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即我入党后才一个多月的时间，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就在长沙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大肆搜捕、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是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又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湖南工农大众奋起反抗。他们在中共湖南临时省委的领导下，纷纷拿起武器，武装保卫革命。长沙附近各县准备出动十万农民大军，把许克祥一千多名反动军队包围在长沙城内，一举全歼。当时有这样一首歌谣：“朝打铁，晚打铁，快打梭镖送农协。梭镖亮光光，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这说明觉悟了的农民已经开始认识武装保卫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极端重要性。

        五月三十日，浏阳县委根据湖南临时省委的通知，组织了全县工农义勇队和农民自卫军上万人，集中于北盛区的永安镇；张运鸿、詹连吾也带着船仓区千余自卫军到永安镇集中。第二天，他们便兵分两路浩浩荡荡向长沙进军，先后占领了敌小吴门等据点，显示了农军人多势众的威慑力量。可是，就在这关键时刻，占据党中央领导地位的陈独秀却害怕农军的武装反抗会破坏他的“统一战线”，悍然下令不准围攻长沙，并解散各地农民武装。这时，各县农军有的已包围了长沙，有的正向长沙进军或正在集中队伍，接到“不准围攻长沙”的命令后，正向长沙挺进的农军纷纷返回，已集中队伍的农军也宣布解散，使已经包围长沙的例阳等地农军陷入孤军作战的困境，不得不撤离长沙。许克祥见农军撤走，便乘机反扑，占领、查封、捣毁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省工会、省农会以及报馆和革命团体。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上，天天传来枪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枪声。仅二十多天，长沙市及附近各县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达一万多人。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破坏下，湖南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在浏阳，农民运动高潮时逃往长沙的西乡团防局反动团总张枚村，乘县工农义勇队和农民自卫军攻打长沙未归的时机，偷偷潜回西乡，暗地策划，用威胁引诱手段，纠集了四支、仁美等六个已被农会冲散的小民团，计千余人，自称“农民军”，深夜偷袭了普迹镇，捣毁了国民党普迹区党部、区行政委员会和区农会、区工会等革命机关，杀害了区党部常委务委员汤聘伊，制造了浏阳第一起反革命事件。

        六月四日，中共浏阳县委急派店员工会委员长王令德率六十四名武装人员赶往普迹镇处理反革命事件，没料到反被张枚村的团匪包围、袭击，牺牲六十一人，遭到惨重损失。为了镇压反革命，浏阳县委立即派出刚返回的工农义勇队四个中队，分三路向西乡进发，与张枚村团匪激战于马家湾，当场击毙团匪近百人，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可是，此时县工农义勇队又奉省委之命开赴平江长寿街，准备与平江县工农义勇队合编为贺龙同志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独立团，前往江西参加南昌起义，后因南昌起义提前举行，浏阳工农义勇队没有与平江工农义勇队合编便撤至江西铜鼓休整待命，直至九月十一日，他们才在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下，与武汉警卫团一个营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从铜鼓返回浏阳，攻克白沙，参加秋收起义的行列。

        自浏阳县工农义勇队开往平江后，反动势力又乘机反扑。张枚村等反动头目纠集土豪劣绅、地痞流氓配合许克祥部共七千多人，分两路向浏阳县城和东乡进攻，扬言“宁错杀三千，勿放走一个”，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农会、工会的干部及农运积极分子，进行残酷的阶级报复。东乡各地遭到血腥的劫洗，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六月上旬的一天，詹连吾和张运鸿从长沙返回后急急忙忙跑来对我说：“目前形势很紧张，我们准备暂时离开此地，出去了解一下情况，以后该怎么办，我们回来再研究。”说完便匆匆地走了。他们二人走后，船仓区公所留下的还有我和李石麟、聂邦阶、李秀松、贝铭圃等五个人。第二天下午，区行政委员会副主任聂邦阶从区公所回冷水塘他家，在途中被人暗杀，遇害地点离区公所还不到十华里。傍晚，他家里人拿着血衣到区公所来报讯，我们都感到震惊。当时，由于消息闭塞，我们只听到一些风传，对外界急剧变化的形势知道的很少，思想上、组织上对突然事变毫无准备；加之年轻幼稚，缺乏斗争经验，碰上这种恶性事件自然感到有些不知所措。鉴于严重的形势，我们四个人商量决定，暂各自回家，分散活动，由于走得匆促，而且想过几天局势缓和一些再回区公所办公，所以除身上穿的单衣外，连当教员后好不容易购置的一床新铺盖和几套换洗衣服，都留在区公所，只身回到了西坑。

