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96年10月9日在福州西湖宾馆召开的福建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印周年报告会上所作的专场报告
我是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一名普通战士。长征是一部宏大的史诗，我这篇文章只写了几个主要问题，供同志们参考，并请指正。
一、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为什么要长征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但总的一句话：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推行“左”倾冒险主义，使1933年到1934年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
本来，中央苏区的形势是很好的。
1930年底到1931年9月，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以江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了三次“围剿”。在毛泽东、朱德的正确领导下，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和消灭敌人，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主席。
1931年6月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共产国际指定王明代理总书记职务。王明即在全党推行他的所谓《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左”倾冒险主义纲领。他们在政治上是“左”倾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事变占领东三省后，党中央虽然在9月20日发表了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但又说日本“同时更积极更直接地进攻苏联”，号召“中国工农劳苦群众必须在拥护苏联的根本任务之下，一致行动起来”，并说“中国各派国民党及各派军阀根本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1932年1月9日，党中央又作出了《关于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他们否认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有分化，也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力量的抗日要求，认为中间势力“是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吹嘘“苏维埃政权统治了几千万人口的区域，红军的发展已造成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要求红军“占领一两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命令中央红军去攻打敌人坚守的赣州，打了40多天没有攻克，红军受到很大的损失。在组织上，王明等人实行宗派主义政策，派代表到各个苏区去“反右倾”和“改造”党的领导机关；对不支持他们的领导干部，扣以“右倾”帽子，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1931年10月，王明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后被捕叛变）三人为中央党委、博古负总责。博古是王明在莫斯科组织的所谓“布尔什维克”教条主义小集团的成员，他完全执行王明的错误路线。
11月，临时中央派到中央苏区的代表团在瑞金召开了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诬蔑为“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排挤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1932年9月，临时中央又指示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开会，贯彻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会上，“左”倾冒险主义者把毛泽东不赞成打赣州、主张红军到条件有利的赣东北发展的正确意见，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的消极怠工”，并把历次反“围剿”都行之有效的“诱敌深人”的战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义危险”。会议无视周恩来、王稼祥、朱德的不同意见，把毛泽东排挤出红军的领导地位，撤销了毛泽东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要他到瑞金专门做苏维埃政府工作。
1933年1月，上海临时中央因在白区执行“左”倾冒险主义，使白区党组织受到很大的破坏，临时中央站不住脚，就决定搬到苏区来。博古于1月19日来到瑞金，立即把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全部抓到手里，以便推行他们的“左”倾方针。他当时只有26岁，既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也没有打过仗，只会背诵马列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教条，可是他却要指挥一切。
1933年2月，蒋介石纠集了5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这时毛泽东已被取消了红军的指挥权，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在前线指挥作战。博古既不研究敌我实际情况，又不尊重前线司令部的意见，以中央名义强令主力红军去攻击敌人重兵固守的南丰城。由于朱德、周恩来据理力争，抵制了错误的指示，运用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经验，采取大规模大兵团伏击运动中的敌人的战术，于2月27日在江西宜黄的东坡、黄陂一带，一举消灭敌主力2个师，俘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3月21日，又在草台岗消灭敌军1个师，俘敌万余人，缴枪2万多枝和许多新式武器，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中央红军发展到8万人，大大增强了战斗力，扩大了根据地，使中央苏区同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
博古到瑞金后，进一步贯彻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对不执行他们错误方针的干部随便批斗。1933年2月，苏区中央局无理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宣布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并在中央苏区开展反“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把在赣南各县工作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当做“纯粹的防御路线”的“江西的罗明路线”开展斗争，撤销了他们的职务。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感到十分痛心，他给中路总指挥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他不甘心失败，1933年6月起，就集中力量准备第五次“围剿”。一方面，他加紧调兵遣将，和陈诚等将领到南昌总结失败教训，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轮训排以上军官，并请了美、意、德等国的军事顾问参加策划。他总结过去“长驱直入”苏区以致被红军各个击破的失败教训，接受了德国顾问塞克特的建议，采取“堡垒主义”、“步步为营”的战术，即各路大军齐头并进，前进不远就停下修筑堡垒，同时修公路，把主要阵地连系起来，加强军火、粮食的补给；并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加强反共宣传。另一方面，他派宋子文到美国求援，美帝国主义就把农场主积压的大批棉花和小麦运到中国，共值2亿美元，叫“棉麦借款”；又得到英帝国主义1亿英镑的军火借款。
7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强调：五次“围剿”是“更加剧烈而残酷的阶级决战”，是“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的斗争”；并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踊一寸苏区”等口号。同时，提出“要创造一百万铁红军”的不切实际的要求。
在蒋介石调兵遣将的过程中，如果红军寻找有利时机在运动战中消灭一部分敌人，是可以破坏敌部署的。但是临时中央不听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强令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作战，即所谓“两个拳头打人”：以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到福建强攻敌十九路军固守的邵武、将乐，结果，城未攻下，消耗了时间和力量；以一、五军团为中央军，留在江西苏区，但没有作战任务。这样就丧失了积极准备作战的时机，反而给了蒋介石布置兵力的时间。
当年9月25日，蒋介石亲自指挥50万大军，在飞机掩护下，分四路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28日，敌军占领了赣东的黎川城。在敌军优势兵力进攻下，为保存军事力量实行必要的撤退，这是允许的。但博古等人认为让敌人进了“国门”，加罪于负责防守黎川的闽赣军区司令员萧劲光，把他当做“军队中的罗明路线”，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军籍和党籍，交军法审判。在军内、党内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正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紧张时刻，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本来，顾问就是“顾”和“问”，只有建议权，没有指挥权。但因博古自己不懂军事，又取消了毛泽东的指挥权，对周恩来、朱德等人又不重用，只要他们根据临时中央的指令去组织实施，对他们的正确意见不理睬，实质上剥夺了他们的红军指挥权，只给相当于参谋长和供给部长的职权，而把毫无革命战争经验又不懂中国情况的李德当成“宝贝”，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他。
李德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共党员。1928年越狱逃到苏联，1932年在莫斯科军事学院学习，学习成绩较好，毕业后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他作风独断专行，又蛮横粗暴，一个人就取代了中央军委的集体领导。他坐在房子里，只凭教科书中打阵地战的教条，在地图上指挥战争。由于他的瞎指挥，造成了不少战斗失利。前线司令员提出意见，他又不听，反而训斥别人，推脱责任。而博古却把他捧为“太上皇”。这样的人在做总指挥，哪有不打败仗的道理？
在蒋介石的“堡垒政策”面前，毛泽东虽无指挥权，但他以对党和红军高度负责的精神，几次向中央建议，红军应跳出敌人的堡垒包围圈，打到敌人的后方，到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四省之间的广大地区活动，促使敌人调兵遣将，以便寻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既可以粉碎敌人“围剿”，又可以扩大苏区。但是博古、李德根本不听，反而诬蔑这是“放弃根据地”。
博古、李德等开始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方针，在“御敌于国门之外”口号下，指挥红军主力到抚州附近的敌我交界区，辗转作战于敌人主力和堡垒之间。从9月到11月，打了几次消耗战，没有阻止敌人前进，红军又遭到不少损失，处于被动地位。
接着，博古、李德等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方针，“以堡垒对堡垒”，“实行短促突击”，同优势的敌人拼消耗。敌人的堡垒比较坚固，火力也较强，弹药充足，很难攻破；堡垒之间和后方又有公路连系，运输也方便。而红军的防御力量是很弱的，堡垒还没有修好，就被敌人飞机、大炮轰垮了，炮火弹药少，在敌人强攻下很难坚守，结果遭到很大损失。
正当蒋介石向苏区大举进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对红军很有利的事情。1932年1月28日曾在上海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参加“围剿”。蒋光鼎、蔡廷错和广大官兵要求抗日，不想打内战。在中国共产党提出愿在3个条件下同全国任何武装部队合作抗日的宣言影响下，蒋光鼎、蔡廷错在1933年8月间秘密派代表吴明（即陈公培，曾在法国同周恩来一起工作过）到延平附近同红三军团联络。周恩来对此事甚为重视，他致电项英（军委副主席）、彭德怀、滕代远，建议派袁国平（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同吴明面谈，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经过会谈，彭德怀写了信让吴明带回去，对十九路军提出的合作要求表示欢迎。双方在前线停止了作战。
10月初，吴明又陪同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秘密到达瑞金。26日，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划界而治，恢复贸易，解除对苏区的经济封锁。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和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这反映了国民党内部矛盾和抗日力量的发展，并且他们愿意同中共合作抗日反蒋，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如果红军同他们密切配合，完全有可能把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打破。可是博古、李德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不相信他们可以做我们的朋友，把中间力量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这时，蒋介石从江西前线调9个师到福建去打十九路军，给了红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很好机会。当时在前方的周恩来于11月24日致电博古、项英，指出目前蒋介石正推迟进攻中央苏区，抽兵入闽，红三、五军团应侧击蒋的入闽部队，但建议未被接受。彭德怀也提出建议：集中红军主力向闽、浙、赣边区进攻，威胁杭州、上海、南京，既可援助十九路军，又可打乱蒋介石的“围剿”计划。张闻天也主张要积极配合十九路军。毛泽东早就主张红军打到浙江、安徽、江苏去，把战略防御变成战略进攻。可是这些正确主张都被博古等人拒绝。他们反而把主力红军西调。去攻永丰地区敌人的堡垒。“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的大军进攻和政治分化下，于1934年1月宣告失败。蒋介石把入闽部队组成东路军，进一步完成了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包围。十九路军又被迫参加“围剿”。
