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二日，红一方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进抵哈达铺，在哈达铺进行改编，改称为陕甘支队，原红一军团编为第一纵队，红三军团为第二纵队，军委纵队为第三纵队；我调任第三纵队保卫分局第二科科长，负责肃奸反特工作。十月十九日，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到达刘志丹、谢子长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此时，紧紧尾随而来的敌骑兵四个团的二千人也逼近了吴起镇，从西北面向我陕甘支队发动进攻。我军为了把追敌歼灭或击溃在根据地之外，遂以第三纵队在吴起镇正面实施阻击，第一、二纵队在两侧向敌人反击。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歼敌一个团，击溃三个团，缴获战马一百多匹，取得了长征途中最后一仗的胜利。

        下午，军团供给部给每个人发了一套新棉衣，还补充了一批子弹和手榴弹。干部和学员都兴奋地议论着：“又要打大仗了。”因为南方的十月还是金秋季节，天气并不寒冷，这么早就发下棉衣，还补充弹药，所以大家凭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经验判断，估计这次转移可能又是要“诱敌深入”或“调动敌人”在运动中歼灭它，个个情绪很高，作好打大仗、打恶仗的准备。可是，由于当时“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者对这次战略转移心中无数，没有全局的安排，即匆促决定转移，至于转移到哪里，怎样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都拿不出预定的可行方案。而且，他们借口“严格保密”，使各级干部（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至广大战士、群众，都不明战略意图，只是在“实行战略转移”、“打破敌人的反革命围剿”这些动听的口号下，胡乱地猜测，盲目地行动。大家只懂得夜行晓宿，走到哪里算哪里，一级听从一级的指挥而已，发挥不了积极性和主动性。

        说起宣传队，我们教导营宣传队还有一件宝——留声机，那是一九三四年一月东方军第二次入闽打下沙县时缴获的胜利品。宣传队把它当宝贝一直带在身边，在长征途中再苦再累，即使把自己心爱的乐器、衣物丢掉，也舍不得丢掉这台留声机。有时我看他们挑着、背着很吃力，让黑骡子帮他们驮上，他们还怕留声机给颠簸坏了。这台留声机缴获时还有八九成新，枣红色的盒子，绿呢子垫的转盘，还有一个黑色的大喇叭，式样好看，音量也大。宣传队经常把它放在鼓动棚里，让留声机哇啦哇啦唱着，他们在一旁作宣传鼓动，这样，留声机象在给他们伴奏似地，使鼓动棚的气氛更显得热闹。这台留声机只有十几张旧唱片，除了《渔光曲》等二三张歌曲和民乐曲外，大部分是京剧唱段，有梅兰芳的《贵妃醉酒》、，谭富英的、《定军山》，程砚秋的、《青霜剑》，周信芳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徐策跑城》等等。这些旧唱片与长征的艰苦环境虽然极不协调，有的片子因为反复地唱太破旧了，甚至有的还有裂痕，唱起曲子来产生不少吱吱嘎嘎或咔嚓咔嚓的杂音，但说来奇怪，战士们非常喜欢听这个“戏盒子”，一听到远处传来留声机的声音，好象前头就到了戏园子似地，不由自主地加快了步伐；到鼓动棚跟前总要仁脚休息片刻，听一会儿宣传，也听一会儿戏，有的还情不自禁地跟着哼起：“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或哼起《徐策跑城》：“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起事神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且看来早与来迟”有的还边唱边学着“青衣”或“老生”摇摇摆摆、拂袖踱步的姿态，象上台演戏似地，逗得周围的同志开心地大笑。这样的听戏、唱戏，虽难说有什么现实教育意义，但它是一种难得的娱乐，哈哈一笑，扫除了大家沉闷的心情和疲劳的情绪，使部队活跃起来，体现了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应该说也是政治工作的一种方法吧。

        我们在达维镇休整了几天，总结翻越夹金山的经验。在总结中，我特别强调要进行防止烤火窒息的教育，此后，我们又在六月底至七月初的十几天时间内，接连翻越了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和拖罗岗（又名仓德山）四座大雪山，虽然每座雪山都在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一座更比一座险峻、陡峭，但同志们有了翻越夹金山的经验，行军组织更有秩序，措施更加具体。各连各排组织老带新、强带弱，在攀登陡峭山路时，用绑腿互相牵连，互相搀扶，后面的踩着前面同志的脚印，一步一步往上攀登，一个一个向前奋进。在翻越这四座雪山的征途中，虽然没有发生陷进雪窝和烤火窒息的事故，但却有几个体弱的同志耗尽了自己的力气，象熬干了油的灯一样，熄灭了，长眠于雪山之中。

        十二月初，敌人调集四十万军队，准备围歼我向湘西转移的红军。

        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举世闻名。许多亲历这段艰苦岁月的老同志已有很多回忆文章，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赘述，仅记下几件留给我印象较深的事情。