        后来我才知道，张运鸿离开船仓后，辗转于浏阳东乡、北乡山区找到了县委，化名刘大荣，在那里坚持地下斗争；九月间，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曾参加起义队伍进攻浏阳城的战斗，尔后留在浏阳东乡长坑、丙子岭一带开展武装斗争，担任浏阳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他在“八七会议”后就曾以县委的名义多次派巡视员同我联系，直到一九二八年三月我到长坑、丙子岭一带组建游击队时才又见到他，同他在一起战斗。可惜他在一九三零年七月红三军团攻占长沙时，组织上派他去湘西负责湘西特委工作，他不知道红军已很快撤出了长沙，行至长沙郊外朗梨市附近，被国民党反动军阀何键部队抓捕，正气凛然地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张运鸿（刘大荣）同志出身于船仓乡冷水塘村一个中医的家庭。他父亲张保山为人忠厚老实，医德高尚，给贫苦农民看病收费很少，有时甚至连药钱也不收，所以虽一生行医，家境仍很清贫。张运鸿从小勤奋好学，同我一样也是得到了“祀会”的公费补助才得以升学，在长沙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到浏阳县达浒区当小学教员。他学识渊博，颇有才智，曾被聘任为区学务委员。他于一九二五年参加共产党，不久即接受党的指示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在高坪区一带从事农民运动。由于他作风朴实，和蔼可亲，善于联系群众，深受群众爱戴。他立场坚定，言行一致，教育我要忠于革命，自己也身体力行，即使在“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把他列为浏阳县著名“暴徒”之一，四处悬赏要缉拿他，他仍毫不畏惧地坚持斗争，直至献出了年青的生命。他不愧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不愧是我革命的引路人，是我终生难忘的良师和战友。与此相反，詹连吾离开船仓乡后，到长沙去打听消息，感到时局紧张，被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便从长沙私自逃往上海，开始在一家书店工作，后来被捕叛变，出卖了同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解放后被我人民政府处决。他言行不一，贪生怕死，叛变革命，落得个可耻的下场。张运鸿烈士和詹连吾二人都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两种品质，两种结果。我每想到此事，更感到革命斗争如炉火炼钢，既炼出好钢，也出了一些废渣，这也是客观规律，可作鉴戒。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在农民运动高潮时期逃往外地的地痞、讼棍郑宝道回到浏阳东乡。他从西乡反动团总张枚村那里借得三百多名团丁，组成“清乡队”，自封为团防局长，带队进驻高坪，拼凑了一个由地痞流氓参加的反动区政府，疯狂进行敲诈勒索、烧杀抢掠。郑宝道家住高坪马鞍，外表看又矮又瘦，留着稀稀拉拉的几根八字胡，象个大烟鬼。他原是甸溪高小的学生，比我高两班，可以算是同学。但此人从小刁泼无赖成性，在学校不好好念书，整天与社会上的流氓地痞鬼混在一起，鼠窃狗偷，喝酒赌博，甚至肆意撤野，打骂同学、侮辱师长，师生们对他都十分厌恶。邓子封、贝星煌老师多次教育、批评他，他不仅当耳旁风，还记恨在心，扬言要与老师拼命，学校不得不将他开除。郑宝道被开除出校后，更是变本加厉，组织流氓帮会，包揽诉讼，横行霸道，在乡村中声名狼藉。农民运动兴起后，群众发动起来要找他算账，他赶忙夹着尾巴逃到外地。“马日事变”后，他见时机已到，便带“清乡队”返乡进行疯狂报复。七月八日，郑宝道窜到高坪，第二天，首先就抓捕了他的老师、共产党员、国民党高坪区党部常务委员邓子封和国民党左派分子、高坪女子学校校长贝星煌，并于十日，将他们两人杀害，残酷地暴尸街头、枭首示众；在抄家抢劫中，又杀害了高坪区平民银行主任胡少武。接着，他便带着“清乡队”四出“围剿”革命干部和群众。

        我从船仓区公所回到西坑家中的第二天下午，郑宝道便亲自带了二三十名“清乡队”团丁，还带了几条狗，气势汹汹地突然从西坑我家的后山包抄过来。幸好被邻居堂亲李凤汉的母亲发现，马上来报讯，叫我赶快躲起来。正巧，这天清早李石麟从双坑来到我家，告诉我外边的风声很紧，还听说我的老师邓子封、贝星煌正在高坪区公所开会研究对付时局的办法，不料突然被郑宝道率“清乡队”包围抓捕，第二天就被杀害，所以他到我家躲避一下。我们正在痛惜邓子封、贝星煌老师不幸牺牲，没想到郑宝道竟这么快就来搜捕我了。于是，我和李石麟赶紧从侧门跑出来，绕到房子东侧的山沟里分头找地方隐蔽起来。“清乡队”在我家里里外外搜查了一遍，没有找到我、就转到房子周围的山上去搜。他们咋咋呼呼、骂骂咧咧地在竹林里、草丛中瞎折腾。我隐蔽了一会，看到几个外村的农民正要回家，就在他们掩护下，沿着曲曲折折的山沟迂回到双坑我的生父家中藏起来。可是，李石麟由于身材高大，又穿着白衣白裤，目标明显，被郑宝道抓到高坪坐了牢，打了屁股。幸亏他是个小康之家，郑宝道勒索他家一笔钱，让他保释出狱。他出狱后就离家到外地去了。