1934年1月，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三次“左”倾错误的顶点。全会不顾四中全会后因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白区遭到的重大损失，更不总结几个月来反“围剿”中因执行军事冒险主义遭受失败的经验教训，错误地断定中国己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是“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的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要继续贯彻“下层统一战线”（即不要上层统一战线）策略，在农村继续进行“反富农路线”的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要求党“用最大的力量去准备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以配合红军进攻大城市。他们更错误地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根本任务……”等等。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下，继续推行宗派主义政策。
这就是第五次反“围剿”进一步走向失败的根源。
博古、李德等在军事冒险主义失败以后，即转为军事保守主义。在兵力强大、武器精良又实行“堡垒政策”的敌人面前，不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仍一直正面防御、处处设防、节节抵抗，同敌人拼消耗，遭致失败。
最典型的是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广昌是苏区北边的一座小城，蒋介石集中11个主力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于4月10日开始向广昌大举进攻，企图突破广昌后向苏区中心地区猛进。博古、李德等则把广昌当“北大门”，在“不让敌人侵占一寸土地”的口号下，调集了红军主力9个师死守。博古、李德第一次赴前线直接指挥，他们在前线组织野战司令部（司令员名义上是朱德，实际上是李德，博古担任政治委员），要同敌人“决战”。周恩来则被放在远离前线的瑞金留守（实际上是后勤部长）。
战斗从10日打到27日，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规模最大也最激烈的一次战斗。虽然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但红军也受到很大的损失，死伤5500余人，占参战兵力的五分之一。而广昌仍被敌人占领了，福建的建宁也同时失守。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单纯防御路线的严重恶果，给红军以后作战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这时，红军还有相当的实力，苏区也还有回旋余地。如果接受毛泽东的建议，红军主力休整补充后，打到湖南的中部（当时敌军空虚），就可以调动进攻苏区的敌人，在敌后无堡垒地带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苏区也可以恢复和扩大，就可以粉碎“围剿”。但是博古等人拒绝了这一建议，因而又失掉了转败为胜的机会。
广昌失守，给“左”倾机会主义者们当头敲了一棒，觉得问题严重，但他们没有从错误中警醒过来，还是继续执行单纯防御方针，到处修筑堡垒防御，损失日益增多。博古负责的中央书记处，5月曾秘密决定要把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并请示共产国际，6月得到共产国际批准。但是，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做充分准备。
7月上旬，蒋介石指挥大军从北路、东路、南路同时向中央苏区发起全面进攻。这时，苏区日益缩小，人力、物力都很匮乏，我军已失去在内线打破敌人“围剿”的可能，如果当机立断地把红军主力突进到外线作战，仍有胜利的可能。可是，博古、李德等仍把红军主力“六路分兵”进行“全面抵御”。结果，我军损失很大，敌军还是不断前进。至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长汀等狭小地带。这时，才仓促地开始准备主力红军转移到湘鄂西去同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新根据地。
为了调动进攻中央苏区的敌人，中央决定，派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经过福建进到浙、皖、赣边活动；又决定在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离开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活动，以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和战略转移。
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全军团共6000余人，大部为新战士，枪支不及半数。部队于7月6日从瑞金出发，途经长汀、连城，后到国民党统治区；沿沙溪北上后，于7月30日北渡闽江，8月8日曾向福州进攻未遂，就北上占罗源县；在闽、浙、赣边境苦战数月，损失很大。10月19日，奉中央命令到赣东北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中央军委决定七军团与十军合编为新的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政委乐少华，方志敏为军区司令员。
七军团北上，虽经艰苦奋战，也取得一些胜利，但损失不小，并没有达到调动包围中央苏区敌人的目的，也没有建立新的根据地。现在看来，主要是兵力太少，没有造成对敌人后方的威胁。
11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随十军团向北行动。部队进到安徽黄山、休宁、歙县等地。蒋介石立即调动了5个正规师和地方武装进行阻止。因无法前进，十军团领导决定返回闽浙赣根据地，途中遭敌人截击，主力在江西怀玉山地区遭到强大敌人的包围，经过激战，大部壮烈牺牲。寻淮洲牺牲，方志敏于1935年1月在江西德兴县陇首村与敌人作战时因叛徒出卖被捕。方志敏在敌人法庭上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在狱中写下了、《狱中纪实》等不朽著作。同年8月6日，英勇就义于南昌。
这也是临时中央指挥失误造成的恶果。
十军团突围出来的一部分队伍，在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领导下转移到闽浙边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抗战时参加了新四军。
1934年7月23日，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决定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第一步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第二步向湘西发展；第三步向北与红二军团联络。湘赣苏区的独立部队和游击队，应坚持在现在苏区及周围开展游击战争，保卫苏区。
任弼时是从中央派到湘赣苏区的代表，中央决定由任弼时、萧克（六军团军团长）、王震（六军团政委）三人组成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全军团9000余人。8月7日，由江西遂川县的碧溪地区向湖南前进，冲破敌人封锁线，于20日占领郴州西的新田县城。经过艰苦奋战，多次突破敌人的包围，于9月4日在广西全州以南的界首渡过了湘江，5日攻占了延县城。以后又突破了湘、桂、黔三省敌军的包围，于10月1日攻占了贵州的黄平县城。又经过了艰苦奋战，于10月24日在黔东印江县木黄与贺龙、关向应、夏曦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于26日进至四川酉阳的南腰界，召开了庆祝会师大会。
经过党中央批准，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团共4400余人。红六军团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个军团的行动。红六军团从而胜利地完成了历时80余天、行程5000余里的战略转移任务，为中央红军以后经过湘西、黔东起了探路和宣传作用。
二、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突破敌四道封锁线
中央苏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负伤由李富春代），下辖一、三、五、八、九军团。除本身要冲破敌人层层封锁进行战略转移外，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掩护庞大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直属机关转移。
由于博古、李德等在战略退却中又实行逃跑主义，战斗部队刚从前线撤下来，没有必要的休整和政治动员，对庞大的中央机关也没有进行必要的精简，采取“老太婆搬家的办法，把坛坛罐罐都搬走”。所以，中央机关就编了两个纵队。军委第一纵队4600人，叶剑英为司令员；第二纵队9800余人，罗迈为司令员；总计8.6万人，此外还动员了几千民夫搬武器、抬机器（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还有许多银元）。
为了坚持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又成立中央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红二十四师和10多个独立团及地方部队共1.6万多人。留下来的还有许多负责人：瞿秋白、何叔衡、贺昌、毛泽覃、古柏、邓子恢、谭震林、张鼎丞、孙丕显等。瞿秋白在战斗中被俘，后在长汀英勇就义。何叔衡、贺昌、毛泽覃、古柏等在战斗中牺牲。留下的人在苏区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保卫了许多革命果实。抗战时，又参加了新四军。
1934年10月16日，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从于都（当时称为雩都）的段屋地区出发，过于都河（亥水）开始长征。毛泽东和中央机关是18日从于都县城出发的。其余各部分头从江西的瑞金、于都，福建的长汀、宁化等地出发，走上了漫长的长征之路。
由于中央苏区西南方向敌人比较少，事前中央又派了代表同广东陈济棠进行了秘密谈判，签订了协定，所以确定以江西、广东边境交界处为突围的突破口。8万多大军浩浩荡荡向西突围，这是战争史上少有的。为了掩护中央纵队的安全，红一、九军团走左路，红三、八军团走右路，中间是军委一、二纵队，五军团殿后。
在红军西征的道路上，敌军先后布置了四道封锁线。
10月21日，中央红军在江西信丰、安远间渡信丰河，未经大的战斗，于25日全部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开始进入广东境内。陈济棠执行了原定协议，没有堵截。红一军团在11月2日占领广东仁化县城口。5日到8日，中央红军由城口和湖南汝城之间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第二道封锁线。
11月14日，主力红军在湖南良田、宜章之间通过敌第三道封锁线。接着转入广西北部。这一带都是山区，多路红军行动，十分拥挤。特别是军委纵队因缁重，机器太多，走得很慢。因为要躲避敌机轰炸，多走夜路和山路，就更慢了。军委纵队晚上多打火把，战士们戏称为“火把队”。
蒋介石发现红军要渡湘江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后，就紧急调遣大军封锁湘江，构成第四道封锁线，并企图包围红军在湘江以东加以消灭。有湘敌15个师、粤敌6个师、桂敌5个师，共26个师，加上北路蒋嫡系的薛岳率周浑元、吴奇伟2个纵队4个军10万人，一共40万人，分五路截堵、追击、包围红军。
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红二师和四师各一部，在广西的全州、兴安间占领了界首及附近渡口，渡过湘江，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因为军委纵队行动太慢，29日才赶到界首，所以湘、桂两方敌军就加紧向界首方向夹击。中央红军就在湘江两岸英勇抗击敌人进攻，以掩护大军过江，战斗十分激烈。
蒋介石认为他在湘江消灭红军的阴谋能实现，曾写信给他的前线部队打气。他认为红军是“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命令他们穷追，“毋容红军再度生根”等等。可是蒋介石高兴得太早了。经过6天6夜的浴血战斗，到12月1日下午，除了红三十四师（主要是闽西人）和第六师的一个团被敌包围大部牺牲外，其余已全部过江。
但是，因过江时战斗激烈，人员损伤很大，过了江又要爬大山，军委纵队的一些笨重东西，包括没有炮弹的几门山炮，只得忍痛抛入湘江。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空前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8万多人的中央红军，到此时只剩下3万多人。这次战役，进一步证明博古、李德等顽固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方针是完全错误的。
过了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为了避开前面阻击的敌人，中央红军就进入湘、黔边的越城岭大山，这是少数民族居住区。经过湘江战斗，部队已很疲劳，又进入大山中，日夜行军，供给困难，蒋介石的堵截追击仍加紧进行，红军处境仍很危险。所以部队中怨声载道，都认为红军历史上没有打过这样的败仗，对中央和军委的领导方针提出疑问。各军团的司令、政委对中央军委的意见也越来越多，中央领导人之间的争论也越来越激烈和公开化。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就存在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和以博古为代表的错误主张的斗争。由于长途行军，更由于博古、李德的独断专行，听不得不同意见，不愿意召开政治局和军委会议讨论，所以争论无法解决。
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到湘西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加紧布置包围圈，妄图在红军向北前进时，聚歼红军。在这个紧急关头，中央红军是冒被敌人消灭危险继续往北还是转向敌人较弱的贵州去，已是刻不容缓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
博古、李德因部队损失太大，敌情又严重，感到垂头丧气，一筹莫展，但又不肯检讨和纠正错误，仍顽固坚持北进，同二、六军团会合。这时，部队的指挥实际上已由周恩来担当起来。张闻天、王稼祥虽然过去同博古有很多共同观点，但在这残酷的事实面前，也开始对博古、李德提出批评。毛泽东出于对党对红军的高度负责，同张闻天、王稼祥交换意见（坐在干部休养连的担架上也不间断）。他坚决主张放弃原定去湘西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并得到他们同意。周恩来、朱德的军事思想，本来就同毛泽东基本一致。
12月10日，红一军团占领了湖南的通道县城。12日，在通道的中央负责人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博古等参加，还有李德。会上，就红军的去向问题展开了争论。博古、李德仍坚持去同二、六军团会合，但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会议决定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向贵州前进，相机进占黎平。15日，红军占领黎平。通道会议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但开创了长征以来用会议形式公开争论行动方针的先例。