        从喇嘛庙往回走的路上，突然听到远处有人喊我的名字，我随着声音望去，只见一个大高个儿迈着蹒跚的步子跌跌撞撞地向我奔来，一时认不清是谁，待近前一看，才惊愕地认出是我的老乡张平凯。记得临长征前他从三军团调到中央干部团去，那时，他身材魁梧，体魄健壮，英气勃发，精神抖擞，才一年不见，怎么瘦弱成这个样子呢？只见他脸色蜡黄，两个腮帮深深凹陷，下巴尖削，高高的颧骨上面一双大大的眼睛也失去了昔日的光泽，真是判若两人。我急切地问他：“你怎么瘦成这样？”张平凯喘着粗气告诉我：他离开瑞金后就一直发着疟疾，勉强跟着干部团行军，不料过草地时又发烧又拉肚子，实在走不动了，掉了队，差点就出不了草地。我听了感到很心疼，就扶着他回到驻地，把他收容到总医院治疗。恰巧这时有个老战友给我送来一只五六斤重的獾子，这是他们在山上下套子抓到的，说是他看我身体不好，送给我补养的。当时整个红军经过一年的长征，大家都一样，拖得精疲力竭，饿得脸黄肌瘦，我虽然带病长征，身体也瘦弱，但比起伤病员来，自己还觉得是个“壮汉”。我想，伤病员比我更需要营养，于是，就把这只獾子交给伙房，请他们杀了煮给张平凯和几个重伤病员吃。说实话，这一点点獾子肉，要让一个人吃也能一口气全吃掉。煮好后分给重伤病员，一人只能吃几块肉，喝一小碗汤而已。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一块獾子肉也就表达了我的一片心意了。建国以后，张平凯见到我还常提起这獾子肉的事，可见患难之时战友间的一点一滴恩情，都能令人终生难忘。

        健康人通过草地已经遇到许多困难，何况我们这一支伤病员队伍呢！我鼓励医护人员和担架员，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爱护伤病员；鼓励伤病员同伤病作顽强斗争。有的伤员强忍伤痛不吭一声；有的伤病员只要自己能搀扶着走一段，就挣扎着自己走，不坐担架，大家都献出一颗赤诚的心，用阶级友爱的温情温暖着战友们的心。每个人都明白：在这场生死搏斗的进军中，前进一步就意味着生存，意味着胜利；停滞、后退就可能导致死亡，导致失败。大家齐心协力，互相鼓励，互相帮助来冲破草地的重重障碍。

        当时我们刚爬过五座大雪山，体力消耗很大，到芦花后，因部队人多筹粮十分困难，个个饥肠辘辘，看着这成群的膘壮牛羊，怎不馋涎欲滴呢？说实在话，这三四百头牛羊，既没有谁认真清点过数，更没有谁打过收条，随便宰杀几头让大家改善改善生活，增加点营养，根本无人知晓，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我们红军有自觉的纪律，军团首长信任我们，让我们看管这群牛羊，我们决不能“监守自盗”；况且，这是藏胞的牛羊，上级准备随时归还藏胞兄弟的，私自宰杀，也是违犯群众纪律。我们营的领导反复向大家动员解释必须自觉遵守纪律的道理，并带领大家上山采野菜掺和着青稞麦一起煮面糊糊，勒紧裤带，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为统一陕北地区红军的指挥，决定撤销陕甘支队，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原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合并为第一军团，下辖两个师：原红一军团部队编为第一师，原红三军团部队编为第四师。第四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彭雪枫，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舒同，下辖第十、十一、十二等三个团。此时，我调红四师政治部任组织科长，随部参加了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的直罗镇战役。这次战役在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下，全歼了敌军第一零九师，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进攻，给我们党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至此，我们红一方面军也胜利地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前，我们三军团没有设后勤部，只役供给部和卫生部；长征时，临时将供给部、卫生部、医院和教导营、山炮营编成后勤部队，任命唐延杰为司令员，负责组织指挥；由我们教导营担任后卫掩护任务。供给部负责整个军团的粮秣油盐、被服装备的供应保障和财务收支，挑夫担子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装有银元、钞票的担子。卫生部、医院装有药品和医疗用品的挑夫担子也很多，还有抬着重伤病员的担架队，人数也不少。这支后勤队伍本来负担就不轻，加之当时错误的中央领导者搞“大搬家式”的转移，什么东西都要求带着，连打沙县时缴获那个兵工厂修枪、造子弹的笨重机器也都要卸下来抬着走，更增加了后勤部队的负担。还有，军团山炮营的几门山炮本来炮弹不多，用处并不大，这种又笨又重的大家伙，没有骡马挽拽，全靠人力抬扛，更是累煞了人，但上级命令全部带走，想丢也不敢丢，只好勉强抬着走。

