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村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即“大相寺会议”），总结抗日先锋军“东征战役”的经验。同时，为了巩固陕甘根据地，向西发展，扩大红军和抗日根据地，并向南打通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的联系，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五月十八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第八十一师以及骑兵团共一万五千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鹤亭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率部西征，向甘肃、宁夏进军。

        五月下旬，我刚参加“大相寺会议”返回红四师十一团不几天，就接到军委调我任红八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参加西征的命令。红八十一师系原坚持陕甘根据地斗争的红二十六军缩编而成的，部队成员大都是陕北的翻身农民，政治觉悟比较高，而且经过几次反“围剿”斗争的锻炼，吃苦耐劳的精神很好，有一定的战斗力。师长贺晋年、政治部主任李宗贵都是陕北人；政治委员张明先是原红十五军团的干部。西征前夕，贺晋年、张明先都调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李宗贵继任政委。为了加强对八十一师的领导，军委先后从第一方面军抽调了文年生、李寿轩和我，以及几个团级干部到八十一师工作。文年生任师长，李寿轩任参谋长。

        我接到调令时，八十一师已同十五军团、骑兵团合编为右路军，随西方野战军指挥部从延川到新城堡集结。文年生和我一道连忙追赶部队。我们刚到新城堡，李宗贵政委就热情地向我们介绍情况，并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师指战员参加的欢迎大会。文年生师长和我都在会上讲了话，整个会场充满着团结战斗的气氛。这个大会也可以说是一次西征的动员大会。

        五月二十七日，右路军红十五军团主力从新城堡出发。二十八日，七十三师袭占宁条梁（今梁镇）；七十五师攻击安边未克，继续西进，由七十八师围困安边。这时，我刚到新城堡不几天，八十一师又随野战军指挥部进驻宁条梁待命。我们师就利用这个时机开展战备训练，并对部队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反复阐明西征的重大意义，鼓舞士气。在教育中，我们根据安边、定边地区系回族同胞聚居的地方这个特点，以及长征途中经过回民区时的工作经验，着重对部队进行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的教育，重申“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在回民家中吃大荤，禁止在回民中打土豪”等“禁令”；要求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是要尊重回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例如：不准在回民面前说“猪”字，不准借用回民的餐具，不准带猪肉进入回民的家等等。部队经过教育训练，斗志更加昂扬。

        六月十日，西方野战军根据军委指示，决定右路军主力红十五军团（暂缺第七十八师）继续向西南推进，夺占小台子、萌城、豫旺县城及其以北地区，并以一部分兵力进占同心城。另由红二十八军同我八十一师以及骑兵团组成中路军（又称北路军），担任夺取安边、定边、堆子梁等地，在南至薛壕口、小河畔，西至定边、盐池，北至绥远（今内蒙）地界，东与老根据地连接这一广大地区内进行赤化工作的任务，并准备消灭敌人的增援部队。为加强中路军实力，军委决定我八十一师接替红七十八师围困安边、打击援敌的任务，令红七十八师暂配属中路军向西发展，待完成夺取定边、盐他的任务后，再归回红十五军团建制。

        六月十六日凌晨，红七十八师乘敌不备，一举袭占定边城，全歼马鸿逵部守敌；二十一日三时，又乘胜前进，在骑兵团配合下，攻占盐池，全歼马鸿逵部守敌两个骑兵连和民团共二百多人，缴枪二百多支，战马二百多匹，给反共顽固派马鸿逢以有力的打击。在此期间，我师再次攻击安边又未奏效。

        安边位于陕北的西部，与宁夏、绥远地区为邻，它北紧靠古长城，西近定边，是我西征军与陕北老根据地往来交通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安边城很小，城墙坚固，守敌国民党第八十六师高双成部约一个团，兵力充足；而我八十一师只有第二四二、第二四三团两个团（欠第二四一团），兵力仅千人左右，又缺攻坚火器。而且安边城四周都是沙漠，地势开阔，不能构筑工事。所以，安边虽小，却是一块“硬骨头”，非常难啃。红七十五师和我八十一师先后攻击两次均未攻克，后来，野战军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改令我师“围城打援”。

