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三月下旬，我调任红二师政治部主任。因为我平时对师政委彭雪枫博学多才、文韬武略、运筹帷幄、英勇善战而且待人诚恳、作风正派等优秀品质都十分敬佩，能到师部协助他开展政治工作，感到特别荣幸。但对师长郭炳生骄横自大、鲁莽粗野，有较严重的；日军队习气和军阀作风、与人很难相处也感到不安。

        一九三二年四至八月，红三军团遵照临时中央的指示和苏区中央局三月中旬召开的赣县江口圩会议精神，辗转征战于湘粤赣边的上犹、崇义、桂东、汝城、文英、南雄、水口和乐安、宜黄等地，虽然全军指战员奋力作战，打了一些胜仗，也有较多的俘获，但大多是在强敌的隙缝中往返突击，往往付出了很大代价才攻占一座县城，攻占后也难以立足。事实上“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越深入地控制红军，就越削弱红军的战斗力；加之七、八月问正是南方炎热的盛夏，干部、战士的体力消耗大，疟疾、痢疾等疾病流行，非战斗减员剧增，部队中逐渐滋长一些厌战情绪；个别斗志薄弱的人面对这严峻的斗争环境，逐渐丧失胜利信心，产生悲观情绪，甚至动摇变节，师长郭炳生叛变投敌的乐安事件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事例。

        八月二十一日，我红二师与兄弟部队一起攻占宜黄县城之后，三十一日敌军反扑即被迫撤出，转移到宜黄与乐安之间的山区休整。师部驻在官仓前村。九月的一天，师长郭烦生从军团部开会回来，愁眉苦脸，心事重重。他对师政委彭雪枫说：“从赣州失败之后，这几个月又连遭败绩，听说蒋介石还要组织第四次大‘围剿’，眼看大军压境，敌强我弱，摧毁苏区，压垮我们不成问题。唉，看来革命是完了。”说罢，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彭雪枫听到郭炳生这一连串泄气话和看他那灰心丧气的情绪，心里很不高兴，马上理直气壮地反驳说：“什么，革命完了？胡说八道！革命象燎原烈火，风吹不熄，雨浇不灭，要烧掉地主豪绅，烧掉蒋介石和一切反动派，烧掉整个旧世界，革命永远完不了！”

        郭炳生不服气，脸一沉说：“雪枫同志，革命不是靠呼口号取胜，不能光讲大道理，要看到我们面前的环境确实是十分困难的。”彭雪枫看郭炳生没有转过弯来，也感到自己刚才讲话太生硬，便耐心地摆事实说：“炳生同志，我们面前的确有不少困难，但比起平江起义，比起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时，我们的力量不是强大得多了吗？这几个月来我们几次攻城虽然伤亡大一些，但还是攻下几座县城，打了胜仗的嘛，怎么能说我们连遭败绩，克服不了目前的困难呢？”

        郭炳生争辩着说：“要知道，蒋介石的第四次大‘围剿’比前几次的兵力更多，更厉害，带来的后果会更严重。我看，我们打败敌人的把握不大，还不如按过去的老办法，把队伍拉回湖南老家去打游击好。”

        彭雪枫知道郭炳生的牛脾气，他想不通的问题一时很难扭得过来，想等待个时机再好好同他谈一谈，慢慢启发诱导他认清形势。于是，便对郭炳生说：“我们都是师的指挥员，有不同看法可以讨论，但不管面临什么困难，都不能松懈斗志，一定要挺得住。”

        这句话象触动了郭炳生的神经，他冒了火说：“哪个松懈了斗志，我？笑话！我郭某人是从整个战局考虑问题的。我当兵打仗从来没有怕过死，怕死就不会来当兵！”