        第二基本原则，如果发现骑兵，迅速警报大家，以便本队取得优势，一枪一个，落花流水，这些骑兵不顶打。

        八月二十日前后，我们随军团部开始过草地。茫茫水草地，一望无际；天上无飞鸟，地下无虫鸣，方圆几百里地看不到一块石头，见不到一棵大树，荒无人烟。有的是脚下长得密密麻麻、高矮不等的一丛丛水草，草丛里河沟纵横交错，积水泛滥，浮在表层混浊淤黑的积水，散发出阵阵腐臭的气味。走在这片无边无垠的沼泽地上，令人分不清东西南北，辨不清哪一条是可行的道，步步如履薄冰，稍不留神，踩进陷井似的泥潭，就会越陷越深，遭到灭顶之灾。幸好，先头的兄弟部队在当地藏胞向导的帮助下，已探出了一条婉蜒曲折的通道，沿途用木板、树枝给我们设好了路标，使我们能沿着比较安全的路线行进，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这一个个路标，都是先头部队冒着危险，付出重大代价换来的。这时，一种由衷感激的心情不禁油然而生。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上午，我们红三军团后卫部队随主力第十一、十二团之后攀登四川境内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这座海拔四千九百多米的大雪山宛如一个披满白发的老人端坐在那里，所以当地老百姓都称它为“神仙山”，说是除了神仙之外，连鸟也飞不过去。我从小生长在大山沟里，这些年来也爬过不少大山，但象这样高大的雪山还是平生第一回见。部队来到雪山下，抬头仰望这白雪皑皑、云雾燎绕的大雪山，也从心底里发怵。但是，经过动员教育后，战士们都自豪地说：“我们红军就是活神仙，山再高，也没有我们活神仙的脚板高；飞鸟飞不过，我们的铁脚板却能够踩过！”大家决心要越过“神仙山”与兄弟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队伍到了巴西以后，有一天，我又遇到这四个战士。他们已经归了队，激情地向我敬了个礼说：“首长，你一个饼救了我们四条命！”我看到他们的体力有了恢复，感到无比欣慰，拍了他们的肩膀说：“不，这是你们自己努力奋斗走出草地的。”我没有问战士们的姓名和单位，但这四位可爱的年青战士的形象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长征中的政治工作除了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广大群众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去战胜重重困难外，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积极开展宣传鼓励工作，激发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之后，大家明确了“北上抗日”的前进目标，有了奔头，革命信念更加坚定，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心一意跟党走，革命热情高涨起来，更加感到虽苦犹荣，虽苦犹乐。

        草地上不仅道路艰难，而且气候恶劣，变化无常。按说那年八月下旬正是农历七月下旬，还在“处暑”季节，我们南方仍然是穿短裤褂的暑天，可是这高原草地还常飘雪花，下苦雨，老天爷真是专欺侮我们这些穿着单薄衣衫的红军！进入水草地的第一天晚上，我们没有经验，仍象前一天晚上在草地边沿宿营时一样，找一块稍干一点的小坡地宿营，没想到半夜里下起了雨，水很快就漫上了这块坡地，我们不得不站起身来，把垫在地下的油布顶在头上挡雨，互相依偎着打盹，在雨中站了一夜。第二天，天放了晴，我们行军稍轻松一些，晚上宿营也有了经验，找到一处小高地，才能躺下睡觉。但是，夜里气温很低，冻得难受，我们就用带来的干柴棍引火，加上大家拾点半干半湿的枯草根，燃起了篝火，我和警卫员、马夫挤在一块睡，在篝火旁，互相取暖，总算暖和了一些。

        毛泽东同志当时发出“救救红军”的指示确是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采取的“下策”。他知道这样做违犯了我军历来“秋毫无犯”的军纪，有损我军的声誉。但是，那时候坐镇成都的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企图将我军围困和消灭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雪山草地地区；我军如不迅速果断地通过草地，向陕甘地区推进，与红二十五军会合，去创建和扩大新的根据地，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从全国各族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为了“救救红军”，只好暂时对不起藏族同胞，这一笔账，待以后再还。果然，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政府派代表团到四川、西康慰问藏族同胞时，毛泽东同志特地嘱托慰问团的同志向卓克基、黑水、芦花、阿坝一带的藏胞表示歉意，说明当年为了救红军，欠下藏胞一笔账，今天特来偿还。虽然事隔十五年，当时红军写下的欠条、借据大都已散失了，但慰问团散发了大量的慰问品和救济粮食、物资，也已表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关心藏胞的一片心意。

        为雪国耻洒热血，真理在，艰难消。

        想到这里，我毅然从干粮袋里拣了一个最大的大约半斤重的青稞麦饼，掰成四块，每个战士的手里塞上一块，亲切地对他们说：“同志，快出草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兄弟部队正在巴西等着我们，走出草地就是胜利。吃了这块饼，我们一起上路吧！”