        六月二十四日，国民党第八十六师高双成部驻陕北横山的一个团，奉命向西推进，企图解安边之围，以控制我军这条交通线。横山距安边不过二百多公里，按一般行军速度，四五天就可以赶到。但高双成部是一支地方杂牌部队，军事素质差；而且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已经伸向华北，危及了西北地区的安全，国民党军队中一些稍有爱国之心的官兵，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已感不满，对打内战也已厌烦，所以，这个团在途中磨蹭了近二十天，七月十三日才到了安边城外。

        敌援姗姗来迟，我师以逸待劳。战前，全师进行了充分的政治动员，提出了具体的战斗口号。我们对围城的连队提出：“勇敢坚定，不让敌人突围！”对打援的连队提出：“沉着应战，坚决把敌人打回去！”“坚守阵地，一枪消灭一个敌人！”各党支部、党小组也召开会议，保证发挥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完成战斗任务。经过战前动员，全师上下求战情绪十分迫切，都要争取战场立功。

        当时，安边城四周虽是一片沙漠，无法构筑工事，但从安边城北转向东南方向延伸的古长城，经过千百年的风沙侵蚀、掩埋之后，仍然依稀地露出一线古长城遗址，宛如一条长蛇般婉蜒起伏于沙漠之中，勉强可作为我们防御的依托。战斗发起前，文师长考虑到，如果让安边守敌突围，与援敌互相配合，我师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因此，他部署小部分兵力，并配置了几挺轻重机枪封锁安边城门，防止守敌突围，前后夹击我师；而以大部分兵力占据古长城一线，抗击来援之敌。

        高双成部开始发起攻击时，来势汹汹，从东往西进攻，企图一举冲垮我师防线，与安边守敌会合。他们先以猛烈的人力向我射击，接着，当官的驱赶着当兵的喊“冲”、喊“杀”向我阵地涌来。我师占领有利地形，敌军在沙漠中的行动完全暴露在我视线和射界之内。文年生师长平时老成持重，对人和气，很受战士们爱戴；打起仗来非常冷静、沉着，经常亲临第一线，灵活、果断地指挥，表现十分英勇。李宗贵政委是从连队锻炼成长的干部，平时练就一手好枪法，打仗时边指挥边参加战斗，经常接过警卫员手中的步枪，亲自消灭敌人的指挥官和机枪手等重要目标，很有一股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文师长、李政委、李参谋长和我一起都在阵地上指挥，适时提出一些鼓动口号，激励斗志。表面看来，敌人火力虽猛，喊“杀”声也大，但大都或疲惫厌战、或贪生怕死，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前进速度十分缓慢。当他们接近我阵地时，我军以突然而又猛烈的火力还击，他们马上掉头往后跑。就这样，我们从上午到傍晚，打退了援敌几次进攻，安边城内的敌人也不敢出城。晚上，援敌就悄悄地退回堆子梁去了。

        击退援敌之后，不几天，我接到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刘晓来电，要我马上到定边野战军政治部去一趟。我催马赶到定边城。刘晓主任告诉我，我军攻克定边、盐池以后，在这一带宣传抗日救国，政治影响很大。西北民族委员会蒙族工作部部长高岗在绥远地区蒙族首领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已取得成效。现在，蒙族首领派人来联络，要同我们结盟，联合抗日。这是一个很好的统战机会，今后，八十一师可能进入绥远地区，开展赤化工作，所以特地请我到定边，一起同蒙族代表结盟。

        蒙族同胞长年的游牧生活，使他们犹如那无边的草原，养成了坦荡、豪放的博大胸怀和不畏冰雪、不惧风暴的坚强性格。蒙族的结盟同汉族“拜把子”的性质类似，一旦结为兄弟，就要一生同甘共苦，真诚相助。这次结盟，我军方面有刘晓、高岗和我；蒙族同胞方面有蒙族首领的四名代表。