        彭雪枫看到郭炳生很不冷静，不愿再同他争论下去，便把话题岔开，研究怎样进行战斗总结的问题。第二天，彭雪枫找我研究工作时，把他与郭炳生争论的事告诉我，征求我的意见。彭雪枫和我都了解郭炳生的情况：郭炳生的父亲郭得云是一九一六年彭德怀到湘军当兵时的第一个老班长，参加过辛亥革命，很有正义感，彭德怀对他十分敬重。以后郭得云当了排长，因不满国民党军阀的腐败弃职回家当皮匠。一九二一年彭德怀当连长时，因为民除害杀了南县恶霸地主欧盛钦，被湖南督军赵恒惕通缉抓捕，幸被押解的士兵途中偷偷放跑，逃到郭得云家，得到郭得云的掩护，并一起秘密草拟“救贫会”章程。可惜不久郭得云便得伤寒病去世，临终遗言，将郭炳生托付彭德怀照管，当时郭炳生才十一、二岁。到一九二六年彭德怀当营长时，郭炳生来投奔彭德怀。他便把郭炳生留在身边，当了勤务兵。由于彭德怀与郭炳生的父亲有这样一段不寻常的交往，对郭炳生也特别关心，经常对他进行教育，带他参加士兵会的活动，接受革命思想。一九二八年七月，郭炳生随彭德怀参加了平江起义。在刚参加红军的一段时间里，郭炳生表现不错，作战勇敢，指挥灵活、果断，打了一些好仗，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同志很喜欢他，吸收他人了党，提升他当连长、团长、师长。但随着部队的胜利发展和职务的提升，郭炳生逐渐居功骄傲，在旧军队里沾染的坏习气也逐渐显露出来，爱吹牛，出风头，缴获财物有时还偷偷捞点“外快”去吃吃喝喝，拉拢少数落后的干部、战士替他吹捧。有时又爱发脾气，无端训斥下级和战士。他厌烦政治工作，自己不听政治课还骂政工干部是“耍嘴皮子”、“走江湖的”；埋怨政治教育影响他练兵、操课。因此，他常与彭政委产生矛盾，有时甚至顶撞起来，搞得关系很紧张。围攻赣州城时，开始郭炳生带领部队负责在南门外挖地道搞爆破，但因地势低、水位高，屡挖屡垮，未能挖成，便大发脾气，指桑骂槐，说是彭雪枫抓了部队政治工作造成的。当敌人增援部队赶到赣州对我形成内外夹击的态势，我军奉命撤围时，彭雪枫同我们后卫部队一起奋力苦战，掩护兄弟部队转移，而往日标榜作战勇敢的师长郭炳生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而且，从赣州战役之后，郭炳生就沉默寡言，心事重重。

        在我的印象中，郭炳生出身工农，性格豪爽，作战勇敢，只是文化程度低，又不爱学习，容易固执己见。在峡江会议上，他对东渡赣江有意见，发了一通牢骚，受到彭老总的批评，此后，遇到不顺利时，就埋怨是东渡赣江脱离老家根据地才造成的被动局面。我在七团工作时，常到师部开会，对郭炳生的言行时有所闻，到师部工作后，我也知道他与彭雪枫政委的矛盾较深。因为我与他是老乡，又比他年长几岁，有时我也劝说他并在党的会议上对他进行帮助，希望他能搞好军政干部的团结。这次听彭政委介绍他与郭炳生的争论时，我仍凭印象判断，认为郭炳生还是对东渡赣江问题不满意，转不过弯来，乡土观念重，遇到挫折就不冷静，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还是要多帮助教育他。

        为了帮助教育郭炳生，彭雪枫政委向彭德怀军团长反映了郭炳生的思想问题。彭德怀对这件事很重视，亲自派组织部长黄克诚前来我们二师驻地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对郭炳生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郭炳生最怕彭者总，一见黄克诚到二师来解决他的问题，知道彭老总一定很生气，所以一反趾高气昂的常态，变得“老老实实”，站在大家的面前象悔恨自己的样子检讨对东渡赣江思想不通，对形势认识不足，怕困难；还检讨自己私心重，爱嫉妒，无端打骂士兵，对彭政委不尊重，等等。黄克诚代表彭德怀对郭炳生提出要求和希望，郭炳生表示要吸取教训，改正错误。会后，根据军团首长的指示，二师领导干部分别到各团参加整训，帮助各团总结这一阶段几次战役、战斗的经验教训。彭雪枫到七团，郭炳生到六团，我到五团。