        七月十日前后，我们翻越第五座大雪山——拖罗岗后到达黑水芦花地区进行休整，军团首长交给我们教导营一项特殊任务，看护先头的兄弟部队和军团从国民党军队与反动土司那里缴获的三百多头牦牛和一百多只羊。原来，在我们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困死饿死我们，勾结反动土司，强迫当地藏胞坚壁清野，同时，发布告示，威胁藏胞“凡给红军当通司（即翻译）和向导者，凡卖粮给红军者，均处死刑；若不执行坚壁清野者，所有牛羊、粮食等财产，一律没收。”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土司的欺骗宣传和威胁逼迫下，有部分藏胞被裹胁参加了反动武装；大部分藏胞则都躲到了深山里去，所以，我们经过的村庄基本上没有人烟，给筹粮带来极大的困难。更可恶的是，反动土司乘机掠夺，把藏胞的牛羊都抢走，集中一起赶进山里，并组织反动武装四处伏击，杀害我们外出筹粮的小分队。兄弟部队在卓克基、芦花等地与阻击我军的反动武装战斗中，先后缴获了几百头牛羊，他们离开芦花向前运动时，除杀了少数没收反动土司的牛羊改善生活外，大部分都留了下来。总部打算让我们三军团看管几天，待藏胞返回家园时请他们来认领。所以，看管这三四百头牛羊的任务便落在我们教导营身上。

        四个战士用着泪花的双眼深情地望着我，又看了看从他们面前拄着拐棍艰难地挪动脚步顽强向前的伤病员，一股暖流涌上了心头，热泪止不住夺眶而出。他们和着泪水细细咀嚼着这一小块青稞麦饼，好象这一小块青稞麦饼饱含着千万“大卡”热能似地，使他们顿时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把他们一个个搀扶起来，让他们慢慢地迈开步子，跟着队伍继续向前。

        我和伤病员们在草地上艰难地跋涉了四天多，再有一天多的路程就要走出草地了。突然，我在路旁一小块坡地上发现四个战士相互依偎在一起，一个个脸色苍白，手脚冰凉，身体瑟瑟发抖。我赶忙找来军医，经军医细心诊断，没有发现这几个战士有什么病。军医对我说：“政委，他们不是病，是饿的。”原来，这是兄弟部队四个掉队的战士，昨晚下了一场雪，他们冻了一夜，今早想赶部队，可是干粮已吃完了，浑身一点劲也没有，想站也站不起来，只好互相依偎在一起，等待着救援。这时，我身上也只剩下三个青稞麦饼了。我心想，还有一天多的路程，自己已经不够，而且，要是哪个伤病员或担架员也断了粮，又怎么办呢？可是，眼前这四个战士不吃点东西，就永远站不起来了。

        开展歌咏活动本是红军的优良传统，长征中，革命歌声更成为鼓舞斗志的一种精神力量。无论是跋山涉水，无论是休息宿营，哪里有红军，哪里就有革命歌声。有时，虽然由于过度劳累，嘶哑的声带和急促的喘息使歌曲走了调，乱了节拍，但透过这粗犷的沙哑的歌声，仍不难感触到一颗颗热情、滚烫的心。

        当时，革命歌曲也作为一种教育的工具。由于连续行军、作战，没有更多的时间集中上课、作报告，上级提出个政治口号或提出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及时贯彻下去，政治部门就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利用大家熟悉的曲调，填进结合当前任务的新词，教大家学唱。通过唱歌使大家领会党提出的政治口号，记住自己的战斗任务，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翻过雪山以后，先头部队初次遭遇敌人的骑兵时，只见敌骑兵呼啸而来，行动迅捷，气势汹汹，一时竟束手无策，不知道先打马还是先射人，刚放一两枪，骑兵就逼到跟前，令人生畏。后续部队一听这种情况，也对骑兵产生一种恐惧心理。针对这种情绪，上级宣传部门很快就编了一首《打骑兵歌》教大家唱：指挥员和战斗员们，努力学习打骑兵。四个基本原则，一条一条记在心。