17、18两日，由周恩来主持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讨论红军今后战略方向的重要会议。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和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放弃同二、六军团会合和建立湘西根据地的计划，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黎平会议决定红军北渡乌江向遵义前进。这样一下子就把几十万敌军甩在湘西，使红军争取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主动地位。这是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的胜利，是博古、李德错误方针的失败。是红军战略方针转变的开始，也是由失败走向胜利的开始。黎平会议为召开遵义会议打下了思想基础。黎平会议期间，为了充实战斗部队和减少机关人员，进行了整编。中央军委决定，取消八军团的建制，并入第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由总参谋长刘伯承兼任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仍坚持去湘西的错误主张。决定过乌江，进遵义，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的口号，规定“军委要向政治局报告作战方针、计划”。猴场会议后，实际上停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周恩来担当了指挥部队的责任。
1日，一军团二师四团奉命强渡乌江未成；2日，组织60多个竹筏抢渡，已于1日过去躲在石崖下一天的毛振华连长等5位勇士出来接应，军团炮兵连长赵章成以3发迫击炮弹打掉了对岸敌据点。我军抢渡成功后，即加紧架设浮桥。至6日，全军从几座浮桥通过乌江。
1月7日，红二师化装成敌溃兵突然进入黔北重要城市遵义城，消灭了王家烈的“双枪兵”（一枝步枪、一枝鸦片枪）。
中央和军委1月9日进入遵义。
红军突然进遵义，把几十万追敌远远抛在乌江东南。蒋介石嫡系薛岳、吴奇伟、周浑元等，是从江西追赶红军到贵州的，被我军拖得很苦，逃亡、死伤减员一半，军官们在通信中说，“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了。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休整机会，为召开遵义会议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遵义会议，“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博古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决定胜负的一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自己选举中央领导人（过去都由共产国际指定）的会议。
由于广昌战役，特别是湘江战役的重大损失和毛泽东的耐心争取工作，首先使过去同博古等站在一起的王稼祥反对博古、李德的瞎指挥，要求毛泽东出来指挥，进而张闻天也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就为召开遵义会议准备了主要条件。
会议是王稼祥先同毛泽东商议并得到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同意后，由王稼祥出面向博古提议召开的。并商定由博古主持会议和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从1935年1月15日开到17日。到会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4个：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将领7人：刘伯承（总参谋长）、李富春（总政代主任）、林彪（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一军团政委）、彭德怀（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三军团政委）、李卓然（五军团政委）。还有邓小平（中央秘书长）、李德（顾问）、伍修权（翻译）列席。
敌情紧急，蒋介石又在加紧对红军包围，要求先决定红军下一步行动方针。15日会议开始后，刘伯承、聂荣臻提出红军北渡长江，到川西北建立新根据地的建议。会议同意他们的建议，并“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建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会议主要议题是检查在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中军事指挥的经验与教训。博古作了报告，他强调红军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原因，是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力量的强大，苏区和白区工作配合不够等，为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辩解。周恩来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他是军委副主席，长征中的“三人团”之一），做了自我批评，又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根据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草拟的提纲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尖锐地批评了李德只知道在地图上指挥作战，但不懂得路是要用脚走的，红军是要吃饭睡觉的，敌人的子弹是会打死人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出了今后的方向。王稼祥、朱德、李富春、聂荣臻等的发言，都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的提纲和意见，并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只有凯丰发言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护，李德则坚持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会议开了三天，作出了如下决定：（一）补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决议在2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即博古、李德、周恩来），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1月18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2月5日左右，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会“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3月14日，中央军委决定：设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3月11日左右，为便于指挥，毛泽东提议，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组长是周恩来。
遵义会议明确了红军战略战术的是非问题，批判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取消了他的指挥权，改组了军事领导，并在组织上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四年的统治。这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失败，标志着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方针的胜利，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地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提供了保证。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根据马列主义的原则，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组织领导问题，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成熟了。（会后，在长征途中，中央派陈云、潘汉年秘密到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又去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遵义会议情况，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遵义会议为我党树立了一个正确解决党内矛盾和纠正错误的范例，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高贵品质和杰出的领导艺术才能的表现。他在中央苏区受教条主义者打击、排挤，被撤销对红军的指挥权，仍服从组织决定，但他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耐心争取王稼祥、张闻天，在关键时刻仍以对革命负责的态度提出自己的建议。遵义会议，只抓主要矛盾，即解决最紧迫的军事路线和组织领导问题；对犯错误的博古、李德，采取治病救人方针，杜绝了他们过去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
博古经过延安的整风学习，认识和改正了错误。1937年夏同周恩来一道参加国共谈判，在武汉长江局、重庆南方局任委员兼组织部长，做了很多工作。1946年1月时是我党政协会议代表。当年4月8日乘飞机回延安途中遇难。
凯丰也认识、改正错误，以后做了很多工作。
只有李德受批评后，很不满，发脾气。1938年在延安抗大教书，1939年同周恩来一道去莫斯科，搞翻译、出版工作。他受到共产国际监委批评，结论：有错误，不予处分。1949年回东德，1970年出版《中国记事》，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和诽谤。1974年病死，可谓死不悔改。
王明是在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上由国际代表米夫捧上台的。6月，因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任代总书记。9月，赴莫斯科，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博古为总书记，贯彻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1937年底，王明回到延安，下车伊始，便批评当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等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口号。1937年12月到武汉，参加中共代表团，任长江局书记，吹捧蒋介石为“民族英雄”，大谈依靠国民党抗战，宣扬“速胜论”，与毛泽东的“持久战”观点相对立，拒绝在《新华日报》登载《论持久战》，实行抗战中的右倾投降主义。1938年9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受批判，没有诚恳承认错误。党的“七大”、“八大”均选为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去苏联治病；赫鲁晓夫反华后，参加“反华大合唱”，化名马马维奇，写了一本骂中共的书。1974年3月，病死于莫斯科，成为死不悔改的叛徒。
四、渡金沙江、大渡河，过雪山，同四方面军会师
朱德的诗：“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描绘了遵义会议以后的大好形势。部队听了遵义会议传达后，全军官兵都很兴奋，战斗情绪特别高涨。
遵义会议后，在毛、周、王三人军事小组的指挥下，采取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是：根据敌情变化，采取高度的运动战术，经常转移作战地区，目的是在有利的条件下，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新的根据地。四渡赤水的战斗，是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地区进行的出色的运动战，把蒋介石的“中央军”和贵州、四川、云南的地方军共几十万人搞得昏头转向，拖得疲惫不堪。红军完全处于主动地位，消灭了大量敌人，达到了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的。
遵义会议后，红军又进行了整编，扔掉笨重东西，精简机关，充实连队，行动更迅速了。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向四川的土城前进，准备北上过长江。1月28日，因川敌阻拦，在土城打了一仗，因敌增援，撤出战斗。1月29日，一渡赤水，向四川和古蔺、叙永前进，准备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发现红军企图，调川敌12个旅封锁长江，又组织大军包围红军。军委决定放弃渡江计划，又突然东进，2月18日，二渡赤水。26日奇袭娄山关后，于28日再次占领遵义，消灭了王家烈的8个团。蒋嫡系吴奇伟北渡乌江想夺回遵义，被红军打垮两个师，一直追到乌江边。吴奇伟跑过乌江，把浮桥斩断，丢下1800多人当了俘虏。红军这次在5天之内歼灭和打垮了敌人两个师8个团，俘虏3000多人，是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红军欢呼“毛主席正确领导的胜利”。
蒋介石恼羞成怒，自己飞到重庆指挥。他对部下说：“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他除调大军增援外，还加调空军到贵阳机场，加紧对红军的侦察、轰炸，企图包围红军在遵义地区加以消灭。
在第二次占遵义后，我遭敌机轰炸几乎送命。当时为了乘胜消灭敌周浑元纵队，红一军团奉军委令于3月5日晨从遵义城出发，向鸭溪方向前进。我当时是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秘书，局长罗瑞卿行军时为及时了解情况常常跟军团司令部走，把保卫局（20多人）和保卫队（百把人）交给我带上，跟在军团政治部后面前进。离遵义十几里时遇到3架敌机轰炸，炸死8人，炸伤52人，惨不忍睹。这是长征以来最悲痛的一天，是我当红军5年多来第三次挨敌机轰炸（第一次1930年在湖南株洲，第二次1932年在福建建宁），我都幸免于难。写到这里时，我有感作了一首打油诗：
老汉今年八十三，活到现在不简单。
三次炸弹未炸死，还过草地和雪山。
为摆脱敌人，3月16日，红军又在茅台等地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叙永地区。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渡长江，又调兵阻击。红军又突然掉头回贵州，于3月21日四渡赤水。接着红军又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吓得在贵阳的蒋介石急忙从云南调兵增援，自己准备坐飞机逃跑。红军又乘昆明空虚之机，直插云南，威胁昆明。在公路上，缴获龙云送给“中央军”的云南军用地图和白药（治伤口特效药）各一汽车。红军对押车的云南兵风趣地说：“你们要送给‘中央军’，对了，我们是‘中央红军’，我们收下，谢谢了！”给他们每人发了3块银元让他们回昆明报账去。地图和白药都起了很大作用。当龙云又调兵回昆明时，红军又急行军走向金沙江。5月3日，先头部队占领了皎平渡口，集中了6只木船，得到几十名船工的积极支援，在总参谋长刘伯承的亲自指挥下，5月9日，红军全部渡过了天险金沙江。同时，红九军团也在另外的渡口过了金沙江。