        我在双坑生父家住了两三天，正巧我家要为我外甥陈绍先祝贺满月，生父就要我装扮成送礼人，陪他挑着准备好的小孩衣服、鞋帽、摇篮、糯米糕等礼品，到文家市我大姐李桂华家躲一躲。当时，因为文家市的农会基础比较好，土豪劣绅的阶级报复没有那么猖狂，形势相对比较稳定一些。我在大姐家住了近一个月，顺便通过亲戚找农会干部了解一些情况。由于我急着同党组织取得联系，而且考虑到姐姐家里很穷，姐夫陈昌金以担煤到文家市去卖赚点脚钱为生，增加我一个人吃饭，生活更加困难，所以不敢在文家市久住，又返回生父家中。

        我回到双坑不久，张运鸿就通过县委派巡视员同我联系，我认得这个巡视员过去也是小学教员，但名字忘记了。他告诉我，他是“Cp”（即共产党的英文VNIStPAR-tY的缩写），张运鸿要他找我联络。接着，他口头传达了“八七会议”的消息，指示我要转入地下活动，组织秘密的赤色农会、赤色工会和赤色游击队，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我也简单地汇报了这几个月来郑宝道带道“清乡队”残酷杀害革命干部、群众的罪行以及我怎样逃脱虎口的情况。巡视员临走时还交代今后县委派人来联络的暗号：来人用左手在左耳轮外自上而下摸到耳垂，形成一个“C”字形的手势，同时讲：“CP找你说话。”我就可以同他联络。巡视员走后，我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如同孩儿找到了亲娘，今后有了依靠，几个月来压在心上的石头落地了。可是，当时全区只乘下我一个共产党员，单枪匹马要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下开展工作，困难很多。回想农民运动高潮时期，我们有了强大的农会组织，又掌握了一支农民武装，虽然武器很少，但土豪劣绅见了梭镖、大刀也是要打颤的。为什么现在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如此嚣张？为什么农民兄弟象糯米团子似地任人揉搓？当时虽然还不知道这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给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但总感到这里有问题。凭个人直观的认识，我想：关键是土豪劣绅有枪杆子，我们手里没有枪杆子，甚至连几杆梭镖也丢了。我们怎样才能搞到枪杆子呢？这一系列的问题，一直缠绕在我的脑子里。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同志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九月十一日，他亲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攻克了浏阳白沙镇；九月十六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王新亚在浏阳县委潘心源、刘大荣等同志的配合下攻占了浏阳城。虽然由于三团团长苏先骏、二团团长王新亚轻敌麻痹，不听毛泽东、潘心源等同志的劝告加强戒备，很快便被敌人包围、攻击，遭到严重损失，但秋收起义的枪声已震慑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特别是九月十九日，毛泽东同志亲率秋收起义的第三团与第一、二团部分队伍在文家市会师，接着，向井冈山区进军去创建革命根据地，燃起了武装斗争的火焰，更使土豪劣绅感到心寒。所以，这段时间，我们高坪地区局势有了一些缓和，我有时又回到西坑家中住一住，除了继续与县委的巡视员保持联系外，主要是在群众中宣传秋收起义的胜利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通过秘密串连，组织赤色农会小组，为建立革命武装、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创造条件。

        与此同时，高坪地区的斗争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前面已经讲到，在一九二七年六、七月间，自称高坪区团防局长的郑宝道率“清乡队”在高坪一带血腥屠杀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犯下了滔天罪行，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因为郑宝道本是个地痞、讼棍，秉性贪得无厌，他不仅杀害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也乘机四处滥捕滥杀，烧屋抢劫，勒索钱财，这更引起了各界人士包括一些豪绅在内的公愤，纷纷向国民党县政府告状。由于土豪劣绅之间本来也存在矛盾和宿怨，加之国民党反动政府恐众怒难犯，遂于九月初将郑宝道扣押，关进县政府大牢。

        恰巧，九月十六日秋收起义部队攻占浏阳县城时，潘心源等同志为救出被关在县政府大牢里的慕容楚强等三百多位革命同志，没有时间认真审查关押在大牢里的是些什么人，打开牢门把革命同志连同郑宝道这个刽子手也一起放了出来。郑宝道出狱后本性不改，继续纠集一批流氓地痞为非作歹，高坪群众再次控告，国民党县政府迫于民愤，又认为郑宝道是秋收起义部队放出来的，怀疑他可能投降了共产党，便把他押到高坪枪毙了。郑宝道恶贯满盈，死有余辜。群众借国民党县政府之手除掉了郑宝道这条害人虫，也为牺牲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报了仇，真是大快人心。郑宝道死后，高坪地区少了一条地头蛇，暂时又平静了几天。