        这四段歌词通俗易懂，既把藐视敌骑兵的必胜思想灌输到部队中去，又把打骑兵的要领和战术动作都教给战士。大家唱着唱着，打垮敌人骑兵的信心和勇气提高了，而且懂得用步枪排射阻击敌骑兵的战术要领，畏惧情绪一扫而光。我教三军团教导营的干部、战士唱过《打骑兵歌》，过草地时我虽然离开了教导营，但后来听说，他们快过草地时遇到敌人骑兵的袭扰，马上就疏开队形，第一排卧射，第二排坐射，第三排跪射，第四排立射，统一口令，步枪排射，把冲在前头的敌骑兵打翻下马，后面的骑兵一溜烟跑了。大家都兴高采烈地议论：《打骑兵歌》真灵！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会议，会后，部队进行整编，我调任红三军团卫生部政治委员兼总医院政治委员。当时红三军团编在右路军序列，随时待命北上，我即随军团部于八月初进驻毛儿盖地区，带领一百多名医护人员和伤病员着手做过草地前的准备工作。但在此期间，由于张国焘一再阻挠，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企图分裂红军，危害中央，使中央制定的北上方针被延误了一个多月，未能贯彻执行，我们也在芦花、毛儿盖地区休息等待了一个多月。八月中旬，中央决定先率右路军越过草地继续北上。我们总医院大部分是伤病员，行动不便；少数医护人员又忙于治疗护理工作，虽然有个把月的准备时间，军团直属队和各团都已想方设法筹集到一些粮食和晒一点肉干，作好了准备，而我们总医院仍然筹粮很少，使我急得直搓手。正当我们焦急的时候，临出发前几天，军团杨尚昆政委突然派人送来了一批青稞麦，使我喜出望外。它为总医院的伤病员过草地解决了大问题，真是“雪里送炭”！我由衷地感激杨尚昆政委的关怀，也更深刻地感受到三军团总部及兄弟部队的同志们对伤病员的阶级友爱深情。我收下青稞麦后，马上同炊事员一起，夜以继日地磨面、烙饼，赶制好过草地的干粮。

        第二天上午，我退了烧，虽然身体仍很虚弱，但还能支撑着行动。说也奇怪，此后行军、战斗日益紧张、艰苦，一直到长征结束，我却再没有发过疟疾，也没有再坐过担架。我真感谢彭绍辉把我带出了苏区，没有把我撂下。彭绍辉有时也对我开玩笑地说：“老李，你命大，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你，把疟疾虫也赶跑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者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在强敌的围追堵截下遭受了巨大损失。到十二月一日渡过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时，中央红军已损失过半，由长征开始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

        长征途中最艰难困苦的行程要数爬雪山、过草地了。

        第三基本原则，沟墙工事，加强木层；行军注意，家屋森林，如果发现有了骑兵，依托地物同他拚。

        我们尽心尽责地看管好牛羊群，白天赶到附近山坡放牧，晚上赶回营地圈起来，放哨警戒，防备敌人来抢，就这样辛苦地看管了三四天，没有动牛羊的一根毫毛。没料到第五天清早，红十一团的领导干部带领一二十个战士找到彭营长和我，说是上级通知可以杀一些牛羊做肉干，准备过草地好当干粮，们这里牛羊多，先借几头，说罢，便自己动手去挑肥壮的牛羊。不一会儿，十团、十二团、十三团和周围兄弟部队的同志也争先恐后地来“借”牛羊，彭营长、我和教导营的同志怎么拦也拦不住。我又气又急，大声喝道：“你们这样无组织无纪律，我到军团部告你们去！”可是来的干部、战士并不害怕，还满不在乎地笑着说：“好，好，你快去告吧！”

        长征万里路遥迢，风萧萧，雨飘飘。

        我们总医院在巴西休息待命，我抽空到军团部去汇报工作，听军团部的同志讲，他们过草地的时候，彭老总得知部队已经断了粮，有的连队挖草根吃，有的煮皮带充饥，非常心疼，说部队随时都要准备战斗，饿着肚子怎么打仗，怎么能走出草地？马上下令方副官长把军团部六匹骡马全部集中起来，杀了肉分给部队。彭老总的老马夫和警卫员不忍心杀掉配给彭老总的那头大黑骡子，劝说彭老总把大黑骡子留下。因为大家都知道，彭老总平时非常心爱他那匹膘壮的黑骡子，在长征途中，他虽然极少骑它，而是用这头骡子驮病号和掉队的同志，但他还是生怕骡子饿着冻着，经常悄悄地把自己饿着肚子省下来的干粮塞给骡子吃。现在，他却忍心下令要杀掉这头骡子。老马夫怎么也想不通，再三向他求情，说这匹骡子有功，不能杀。彭老总有点生气了，反问说：“人重要还是牲口重要？”接着，他坚决地说：“现在人比牲口更重要，不要留下它！”要方副官长立即执行命令。方副官长只好遵命用机枪把六匹牲口全打死，杀了肉分给部队，而军团机关只留下一点杂碎，这六匹牲口救活了多少战士啊！彭老总以身作则，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对我的教育很深。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美术书法作品展览》。事前，军事博物馆秦兴汉馆长约我写一幅书法作品。我有感于二万五千里长征艰苦卓绝的壮举，挥毫写下了《江城子·忆长征》词一首：