就这样，红军把几十万敌人追兵又远远甩在金沙江以南，蒋介石想把红军消灭的计划又落了空。等他的追兵追到江边时，只捡到了几双红军丢弃的破草鞋。
过了金沙江，甩掉强大追敌，到四川会理附近，得到了5天休息（攻会理未克）。1935年5月12日，在会理附近的铁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经过大小凉山彝族地区，越过大渡河，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在川康北部建立根据地。此时四方面军已经到达理番（今理县）地区，中央已电四方面军向南前进。会上，毛泽东、周恩来严厉批评了林彪反对毛泽东“走弓背路”机动作战，甚至背后活动，反对毛泽东领导的错误，维护了党和红军的统一领导。
5月15日，红军继续北上，攻占德昌城。晚上过安宁河的铁索桥，风大，桥摇摆得很厉害，挑担子的同志很难走，大家就扶着他走；个别同志不敢站起来走，就在桥板上爬过去。经过冕宁、越西后，就进人彝族地区。这里基本上是奴隶社会，生产处于刀耕火种年代，由于长期受封建王朝和国民党统治压迫，仇恨汉人，抓到汉人当“娃子”( “白骨头”、奴隶）。为了争取彝族人民让红军通过，及时到达大渡河边安顺场，朱德总司令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红军宗旨，宣布红军纪律，并号召彝族人民团结起来同红军一起打倒欺压他们的军阀。军委决定由刘伯承为先遣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他们是四川人，深知彝族情况。经过争取工作，刘伯承同对红军深表同情的沽鸡部落首领小叶丹献血为盟，结拜兄弟，送了枪支子弹给他，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族沽鸡支队”。并通过他向彝族兄弟宣传，使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刘伯承、聂荣臻直接指挥红一军团第一团（团长杨得志）为先遣队，于5月25日晨出其不意地消灭了安顺场守敌1个营，占领了渡口，缴到木船1只，立即组织了17个勇士，在船工帮助和炮火的掩护下冲向北岸，消灭了守敌，占领了北岸敌据点。
鉴于大渡河水深流急，不能架桥，全军无法渡过，军委决定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一军团第一师和军委干部团为右纵队，在安顺场用4只木船渡河后沿大渡河东岸前进，占领泸定城；林彪率领一军团二师和五军团为左纵队，沿大渡河西岸前进，抢夺泸定桥。军委纵队和三军团、九军团随后跟进。安顺场到泸定桥320华里，沿途都是山路，还有敌人阻拦。军委要求先头部队用两天半时间赶到。一军团即以第二师第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为先头团，指战员以大无畏的精神接受了任务。27日晨，他们由安顺场出发，边走边打，28日一天一夜走了240华里，于29日晨6时到达沪定桥西岸，消灭了守敌，占领了西桥头。这时，东岸的红一师也日夜兼程前进，在距泸定县城100里的龙八步将守敌歼灭，使固守泸定县城的敌人（1个团）孤立无援，有力地支援了西岸的战斗。
泸定桥是大渡河上一座用13条铁链连成的悬桥（俗称铁索桥），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始建，第二年建成。铁环大拇指粗，一环扣一环相连而成；以9条铁链上铺木板为桥面，桥面2米多宽，每边各有两条铁链为扶手；长约100米，每隔一段，都用铁条横连起来，除摇摆外，人马走起来都很安全。该桥是当年四川通西康、西藏的主要交通要道，地势异常险峻。桥东岸是依山建成的沪定县城，往东就是海拔3000多米的二郎山，桥的西岸连着海拔7000多米的贡嘎大雪山。敌人为阻止红军过桥，在红军未到西岸时，就把桥上的木板全部拆走了，只剩13条铁链在河上悬空摇荡。桥东区还有1个团的炮火守护，敌人以为红军不是天兵天将，是无法飞渡的。
可是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英雄队伍，比天兵天将还高明，很快就飞渡过去了。5月29日下午，四团二连的22名赤胆英雄，在西岸炮火和二梯队的支援下，硬是冒着敌人炮火沿着铁链冲过东岸，并冲过敌人在桥头用木板燃烧的火海，占领了桥头堡，又首先冲进了沪定城，在第二、第三梯队的支援下，全歼了守城敌人1个团。英雄的突击队仅以3个同志的牺牲为代价，取得了夺取沪定桥和沪定城的伟大胜利，创造了战史上的奇迹。
当第二、第三梯队一边战斗、一边铺上木板后，后续部队就迅速冲过桥去。一军团司令部率领我们直属机关，经过4天的急行军（最后一天走了120里），于30日到达沪定城。当晚，河东岸的一师也到了。6月2日，军委纵队和一方面军，全部安全过了泸定桥。蒋介石在昆明策划南追北堵的大渡河会战计划彻底失败，他要把毛泽东、朱德当“石达开①第二”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①童小鹏在报告中讲：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金田领导了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起义，号称太平天国。石达开，地主家庭出身，也参加了起义。他英勇善战，洪秀全自称天王，另封东、西、南、北王，石达开被封为翼王。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石达开曾征战湖北、安徽、江西，屡建功勋。1856年9月，领导集团发生内讧，北王韦昌辉入京杀了东王杨秀清及其部下数千人，石达开从武昌赶回天京，反对韦昌辉的屠杀行为，韦昌辉又想杀石达开。石达开匆匆逃到安徽去组织兵力，准备打回天京。在洪秀全镇压了韦昌辉之后，他回到天京，成为主要的执政者。但他对洪秀全那一套迷信不大附和，得不到洪秀全的信任，并受猜忌。1857年6月，他负气跑出天京，带了10多万精兵分裂出来单独活动。这反映了农民领袖得到政权后变成人民统治者的本性，也导致了内部分裂最后失败的结果。石达开转战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他不建立根据地，只做流寇式的流窜。1863年春到云南巧家渡过了金沙江后，途经四川的冕宁、越西，用重金收买了彝族头人王应元，得以通过彝族区，于5月14日率领3万多人到达大渡河边安顺场，企图过大渡河后经雅安到川西平原，但他不乘清军唐友耕部未到北岸前抢渡，而为老婆生了儿子“传令稿赏三日”，失掉渡河良机，待清军到达北岸时才组织抢渡，都遭失败。但又不改变行动计划，仍在河边迟疑坐困。在大敌当前、河水高涨、粮食断绝的困境中，悲观失望束手无策。最后他幻想“舍命以全三军”，写信给四川总督骆秉章，要求“开恩”，以他个人之死赦免他的部下。6月13日，在敌人诱降欺骗之下，自动投向清营，即被囚禁，押往成都。6月25日，曾经风云一时的石达开，英勇就义于清王朝的屠刀下，年仅33岁。他的部下也未沐“皇恩”，大部惨遭杀害，少部逃人彝族地区，当了“娃子”即奴隶。这是农民领袖的动摇妥协性造成的悲剧。
中国工农红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是战无不胜的。石达开没有渡过的大渡河，红军安全渡过了。
军委纵队和一方面军在泸定一带休整几天后，军委命令一军团“突破杨（森）敌在雅州、芦山、天全的防线”，继续北进。6月7日，占领天全城；6月8日，占领芦山城。
6月，蒋介石在南京曾对外国记者宣布：石达开的历史将重演。可他的幻想又破灭了！
3．过雪山，到达维，同四方面军会合
芦山前面是川西的邛崃山脉，和东面的雅安，都有川军阻拦，红军北上，只有通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夹金山主峰海拔5240米，我们是从较低的王母山口过的，海拔4124米，这已是缺氧区了。我们一军团6月11日到宝兴县，离城不远就进入夹金山区。
13日，到达夹金山脚的硗碛；14日，开始上山，沿青衣江边一直上山。除十几里比较陡外，大部分是缓坡，但海拔越来越高，走了70里才到山口。最困难的是最后十来里，坡度不大，但空气稀薄，加上几天来吃的都是没有煮烂的包谷（玉米），消化不良，营养不足，山上又很冷，所以走起路来特别费劲，真是气喘如牛。尤其是个子大的同志，走走停停，走得更慢。司令部早就通知，只能慢慢走，不能坐下休息，一坐下去就起不来了，要求大家互相帮助。扶持有病和身体虚弱的同志一道前进，只要过了山口就好了。林彪是骑马上山的，但马也喘不过气了，只得下马牵着马尾巴走。警卫排的战士连扶带拖地把他和马拉到了山口，一下山口，赶紧跑下百米，就喘过气来了。山的北坡积雪很深，一片白色，这是南方人第一次看到的好雪景，大家就坐在积雪上往下滑，喘过气来了，很高兴，都戏说是“坐汽车”。下山再走50里就到懋功的达维。达维有个由石头砌成的三层楼喇嘛庙，有两个像工厂大烟筒的石头堡垒。我先头部队红四团已经同李先念率领的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
虽然一天走了120里，但大家都很高兴，认为是长征以来的最大喜事。红军两大主力会合后，共约10万人，在党中央和军委统一领导下，一定能消灭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大量部队，在川、陕、甘三省广大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
但谁也没有料到，刚在遵义会议上克服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又要同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进行激烈的斗争！
五、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右倾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
张国焘，江西萍乡人，1897年出生。1919年在北大读书，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参加党的“一大”，当选中央局组织主任。1922年赴苏联参加远东各国党及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回国后于1924年5月被捕叛变，长期对党隐瞒。是二、四、五、六届中央委员，六届政治局委员。1928年5月在莫斯科参加“六大”后留苏学习，参加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1931年回国。4月，中央派他到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工作，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1931年在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
红军第四方面军，是党领导的从土地革命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英勇善战的部队，曾粉碎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积极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针，使苏区受到很大损失。1932年6月，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张国焘又实行逃跑主义，仓促率领四方面军主力4个师1万多人，离开鄂豫皖苏区（徐海东率二十五军坚持斗争）。经过艰苦斗争于12月到四川北部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建立了川陕苏区。该地区敌人力量较弱，人民深受压迫，生活困难，多吃玉米，所以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和红军，红军迅速扩大，1933年10月，四方面军发展到了5个军约8万人。1935年春季，四方面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嘉陵江战役，主力西渡嘉陵江。4月，已占领了嘉陵江、涪江之间的9个县城，部队发展到10万人，形势是很有利的。
但是，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接连胜利的情况下，看不到有利形势，强调暂时的困难，特别是怕蒋介石的主力胡宗南入川组织“川陕会剿”，认为川陕苏区无法坚持，与其让敌人赶走，不如主动撤走。他事先未请示中央，未经过会议讨论，就撤离苏区，向川西跑。他把地方部队编成4个独立师，把女干部编成两个妇女团，连同学校、兵工厂等都一起过嘉陵江。只留300多人枪，由绥远道委书记刘子才领导，坚持苏区斗争。从此，四方面军就开始了长征。
四方面军是英勇善战的。开始长征以后，打了许多胜仗，蒋介石为防止四方面军在嘉陵江、涪江之间建立新的根据地，调动大批川军，加上胡宗南部，企图夹击四方面军并加以消灭。
为了争取主动，并配合已过金沙江的红一方面军北上，争取两大主力会合，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开始向川西岷江地区转移，分三路在岷江两岸同敌人对峙。在击溃川军邓锡侯5个团以后，控制了以茂县、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5月下旬，四方面军已派部队西进，并积极争取同一方面军联系。6月2日，四方面军总部已到理县的杂谷脑（现理县县城），另一部攻占了懋功县的两河口。6月8日，红九军占领了懋功城；接着又进占以南的达维。为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创造了条件。
张国焘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在敌军追击、包围的情况下，也同意同党中央和一方面军会合。但他主要是要向党中央争权夺利，以他的人多（8万多人）和一方面军人少（两万多人）来分配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权，企图以他的思想来领导和改造中央。他根本的错误是对政治形势的右倾悲观，认为一方面军长征是失败，革命处于低潮，因而采取逃跑主义路线，逃到西康、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等待革命高潮到来。在这样情况下，他同党中央和一方面军会合后，爆发一场党内激烈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5月18日，四方面军占领茂县以后，张国焘就擅自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特区委员会”，内设政治局，俨然如同党中央组织。月底，他又宣布成立“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自任主席。并且向全国和全世界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成立宣言》，称“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的成立，树立了西北革命斗争的中心”。要赤化全川、全西北，妄想当“西北王”。党中央发现后，曾指示取消“西北联邦政府”，并指出，在少数民族区域内，应组织自治政府。这是张国焘对党中央闹独立性的表现。
党中央还未和张国焘见面，在来往的电报中，就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中央：根据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大举侵略，全国抗日运动不断发展，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进行“剿共”的形势，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向北发展，创建陕、甘、川苏维埃根据地，为推动全国抗日运动，实现对日直接作战创造条件。
张国焘：一方面军长征，是苏维埃运动的失败，红军受到很大损失，北上很困难。一方面军退居川西草原游牧区，四方面军退到名山、天全（雅安西北）和西康地区，等待革命高潮到来。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同张国焘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就展开了。
为了统一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中央于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前，朱德看望张国焘时已将中央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先给张国焘通了气。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伯承、张闻天、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林彪、彭德怀、聂荣臻、张国焘、林伯渠、李富春共16人。
