介石的个性和这个政权的独裁性质决定的。在他们眼中,民众是幼稚的,民众运动不会为政府的决策带来帮助,甚至不值得从民众运动中汲取有益的资源。一个对外得了软骨病又看不起民众的政权,注定是不会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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