        黎平会议后，中央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意见，部队进行轻装，把兵工厂的机器和山炮营部分破旧的山炮等笨重的东西以及不必要的担子都沉到河里或掩埋掉，将许多身强力壮的挑夫充实到战斗部队中去，队伍精干了，行动也轻便多了。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党中央领导彻底改变了“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战略，从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机动灵活地在“追剿”的敌群中穿插往来，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我也好似拨开了迷雾，见到了春天，心情逐渐开朗了。在此期间，我们教导营参加了土城、鲁班场、会理等战斗，都本着“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原则，不硬拚，不恋战，消灭一部分敌人，达到战斗目的后就主动撤出，打得非常灵活，伤亡也少，部队士气又高涨起来。

        第四基本原则，立射跪射，坐射卧射，投罢榴弹，接着刺杀，砰嘭砰嘭，砰嘭砰嘭，这些骑兵不顶打。

        我和彭绍辉营长气喘吁吁地跑到军团部告状，才得知这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听说毛泽东同志到部队了解情况，得知部队筹粮困难，战士们仍在挨饿，眼看就要过草地了，怎么办呢？当时老百姓都跑光了，地里的青稞麦已经成熟，无人收割；没收反动土司抢来的牛羊，也没人敢来认领。所以，毛泽东同志作出了“救救红军”的指示，军委也发出通知：为了筹集过草地的粮食和牛羊肉，反动土司的粮食、牛羊可以没收；群众藏在地窖里的粮食和被土司抢走的牛羊也可以借用；地里的青稞麦都可以收割，先打下欠条，以后再还。因为我们教导营远在山边放牧，没有接到上级的通知，才闹了这场误会。

        长征队伍在云贵高原与围追堵截的敌人周旋，象一条蛟龙似地往返穿插，一改长征初期的被动挨打局面，行动的机动性、灵活性大大增加，这对于整个部队来说无疑是件振奋军心的好事，但对我们担负军团后卫任务的部队来说，由于后勤队伍特别是医院伤病员的拖累，要加快行军步伐十分困难，每天都有掉队的危险。有一天，彭老总和杨尚昆政委把我和彭绍辉找去，向我们交代说：“现在部队行动快速，敌情千变万化，你们后卫部队任务很重，万一被敌人截断，你们就在当地发展游击战争，生根立足。”为了加强军团首长同我们后卫部队的联系，彭老总特地给我们教导营配备了一部电台，要求我们与军团部保持联系，及时报告情况，接受军团首长的指示。当时军团只有几部电台，是军团首长根据任务需要配给联络困难的部队使用的，有的师还没有电台，所以，我和彭绍辉都感到面临情况的严重，也深深感到军团首长对我们的信任和关怀。从我们的心愿来说，确实是不愿被敌人截断，因为离开了大部队，离开了军团首长，就象孩子离开了娘，无依无靠；但战斗情况很复杂，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考虑问题往往要从最坏处着想，多准备几套应付复杂情况和突然事变的方案。幸运的是，在此后一段战斗和过雪山、草地的艰苦征途中，我们始终保持与军团首长的联系，打完仗就及时赶上队伍，没有被敌人截断。

        我急忙赶到前面察看，才知道是山炮营睡觉挡了道。我又气又急，连拉带拽地把他们一个个叫醒，可是这个刚站起来，那个又躺了下去，实在是拖得太疲劳了，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回来把情况一说，彭绍辉气得直跺着脚骂，我只好劝他等天亮再说，部队原地休息。半夜里，雨浙渐沥沥地下个不停，我们就在雨中站着、蹲着煞了一夜。天亮后，部队继续赶路，山顶的部队派人下来报告，昨晚有三个同志冻死在山上，我鼻子一酸，泪水不禁滚落在湿漉漉的山道上。心想，要是昨晚他们下了山，也许不会冻死。可是，这该怨谁呢？两个月来，我憋了一肚子气，回想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特别是第二、三次反“围剿”战斗中，我们千里行军，在敌军包围中穿梭往来，轻轻松松，说走就走，要打就打，机动灵活，那有象现在这样乌龟似地爬行，摆着一付挨打受气的架势？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在这危急时刻，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中央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弃原定向湘西前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

        第一基本原则，沉着冷静、勇敢坚定，确实相信手中武器，一分一秒，不要放松，准备战斗打骑兵。

        巴西是个山谷中的小集镇，有上百户人家，藏胞的住房还比较好，大多是木头建造的两层楼房，上层住人，下层关牲口。这里还有一座建筑得很好的喇嘛庙，算是这一带比较热闹的地方。这时候，我们几千名红军一到，陆陆续续地经过巴西分散驻扎到周围的村庄，使这个偏僻的小集镇更加热闹起来。有一天，我上街去看看热闹，信步走到喇嘛庙前，只见庙门口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庙虽不大，却很别致。到庙前来参观的红军官兵不少，但大家都自觉遵守纪律，尊重藏胞的风俗习惯，没有一个人闯进庙门，只在庙前一二十米远的地方看一看，不敢打扰喇嘛们的佛事活动。