会上，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分析了敌情、自然、群众等各方面条件后，明确指出：创造新的根据地，应该去川、陕、甘。为了实现这个战略方针，目前要迅速向松潘同胡宗南作战，才能向西北突破。要坚决实行统一指挥，统一意志。经过讨论，“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
6月28日，中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规定，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为此，在战役上，必须先集中火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决定特别指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是针对张国焘的）。
为了加强中革军委的集体领导与两个方面军的团结，29日，政治局决定增补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而且排在周恩来、王稼祥之前；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同时，通过《松潘战役计划》，利用胡宗南力量未集中前，把他消灭在松潘地区，打开北上大路。
张国焘在会上表面也同意中央北上的方针，但是他怕胡宗南，在行动上完全不执行。由于张国焘的拖延、破坏，打松潘计划没有实现。后来在1943年6月，周恩来和林彪从重庆乘汽车经西安返回延安，胡宗南宴请周、林时，曾对周恩来说：1935年我在松潘时，你们如果进攻，我会当俘虏的。不过我相信，周老师（黄埔时是师生关系）不会杀我的。从胡宗南口中证明，当时松潘是可以打下来的。但张国焘贻误了战机。
党中央、军委在两河口会议后，即率红一方面军北上，又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两座雪山，于7月中旬到达黑水、芦花。16日，占领了松潘西边的毛儿盖，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藏族集居点。
张国焘仍留在两河口。在会议期间，他看到一方面军经过长征后只剩两万余人，体质较弱，装备也不如四方面军，向中央夺权的欲望进一步膨胀。他立即召开四方面军干部会议，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说什么中央红军开始西征时有30万人（故意夸大）现在不到两万人，“对中央和一方面军表示失望”， “我觉得中共中央由于苏维埃政策的失误，招致了军事失败”。他大言不惭地说：“我有责任纠正那些同志的错误，挽救中共之失败”， “如今我参加中央工作，可以力谋改善”。
张国焘回到杂谷脑（理县）四方面军总部后，向干部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时，又散布政治局没有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公开发泄对中央的不满情绪。一方面，不按两河口计划行动，按兵不动；另一方面，又向中央提出无理要求，他先提议由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担任红军总政委（当时是周恩来），接着由陈昌浩向中央提出以张国焘为中央军委主席（当时是朱德）并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
中央拒绝了张国焘等的无理要求。为了顾全大局，张闻天曾向毛泽东建议，把总书记的位置让给张国焘，毛泽东不同意。周恩来主动向毛泽东提出，把他担任的总政委职务交给张国焘，毛泽东同意了。7月18日，政治局决定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调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仍兼军委副主席。21日，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周纯全任政治部主任。
中央合理调整了领导机构后，张国焘无话可说了，但他的野心并没有因此放弃，以后又提出无理要求，最后发展到做出另立中央、分裂红军、分裂党的可耻行为。
张国焘还以旧政客的卑鄙做法，曾经想拉拢朱德、彭德怀，挑拨张闻天同毛泽东的关系等。他派人给彭德怀送去二三百银元，当即遭到彭德怀的严词拒绝。
张焘破坏了松潘战役计划，又迟迟于8月初才到毛儿盖。他一到毛儿盖就推翻在两河口会议的诺言，不同意两个方面军迅速北上的方针，并要求党中央开会审查中央的政治路线。
8月4日到6日，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会议议程有两项：（一）一、四方面军今后的形势和任务；（二）解决组织问题。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认为“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 “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重申两河口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完成这任务关系到“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决议》强调要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任何破坏团结的倾向，都对红军不利，对敌有利。
《决议》针对张国焘的右倾退却逃跑错误强调指出：“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 “这种动摇是由于对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夸大敌人的力量”和“对于自己的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号召全党全军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当会议讨论到组织问题时，张国焘的野心又暴露出来了。他打着“提拔工农干部”的旗号，企图从根本上改变中央的领导成分。当时政治局委员有9个，张国焘居然要增加四方面军的9个干部当政治局委员。会议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张国焘的无理要求，并指出，政治局无权这样做，有些干部可吸收到军政领导机关工作。为工作需要，会议决定陈昌浩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会议还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由于张国焘延误了红军北上的时间，胡宗南主力已集结在松潘地区，薛岳部也已向胡宗南部靠拢，川军也加紧向红军进逼，企图把红军包围消灭，红军已处于被动地位。为改变这种状况，军委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取甘肃南部夏河、挑河流域。为实现这个计划，红军总部决定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在卓克基及其以南的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为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由卓克基地区向阿坝开进，再向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一、三、四、三十军为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张国焘参加沙窝会议后，回到毛儿盖又召开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再次提出要西出阿坝，占领青海、甘肃边远地区，而不是经阿坝北进东出。经中央屡电批评，他仍置之不理。
为了克服张国焘新的阻挠，实现屡次决定的北上战略方针，8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到会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等（周恩来因患肝脓肿请假，朱德、张国焘已去红军总部不在毛儿盖）。毛泽东作了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决定》指出：为了实现两河口会议关于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红军主力应“迅速占取以眠州为中心之挑河流域（主要是挑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针对张国焘的错误，《决定》认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人青、宁、新辟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 “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指出其“政治的来源是惧怕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央及时将该《决定》电告朱德、张国焘，要他们率左路军走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徐向前、陈昌浩也致电张国焘按计划北上。但张国焘仍抗拒中央决定，按兵不动。
右路军从8月20日起，从毛儿盖出发，经过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艰苦行军7天，于月底全部到达班佑（有用牛粪糊在树枝上搭起的简易房子）、巴西、阿西（开始有村落）地区，等待左路军来会合。经中央一再电催和朱德、刘伯承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张国焘不得不率左路军从卓克基出发，经过草地于8月20日到达阿坝地区。
蒋介石发觉红军行动方向后，即令胡宗南从松潘派兵堵截。8月29日，我右路军乘敌人四十九师进至班佑东南的包座时，在运动中将其分割歼灭，毙、伤、俘敌约5000人，打开了通向甘南的门户。事实证明胡宗南的部队是可以打垮的，张国焘怕胡宗南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红一军团是从8月开始进入草地的，28日到达班佑牧场，再走20余里，就出了草地到了农业区的巴西。因事先准备了干粮（炒青稞、豌豆和少量面粉），只在宿营时找些野菜煮汤和干粮吃，勉强度过了。但27日，是我长征以来最痛苦的一天。因面粉吃完了，就吃炒豆，豌豆太硬了，一下子陷入我蛀牙根上，把我痛出了眼泪，晚上一直睡不着，痛了几天不能咀嚼东西。幸亏同志们拿面粉换去我的豌豆和炒青稞，使我走出了草地。同志的友爱多可贵呵！
6．张国焘分裂红军、危害党中央的阴谋
9月1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张国焘，告以包座胜利消息，并建议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指出：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必能取得伟大胜利。
9月3日，张国焘借口嘎曲河水深不能徒涉为由，拒绝向班佑前进，并说：粮食只能吃三天，“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以待毙”（朱德亲自察看，可以徒涉，但他无发电权力）。他一面再次提出同中央北上方针背道而驰的南下方针，一面强令已向班佑前进的先头部队回阿坝。
9月8日，张国焘私自电令右路军停止北进，准备南下。同时电令四方面军驻马尔康的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即将扣留，电复处理。”妄图以武力扣留军委纵队。同时，张国焘又电右路军停止北进，准备南下。
9月9日，张国焘的阴谋终于暴露了。他不仅不执行中央的方针，而且妄图以武力威胁中央和一方面军南下。他背着朱德、刘伯承和党中央，从阿坝给徐向前、陈昌浩发密电，机要组长陈茂生、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共同译出该电。据吕回忆，大意是：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张、周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①
①1982年3月，叶剑英看了吕黎平的回比文章后表示：意思是这样。1977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徐向前《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文章，最先公开披露了此事。文中说：“张国焘对于中央的多次指示，充耳不闻，擅自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并且发出密电，指使他的支持者，妄图裹胁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全部南下，如果党中央不南下，就用‘武力解决’。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发现了这份危害党中央、毛主席的密电。在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同志立即把它送到毛主席手中。”
7．叶剑英为捍卫党中央脱离险境，立了大功
密电发到时，陈昌浩正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在潘州村向右路军高干作报告，叶剑英在场。译电员陈茂生将密电交给叶剑英时，叶剑英吃了一惊，立即借故离开会场，奔赴3里外的牙弄毛泽东住处。毛泽东抄下密电后，要叶剑英立即将密电送给陈昌浩。
毛泽东获密电后，立即偕同张闻天、博古、彭德怀从牙弄赶到巴西红三军驻地，同在那里休养的周恩来、王稼样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巴西会议”) ，决定采取断然措施，率红三军和军委纵队，从巴西、牙弄地区迅速转移，脱离危险区，继续北上。红一军已先进至俄界。
叶剑英回去继续参加会议，将密电交陈昌浩。陈昌浩即令四方面军部队对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三军加强警戒，监视其行动。
叶剑英借准备南下电令，向徐、陈提出，要筹备粮食，徐、陈同意，叶剑英又同军委纵队负责人李维汉、杨尚昆、萧向荣等密商，乘深夜以打粮为名，把军委纵队带走，同党中央一道北上。
叶剑英还乘深夜偷偷地从指挥部取出一份甘肃省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带到中央，以后起了很大的作用。
六、中央率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北
1935年9月10日凌晨二三时，党中央率领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秘密脱离了危险地区，经阿西于11日到达俄界（农业区）。
10日早晨，陈昌浩发现中央、军委纵队和三军团北上以后，立即召集部分干部进行煽动，说什么“中央红军投敌去了！”当即有人叫嚷要派兵追击，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制止了他们的错误行动。
10日，中央在阿西发表了《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号召大家“要根据党中央正确的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指出：“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过草地，到群众完全逃跑的少数民族地区去。”