        结盟仪式是按蒙族风俗隆重举行的。首先每个人报出自己的生辰，然后按生辰年月排列，年长者为兄，年幼者为弟。当时一位蒙族同胞年纪最大，尊为大哥：我年纪最小，排行老七。仪式开始后，由我用铜脸盆端来一盆清水，送到大哥面前，大哥从长袍里掏出一块银元，轻轻地投入盆中，然后在铜盆中洗手。接着，从老二到老六依次洗手，但不再投入银元。最后轮到我洗完手，又端着铜盆到大门口，把那块银元捞上来，揣进怀里（银元归小弟所有），再把洗手的水泼到院墙上。大家都洗完手，表示身心洁净，永结同心。

        仪式毕，摆上酒宴，纵情痛饮同心酒。这次酒宴十分丰盛，不仅有牛羊肉，还有海参、鱼翅之类的海味佳肴。听说海参等高级海味是从马鸿逵部队中缴获的胜利品，我第一次尝到海参，感到特别鲜美。蒙族兄弟酒量之大确是惊人。我喝了几口白酒，脸就通红，而他们每人至少喝一斤多白酒，边喝边唱，手舞足蹈，似醉非醉，越唱兴致越高，显露出蒙胞豪放不骜的特殊性格。

        这次结盟是我西方野战军统战工作的成果。可惜不几天，我八十一师即奉调甜水堡待命，我未能继续与蒙族同胞联系。此后，戎马倥偬，天各一方。一九四八年九月，我们进军绥远、解放包头时，我也曾打听过这几位结盟的蒙族同胞的下落，但因事隔多年，名字也忘记了，无从查寻。

        七月下旬，我师奉命将围困安边的任务移交红二十八军，西进至甘肃、宁夏交界的甜水堡休整待命，准备迎接第二、四方面军会师。甜水堡顾名思义是该堡有甜水而闻名。黄土高原地区，许多地方山沟里流出来的水，看起来清澈晶莹，十分喜人，可是一喝，又苦又涩，还带有一股硝磺味，根本入不了口；勉强喝几口，过一会就拉肚子。所以当地老百性全靠挖水坑在雨季时积存点雨水、雪水吃用一年，真是滴水贵如油。部队驻扎这些地区，为了不与群众争水，经常要派公差到很远的山沟去找积水坑，舀点甜水回来做饭。现在进驻甜水堡，有了甜水，部队情绪特别高涨。

        八月一日，是建军九周年纪念日，全师在甜水堡开了个运动会，有各连之间的拔河比赛，有跳高、跳远、单双杠等田径比赛，有武装赛跑、射击、投弹、刺杀等军事体育比赛，还有红军自己创造的“时事、政治问答，识字算术赛跑”，即运动员先跑一百米，再解答好几道时事、政治题或写好几个生字、做好几道算术题，最后再跑一百米到终点，把学习政治、文化与体育活动巧妙地结合起来。运动员们在竞赛场上，象上战场似地拼命争夺冠军，虽然场地不好，一些规则也不那么严格，但大家表现的那种虎虎生气，确是一次部队战斗力的检阅。

        八月份，我师在甜水堡边整训边开展群众工作。八月三十一日，野战军指挥部发出了继续向西发展的命令，九月上旬，我师又从甜水堡出发，向宁夏豫旺堡西南的李旺堡进军。

        李旺堡位于清水河西岸，当时正是枯水季节，河水很浅，河滩开阔；李旺堡的城墙又比较高，驻守在城内的国民党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一个骑兵团居高临下，守住这座小城。红军要攻城就必须通过几百米的河滩开阔地，才能涉水按近城垣。所以，我师领导干部察看地形之后，一致认为：李旺堡城坚兵力足，地形有利，而我处不利地位，且缺少攻坚武器，只宜智取，不宜强攻。

