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保卫战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日军在当时的电文中，以“凄绝”来形容这场战役。凄绝，可能是指日军成批成批地死亡，而又无法施救。日军有一封电文是这样写的：“此次攻防战激烈的程度，不禁让人想起南京攻防时，重庆军的战意，诚不可辱。”

        英国的《伦敦新闻纪事报》评论常德保卫战说：“在这城墙的战斗，日渐惨烈，甚至好像在欧洲中世纪时代那样，以手格手，以颊撞颊作殊死的血战。”

        美国的《纽约时报》则报道说：“坟地掘得太浅了。过道行人都得把桔皮捂在鼻尖上以避死尸的腐臭……”

        英国报纸的“以手格手，以颊撞颊”非常形象地写出了肉搏战的惨烈。枪弹用完了，刺刀也折断了，双方只能用身体接触，那种“凄绝”的情景是几十年后的我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而美国报纸则形象地描述了战场的紧迫。死人都来不及掩埋，只能匆匆挖一个浅坑，死尸腐烂，中人欲呕。

        当时，留在常德城里的，有两个外国人，一个是天主教神父王德纯，一个是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常德保卫战结束后，两个老外都写回忆录描述这场战争，爱泼斯坦写道：“唯一的援军是利用阵亡将士的军服，穿在稻草人身上，夜晚树在堡垒上，使日军望之犹如活人。”

        常德早就成为一座死城，孤立无援，但是，五十七师仍旧在坚守。

        后来，余程万在为《常德守城战纪实》所写的序言中写道，“冬十一月初，倭寇集五个师团约十万余众之兵力，发动滨湖攻势。程万提师八千，奉命固守共十六个昼夜，其间与敌作街巷争夺战者九昼夜。敌挟其优势武器，空炸、炮轰、毒攻，无所不用其极。我以有限人数、血肉之躯，与敌做殊死战……有一人使一人，有一枪使一枪，无枪则使刀矛或砖石木棒，与敌人死拼。直至弹尽粮绝，援救无望……”

        这段文字读来让人潸然泪下，五十七师真的已经用尽了所有的力气，至死不降，然而，还是等不来救兵。

        救兵在哪里？

        救兵被日军三个整编师团拼命阻击，他们能够望见常德，但是走不近一步。

        弹尽粮绝，援救无望，五十七师从战争开始的8000人，现在只剩下了500人，但还在坚守。

        日军伤亡惨重，激战十日，仍然攻不进常德。

        日本天皇闻听日军数万优势兵力，竟然无法攻占常德，极为恼怒，下令限日军第三师团两天内攻占常德，否则全体自杀。

        天皇拿第三师团开刀，其意在于杀鸡骇猴，让第十一军的其他师团惊恐。第三师团师团长山本三男向官兵训话时，涕泗交流，泣不成声，如丧考妣。攻不进常德，第三师团所有人就要玉碎了。

        山本三男一想到第三师团可能全部被杀，就惶惶然，戚戚然，当然比他妈死了还难受。

        在战争最危难的时刻，余程万一直在各城门之间督战。然而，每天报来的数字都让他非常痛心，截至27日黄昏，死亡人数已经高达90%，而且，城中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子弹、手榴弹所剩无几。

        援军，援军在哪里？

        27日黄昏，日军暂时停止了进攻，余程万在西门口听到远处传来了模模糊糊的枪声，声音非常缥缈，想要判断出来是汉阳造还是三八大盖都非常困难。守城将士不知道那是不是前来救援的部队，然而，他们想要出去接应是完全不可能的，就依靠这伤兵满营的几百人，还没有离开城池多远，就会被日军全部聚歼。所以，他们只能等待。

        枪声大概响了半个小时，然后就静寂了。

        最后的一线希望也断绝了。

        后来证实，那确实是援军的枪声，可是，援军无法突破日军的包围圈。弹尽粮绝的五十七师几百名伤兵，也无法冲破包围圈。

        那支援军是七十四军一部，是军长王耀武派出来的，他们想要救出五十七师，可是日军的火力太猛了，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一直到12月2日，常德城已经全部被日军占领，五十七师已经伤亡殆尽，可是，这支援军不知道。