9月12日，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同张国焘的争论和今后的战略方针的报告。经过讨论，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总结时说：为继续团结争取四方面军北上，现在对张国焘不作最后的组织结论，我们还要打电报，要他们来。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与中央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对政治形势和对敌我力量估计上的原则分歧。张国焘夸大了敌人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丧失了在西北创造根据地的信心，主张向西南部的川康藏边退却。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倾向，于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通南巴苏区的进攻之后，自动放弃苏区时，已经开始形成。目前张国焘分裂红军，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是他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决议还指出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倾向，不相信党的领导，不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他在红军中保存打骂制度。此外他还以大汉族主义对待少数民族。决议号召四方面军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为教育和挽救张国焘，给予改正机会，这个决议只发到中央委员，没向全党公布。
由于原属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已编入左路军，到俄界的中央、军委纵队和一、三军团只有8000多人。中央决定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政治部副主任。并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五人团”指挥军事。
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行动，原定的《夏洮战役计划》也无法实现。
中央率陕甘支队离开俄界后，又通过了约1000里的藏人区域，越过岷山，于9月17日攻下由甘肃鲁大昌部两个营固守的天险腊子口，打开了进入甘南的大门。18日，乘胜占领了岷县东南的哈达铺，这是个回汉杂居的商业小镇，有200户人口，主要吃大米、面粉。
从而走出了语言不通、粮食困难的藏区，得到了休整机会。
在哈达铺的邮局里，党中央得到了报纸，知道了陕北苏区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也已到了陕北。这为中央决定到陕北去提供了依据。
部队又进行了整编，中央决定：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杨尚昆。一军团改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改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治委员李富春；中央、军委直属机关改为第三纵队，叶剑英兼司令员，政治委员蔡树藩。毛泽东向团以上干部作了政治形势和部队整编意义的报告。号召渡过了金沙江、大渡河，过了雪山草地的红军指战员，继续努力，乘胜前进，克服一切困难，打破国民党的封锁、追击，胜利地到陕甘苏区，和陕北红军一起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9月23日，继续北进，渡过渭河。27日，占领通渭县城和榜罗镇。中央在榜罗镇开了常委扩大会，正式决定进至陕北，和陕北红军一起，保卫和扩大苏区。会后，举行了干部会议，再一次说明红军到陕北的意义。
10月7日，陕甘支队翻越宁夏的六盘山高峰。10月19日，到达陕北苏区保安县的吴起镇（现吴旗县），受到苏区游击部队和人民的热烈欢迎。红军战士特别高兴。此时，我回想去年的今天开始离开中央苏区边境的情景，看到今天到了新的家了，情绪很高涨。
21日，红军把尾追我军的敌骑兵消灭了1个团，打垮了两个团，俘获人、马达800多。这是长征路上的最后一次战斗。大家都高兴地说：长征一路都有“尾巴”跟着，这一下把“尾巴”斩掉了！还说：要感谢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给完成长征的英雄们又送来一份小小的礼物。
党中央领导红一方面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伟大长征。江西出发时，8.6万余人，现在还剩8000余人，但这些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钢铁巨人。
22日，党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作了报告。会议批准了9月27日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议，把陕北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会议指出，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已经“完结一年长途行军，开始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
25日，党中央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他首先宣布，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胜利地到达了目的地。要求部队加强政治教育，做好群众工作，努力扩大红军，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11月3日，中央红军在甘泉县下寺湾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
红十五军团是由原在鄂豫苏区坚持斗争的红二十五军，奉中央令于1934年11月离开苏区，经河南、陕南的艰苦奋斗，于1935年9月到达陕北延长县永坪镇，同陕北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后组成的，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
中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成立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周恩来兼办事处主任，聂洪钧为副主任，张云逸为参谋长。
11月8日，中央决定恢复红军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原一、三军团合编为第一军团，林彪为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十五军团编入一方面军序列，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全军共1万多人。
中央听取了陕甘省委负责人郭洪涛、聂洪钧的报告后，发现他们在肃反工作中把刘志丹等同志关起来的错误，立即予以纠正，释放了刘志丹等一批同志，并委任刘志丹为第十五军团副军团长。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蒋介石命令其“剿匪副司令”张学良加紧向红军和苏区进攻，调动5个师东西对进，南进北堵，妄图把红一方面军围歼在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中央军委选择葫芦河畔的直罗镇为战场，预设埋伏圈，准备消灭敌人。
11月20日，敌先头部队——东北军的一〇九师从甘肃太白地区开来，进到直罗镇时，当晚我军即将其包围。21日拂晓，发起四面进攻，战至下午，敌大部被歼灭。逃到一个寨子的部分顽敌也于次日被消灭，击毙敌师长牛元峰。23日，红军又在张家湾歼灭援敌一〇六师的1个团。
这次战役，俘虏敌人5300多人，缴步枪3500多枝、机枪100多挺、迫击炮8门、子弹20多万发，大大补充了我军的装备，这是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后第一次联合作战。
我当天也到一军团指挥部，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林彪、聂荣臻一同指挥战斗的场面，算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直罗镇的胜利，使其他敌军纷纷退却，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就被粉碎了！毛泽东高度评价这次胜利，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一个奠基礼。”
七、瓦窑堡会议，开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
瓦窑堡（现子长县），原是安定县的一个集镇，盛产煤，是陕北苏区的政治中心。
1935年12月8日，中央机关移此办公，称为“红色首都”。中央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张浩（林育英）会前由共产国际派来（经蒙古），带来国际“七大”文件和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同时，也传来了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的消息。
23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的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 “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一方面军要把军事行动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项任务之上，行动方向是东边的山西与北边的绥远等地。提出“抗日联军、红军是中国人民的抗日先锋队”， “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士兵及军队，同红军联合起来，打日本去”， “红军、白军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
25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议》指出，当前政治形势是“旧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并准备并吞全中国的行动，向着四万万人的中华民族送来亡国灭种的大祸”，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的惟一道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 “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决议》分析说：工人阶级与农民，依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坚固联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力量。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在他们对于反日斗争同情、中立或直接参加时，对于反日战线之开展都是有利的，党应该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对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也要看到不是完全统一的，应争取其中部分不积极反对反日的，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的策略也是如此。《决议》指出：“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之最广泛的与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决议》强调：“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为了更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坚决的斗争。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同时也指出：“丝毫也不要放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决议》规定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
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决议》精神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从理论到方针、策略都作了深刻的论述。着重批判了过去党内长时期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指出这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遭到严重失败的基本原因；同时，也要注意1927年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毛泽东说：“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
政治局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对于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都起了重大和深远的作用。
瓦窑堡会议是遵义会议以后又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遵义会议是在战争环境中召开的，只能先解决紧急的军事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党中央到了瓦窑堡以后，才有可能结合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解决政治策略问题。这就说明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善于总结过去革命的经验教训，把共产国际提出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来，根据中国的革命形势和任务，制定出一套方针政策。标志着我们的党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比遵义会议时期更加成熟了。
为了贯彻执行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全国开展起来，为1937年爆发的全民抗战，从各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36年1月15日，西北军委发布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2月20日晚，红一方面军主力1.3万人，在东征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领导下发起了东征战役。在绥德至清涧间东渡黄河，一举突破了阎锡山的200里长的防线。至28日，消灭了阎锡山的3个旅，占领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5县的广大地区。
阎锡山牛怕红军打掉他的“独立王国”，立即集中14个旅阻挡，并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慷慨答应，迅速利用机会（过去蒋军进不了山西）调进10个师到山西，同时令东北军、西北军等向东征军及陕甘苏区包围，企图在山西消灭红军。
为了避免与敌人优势兵力决战，保存有生力量，巩固发展陕甘苏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中央决定红军回师陕北。5月5日，全军回到陕北苏区。当天，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希望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表示红军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