        在作战会议上，文师长、李政委谈了智取的意见，我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孙子兵法》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是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才算得上高明中最高明的。我认为大家提出来的智取确是上策，因为马鸿宾虽然听命于蒋介石，反动立场比较顽固，但多数回族官兵的民族自尊心较强，倾向于抗日，不愿当亡国奴；而且，在我西征军刚进入宁夏时，马鸿宾部曾在环县、曲子镇一带遭到过我红一方面军的打击，见我红军还心有余悸。加之，他们现在困守孤城，孤立无援，惶恐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彭德怀司令员指出的：‘一句口号抵十颗子弹’。只要我们遵照中央关于开展敌军工作的指示，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是可以化敌为友，争取和平解放李旺堡的。”

        师党委研究同意我的建议后，我便把第二四二团政委谭冠三、总支书记王学礼，第二四三团政委罗元忻、总支书记李汉生和师宣传科长胡保顺、破坏科长（即敌工科长）袁林找来，传达了师党委智取李旺堡的指示，要求两个团回去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对敌政治攻势。

        群众发动起来，办法就多了。一时间全师上下齐动手，有的做纸话筒、雕弓箭，有的扎风筝、糊“孔明灯”，有的写标语，印传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两天便做好了政治攻势的准备工作。战士们扎好风筝，把传单捆在风筝尾巴上，然后点上香火，当风筝顺风飞到李旺堡上空时，香火烧断了捆传单的细绢子，五颜六色的传单便“天女散花”似地飘落到李旺堡城内。不过，开始放风筝时由于经验不足，香火大短，有的风筝还没有飞临李旺堡上空便中途散落了。第二天，我亲自去察看传单飘落的情况，指导各团改进操作，这种“政治炮弹”很快地就几乎百发百中了。

        更有趣的是放“孔明灯”。相传三国后期诸葛亮临终前唯恐自己死后“帅星”殒落，被魏国大将司马懿发觉，前来进攻，就派人用竹蔑扎个三尺左右直径的园圈，做个六七尺高封了顶的纸筒子糊在竹圈上，竹圈正中用铁丝捆上一团破布，沾上油，然后点着火，利用油烟的上升力，使纸灯飞上夜空，就象天空中仍挂着一颗“帅星”一样。当然，这是民间传说，不一定是事实，但民间在中秋之夜燃放“孔明灯”的习俗各地都有。战士们便利用“孔明灯”作为政治攻势的工具，顺风放到李旺堡城内去。马鸿宾的官兵仰望夜空观赏“孔明灯”，也就能拣到飘撒下来的传单了！

        我还通过师宣传队带动各连队宣传组，白天深入周围村庄宣传抗日，夜深人静时，则在武装掩护下抵近李旺堡城外的清水河滩，对城内守军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枪口对外，联合抗日！”喊一会几活，又唱几首抗日歌曲。宣传队员刘占荣等同志都是一些十三四岁的“红小鬼”，唱起歌来特别动听。城内守军屏息静听，句句拨动了他们的心弦，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有时宣传队还把传单、信件扎在没有箭镞的箭杆上，射上城头。

        突然，城堞上传下话来：“狗来了！”接着，又“叭、叭”响了两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深夜的静寂。宣传队员们知道，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了加强对非嫡系部队的控制，每个团都要派几个“蓝衣社”特务监视。下层官兵对这帮特务十分痛恨，背地里都叫他们“走狗”。所以，当特务出来巡视时，城堞上的马鸿宾士兵就这样向红军报警。宣传队接到警报后，马上暂停宣传，就地隐蔽，待城谍上又通知：“狗跑了，再唱个吧！”宣传队才又接着宣传。

        我们接连宣传了几天。开始时，城内的守军只有当兵的悄悄地听宣传、看传单，后来，下层军官和营、团长也来听，越听越感到红军讲的话在理，对红军的态度也越来越友好了。

        我将情况向师党委汇报，大家都认为：是火候了，便由我执笔写了一封致敌骑兵团马团长和全团官兵的“公开信”，并交代破坏科长袁林派人把这封信送出去，再带上几头羊作为礼物。第二天傍晚，袁科长派人牵了几头肥羊，带着“公开信”送到清水河滩上，把栓羊绳压在一块大石头下，再用一块小石头把信压在大石头上，就返回我们的阵地。