        一九二八年初，公立平安第二小学校教员刘德元因事请假，请我暂去代课。我看局势有了缓和，便答应下来，搬到学校去住。没想到刚到学校不久，二月下旬的一天拂晓，国民党高坪区常备队突然出动二三十人到西坑抓我。常备队先是把我家包围起来，进了门后便逐屋搜查。我母亲还算机灵，发现敌人包围我家，赶快告诉我堂兄李风流跑到学校给我报讯。因为我已在白色恐怖下经历过几次险境，有了锻炼，所以闻讯后还比较沉着。我冷静地想了一下，这次该躲到哪里？我想起不久前回双坑生父家，见到大哥风彝和二哥凤廷，他们告诉我，生父、生母带着小妹春香已搬到双坑山顶的李大仙人庙去住庙念经了。这个地方山高路窄、林竹茂密，平时很少人去，是个藏身的好地方，便直奔李大仙人庙去了。

        说起李大仙人庙还有段故事：李大仙人原也是双坑邻近一个山村的贫苦农民，少年时读过几年书，粗通文字，因天灾人祸，受穷受苦，家里人先后死去，只剩下他孑然一身。他在悲观绝望之中，遂信奉佛教，吃斋念佛，以修来世。我生父也是个深受苦难的人，晚年又体弱多病，看我哥哥己长大成人，也萌修来世之心，吃斋念佛，这样，便与李大仙人熟识，结为朋友。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李大仙人见坏人横行，穷人被杀被关，受苦受屈，感慨自己无力反抗，便于双坑山顶用柴草堆成一个祭坛，自己坐在坛上烧火自焚，祈求菩萨保佑百姓平安。待村里人看到火光上山去看时，他已烧焦了。不久，村里传说他已成“仙”，还会“显灵”，便凑钱在他自焚的地方修了一座小庙祀奉起来。他本来也有个名字（我已忘记了），既已成“仙”，老百姓就不能再叫他的名字，尊称他为“李大仙人”，这座庙也就称“李大仙人庙”。这座庙刚盖不久，因我生父与李大仙人曾是朋友，乡亲就请他搬到山上，在庙旁给他搭了几间土坯墙的草屋住，让他早晚烧香念经，看管这座小庙。

        国民党高坪区常备队没有抓到我，便把我父亲和香文叔父抓走。他们抓了人之后，生怕中途被秘密农会抢走，不敢沿着来时山路返回，而舍近求远，绕道走双坑山下的大路。上午九点多钟，我因怕敌人跟踪追来，正隐蔽在李大仙人庙前的草丛中观察四周动静，突然看到山下大路上常备队押着父亲和香文叔父往高坪方向走，两个年过古稀的老人被绳索捆绑着艰难地挪动着步子，心疼如刀绞，但也无能为力，只得含悲忍泪眼巴巴地看着敌人肆虐，心情非常沉重。后来听说，父亲和香文叔父被押送到浏阳县城，关押在囚禁重罪犯的县政府大牢里，遭到刑讯拷打，追问我的去向，两个老人骨头很硬，什么也不说，反动派一无所获，但也无可奈何。两个老人被折磨了一年多，后来经过高坪开明绅士李汉平老先生保释出狱。保释时，县大牢还要勒索父亲交纳什么车马费、伙食费、牢房费，真是岂有此理！父亲一贫如洗，哪有钱交这些乌七八糟的费呢？家里东借西凑交了几块大洋的车马费才出了狱。我家里本来就穷困，这一年多时间不仅两个老人吃尽苦头，而且整个家庭生活重担都压在妻子刘民和母亲、福文叔父身上。那时我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大儿子清启四岁，二儿子兴启才一岁多，妻子又要种地、砍柴，又要照顾年幼的儿子，忙里忙外，实在是太苦了。幸好我们客家人的妇女都是大脚板，从小就参加劳动，不仅会犁耙耕种，还能挑一百多斤的担子，习惯于吃苦耐劳，才能苦熬过这段凄惨的日子。

        一九二八年三月，国民党反动派在进行“清党”之后，“清除”了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和左派进步人士，纠集起上豪劣绅、地痞流氓，凑合成立了所谓“新”的国民党县党部、区分部和各级政府，加强了反动统治，便继续搜捕、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又趋严重，开展秘密活动已日渐困难。鉴于这种情况，浏阳县委通过巡视员通知我转移到湘赣边的连云山区长坑、丙子岭一带，开展武装斗争。

        连云山是湘赣边幕阜山脉的支脉。这里山峰连绵，层峦迭嶂；林木苍笼，茅草丛生，杉树、松树、翠竹遮天蔽日，是开展游击活动的好地方。早在一九二七年九月毛泽东同志率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之后，十月初，湖南省委为巩固秋收起义的成果，派夏明翰来到浏阳北乡，与潘心源取得联系，在北乡蕉溪正式恢复了浏阳县委，指定潘心源为书记，慕容楚强为组织部长，聂永晖为宣传部长。县委一恢复，立即由夏明翰、潘心源主持在北乡蒿山吴王庙召开了有八十多人参加的党、团骨干分子会议。会议认真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组织武装暴动，建立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会后，县委在恢复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先后建立了郭祝霞、刘智领导的浏北游击队，屈三畏领导的东山里游击队，刘少龄、陈硕英领导的例东游击队；此后又建立了我们高坪区游击队和王俊明领导的浏西游击队。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又在浏阳四乡点燃了。