此次东征，打击了阎锡山，揭露了他不抗日的面目。扩大红军8000人，筹款30余万元。陕北人民领袖刘志丹不幸牺牲。
红军西渡黄河后，在河西一带休整10天。13日，军委在黄河岸边的大相寺内召开团以上干部会。毛泽东作政治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张浩报告共产国际的作风及中国革命在国际的地位，彭德怀批评部队中发生本位主义的倾向（不执行调人调枪的命令等）。
会上宣布中央决定：为适应抗日作战的需要，在瓦窑堡成立红军大学，要从部队中抽调大批干部到学校学习。组织上决定我去学习，我真是高兴得不得了，接着就进了红大。
蒋介石拒绝停止内战，在红军回师陕北后又调动大量军队“进剿”红军。为了保卫和扩大苏区、扩大红军，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并向南打通同二、四方面军的联系，迎接他们北上会师，军委于5月18日决定：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八十一师、骑兵团，共1.5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左权任红一军团代军团长（原军团长林彪已调任红军大学校长）、聂荣臻为政委，徐海东任十五军团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实行西征，打击宁夏坚持反共的马鸿速、马鸿宾部，扩大苏区。以二十九军、三十军等部保卫陕北苏区。
西方野战军在甘肃、宁夏一带艰苦作战两个多月，消灭了马鸿宾部3个多团，解放了定边、盐池、海原、固原、环县、曲子、镇原等广大地区。到8月底，陕甘宁苏区北部从米脂以西到横山扩大到盐池、定边；南部从延安、甘泉、解县以西扩大到甘肃的合水、庆阳、固原以北。一直到黄河东岸，使苏区面积东西达1200余里、南北达600余里。至此，西方野战军于8月转入休养生息，进行整训，准备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三军大会师。
2．加强北方局领导，开创华北党的工作的新局面
北方局远离党中央，仍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
1936年1月，党中央派刘少奇秘密到天津，任北方局书记（原系柯庆施负责），党内化名胡服，带去密码，很快建立了秘密电台，同中央保持密切联系。刘少奇到天津后，即传达瓦窑堡会议精神，开展各方面工作。通过各种渠道发表了许多化名文章，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和政策；在党内切实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加强了北平、天津市委工作，建立了山东省委、山西省委、河南省工委，和华中、华南一些失掉联系的组织和党员恢复了联系；派干部到上海、汉口、香港、广州等地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6年2月，在北平市委领导下，以中共党员为核心，以“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为基础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正式成立。这是党领导的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青年群众组织，在进步青年学生中有很大影响。以后逐渐发展到全国各大中城市，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战政策和动员青年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同时，发展了党的组织，培养了一批党的工作者和青年工作干部。
8月，北方局报经中央批准，将被国民党长期关押在北平监狱的62名党员干部营救出狱，分赴各地开展工作。薄一波等一些山西籍的同志到太原同阎锡山建立统战关系，建立了“牺盟”、“新军”，对推动山西人民参加抗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以后阎反共，“新军”编入“八路军”）。
3．派冯雪峰、潘汉年等到上海开展工作
冯雪峰、潘汉年到上海后，恢复党的组织，建立秘密电台，开展统战工作、情报工作。密切同鲁迅及进步文化界人士的联系；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上海救国联合会，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对香港和海外华侨的抗日运动也产生影响，党在香港的工作也开始发展。跟国民党、东北军也建立了一些重要联系；派人到四川建立一些统战关系。
4．开展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商定停战协定，共同逼蒋抗日
张学良为蒋介石背了“不抵抗将军”黑锅，不让打日本，专要他打红军（鄂豫皖、陕北），被消灭的部队得不到补充……对蒋日渐不满。1935年12月，张学良到上海找东北义勇军的李杜，要同中共联系。
党中央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李克农、朱理治、伍修权、边章伍为委员，专对东北军开展工作，领导军中党的组织。有关党委也指定专人进行工作，从各方面，从上层到下层，都开展抗日统战工作，加强俘虏教育争取工作。
1935年，榆林桥战斗中被俘团长高福源经过教育后，完全拥护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表示愿回东北军进行工作。经周恩来、李克农亲自谈话后放回洛川，向王以哲军长和张学良当面报告红军情况和中共抗日民族统战政策，起了穿针引线作用。
1936年2月，党中央派李克农（中央联络局局长）、钱之光（对外贸易局局长）到洛川同王以哲军长密谈，王以哲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取得停战、贸易等口头协议。
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回西安，为了保密，亲自驾专机飞洛川，完全同意王、李的口头协定，并希望全面合作。李克农跟张学良作了长谈，希望张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中共一起促成联合政府、抗日联军的组成，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收复东北等失地。张学良完全同意中共主张，并提出疑问：抗日为什么不包括蒋介石？如何争取抗日战争胜利？要求毛泽东或周恩来到肤施（延安）面谈。从此，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
同时，上海李杜把张学良要找中共的消息告宋庆龄。宋庆龄很高兴，她把住在路易？艾黎家的党员刘鼎介绍给李杜，李杜报告张学良，张派人把刘鼎接到西安的公馆里，对外称为“秘书”。建立了秘密电台同中共联系。刘同张多次深谈，使张进一步决心同中共合作抗日。
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到肤施同张学良密谈，李克农同行。4月9日，周、李到延安，在天主教堂内同张学良谈了一个通宵，刘鼎事先为张做了许多工作，也参加了会谈，双方都很满意。张学良完全同意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联合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可能抗日，他主张，他在里面劝，中共在外面逼，要蒋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走上抗日道路。周恩来很重视张学良的意见，表示回中央慎重研究（张的意见，为党从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提供了可靠依据）。周恩来对张学良曾主张学法西斯来挽救中国作了解释。周恩来说：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是反共反人民的，没有群众基础，在中国行不通。要收复东北，没有全国广泛的人民参加，是不可能的。这一席话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密谈后双方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互相通商等协议。
通过这次会谈，张学良同中共关系发展到一个阶段，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大的作用。
党中央考虑了张学良的意见，认为是对的，为争取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争取蒋介石的转变，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把中国国民党和其他党派并列。提到汉奸卖国贼时，第一次没有点蒋介石的名，以后逐渐改为“蒋介石氏”、“蒋委员长”。9月1日，中央正式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
党中央决定刘鼎为我党驻东北军代表，他深得张学良的信任，做了很多工作。刘鼎利用西安七贤庄一号建立秘密交通站，刘鼎还做了许多统战工作。
1936年9月，中央派叶剑英、汪锋、朱理治、彭雪枫到西安加强统战工作。叶剑英住张公馆警卫营，同张学良商谈了红军二、四方面军拟通过西兰公路北上会合的事，得到张的有力帮助，张对红军主力会合表示高兴。
5．加强对杨虎城和西北军的工作
杨虎城是有名的爱国将领，参加过辛亥革命，1926年坚守西安而闻名，1927年后仍同共产党员南汉宸有联系，同民主人士有来往。
1933年1月，朱德、毛泽东发表抗日宣言后，5月，杨虎城部十七师师长孙蔚如曾派参谋武志平到川北苏区同四方面军订立“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密约。四方面军派出徐以新到汉中和孙蔚如密谈，达成密约，双方互不侵犯达两年之久。
1935年《八一宣言》后，北方局派南汉宸去向杨虎城转达，建议双方合作抗日。杨虎城表示同意，希望进城一步合作。12月，毛泽东派汪锋携亲笔信到西安，确定联合抗日。北方局又派王世英与杨虎城商谈，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和建立电台联系、十七路军帮助红军建立交通运输等协议。1936年9月，中央又派张文彬到西安，以十七路军秘书名义对外进行统战工作。十七路军中有党的组织，1938年抗战时同八路军合作抗战，后在1945年至1946年先后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蒋介石流放外国，1937年回国参加抗战，被蒋拘留在重庆白公馆。1949年9月重庆解放前，杨及夫人、小儿子一起被特务残杀。
经过我党的努力，和山西的阎锡山，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绥远的傅作义，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河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集，宁夏的“两马”，新疆盛世才，都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而且还建立了延安——苏联交通中转站。
中苏恢复邦交后，蒋介石曾要陈立夫秘密找中共。
1935年12月，国民党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找王明，王明表示国共谈判要在国内进行，潘汉年与邓文仪见面后回国。
1936年7月，潘汉年在上海、南京同曾养甫、张冲会谈；8月，到瓦窑堡报告。1936年3月，周小舟、张子华分别见过曾养甫，都是试探性的，没结果。
最早送消息给党中央的是宋庆龄。她从宋子文、孔祥熙处得知消息后很高兴，宋庆龄于1936年1月找董健吾（党员，对外是牧师）送密信给毛泽东、周恩来，孔祥熙给董以“西北经济专员”名义。经组织介绍，张子华与董健吾同行，到西安找张学良安排通行。2月9日张用专机把董、张送到延安，再用骑兵送到瓦窑堡。党中央同意谈判，委派潘汉年为代表同陈立夫、张冲会谈。但蒋介石没诚意，想收编红军。我党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开放民主、释放政治犯等条件。
12月12日，爆发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准备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变的枢纽，10年内战结束，国共关系进入新的阶段。
八、二、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1．红一方面军北上后，张国寿继续分裂党，分裂红军
在阿坝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张国焘诬蔑中央北上方针是“机会主义逃跑路线”， “不拖死也会冻死”。会上，一再逼朱德发表宣言反对中央，遭到朱总的严正驳斥。张国焘的秘书黄超骂朱德“老右派”、“老顽固”。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理番县的卓木碉召开3000人的干部大会，擅自成立所谓“临时中央”，自命中央“书记”。又成立了“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等非法组织。并通过了决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会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10月15日，张国焘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 ，宣扬“只有大举南进，消灭川敌残部，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命令左、右路军全部又过一次草地和雪山南下，使部队又遭一次损失。
张国焘架空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取消他们发电报权力。把一方面军调去的干部，都降级使用，大量提拔他们的亲信。同时，张国焘下令暗杀与拘留反对他的错误主张的好干部。前西北军委秘书长曾中生、胡底（对敌斗争有功）被暗杀。廖承志、朱光被软禁（强迫刻钢板、油印），后来到陕北后经周恩来提出后才被释放。
2．四方面军南下失败，逃跑到西康甘孜
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南下，经几次同刘湘主力作战后，于11月到达雅安以西的天全、芦山、宝兴地区，但川军和蒋介石嫡系薛岳仍大举进攻。因无根据地，部队损失大，士气不振，无法对敌。1936年2月，不得不又向西康的甘孜藏族地区（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逃跑。到4月初，四方面军由南下时的10万人减至4万人。
党中央到陕北后，一直继续对张国焘进行批评、教育、争取。朱德、刘伯承等也不断地耐心向张国焘及四方面军干部做争取工作，希望北上抗日。
红二、六军团长征是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西部桑植地区开始的。
因与党中央失去电台联络，得不到中央指示。1935年9月29日，电台用明码向空中发电给周恩来，问中央在何处，要求联络。电报被四方面军总部电台收到，张国焘就用总政委名义复电，开始用电台明码联系。
蒋介石对二、六军团大举进攻，迫使二、六军团开始长征。二、六军团经湘中、湘西，横贯贵州、云南，渡金沙江人西康，于1936年7月2日到甘孜地区与四方面军会合，共计费时7个多月，同敌战斗无数次。
中央得悉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合，很高兴，曾专电致贺。
为统一二、六军团的指挥，中央决定，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任弼时任政委兼第二军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另将三十二军编入二方面军建制。从此，红二方面军重新得到了中央的直接指挥。
4．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一方面军积极策应