        其余的援军，包括方先觉强悍的第十军，虽然拼尽全力，然而仍然无法战胜以逸待劳的日军。

        常德保卫战进行之日，正是开罗会议召开之时。

        全世界的眼睛那时候都盯着中国中部这个面积仅有4平方公里的小城。常德保卫战，中国军队以1∶4的比例与日军对峙多日，给予日军大量杀伤，罗斯福深为振奋，在问过蒋介石后，把五十七师的番号和余程万的名字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

        没有证据表明，常德保卫战对开罗会议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的是，常德保卫战一定对开罗会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开罗会议后颁布的《开罗宣言》有关中国的内容，都是对中国有利的。

        开罗会议是中国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以世界大国的身份参加的国际性会议，也是蒋介石第一次以世界四大国首领的身份参加的会议。

        开罗宣言的参加方是中国蒋介石、美国罗斯福、英国丘吉尔，苏联斯大林没有参加。但是，会议结束后，《开罗宣言》在经斯大林同意后，公布于世。它的内容有：剥夺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占有的所有岛屿；日本归还中国的领土，如满洲（中国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朝鲜恢复自由独立。

        这是一份制裁日本的宣言。

        11月28日，大风。

        天亮后，日军停止了攻击，战场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寂静，空气中飘荡着硝烟的呛人气味。五十七师师部少校副官旷文清站在中央银行的废墟上，看到常德城里没有一间完好的房屋，所有能够燃烧的东西都在燃烧，街面上少有人影，五十七师仅存的所有将士们，站在城墙上和城门边阻击日军。

        这天早晨，日军悄悄地从守军的视线里消失了，守军疑惑不解，不知道日军想要干什么，难道日军撤走了？

        守军没有相信日军，他们加紧备战，将有限的弹药集中在一起，交给还能动弹的战友。

        中午时分，北门外突然出现了几十架平射炮。平射炮一字排开，对着城墙和中国军人修筑的堡垒一阵狂射，炮弹距离地面仅有一米高，一遇到障碍，就炸开。守城的中国军人没有大炮压制日军，只能躲藏在掩体里，低着头，弓着身，等到炮弹停歇，日军发起冲锋的时候，再用手榴弹轰走敌人，而冲到近前的敌人，就用刺刀解决。

        很多抗战老兵都说，那时候的中国很穷，造不出大炮和炮弹，就大量生产手榴弹，手榴弹是对付日军最有效的武器。

        然而，这次，日军的炮弹过后，没有像前几天那样发起冲锋，而是施放毒气。乳白色的烟雾顺风飘到城墙根，守城的中国军人全部牺牲。

        毒气一直释放了大约半个小时，看到北门阵地没有任何动静，日军才戴着防毒面具出动了，他们在每一具不能动弹的中国军人尸体上都要戳上几刀后，然后向城区进发。

        坚守了多日的常德城，终于被日军攻破了。

        后来，日军战报这样写道：“在北面，最初布上部队攻至北门外，但未冲进城去，黑濑部队加入进行强攻，于28日下午北门攻入。”布上部队，就是上面写到的日军一一六师团一零九联队，布上指布上照一，此时他不仅已经死亡，而且继任的铃木立也已经死亡。但是，日军战报按照传统，仍以布上联队称呼一零九联队。黑濑联队，指黑濑平一担任联队长的一一六师团一三三联队。

        北门被攻破，西门也告急。

        日军同样用几十门平射炮轰炸西围墙，西围墙倒塌，出现缺口，日军蜂拥而入。旷文清看到一名副团长带着预备队冲了上去，围堵缺口。所谓的预备队，就是一些伙夫、传令兵、勤务兵组成的几十人的队伍。因为没有了子弹，他们手持大刀长矛和木棒，与敌浴血奋战。激战过后，这支预备队击退了敌人，而他们也只剩下了几个人。

        西门口伤痕累累的残兵趁着敌人退却，赶紧布置阵地，清点弹药，突然，一股白色的烟雾无声无息地飘过来，中国军人全部倒了下去。

        接着，南门和东门也告破。

        日军从四面八方涌进常德城，常德城的每一寸土地都被鲜血浸泡。一股日军经过了天主教堂，想要闯进去，天主教会神父王德纯手持一面西班牙国旗，站在门口，阻拦日军。几名日军看着金发碧眼的王德纯，犹豫了片刻，然后围着他拳打脚踢。王德纯倒了下去，日军从他的身体上踏过去，冲进了教堂，教堂成为了人间地狱，躲藏在里面的几百名难民全部被枪杀。日军的这段兽行，后来出现在了王德纯的回忆录中。