        我到长坑时，浏阳县委、浏东特委的王首道等领导同志已经转移到这里，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反击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的武装斗争。县委巡视员安排我在丙子岭下一户农民家中暂住了两天，第三天清早，巡视员带我到丙子岭半山坳一户基本群众家中，张运沂（化名张维）和三个游击队员也先后来到。巡视员宣布县委决定成立高坪区（第六区）游击队，由张维任队长，我（化名李轩）任区武装委员兼游击队党代表，游击队就暂住在这户群众家中。历经白色恐怖漫漫长夜的我，倍感掌握枪杆子的重要，现在组织上要我搞武装，我特别高兴。

        游击队长张维（原名张运沂）是张运鸿的胞弟，一九零七年出生于船仓乡冷水塘村一个贫苦中医的家庭，比我小一岁。他从小个性倔犟，好胜心强，有人要欺侮他，他总以拳脚自卫，从不向人认输让步。他因受武侠故事的影响，不愿默默地在山沟里种地，幻想闯荡江湖，杀富济贫。一九二五年小学还没有毕业便瞒着家庭，投军到北洋军阀吴佩孚部下当兵，想学一套军事本领。一九二六年秋，吴佩孚部队在湖南、湖北等地被北伐军打败，他觉悟自己投错了部队，便开小差回到家乡。当时正值农民运动兴起，他在长兄张运鸿的教育下，认识了革命道理，毅然投身革命，参加了高坪区工农义勇队，不久任义勇队长。“马日事变”后，浏阳的反动政府把他们兄弟两人都列为通缉的“暴徒”之一。

        一九二七年六、七月间，郑宝道率“清乡队”到他家搜捕，张运鸿早已转移，张维正好在家，他机灵地出后门越围墙跑上了山，然后站在高地上对着“清乡队”高声怒骂：“你们这些土豪劣绅的狗崽子，都是无用的饭桶，有本事今天就把我抓去；抓不到我，今后我要找你们算帐。”然后扬长而去，显示了他胆大、无所畏惧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性格。他逃出虎口后，即秘密联络一些青年，以结拜兄弟为名，自发组织起来，采取夜间突然行动，暗杀为非作歹的土豪劣绅和反动分子，为死难的同志报仇。不久，他在张运鸿的帮助、教育下，参加了共产党。因为他立场坚定，斗争性强，而且当过兵，懂得军事，所以县委决定成立区游击队时，就任命他当游击队长。他在当队长期间，平时能吃苦耐劳，作战异常勇敢，不怕流血牺牲，每次战斗都是身先士卒，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大无畏精神。但由于他闯荡江湖多年，与他大哥相反，性格比较暴躁，常发脾气，批评战士不大讲方式，就是对亲弟弟也是如此。

        一九二八年冬，他弟弟张凯（当时才十四五岁）来投奔他，在游击队当勤务员，张维也经常训弟弟、骂弟弟，骂得弟弟哭鼻子。后来张凯不愿在他手下当兵，找到张运鸿的老战友、红五军二纵队七大队六中队党代表于定一，经组织同意，转到六中队当兵去了。因为张维脾气不好，战士们对他有意见，怕见到他，我经常要帮他做劝慰工作，解决矛盾。我在游击队时，因为我是他大哥的战友，他对我比较尊重，两人相处很好。一九二八年冬我调红五军部队工作后，同他失去联系，直到全国胜利之后，在北京见到他弟弟张凯，才得知张维在我走后不久，也调到红军部队工作，担任过独立营营长、支队长，一九三二年肃反扩大化，他被无辜错杀（已平反），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实在令人惋惜。

        游击队初创时只有五个人，三支汉阳造步枪、几排子弹。枪少弹缺，力量薄弱，要扩大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是很困难的。我心想，浏阳是闻名遐迩的花炮之乡，有着百余年制作烟花、鞭炮的历史，特别是文家市、永和市一带的老百姓，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农闲时制作花炮，作为一项副业，所以浏阳人大多学会配制火药、导火线和制作烟花、鞭炮的技术。于是，我便发动游击队员自制土炸弹、手榴弹和土手枪。制造土炸弹、手榴弹比较简单，用酒瓶或铁罐子装填好起爆药、火药和铁屑，再插上导火线，用红粘土堵上口，就可以引火爆炸；铁罐子引火后还可以投掷，和手榴弹一样。而土手枪的制作就比较麻烦，怎么搞法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我同游击队员反复琢磨、试验，终于造出了土手枪。我们锯了一小段曲尺形的树枝，涂上黑墨作为枪身，下端是握把，上端前面挖个槽，把废旧的步枪子弹壳用铁丝捆扎固定在槽内当作枪管，然后在子弹壳内填上火药、铁屑，用红粘土堵住封口，再在封口上穿一个小孔插上导火药线。射击时，用火柴或香火头点燃导火药线，引燃火药，利用火药燃烧的气体膨胀力将子弹壳封口的红粘土和装填的铁屑喷射出去，当即会发出很大的响声，在一米左右的距离之内，能把人打伤；打在头部等要害处也能打死人，用它来吓唬土豪劣绅，确实能起作用。我们先后制作了一些土炸弹、手榴弹和几支土手枪，基本上做到人手一两件武器。