由于党中央北上路线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而张国焘的南下、西逃遭到失败，困于西康毫无出路；由于朱德、刘伯承以及徐向前为代表的广大四方面军干部要求北上，张国焘不得不于1936年6月同意北上。但是否同中央会合，还在犹豫。
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仍对党中央进行攻击，受到二方面军领导同志的抵制和反对，张国焘不得不取消自设的“中央”，加上中央的耐心争取，最后促进了张国焘的北上行动。
1936年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分路离西康北上。在中央一再指示下，确定向甘肃南部北上。四方面军是第三次过草地，所以损失很大。
中央一面派部队南下接应，一面向东北军做工作，希望他们不要拦截。东北军根据张学良命令，未加阻击，使二、四方面军顺利通过西（安）兰（州）公路。10月22日，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静宁地区会师，胜利地结束了前后两年的伟大长征。二方面军长征，自1935年11月19日始，至1936年10月19日会师，历时11个月，行程1.6万余里，经过湘、鄂、川、黔、滇、康、甘、宁、陕9省。
四方面军长征，自1935年3月开始，到1936年10月会宁会师，经历19个月，3次过草地。从8万多人减到2万多人，这是张国焘造成的。
三大主力会合，证明帝国主义、蒋介石反革命的失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彻底破产，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失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的胜利。
三大主力会师陕北的总人数，根据1981年讨论《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核对，中央红军约8000余人，二方面军1.1万余人，四方面军1.1万余人，二十五军3400余人，总计3.34万余人。
这是一支强大的革命力量，如果全军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依靠陕甘苏区向外发展，大量消灭胡宗南、毛炳文部队，开展东北军、西北军及甘、青、宁、新的统战工作，西北的革命形势必将发生很大变化，首先建立西北的联合政府和抗日联军完全是有可能的。
当时，党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制定了一个“宁夏战役计划”，发布了“十月作战纲领”：要求各部队在11月1日以前，注意休整补充、扩大，以便执行攻占宁夏的任务。宁夏东连陕甘苏区，北靠外蒙，人口较少，但物产丰富。因黄河水利灌溉，盛产大米，敌马家军较弱，完全可以打下来。如占领宁夏，苏联的援助就可以经过外蒙草原直达陕甘苏区。
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动摇、干扰，失掉有利时机，未能执行，仅仅在11月1日至23日，在甘肃东部的山城堡，消灭了胡宗南的1个旅，打垮两个旅。这是三大主力密切配合作战的胜利，也是10年内战的最后一次大的战事。
张国焘虽然北上了，但他的野心不死。党为取得苏联帮助，曾考虑两条道路，一条是经宁夏到外蒙，这是比较容易打通的近路；另一条是经过漫长的甘肃河西走廊，再到新疆，但路远难走，又要通过青海马家骑兵防地，不易通过。
但张国焘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故意不积极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命令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率领三十军、五军、九军及骑兵师、教导团、妇女先锋团等共两万多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往甘肃北部、西部挺进，想抢先到新疆，取得苏联的帮助后，再来同中央讨价还价。结果，西路军遭到蒋介石部队和马家军的截击、包围。虽然英勇奋战，历时5个多月，消灭马家军2.5万余人，但沿途损失很大，最后遭到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只有李先念带了800多人，坚持到了新疆。徐向前、陈昌浩及少数同志经艰苦奋战，分散回到延安。有些被俘的同志，经过周恩来营救出来。这又是张国焘的错误造成的恶果。
张国焘连续在破坏“松潘计划”、“夏洮计划”，又破坏“宁夏计划”，使革命受到重大损失。许多同志（包括四方面军的）早就要求对张国熹进行彻底清算，党中央、毛泽东为了争取张国焘的转变，特别要把受蒙蔽不认识张国焘的错误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毛泽东亲自做了许多工作，等待时机成熟再批判。1937年3月27日至30日，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进行揭发、批判。张国焘在会上作了检查，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他保证“以后绝对忠于党的路线”。3月31日，中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只指出他的错误，没有作组织结论。决定把张与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严格分开，称赞四方面军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的革命精神。经过在全党进行传达讨论，从而争取教育了四方面军绝大多数同志在中央领导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同年8月，中央召开洛川会议，张国焘表示愿意工作，同意党的政治路线。中央分配他当陕甘宁边区副主席（主席林伯渠），但不做工作。
1938年4月4日，张国焘趁与西安蒋鼎文共同到陕西中部祭黄帝陵（中央不让去，他坚持要去）的机会，同国民党特务勾结叛党，祭完不回延安，坐蒋鼎文的小车去西安；他不住我办事处，住西京招待所。4月7日，带警卫员张海上车站，约林老去见面，见面后不听林劝阻，即上国民党安排的火车去武汉，说要去找周恩来。
林老立即报告党中央，中央电告武汉长江局（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李克农等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住）。
周恩来要李克农带我和邱南章、吴志坚两副官（穿军衣带手枪）到汉口车站将张国焘接下来到办事处，等了三趟火车未见，第四次才接到。有人说周恩来、王明、罗炳辉都到车站接，是错误的，这是张海说的。张国焘住办事处一夜又跑出来住旅馆。16日，周恩来陪他见蒋介石，张国焘当着蒋介石的面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即说“你糊涂我不糊涂”。次日，经争取劝告无效，最后他乘特务的车走了，是个可耻的叛徒。4月18日他被党中央开除出党。中央决定，将张的妻杨子烈、子张海威送回他身边。张国焘于1949年去台湾，以后移住香港，写了一本书骂共产党；60年代去加拿大；1979年12月，冻死在养老院中。
九、红军长征的意义和影响
红军长征发生在30年代的中国，但是它的意义和影响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60年过去了，其影响越大越远，长存不朽。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首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1935年11月14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曼努意斯基在总结报告中，对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曾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和崇高的评价。他说：“红军主力在朱德及毛泽东指挥之下的长途西征，从江西到四川三千余公里，为避免蒋介石的飞机轰炸起见，多数在夜间或山中行军，没有渡河的工具，没有必需的军需及车辆，渡过了许多深阔的河流，爬过了人迹不到的高山，这样传奇一般的西征，证明中国红军具有中国任何军阀军队所不能击破的高度的觉悟性，超人的坚忍性与战斗精神。”他热烈称赞“中国共产党是英勇斗争的模范”，中国为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斗争，是“现代殖民地革命史上惊人的一页”。
1937年，王稼祥在苏联治病期间，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曾接见王稼祥等人。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蒋介石斗争了十几年，经过长征到了陕北根据地，这是件可喜的历史事件。”斯大林热情地赞扬说：“你们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是一支胜利的军队。”他特意对王稼祥说：“请把我的话转告给毛泽东同志，并祝他身体健康！”
1938年夏，当王稼祥即将回国时，季米特洛夫又同王稼祥和任弼时一起谈了话，代表共产国际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请告诉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1936年3月29日，在上海白色恐怖下的鲁迅、茅盾曾给红军发出贺信。信中表示完全拥护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并热情地称赞：“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极热烈的欢迎与拥护。”还送了两只金华火腿慰劳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这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心声！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经宋庆龄介绍到陕北，采访3个月，拍了很多照片，写了一本《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先在英国出版，是最早一本介绍红军的书，以后在美国及各国出版。1938年，上海胡愈之（党员）等将其译成中文出版。1937年4月，斯诺夫人宁漠？韦尔斯到陕北访问了4个月，又写了一本《续西行漫记》，也照了很多照片。美国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984年已是76岁高龄，为了出书，同夫人重走了长征路，1985年在美出版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98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1988年，中国作家魏巍，出版了他的著作《地球的红飘带》。
今年出版的有关长征的书更多了，说明影响之大。到红军长征路上各地的旧址、纪念馆参观学习的人应接不暇。各人有各人的有关长征的各种描写、评论。
我认为，领导红军长征走向胜利的毛泽东，对长征的意义讲得更全面。
他说：“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历史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讲话是完全正确的。他说，“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我看，不仅是有收获，而且是大大的丰收。中央和中央红军到陕北（1935年），10年后（1945年）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胜利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战中的中流砥柱；1927年以后一直被蒋介石称为“匪首”、做梦也想活捉的毛泽东，被邀到重庆，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
14年后（1949年），我们取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逃到台湾。
6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伟大胜利！在国际上地位日益提高，也取得伟大胜利。香港、澳门即将收回，台湾的统一时间，也不会太远了！
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包括援朝志愿军）， 所以不断取得伟大胜利，就是继承和发扬了红军长征精神和优良传统的结果。
长征中和在全国各地（包括白区党组织）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烈士的血没有白流，正是他们的血浇灌出伟大的胜利之果，因此，更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胜利。
十、红军长征精神永放光辉
什么是长征精神？
毛泽东在他的诗词里已有很好的表达：“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到长城非好汉”；“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坠，赖以柱其间”。多么伟大的气魄。
1986年，在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大会上，杨尚昆（时任军委副主席）说得好，他说：“什么是红军的长征精神呢？概括地说，就是对革命理想和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坚定不移的信念；就是不怕牺牲，敢于胜利，充满乐观，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亲密团结的高尚品德；就是联系群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这样的信念、气概、品德和思想，是红军坚强的精神支柱。正是这种伟大的精神，产生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战士，伟大的奇迹。”
伟大的长征精神，不仅使红军长征取得胜利，而且60年以来，一直在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焕发它的光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援越抗美、对台斗争、中印边境和中越边境等屡次战争中，以及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出的千千万万英雄好汉，都受到长征精神的影响。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过去，已经产生出伟大的力量，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使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长征中成为伟大的精神力量，为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使它成为鼓舞中国人民在中国和全世界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伟大力量。
我是参加长征的一个老战士。长征中，在党的教育下，在长征精神鼓舞下，坚持到了陕北。60年来的工作中，特别是1936年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10年，继承了长征中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和团结奋斗的精神，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现虽已离休，但始终不会忘记长征精神，要继承和宣传长征精神，永葆革命青春。我以四句话自勉：健康长寿，发挥余热，不断前进，保持晚节。要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我坚信：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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