        11月29日，阴冷。

        日军从四面八方涌向五十七师指挥部所在的中央银行大楼方向，五十七师仅存的伤兵们还在步步阻击，他们躲藏在残垣断壁后，依托着每一块砖石，向日军射击。

        4平方公里的常德，伤兵满营的中国军队面对如狼似虎的日军仍然没有放弃顽强抵抗。

        杨乾坤说，当时，一些中国军人把子弹打光了，只剩下了最后一个手榴弹，就坐在一起唱歌，唱完歌曲后，大家就抱在一起，拉响了手榴弹。

        五十七师指挥部里，师长余程万连发了两份电报，第一份是发给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的，第二封电报是发给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第二封电文是这样的：

        “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主任等固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

        在第六战区的大本营恩施，司令长官孙连仲手捧电文，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常德城每间倒塌的房屋，每堵坍塌的墙壁，都成为中国军人阻击日军的阵地。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倒下几具尸体。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已经被攻破的常德城，已经被打残的中国军队，依然如此强悍。

        常德城里战火燃烧，枪声震耳，间或还有慷慨激昂的军歌。日军胆颤心惊地行进着，因为每一个黑洞洞的窗口，都可能飞出子弹；每一扇倒塌的门扇后，都可能冲出敢死队。

        杨乾坤说，日军攻进城墙三天了，还没有占领仅有4平方公里的常德城，后来，日军想了一个办法，又用飞机扔传单。当时的传单是这样写的：

        一、第十军在黄土店以北被全部歼灭，军长方先觉及其师长阵亡。

        二、援救汝等各路渝军，完全绝望，五十七师将士歼灭在即。

        三、无论渝军还是五十七师将兵，活捉余程万赏五十万元。

        四、杀余程万将首级送来投降，赏三十万元。

        传单漫天飞舞，飘落在了中国军人坚守的阵地上，中国军人捡起传单，还是连看也不看，就撕碎了。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第十军派遣出的另一路援兵，那时候还在和日军激战，而日军竟然说全部被歼灭，方先觉那时候坐镇指挥，各师师长冲锋陷阵，日军竟然说全部阵亡。如果全部阵亡了，又哪里会有几个月后的衡阳保卫战。衡阳保卫战，方先觉率领第十军照样打得日军找不着北。常德城破后，各路援军仍没有放弃营救，而日军竟然说“渝军”全部绝望。

        这份不伦不类的传单也飘到了师部坚守的中央银行地下室里，余程万捡起来，看了一眼，笑着对身边的人说：“日本人太小气了，我的命才值30万？我们牺牲了8000人，一人1万元，也值8000万元。”身边的人听到余程万的话，全都笑了。

        危难迫在眉睫，余程万还如此坦然。

        12月1日，形势愈加危急。

        中午时分，曾有一股日军寻隙冲到了中央银行大厦门口，皮靴声和叫喊声清晰可闻，如同响在耳边。师部所有人都站起身来，冲到门口，余程万手持一把卡宾枪，对着冲到门口的日军一阵狂射。师部所有人，包括报务员、勤务兵，都提着步枪和大刀，睁大血红的眼睛，嘶声呐喊着，像一群饿狼一样，从地下室冲出来，旋风般地卷向日军。

        一阵激烈搏杀，日军退后了50米。

        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当时就和余程万在一起，他见证了五十七师最后的时刻。

        吴荣凯和旷文清也坚持到了最后时刻，他们也和余程万在一起。

        很多年后，吴荣凯和旷文清回忆起常德城破的日子，仍旧感叹唏嘘，老泪纵横。

        当时的《纽约时报》报道：“这里举目尽是烧焦的围墙、残破的砖瓦和灰堆而已……要想在这个曾经有过16万人的城里寻一未经摧残的东西，实在难乎其难。”

        事实上，当时未被摧毁的建筑，只有悬挂着西班牙国旗的天主教堂。除此之外，常德城的每座建筑都变成了废墟。

        日军距离五十七师师部只有50米，中国军人坚守在中央银行地下室，能够清楚地听到日军的说话声。如果发起冲锋，只需要几秒钟就能穿越这50米。旷文清说，当时守卫在余程万身边的人不足百人。