        那时候土豪劣绅的活动还非常猖狂，反动气焰甚嚣尘上。他们大搞欺骗宣传，造谣说：“共产党是红胡子，绿眼眼，大鼻子（指马克思像）”；“共产党要共产共妻，上杀父母，下杀儿女”。郑宝道横行时还曾在高坪区编造过一套骗人的鬼话，造谣说他们“清乡队”在浏阳抄了共产党好几个仓库，里面装的都是斧头、锤子、锥子这类东西，是共产党准备在夜里趁人家睡觉的时候，把门窗撬开、砸开，杀死父母、儿女的，这些谣言也四处流传、扩散。当然，大多数群众不相信那些谣言，相信共产党是代表群众的利益，同群众心连心的，但也有少数农民因封建迷信或愚昧无知受到敌人的欺骗迷惑，害怕父母儿女被杀、共产共妻而不敢靠近我们；个别人受到威胁、利诱而“反水”，为土豪劣绅通风报讯，甚至出卖农会干部和积极分子。

        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我们游击队担负起打土豪，除劣绅，镇压反动分子，保卫长坑、丙子岭一带游击活动的根据地，以及搞宣传，揭露反动派的欺骗、破坏阴谋，筹款、保障供给等任务。

        开始时，我们游击队人少力薄，就采取昼伏夜出的方式活动。我们针对土豪劣绅的猖狂活动，每到一个村庄都公开贴出布告：“土豪劣绅不要恶，红军一到杀脑壳！土豪劣绅不要凶，红军一到用枪冲！”还有一些属于警告反动分子的告示，如：“造谣惑众者杀！”“泄露本军秘密者杀！”“出卖农会干部、农会会员者杀！”等等。布告上还公开署名：“红军游击队队长张维、党代表李轩”。为了威慑敌人，我们发挥游击队人熟地熟的特点，事先侦察好哪个作恶多端的反动分子的情况，夜间出动突然袭击，把反动分子抓住处决，并贴出布告，宣布其罪状，杀一做百。这样杀掉几个反动分子，震动很大，土豪劣绅的反革命活动便大大收敛了。不久，反动分子就不敢公开活动，一般群众晚上也很少出门，我们夜间行动路过村庄时，狗一叫，家家户户的灯火都赶紧熄灭，夜间便成了我们游击队的天下。

        在惩治反动分子的同时，我们还有计划地打土豪筹款。筹款有时比较顺利，送封信去，土豪就把款送到指定地点；但有些土豪视钱如命，不肯轻易拿出钱来，我们就要用武力对付他。有一天晚上，我和张维带着游击队到一个土豪家筹款，先通过内线打开土豪的大门，冲到他的房门口后，故意用土手枪对空放了一枪，先把他镇慑住，接着，用手电筒往他眼睛上一晃一照。土豪大多是一些没有文化的土财主，很少见过世面，有的连手电筒还没有见过。当时的手电筒玻璃都用凸镜，聚光性很好，一按开关，一道光束直射土豪的眼睛，照得他头晕眼花眯起双眼，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忙用手捂住眼睛，连连告饶：“别打，别打，别把眼睛打瞎掉了！”我趁势告诉他：“我们是红军游击队，你为富不仁，剥削农民，要罚款二百大洋！”土豪虽然害怕，但要拿出那么多钱来象要挖他的心头肉似的，死赖活缠也不肯拿出钱来。我们没有时间同他纠缠，张维火了，拿出用铁罐子做的土炸弹放在厅堂上就要引爆，吓得土豪及其家属屁滚尿流，叩头作揖，赶快拿出钱来。似此情况，还有多次。

        我们在打土豪、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由于“马日事变”后反动派疯狂镇压革命群众，游击队的同志也亲身受到残酷迫害，苦大仇深，报仇心切，所以，在斗争中也产生一些左倾盲动的错误，烧了一些不该烧的房子。有几次游击队在镇压了反动分子之后，还放火烧了他们的房子。这一烧，往往因火势蔓延而祸连了左邻右舍，使许多人的房屋也同时被烧，无家可归。当时有个错误的论调，认为烧了祠堂或土豪劣绅的房屋，不留下房屋给反动分子和反动民团住，既报了仇，又可把反动派逐出村庄。其实，这样做适得其反，反动派就利用我们的错误，诬蔑我们是“杀人放火的赤匪”，使群众产生疑虑，不敢靠近我们，不利于团结各阶层人士，使自己脱离了群众，陷于孤立。当时我对烧屋的错误行动是有些察觉的，感到这种做法不对，想办法说服阻止，但在游击队和革命群众激愤的情绪下，谁也难以阻挡。