        我写的这封“公开信”大意是：日寇猖獗，生灵涂炭，中国人民正处于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军奉命西进，宣传发动群众一致抗日，希望贵军以“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不要听命于蒋介石打抗日红军，而应同红军一道联合抗日。同时指出，李旺堡已在我抗日军民的包围之中，要求贵军自动退出李旺堡，返回原驻地，我军保证贵军人身安全，并将热烈欢送。果然，不一会李旺堡守军就派人涉水过河滩来牵走了羊，带回了“公开信”，第二天马上派了代表过河同破坏科长袁林谈判，同意撤离李旺堡。

        马鸿宾部骑兵团撤走的那天早晨，天空格外晴朗，初升的太阳映照着清水河和宽阔的沙滩，河水波光粼粼，河滩金光闪闪，使清水河两岸更显得宁静、平和。我察看了一遍清水河两岸的动静，没有发现异常现象，便派出一部分部队徒手列队在清水河东岸的沙滩上（另大部分部队仍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同时，将各连的司号员都集中起来，临时组成一支军乐队。当李旺堡守军骑兵团大开城门整队出城，沿着河西岸向南撤走时，我军乐队立即在河东岸吹起了友好、庄重的礼号；列队的战士们敲锣打鼓、呼口号，表示热烈的欢送。骑兵团的官兵见我红军真诚相待，很受感动，走出很远还停马回头向我军频频挥手告别。

        我们送走马鸿宾的骑兵团后，马上集合部队进驻李旺堡休整待命，并利用这个时机，深入市镇和附近村庄，放手发动群众，扩大红军。九月下旬已是深秋季节，秋风瑟瑟，气温日降，是到了应给部队准备越冬被服的时候了。黄土高原虽不产棉花，但盛产羊毛，我们便根据指挥部的指示，就地取材，发动全师指战员捻毛线，织毛衣、毛袜、毛手套，战士们大都是陕北的庄稼汉出身，按旧的传统观念，纺纱捻线是婆娘们干的活，所以，开始动员时都不愿意干；而且拿惯了锄把、枪杆的手，干捻线织羊毛的活也确实别扭，笨手笨脚的，捻线粗细不匀，织毛衣针法混乱，摔纺舵、折毛针，骂骂咧咧的现象普遍存在。但是，经过反复说服教育，大家明白捻线织羊毛，暖暖和和过冬，保证身体健康，也是为了抗日，为了革命。大家思想通了，加之积极组织互教互学，开展革命竞赛，便很快掌握了要领，越干越熟练，越干情绪越高，进度大大加快了。这时，同志们得悉红二、四方面军已从甘南向宁夏挺进，将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消息，都很高兴，酝酿着用什么礼物送给兄弟部队？大家想到，红二、四方面军的同志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现在寒冬将至，一定缺少御寒的衣物，所以，大家又根据野战军政治部通知的精神，多打几件毛衣，多织几双手套、毛袜，准备作为三大主力会师的见面礼。

        十月九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过几天，我师便派人给红四方面军的红四军转送去一批毛衣、毛袜、毛手套，表示慰劳。当寒冬刚临，红四军的同志穿上毛衣、毛袜，戴上毛手套御寒时，都从心里感念红一方面军战友的阶级深情。

        十月二十二日，红二方面军又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我们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我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西北，给予全国人民极大的鼓舞，而对蒋介石反共的反动方针是个沉重的打击。蒋介石暴跳如雷，亲自飞往西安临潼督战，调兵遣将向我陕甘宁根据地进攻，妄图趁我军立足未稳之时，一举将我军消灭。

        军委为打破敌人进攻，巩固陕甘宁根据地，决定集中兵力歼灭敌军中最顽固的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师。我八十一师则奉命在李旺堡附近、清水河东岸待命，准备阻击、迟滞东北军的增援，以便主力更好地围歼敌人。