        这个时候，吴文凯和团长柴意新坚守西门。激战多日，日军先后突破了北门、东门、南门，而西门仍然牢牢地控制在中国军人手中。柴意新率领的一六九团也仅剩下了100多人。这是当时常德城里仅剩的一支能够对日军构成威胁的武装力量。正因为西门未失，五十七师才有了一条退路。

        余程万早已经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他决心与常德共存亡。部下有人劝说他，要他一定带领大家打出去，迎接援军。余程万当时肯定经历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答应了部下的要求。英国《伦敦新闻纪事报》这样记载：“人类的持久战争是有限度的，当战至最后的300将士，余程万将军决定退出常德城垣，以求报国于他日……假如连这少数人都不能生还，那么保卫常德的英勇事迹将随他们英勇的死友埋葬于废墟之下，泯灭而无闻于世。”

        西方人无法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他们不明白中国军人为什么在弹尽粮绝的死地不选择缴械投降，而选择以死相拼。在西方，他们认为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如果失去了抵抗能力，是可以投降，以保全生命的。但是，抗战中拿着劣等武器的中国军人，置于绝境，仍然要杀身成仁，以死报国。在我们中国人的眼中，向侵略者投降是屈辱的。

        长城抗战中，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率领各师师长宣誓：“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用汉阳造和大刀歼灭3000名鬼子。

        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在日寇侵入华北的时候，对手下将官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后来，张自忠将军战死沙场。

        台儿庄战役中，川军将领王铭章守卫藤县，藤县失守，王铭章战死。藤县县长周同抚尸大哭，说道：“抗战以来，只有殉土的将领，没有殉职的地方官，我要做第一个为国牺牲的地方官。”然后，他从城墙上跳下，以身殉国。

        武汉会战前夕，日军进犯湖口要塞炮台，官兵齐声高呼“我生国亡，我死国存！”后，要塞官兵绝大部分壮烈殉国。

        日军进犯中条山的时候，第三军军长唐淮源所部被围，弹尽粮绝，突围无望，唐淮源说：“中国只有阵亡的军长，没有被俘的军长。”然后饮弹自尽。

        桂林保卫战前夕，桂军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指着棺材店对随同的人说：“如果我死了，就在这里买口棺材把我埋了。”桂林城破，阚维雍自杀殉国。

        ………

        12月2日夜晚，师部召开师长团长军官会议。吴荣凯说，当时，除过师长团长，剩下的没有几个人了。

        这次会议的内容是讨论突围。吴荣凯说，由谁突围，由谁坚守，在师长余程万和团长柴意新之间展开争执。余程万一定要让柴意新突围，自己坚守。当时那种情况下，谁都知道突围可能会有一线生机，而坚守就意味着牺牲。柴意新说：“援军来的肯定都是师长以上的将军，你让我一个团长怎么指挥，还是师长去突围吧。”余程万说不过他，只好听他的。

        就这样，柴意新选择了坚守。

        凌晨一时，余程万带领104名战士突围，这104名战士中就有旷文清和美国记者爱泼斯坦。一六九团仅余的29人跟着团长柴意新坚守，吴荣凯是一六九团的书记官，他要留下来，柴意新一把把吴荣凯推到了一七一团团长杜鼎的面前，让杜鼎带着吴荣凯一起突围。吴荣凯哭着要留下来，柴意新异常生气，他呵斥道：“一六九团只剩这点人，不需要你这个书记官传达命令了！”吴荣凯还在坚持，柴意新更加生气了，他喊道：“我们留下来是拼命的，你还年轻，不能留下来，快走吧！”吴荣凯只好离开了。

        这些年来，吴荣凯一直没有忘记和团长柴意新分别的最后一面，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这些年来，吴荣凯只要一想起当时的情景，就泪流满面。

        七天后，当中国军队光复常德时，吴荣凯随着第一批援兵冲进了城内。在打扫战场时，吴荣凯看到了团长柴意新，他身中四弹，血染军装，留守的29名战士也全部战死。

        当时，柴意新刚刚结婚七个月，吴荣凯至今不知道他有没有孩子。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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