        接着，便按警卫员教的办法，先泡泡脚，再边泡边按摩揉搓，果然，这一夜脚暖烘烘的，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走起路来轻轻松松舒服极了。建国后，每当宴会上饮茅台酒的时候，我常回想起长征途中这段用茅台酒泡脚的故事来。

        梦断推窗听鼓角，冷月皎，流萤高。

        我们急忙赶回驻地，可是到家一看，牛羊早已被瓜分光了，战士们气得直骂，我只好如实地向他们作解释，平息这场纠纷。第二天，兄弟部队得知我们辛辛苦苦看管了几天牛羊，自己连一根牛毛也没有动过，感到过意不去，有的又主动给我们送回来一些牛羊肉，让我们这些“三月不知肉味”的干部、战士也尝几口牛羊肉，而大部分则制成肉干，准备作过草地的干粮。当然，这个数量并不多，分到每个战士更是少得可怜的一丁点儿。

        这时，有个战士想起白酒能舒筋活络，连日行军打仗两条腿都跑得酸疼麻木，睡觉前用白酒擦擦腿脚，明天行军肯定轻松得多，便舀起一茶缸带回班里，大家用手指沾茅台酒揉搓小腿、脚板，热乎乎的挺舒服，一个班的人一茶缸子酒怎么够呢，他们又拿脸盆去装酒，全班同志都来擦脚。这下子一传十，十传百，消息不腔而走，都拿茶缸、脸盆找酒害去打茅台酒，有的还把酒盛在脸盆里，轮流泡脚，互相按摩揉搓。我的警卫员不知从那里得到这个消息，也悄悄地打了半脸盆茅台酒来给我泡脚，我追问他：“酒哪里来的？”他把情况告诉我，我感到这样不好，批评他违犯群众纪律，可是警卫员还满不在乎地争辩说：“酒窖到处有，象水井一样，随便打，兄弟部队早用这个办法泡脚了，你还批评我！”我看酒已经打来了，而且盛在脸盆里（当时脸盆有三用：洗脸、洗脚还盛饭菜），再倒回去反把酒窖弄脏了，只好写张条子叫警卫员拿给供给处，请他们明天留几块银元给酒坊老板作为赔偿。

        说到草地宿营，又想起一件有趣的事。在长期的征途跋涉中，总医院的医务人员凭着他们的科学知识总结了许多经验，特别是怎样保护脚、恢复脚力的经验更加丰富。这一晚，他们把背来的干柴或能找到的干草茎把脚跟垫高，称之谓“倒脚运动”。因为长时间走路特别是双脚泡在水里走路，流向脚部的血液相应增加，使双腿双脚感到沉重。睡觉时人躺下，这一“倒脚”，脚部比头部、上身稍高，使脚得到休息，恢复正常的血液循环，避免双脚浮肿。果然，此法很灵验。当晚我巡查完伤病员的休息情况后，也和警卫员、马夫一起学习“倒脚运动”，第二天走起路来，脚板好象轻松了许多。此后，过草地的几天里，大家都参加了“倒脚运动”，这样就大大有利于连续的草地行军。

        更烦人的是中央机关组成的中央纵队比我们军团的辎重更多，什么文件箱、印刷机、制币机坛坛罐罐许多东西都带着，行动比我们更缓慢，有时挡住了去路，有时相遇又要给他们让路，就这样走走停停，一天只能走几十里，甚至只走一二十里，行动非常困难。尤其是进入冬季，天寒地冻，雨雪又多，我们到了广西、贵州山区，到处是崇山峻岭，道路崎岖，部队连续行军、作战，人困马乏，疲惫不堪，体力不支，行动就更为艰难。记得我们进入广西苗族地区的一天晚上，部队翻越一座大山，走在我们前面的山炮营下山刚到半山腰，太累了，走不动，他们怕后续部队超过他们，把他们甩掉，就把山炮的炮身、炮架横七竖八地堵在山道上，互相依偎在炮旁睡觉了。这一堵，我们跟在后面的教导营和卫生部、医院都过不去了。开始我们以为前头部队稍休息一会再走，没料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动静。彭绍辉营长等急了，传话催促前面部队快走，队伍就是动不了。