        我到五团驻地不久，有一天下午正同五团党委在团部开会，突然听到西南方向传来急促的枪声。接着，侦察员急冲冲地跑来报告说，国民党陈诚、罗卓英部由西向东突然插入我红二师驻区，西南边的师直和红七团与敌人交火，边打边向西撤。当时由于部队过于分散，全师来不及集中，霎时便被窜入驻区的敌人分割开，五团被隔断在师部的东北边，与西南方向的师部以及六团、七团失去了联系，情况异常危急。这时，我记起前几天红三师兄弟部队驻扎在我们东北方向的黄坊地区，这一带尽是深山区容易隐蔽，于是，我交代五团团长白志文马上带领队伍向东北方向转移，向红三师靠拢。

        傍晚，我和团长白志文带着五团来到黄坊，部队停止前进，休息吃饭，派侦察员外出调查，才知道红三师已于当天下午向东南方向开走了。这时天已全黑了，团里又没有军用地图，只能找当地群众了解一下周围的简单情况，便与五团的干部一起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我提出：我们下午迅速转移到黄坊，初步摆脱掉敌人，但大批敌人还在向东涌来，此地也不可久留。现在敌人是由西向东推进，根据第三次反“围剿”的经验，我们从东往西与敌人对进，利用黑夜从敌人侧翼的隙缝中插过去，向西寻找主力，就能彻底摆脱敌人了。大家一致同意我的意见，团长白志文立即组织部队行动。

        部队刚走出黄坊不远，前哨部队方向传来了几响枪声和号声，定神从号声判断是我们自己的部队，双方互相问答，原来前哨警戒部队遇到师长郭炳生带着师部特务连向东边来。汇合后，我把同团里干部商量的意见向他报告，他表示同意，便汇合一起按原定计划西进。

        黑夜山地行军，伸手不见五指，山路崎岖，已经够辛苦了，半夜又下起了倾盆大雨，道路泥泞，象泼上一层油，溜滑溜滑的，摔跤的人很多。我摔了几跤，把右脚腕摔伤了，越走越肿痛。我咬牙强忍，直捱到拂晓，队伍到达巴山，因敌情不明，不敢贸然前进，部队就靠山扎营，露宿在一片树林里。

        宿营后，我交代白团长挑选几个精明强于的干部、战士分成两个组外出侦察。第二天下午四点多钟，侦察员先后返回驻地报告，四周没有发现敌人。有一个侦察组报告说，他们到了凤岗圩，见到了彭雪枫政委，据了解：我们二师遭到敌人突然袭击时，彭雪枫政委带着师直机关和七团边打边撤，甩掉了敌人后转移到了凤岗圩，在那里找到江西军区机关和陈毅司令员。在陈毅司令员的帮助下，彭政委就带部队在凤岗圩暂驻，收容七团少数失散的同志。侦察员向彭政委报告，我已带五团安全转移到了巴山，在中途遇到郭师长带着特务连向东走，差点发生误会，后来汇合一起向西走到了巴山，但我在行军中摔伤了右脚，伤势比较严重。彭政委马上请侦察员给我带来一封信，大意是：他已将师直和七团带到江西军区驻地，得知五团安全到达巴山很高兴，因我行军中摔伤了脚，行动不便，请明早速到凤岗圩，把师直和七团先带回苏区休整。他明早同时出发赶到巴山接五团到凤岗圩，等与六团汇合后一起返回苏区。