        我们游击队遵照县委的指示，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还积极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秘密农会、工会（工会人数很少，主要是农村中的铁匠、木匠和土纸、鞭炮作坊的手工业工人），并在农会、工会的积极分子中培养、发展党员，建立秘密的党支部。那时候，我和张维经常带着游击队到西坑、双坑、冷水塘一带村庄活动，有时游击队就在西坑我家中住几天，以我家为据点四出做群众工作。不久，就在双坑发展了李子丹、李耀榜和我二哥李风廷、堂弟李凤初入党；张维也在冷水塘发展了李绍五、李绍七两兄弟入党，在双坑成立了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李子丹是双坑人，二十多岁，粗通文化，他仇恨土豪劣绅，不怕白色恐怖，积极要求入党。记得我介绍他入党时，他填写“入党志愿书”化名李一，还开玩笑说：“我的名字最简单，李一，只有一横，横下一条心干革命，好写又好记。”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他入党后，工作一直很积极主动，后来当了区委委员，可惜在我离开家乡后，一九三二年肃反扩大化时也被错杀，损失了一个很好的同志。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不断扩大武装力量，仅靠三支步枪和几支土造手枪是很不够的。当时我们了解到，军阀吴佩孚的部队被北代军打垮时，在湘赣边区留下的散兵游勇手中有一批枪；秋收起义的第二、三团被反动派冲散时，又散失了一些枪，这一带民间私藏的枪支还不少，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一支枪大约三四十块大洋。于是，我在请示县委批准后，便带着从土豪劣绅那里等到的款，化装成商人到江西万载县的株潭镇，通过地下党的关系，买回来一支汉阳造七九步枪，一支俄国造的“九子连”（欲称“九响梆梆”）老式步枪。这样，游击队就有了五支步枪，队员也发展到十几个人，不仅晚上活动，有时白天也出来活动，长坑、丙子岭这块小根据地在县委的领导下也日渐巩固了。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彭德怀、腾代远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领导湘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平江县城起义，黄公略领导驻嘉义的第三团第三营、贺国中领导驻岳阳的该师随营学校也先后举行起义，并赶到平江会合，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我们浏阳县与平江县毗邻，平江起义的胜利给予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以沉重的打击，给予我们浏阳人民的革命斗争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九月初，红五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转战之后，部队从二千人减少到五百多人，遂折回平江、修水、铜鼓三县交界的纸坊地区进行整训，同时，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区、乡苏维埃，逐步开辟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九月十七日，腾代远在铜鼓县幽居主持召开了红五军和平江、浏阳、修水、铜鼓、武宁等县党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正式恢复中共湘鄂赣边界特委，选举滕代远、彭德怀、王首道、李宗白、邱训民为特委委员，滕代远为特委书记、红五军党代表，加强了党的领导。会议还总结了平江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乱烧乱杀的盲动主义错误，决定以修水县台庄为中心，扩大革命根据地。会议还考虑到红五军多是外籍人，人生地不熟；而且干部和士兵大多来自旧军队，政治素质较差，已经接连发生过雷振辉、李玉华等几起重要干部投敌叛变和逃跑的严重事件，所以，决定从各县抽调一批干部和赤卫队员偏入红军，以提高红军主力的政治素质和适应游击战争环境的战斗能力。王首道从幽居开会返回丙子岭后，在干部会议上传达了党的联席会议精神，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斗争任务，提高了开展武装斗争、扩大革命根据地的胜利信心。

        当时，长坑、丙子岭已成为浏阳县委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根据地。

        各区党委、游击队的领导同志经常到这里开会或汇报工作。在这里我见过二区（文家市）党委刘书记和张良、李贞等负责同志。李贞当时还是个二十岁的年轻姑娘，中等身材，圆圆的脸庞上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显得聪明机灵。她性格直爽，待人热情，口齿伶俐，举止大方；特别值得大家称赞的是她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立场坚定，勇敢坚强，团结了周围的党员，组成一个临时党支部，坚持斗争。临时支部四个党员，三个男同志，唯独她一个女同志，大家还一致推选她当支部书记，可见她深受同志们的尊重和爱戴。

        游击队久居深山老林，消息闭塞，同志们对形势都十分关心。湘鄂赣特委委员兼浏阳县委书记王首道、红五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领导同志都曾给我们游击队作过形势报告。

        一九二八年九、十月间，彭德怀、腾代远同志率红五军粉碎湘鄂赣三省白军“会剿”的斗争时，也曾率部经过丙子岭。那一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彭德怀、膝代远在丙子岭一片山坡上集合队伍讲话，我和在这里坚持斗争的一些干部也一起参加。彭德怀站在坡上，身穿一套灰色军装，领口上钉着一副红领章，头戴缀有红布五角星的军帽，显示出一个军人刚毅、威严的仪表。他亮开嗓子，用浓重的湘潭乡音讲述了湘鄂赣边界农民发动起来后，纷纷举行暴动，打土豪、抗租抗税的大好形势；这个形势对红五军粉碎敌人的三省“会剿”非常有利。接着，他简要总结了反“会剿”的经验，指出我军在反“会剿”斗争中，采取同敌人兜圈子、打“推磨仗”，经常绕到敌军侧后方，使敌人摸不着头脑，弄得敌人疲惫不堪，不打死也得拖死，这个战术是成功的、胜利的。最后，他要求大家说，我们粉碎敌人的三省“会剿”，对长沙、武汉、南昌的敌人是很大的威胁，敌人是不会甘心的，我们一定要做好一切准备，军队、游击队和地方的同志同心协力，随时迎击敌人，争取反“会剿”的胜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彭老总——我们一些老同志这一辈子都是这样亲切称呼彭德怀同志的。他的讲话简短有力，观点明确，鼓动性很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去，我们只听说过彭德怀领导了平江起义，是个有勇有谋的战将，这次亲眼见到他，听他讲话，果然名不虚传，敬慕之情油然而生。