        本来组织上配给我一头很健壮的黑骡子，不料临过草地的前几天，我和马夫都忙于为伤病员烤制干粮，突然被人偷走了，马夫哭着四处去找也没有找到。在长征途中，虽然我骑骡子的时候不多，大多让它驮我的背包和书籍、文件，驮生病、体弱的同志，或帮掉队的同志驮枪和背包，但有匹骡子来替代人力，行军总要轻松得多。现在丢了骡了，逼迫我不得不再三轻装，把几本心爱的书和日记本也忍痛处理掉，减轻马夫的负担；进入草地之后，再深的水草地也非自己淌过不可。行军的第三天，可能因为连日来脚都泡在腐臭的积水里，臭水的毒气渗透皮肤，左脚腕上突然长了个小疮，小疮受污水浸蚀，感染化脓，牵动了左腿，走起路来有些疼痛。中午休息时，我看了一下疮口化脓的地方，发现从疮口处有一条象红色的“线”一样的东西往上沿着小腿内侧向膝关节的方向延伸。当晚，我又就篝火再看一下，小疮这条“红线”已往上延伸到了大腿内侧，整条腿也感到疼痛。这时，我记起在家时听老百姓说过，这是脚疮里有毒气，让这条毒线通到心脏，就有生命危险。不过老百姓个有土办法，就是用苎麻“灸”。我也试着从新的苎麻草鞋的鞋带里割下了一段苎麻，在篝火上点着了火，吹灭了火焰，用火捻对着大腿内侧“红线”的头猛“灸”了三次，第二天，果然“红线”降了下去。同时，军医用碘酒把疮口消消毒，用纱布包扎一下，不久小疮就治好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一种治病的“穷办法”，否则，在过草地的关键时刻，说不定长一个小小的脓疮就把命丢了。

        征途中，同志们同心协力战胜冰、雪、风、雹的侵凌，一天就翻越这座大雪山。当夕阳即将沉西的时候，我们就在山下的一条山沟里宿营。当我到连队去检查没有发现掉队和伤亡的情况，满怀喜悦的心情回到营部时，警卫员早已把我的“睡铺”安排在山坡上的一棵大松树下了。这棵大松树高几十米，干粗叶茂，树下落了一层厚厚的干树叶，松软松软的。这一夜，我和警卫员、马夫（饲养员）都睡在这棵大松树下，这里空气清新，不冷又不热，干松树叶散发出一股沁人的香气，使我舒适地进入梦乡。几十年来，我经常回忆起这个睡得比在“北京饭店”还舒适的夜晚。

        各部队的战士宣传队是行军中一支十分活跃的宣传鼓动队伍。他们大多是一些十五六岁的年轻“红小鬼”，聪明伶俐，能说会唱。宣传队往往在行军途中打前站，选择一块高坡设立鼓动棚，当行军队伍经过时，他们就唱歌，呼口号，说快板，表扬好人好事，给大家鼓动加油。在爬夹金山时，宣传队就大声宣传过雪山到懋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意义，有的对行军队伍喊：“同志们，加油！山下就是懋功了，坚持下去就是胜利，赶快翻过雪山和四方面军会师！”有的则喊：“同志们，快下山去，千万莫停留，莫吃山上的积雪，不然会泻肚子，发高烧的。”过草地时，鼓动棚就鼓励大家说：“党中央首长已经在巴西等着我们了，我们咬紧牙，坚决走出草地！”大家听着，心底里一热，好象脚步也加快了。

        这一夜的舒服觉并不能抹去征服夹金山的艰难历程。我们教导营是沿着先头部队开辟的道路，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的，没有受到损失；但是，走在前头的兄弟部队为了征服这座雪山，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呵！有的同志陷进了深不可测的雪窝无法救上来；有些年大体弱有病的同志奋力爬上山顶已是精疲力竭，加上高山缺氧，一头栽倒在地，经医务人员抢救也未能生还。更可惜的是，我们到山顶看到两堆篝火旁各有先头部队四五个战士仰天长眠，据医生察看遗体后告诉我，他们不懂高山空气稀薄、缺氧，想在山顶休息一会烤烤火再走，没想到点燃了篝火，空气中氧气更少，他们刚爬到山顶，突然烤火，可能因缺氧而窒息，也可能因高原反应加之冻饿而死。我看牺牲的同志身体还比较壮实，但都脸色苍白，嘴唇发紫，显然是意外死亡，使我心情格外沉重。我心想，如果他们懂得一点高原反应的科学常识，也许不致于牺牲在这雪山上。为了不让牺牲的战友再受风雪欺凌，我带着几个同志把他们的遗体就地掩埋，并向部队传话：“在山顶上不准停留，不准烤火，赶快下山，到达目的地就是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傍晚，我和营长彭绍辉奉命率红三军团教导营从江西干都出发，随军团部一起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当时我的脚伤还未完全康复，又患了疟疾，身体很虚弱；临出发这一天，偏偏疟疾又发作，发高烧到三十九度多，昏昏沉沉地半睡半醒，无法行动。彭绍辉营长非常焦急，生怕上级知道我发病把我留下，悄悄地找来一付担架，派了五六个战士轮流抬着我行进。就这样我带着病告别转战多年的中央苏区，踏上了艰难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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