        接到彭政委的信，我喜出望外，当时就把彭政委的指示向郭炳生和五团的干部传达，大家都很高兴，同意在巴山等彭政委来。第二天，白志文团长即派一个排护送我坐担架到凤岗圩。接着，我便带师直和七团向南直奔东韶苏区。到了东韶之后，我原以为五团在巴山已无敌踪，巴山离凤岗圩约一天路程，彭政委一定很快可以把队伍带到东韶来，没想到过了两天彭政委和五团还没有到，心里着急起来，但脚伤很重，脚腕和小腿由红肿到局部发紫，疼痛难忍，没法走动，只好耐心地等着，过了四五天，彭政委才带着五团、六团回到东韶。一见面，我急忙问他怎么到现在才回来？

        他气愤地顿足说：“郭炳生这个混蛋叛变投敌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一下子愣住了，焦急地询问怎么回事？彭政委告诉我：我从巴山往凤岗圩走的当天早上，他也带着十几个警卫人员从凤岗圩出发赶往巴山。我们走的是山间小路，他们骑马走大路，所以途中没有相遇。出乎意料，他们赶到巴山时找不到郭炳生和五团，四处打听才知道郭炳生已带着五团往北的方向走。彭政委顿时警觉起来，往北走不是往崇仁、抚州白区的方向去了吗？难道郭炳生想带着队伍叛变投敌？想到这里，彭政委心急火燎，带着警卫人员就顺着老百姓指引的方向追去。

        彭政委在群众的指点下追寻到第二天傍晚，终于在离崇仁县城不远的地方追上了五团。五团团长白志文和团部的干部高兴地围拢过来问候彭政委。彭政委追问白团长：“我不是写信给李主任，请你们在巴山等我，我带你们到凤岚圩，为什么到这里来？”

        白团长支支晤晤他说：“李主任走后，郭师长说，敌人几十万大军马上要对苏区进行第四次大‘围剿’，我们不能回苏区，趁现在敌人还没有合围以前，设法西渡赣江，回我们湖南老根据地打游击，保存革命力量。我们团里湖南人多，也都想回家”

        没等白团长再说下去，郭炳生就抢着辩解说：“东渡赣江的时候我就提过意见，不能离开我们老家到江西来打仗，这两年事实证明，仗越打越被动，所以我想把队伍带回湖南。”

        彭政委看出郭炳生是在强词夺理，就反驳他说：“我们到江西来以后不是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吗，怎么能说越打越被动呢？再说，凭你一个团的兵力，能突破白军的包围西渡赣江回到湖南吗？即使你想回湖南，也应该先到苏区向彭老总报告以后再统一行动，为什么你不仅不向苏区、向主力部队靠拢，反而向崇仁、抚州的方向跑呢？”

        最后这句话触到郭炳生的要害，他刷地一下脸色变得苍白，可能怕彭政委当场拘捕他，便又装出一付悔恨的样子说：“彭政委，我组织纪律性不强，又想家心切，没有请示上级就擅自行动，请组织上多原谅。我我回去一定好好检讨。”

        彭政委考虑在当时的情况下，对郭炳生不能逼得太紧，防止事变，待部队回苏区后再请示彭老总、滕政委处理。所以，故意露个笑脸宽慰郭炳生说：“算了，郭师长，你认识错误就好了。现在我们一起把队伍带回苏区去，作好准备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吧。”

        当天黄昏后，彭雪枫就和郭炳生带领五团南返，不料半夜里狂风骤起，电闪雷鸣，大雨如注，伸手不见五指，加上山道崎岖，路旁草深林密，郭炳生就乘机带着特务连几个亲信溜走，逃往乐安投敌，堕落成了可耻的叛徒。我听了彭雪枫的情况介绍，肺都气炸了，后悔没有看透郭炳生这个叛徒的真实咀脸。过去总认为他作战勇敢，只是作风粗暴、思想方法上有偏激，是可以教育过来的；没想到他在敌人第四次“围剿”的威胁面前，竟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成了无耻的逃兵、叛徒。郭炳生的叛变激起了全师指战员的极大义愤，大家同声声讨郭炳生的罪行，也一致称赞彭雪枫政委当机立断、机智勇敢地粉碎郭炳生企图欺骗、挟持红五团叛变投敌的阴谋。后来，中革军委为了表彰彭雪枫政委在乐安事变中英勇机智挽救部队的功勋，特授予他一枚光荣的“红星奖章”。