        一九二八年十月，红五军在粉碎了敌人三省“会剿”之后，由湖北通城挥师南下，向江西挺进，在江西台庄召开了军委会议，讨论行动计划，并决定按幽居会议的决议将红五军与平、浏、修、铜的赤卫队混合改编为三个纵队、十个大队，第一纵队长李灿、第二纵队长黄公略、第三纵队长贺国中，另军部直辖一个特务大队。经过整编，红五军的力量得以加强，可是，整编后不久，由于敌人的封锁，经济供给状况日益困难。为了冲破敌人的重围，并求得经济、物资上的补充，军委会又研究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邓萍、贺国中、李灿、张纯清率领五个大队约八百人、五百支枪向南转移；由第二纵队长黄公略率领其余部队继续留在平江、浏阳边境坚持斗争，并相机掩护主力部队行动。

        十一月十七日，红五军主力攻克万载县城，占领一个星期，筹款万余元，补充了部队冬服。这时，江西敌军闻讯，出动三个团的兵力由南昌向万载急进，彭德怀、滕代远待敌军离万载仅半日行程时，才从容地率部主动撤离县城，取道潭埠、株潭、宜春、萍乡、莲花，直奔井冈山。

        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后，留在湘鄂赣边的红五军第二纵队在黄公略率领下，在湘鄂赣边的平江、浏阳、修水、铜鼓、武宁等县坚持游击战争，并与地方党委、游击队互相配合，深入发动群众，开展以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为内容的“五抗”运动，农民的革命斗争又日益高涨。这时，红五军第二纵队的一个大队由李实行、余伯坚带领来到丙子岭一带活动，我正高兴我们高坪区游击队有了主力红军作靠山，今后配合主力部队作战一定可以打更多的胜仗，没想到十二月初的一天，县委委员刘大荣（即张运鸿）到游击队来找我，告诉我说，“县委根据幽居会议的决议，决定抽调你到红五军第二纵队去当中队党代表，你有没有意见？”由于决定来得突然，我思想上没有准备，一时拿不定主意，我既向往到红军主力部队去，跟着彭老总南征北战，实现为穷人打天下的夙愿；又考虑到主力部队之后，要背井离乡，丢下年迈的父母和妻儿老小一家人，远走他乡，怎么办呢？我沉思片刻，想到自己从小立志“毋忘国耻，振兴中华”；参加农民运动时，决心致力于国民革命，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奋斗；入党时也曾庄严宣誓“服从组织，牺牲个人，努力革命”，为了革命大业岂能留恋故土，留恋家庭？我下定了决心就向刘大荣表示：“我服从党的决定，明天就去红五军工作。”刘大荣知道我很孝顺年迈的父母亲，便关切地问：“你的家怎么办呢？”我坚决地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为国为民尽忠就不能尽孝了。我走了以后，我的家特别是我七十多岁的父母亲，就拜托地方党组织和战友们照顾一下了。”

        刘大荣点点头说：“没问题，你放心走吧！”接着，他又问我：“你在东乡一带活动很长时间，大家都熟悉你的名字和现在李轩这个化名，今后你到红五军去工作，为了保密，最好再改个名。你看改什么名字好？”

        我心想，我们山沟里的老百姓与财主打官司时常说一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改名换姓，远走他乡。”我相信革命一定会打赢，不必改名换姓，但为了革命需要，改个名字还可以，不必换姓。可是，改什么名字好呢？我斟酌了一会，便回答说：“姓不改了，既然我立志为人民谋福利，投身革命事业，就改名为‘志民’——立志终身为人民吧！”

        刘大荣欣然赞同，便从口袋里掏出个小笔记本，撕下一页纸写了一封简短的介绍信：“王炳良同志：兹介绍我县CP李志民同志到你中队任党代表。刘大荣。”

        第二天，我向张维和游击队的战友们告别，一年来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结下的战友情谊，使我们大家都依依不舍，再三互嘱珍重。他们送我上了路，我便带着刘大荣写的介绍信到丙子岭另一条山坳里，找到红五军第二纵队第二大队四中队（一九二九年四月改编为红五军湘鄂赣边境支队第二纵队第七大队四中队）中队长王炳良，就任四中队党代表。从此，我开始了一生的革命戎马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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