        十一月二十二日，兄弟部队胜利攻克山城堡，歼灭敌第七十八师一个多旅，给了胡宗南当头一棒，迫使他停止对我军的进攻。早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周恩来同志就开始与东北军司令张学良将军在陕北肤施（即延安）举行联合抗日的秘密会谈。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同志代表红军，张学良将军代表东北军分别签署了《抗日救国协定》。但是，这些秘密会谈和协定，当时只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东北军少数高级将领才知道。我们当时仅学习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二十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公开发布的《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和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等有关文件的精神，明确“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主要的是依靠我们耐心的说服与解释的政治工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的一天，我正领导师直机关干部在学习“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形势”和“争取东北军一致抗日”的有关文件材料，听着干部们热烈讨论、争论的时候，突然接到指挥部的通报：东北军王以哲部第一二九师正从西往东向我李旺堡方向推进，要求我八十一师做好阻击，迟滞东北军前进的行动准备。

        我师的领导干部开会研究，分析当前的形势，一致认为：十一月二十一日我红军主力发动山城堡战役，进攻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队时，东北军按兵不动；现在山城堡已被我攻克多日，东北军才栅栅来迟，目的可能不在争夺山城堡，而是蒋介石逼迫他们向我军进攻，夺回我军西征时赤化的豫旺堡、环县、庆阳这一带地区。

        这一仗怎样打？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主要是打政治仗，在政治上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不打内战；同时，做好阻击的战斗准备，以防不测，并将战斗情况及时报告指挥部。

        当时我师扼守在李旺堡东南十几公里的山地一带。这里一道道山梁都是南北走向，我红军从西往东边打边撤，山梁便自然地成为我军的一道道屏障，便于设防。所以，我们接到命令后，一方面文年生师长、李宗贵政委组织部队在山头上构筑防御工事，准备阻击，并派人动员群众把粮食坚壁起来，防备粮食被抢走，这样也给东北军的给养造成一些困难，以免他们弹足粮丰，长驱直进。另一方面，分工我重点抓政治攻势的准备工作，发动指战员写标语，抄抗日歌曲，刻印党中央《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等传单。不论墙壁、木板、石崖、树干，凡是能写上字的地方，都写上标语或贴上传单、歌纸，使东北军所到之处，举目就可以看到标语，随处都可以拣到传单、歌纸，犹如沉浸在标语、传单的海洋之中，造成一种动员东北军团结抗日的浓烈气氛。

        大约在十二月六日左右，东北军第一二九师的先头部队开始接近我师阵地。文师长立即部署四个连的兵力据守四个山头，两侧还派出小分队作侦察、警戒，其余连队为后备队，边待命边制作宣传品，防御正面比较宽。开始接触时，双方都很谨慎，东北军打了一阵枪后，才慢慢向我军阵地接近；而我军一般不打枪，待东北军靠近阵地时，才对空鸣几枪，并大声喊话：

        “东北军弟兄们，不要替蒋介石打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

        不一会，东北军便退走了。我们清点一下人数，发现东北军虽然枪打得不少，但大都是朝天放或往地下打，我方无一伤亡。当天傍晚，我师奉命后撤七八公里。在撤离阵地前，我又布置各连在阵地上留下许多标语、传单。当晚，我们便派出宣传队到东北军前沿开展政治攻势。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宣传队员们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悲壮、哀怨的歌声在东北军的阵地上空回荡……当东北军官兵听到“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的歌声时，有的伤心落泪，有的还呜呜咽咽地痛哭起来。

        第二天，东北军打的枪少了。他们“冲”到我阵地前，我军战士又喊话：

        “东北军弟兄们！蒋介石出卖了东北，现在又要出卖华北，有良心的中国人能答应吗？”

        “东北军弟兄们！你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现在在哪里？打回老家去，拯救你们的父母兄弟和妻儿老小吧！”“东北三千万同胞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拯救。东北军和红军联合起来，打回老家去！”