        彭政委谈完了“乐安事变”的大致经过之后，亲切地察看我右脚腕的伤情，看到我右脚腕连同小腿肿得很粗，局部已化脓溃烂，非常心疼，马上去找军团卫生部医疗主任饶正锡商量，决定马上给我动手术。

        当时麻醉药品很缺，但怕我在手术中受不住疼痛而休克，彭政委要求给我作全身麻醉。动手术那一天，他一直守护在手术台旁边，看着饶正锡主任给我排除脓血，挖掉溃烂的肌肉，校正扭伤的脚腕关节，上了夹板。手术后，又守护在我的床边等我苏醒过来，他才松了一口气，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现在好多了，没有手术前那样揪心地疼。”他告诉我说：“动手术的时候，你睡着了，但割断三条筋的时候，你的脚都会抽搐，跳一下，跳一下，可见脚筋这东西是很敏感的。”他连说带比划，说罢，哈哈地笑了。他这一笑，我的紧张心情好象也轻松了许多，跟着笑了。

        彭政委这样关心部属，体现了我军上下级的亲密关系，使我终生难忘，当时要不是彭政委果断地找人给我动了手术，让伤势再恶化下去，右脚可能要锯掉，要是感染上“破伤风”更有致命的危险，是彭政委在危险中挽救了我。

        手术后不久，我从东韶军团卫生部被转送到宁都后方医院继续治疗，不料十月间又传染上疟疾、痢疾，伤病交加，使本已虚弱的身体更加衰弱，由于当时医疗条件不好，药品少，营养也差，一度病情十分严重，幸好宁都医院尽一切努力抢救，才从死里逃生。十一月间的一天，我在医院里突然遇到一个患疟疾的病号，他是不久前从我的家乡逃出来参加红军的新战士，见了我特别亲热。他告诉我，自从一九三零年冬红军主力过赣江之后，长沙的国民党军队就经常下乡“清剿”游击队，土豪劣绅又猖狂起来。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军官汤文燕带兵到大溪源抄烧共产党的地下石印局（即印刷厂），路过双坑村将我二哥凤廷抓到永和市杀害。反动派还残无人道地把风廷的心脏挖走，听说是挖去炒了吃，尸体在圩场上暴露好几天，没有人敢去收尸。听了这不幸的消息，我既悲痛又愤恨，誓为二哥报血仇。

        接着，我又问起我家里亲人的情况，开始他吞吞吐吐推说不大知道。我想，他是双坑人，怎能不知道我双坑生父和西坑养父家的情况呢？在我再三追问下，他才告诉我：一九三一年夏天，家乡流行瘟疫，有的说是疟疾，有的说是伤寒，死了很多很多人，我在双坑的生父母、大哥凤彝，在西坑的养父、两个叔叔和我的妻子刘氏以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在这场瘟疫的三四个月内先后死去。因为村里死的人太多了，他害怕染上瘟疫就逃了出来，想到江西来找当红军的叔叔，可是，他流浪讨饭到了江西，找到了红军后才知道他叔叔已经牺牲了，他便参加了红军。

        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是晴天霹雳，是一场恶梦！当晚，我通宵不能入眠，想起了生我养我的父母亲，在他们临终前我不能侍奉汤药于左右，没能尽一点做儿子的孝心；想到从小同我一起长大、结婚十年的妻子刘氏，她温柔贤慧，勤劳俭朴，从进我家门就辛苦劳碌，侍奉老人，抚养儿女，含辛茹苦一辈子，才二十八岁便过早地离开人世，没有过一天吃饱饭的日子，怨恨自己没能尽到做丈夫的责任；想到我两个聪明伶俐的儿子和天真可爱的女儿，从哇哇坠地就一直过着凄苦的日子，小小的年纪便夭折了；怨恨自己没能尽到做父亲的责任；想起家里只剩下养母一个老人，孑然一身，孤苦伶仃，今后怎样过日子？悲痛、自责把心都绞痛了，绞碎了。泪水涌泉般地流淌在作枕头的包袱上。