        东北军不打枪了，都匍匐在阵地前听我们用纸话筒喊话。我们趁这个短暂静寂的时机对他们说：“我们还有许多话要当面谈一谈，今晚请到我们这边来做客，喝杯酒，‘打打牙祭’好不好？”

        “好，今晚见！”他们欣然答应。这天下午，我们又后撤了十几公里。因为晚上东北军可能会来联欢，我便布置破坏科长袁林、宣传科长胡保顺做好准备工作。他们交代副官（管理员）买来猪肉、黄豆、白酒，把半山坳里一座破庙收拾干净，借了几张条凳，就作为联欢交谈的会场。黄昏以后，东北军四五个士兵果然践约而来。袁林、胡保顺带两个干事和几个做勤务工作的战士同东北军士兵交谈。他们用事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蒋介石的卖国罪行；谈到东北三千万同胞沦落日寇铁蹄的悲惨生活；历数蒋介石一贯排斥异己，把东北军当炮灰，驱使东北军打内战，使东北军和红军互相残杀，两败俱伤，以便他坐山观虎斗，以收渔人之利的阴谋。劝说东北军弟兄千万不要上当，要联合红军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

        我们晓以大义，东北军士兵深表赞同。有的说：“我们谁也不愿意放着日本人不打而来打红军；只有‘忘八羔子’才愿意打内战！”

        有人说：“我们不打了，你们也别打，谁打枪，背什么枪挨什么‘枪子’（即子弹）。”这是当时东北军中流行的一句咒语。临走时，他们表示明天要邀几个长官也来参加联欢。当时已是农历十月下旬，“大雪”的节令已过，夜晚朔风凛冽，雪花飘飘。袁科长和副官因为经验不足，炒的猪肉之类的菜肴肥油太多，一冻都成了一块块猪油疙瘩，很不好吃，幸好还炒了点黄豆，勉强可以下酒。我听了袁科长的汇报，交代他们好好总结经验，把联欢座谈搞得更好一些。

        第三天晚上来联欢的东北军增加到十几个人，其中还有两个连排长、一个副官。这晚上袁科长接受教训，多炒了一些黄豆，还炒了几盘鸡肉、瘦猪肉，卤了几盘牛羊肉，下酒的菜肴丰盛多了。东北军见红军招待他们这样好，也掏出几包“三炮台”好烟卷作为回敬，双方谈得很亲热。临别前，他们要求袁科长转告红军首长说：“红军弟兄写标语要求东北军要爱护老百姓，我们不敢随便拿老百姓的柴草烤火，小村庄又住不下多少人，露宿村外实在太冷。明天红军弟兄们转移时，最好能让出一两个大一点的村庄给我们宿营。”

        袁科长也向他们建议说：“今天你们打的枪太少，枪声不很激烈，你们的上司向蒋介石交不了差。”东北军官兵没料到红军替他们考虑得这样周到，感激地说：“对，对！我们每个团都设政训处，蒋介石派来的特务都是一些走狗，他们会向蒋介石告密，给我们的上司为难。”果然，第四天开“仗”，东北军打枪打得特别激烈，连水机关枪（重机枪）也“嗵嗵嗵”地打得挺欢。可仔细观察，重机枪简直成了高射机枪了。从远处听来，枪声一阵紧过一阵，很象是一场激战。

        这天下午，我们又撤出十几公里，留下两个大村庄让东北军宿营。当时，我考虑到联欢在村外破庙或破窑洞进行，天气太冷，所以，请袁科长约定东北军到红军驻地的村庄来联欢，还邀请他们多来一些人。这一晚，东北军来了二十多个人，其中还有个别校级军官。袁科长把他们分散安排在几户老百姓的窑洞里座谈。在老百姓家有热炕坐，酒菜也不凉，边喝酒边谈话劲头更大。有的老乡在一旁也插插话，象拉家常似地问东北军官兵家里还有什么人？一谈到家，东北军官兵就伤心落泪，有的还诉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惨景，边诉说边呜咽地哭起来。