        可是，黎明时分我转念一想，自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我就下决心为革命事业不借牺牲，贡献自己的一切。古人云：“忠孝不能两全”，“有国才有家”，许多同志的亲人在敌人的屠刀下牺牲了，许多烈士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为革命作出牺牲的何止我一人一家？作为一个革命者，为了革命事业，以“小我”的牺牲，换取四万万五千万同胞这个“大我”的解放、幸福，这是值得的。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中央苏区军民都行动起来，加紧准备粉碎敌人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我很想能参加这场战斗，可是脚伤尚未痊愈，每走一步都要依靠拐杖，真是恼人！这时，为了做好战前的准备，医院把我们一大批伤病员分别疏散到群众家中隐蔽，继续进行治疗。

        一九三三年一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了中央苏区，进一步贯彻“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排斥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领导，要求红一方面军采取“先发制人”的方针，进攻敌人重兵设防的南丰城，企图以此来破坏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二月十二日，当强攻南丰不克，得知敌人重兵增援南丰时，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毅然改变“先发制人”的错误方针，仍采取毛泽东同志在三次反“围剿”中采用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和打运动战、打歼灭战以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中央苏区军民同心协力作战，先后取得了黄陂、东肢战役的胜利，歼敌三个师，俘敌一万余人，于三月下旬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我每次听到胜利捷报，都高兴得手舞足蹈，更积极地锻炼身体，练习走路，想争取早点恢复健康，返回部队参加战斗。有一天，彭雪枫派人到我住的群众家里来看望我，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叛徒郭炳生投敌后，从乐安到了杭州，敌人委任他一个“担架师”师长的职务，实际上是当民夫头子。冤家路狭，在黄陂战斗中被我红二师的战士发现，战士们怒火万丈，用“步枪排射”集中火力把这个可耻的叛徒郭炳生乱枪击毙，真是大快人心。

        一九三三年五月，我的脚伤初愈，可以不拄拐杖走路，即积极要求出院，经宁都后方医院检查，认为仍有残疾（建国后评定“三等残废”），建议回部队后边工作边休养，我便回到军团部驻地乐安的大湖坪。六月七日，中革军委发布改编红一方面军的通令，要求撤销军的建制，将方面军所属的小军小师改编为“三三制”的大师大团，决定原红三军、四军、二十二军和瑞金模范师改编为红一军团第一、二、三师；原红五军、七军、二十一军和兴国模范师改编为红三军团第四、五、六师；与此同时，红五、六、七军团也同样进行改编。大湖坪整编后，彭德怀仍为红三军团军团长，滕代远仍为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直辖三个师，由原红五军第一、二、三师合编为第四师（原红一师为第十团，红二师为第十一团，红三师为第十二团）；由原红二十一军一部、红七军一部和军团特务营一部合编成第五师；由兴国模范师改编成第六师。每师编三个团，每团编三个营，每营编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我因行走不便，分配到军团教导营先任党总支部书记兼政治教员，不久即任教导营政治委员。

        教导营直属军团领导，营长先为段连喜，不久由彭绍辉接任。教导营主要担负培养营、连、排级军政干部的任务，平时，各部队将优秀的基层干部和士兵选送到教导营培养训练，战斗中基层干部伤亡较大，缺额时由教导营选派干部补充，这就发挥了储备干部的作用。

        我刚到教导营时，教导营在宁都的赖村一带根据地进行训练，一九三三年七月后，我和彭绍辉营长即率教导营随“东方军”两度入闽作战，随后参加第五次反“围剿”战斗，边战斗边训练，通过总结作战经验和政治工作经验，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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