        有的老乡还问东北军官兵说：“红军是咱老百姓的队伍，专打日本鬼子的，当官的咋叫你们来打红军？”

        东北军官兵马上表白：“我们不愿意打红军，我们东北军大部分长官也不愿意打内战，是蒋介石这个老小子硬下命令逼着我们打的……”

        这样无拘无束地随便交谈，气氛更加融洽，教育作用更大，通过谈心把政治工作做到东北军官兵的心窝里了。这样，我们师同东北军一二九师白天“打仗”，夜晚联欢，“激战”五六天，双方无一伤亡，真是一场奇特的阻击战。

        十二月十三日清晨，我军前沿阵地发现东北军第一二九师已经全部撤走，阵地上留下许多“红军弟兄们，再见！”“红军弟兄们，抗日前线再见！”的字条。不久，我们师就接到指挥部来电，得悉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内战祸首、卖国贼蒋介石以及四十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好消息。全师指战员个个精神振奋，营区内外欢声雷动，比打胜一场歼灭战更加令人欢欣鼓舞，心花怒放。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亲日派何应钦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借口“讨伐叛逆”，调动大量军队，从东、西两个方面向西安推进，企图扩大内战，并乘机夺占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中共中央为了支援东北军和西北军粉碎何应钦的进攻，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决定红军主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二、第六军团等部队由定边、环县地区南下，拟经长武、咸阳、兴平进到蓝田、商县以南地区，协同东北军、西北军突击敌东路集团军刘峙部左翼，力求歼其大部或一部；以第二十八、三十三军和陕甘宁独立师留在环县附近钳制敌西路集团军的第一军；以第二十九、三十军在定边、盐池、吴起警戒宁夏之敌；调我八十一师开往延安地区机动。

        十二月二十六日，当我红军主力进到庆阳、正宁地区时，蒋介石已被释放，敌东路集团军由潼关东撤，主力即在原地休整待命。但蒋介石被释放以后，又背信弃义，令东面十个师、西面和北面十五个师向西安对进。红军主力奉命进到西安北的淳北、三原、耀县地区，第十五军团进到西安东南的商县，第二十八、三十二军进至崇信、灵台地区。我八十一师进驻洛川，准备支援东北军、西北军作战。一九三七年一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也从保安迁到了延安。

        由于我们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作了对付蒋介石“讨伐军”进攻的准备，加之全国人民同声遣责蒋介石，反对内战，“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从而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创造了一个必要的前提。此时，我红八十一师改编为红二十七军，贺晋年任军长，王平任政治委员，我任政治部主任，在洛川地区休整待命。不久，周恩来副主度从延安去西安，途经大劳山时遭到土匪袭击，幸亏警卫人员英勇阻击，保卫了周副主席的安全。事后，我红二十七军即奉命移防宜川县东北的秋林镇，边训练边清剿宜川、延长、甘泉之间的土匪。这些土匪大多是经济土匪，占山为王，打家劫舍、拦路抢劫；匪徒中不少是受生活所迫、挺而走险的农民。我们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很快便加以剿灭。

        我红二十六军进驻洛川和宣川秋林镇期间，为了同驻地周围的东北军搞好统战工作，剿灭土匪，共同维护延安至西安的交通安全，军的领导同志经常走访东北军驻军长官，有时还带着宣传队去慰问东北军官员，为他们演出，宣传我们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双方关系日趋密切。东北军驻军长官也常有回访。有一次，驻宜川县城的东北军派代表来到我们驻地，慰问我军指战员，并向贺晋年军长献旗。锦旗上写着：“献给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军长贺公晋年”。当时我们军的领导干部都很年轻：贺晋年仅二十七岁；王平年纪稍长，才二十九岁；我的年纪最大，也才刚满三十岁。东北军尊称贺晋年军长为“贺公”，当然是旧军队官场上的客气话，但也使我们这些年轻的军的领导干部大为惊讶，一时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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