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彭德怀酒后吐真言

        1934年10月中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中央红军及其统率机关共86000余人，开始撤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一切是那样的急促和茫然。“难道就这样放弃中央苏区了吗？”“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在哪里呢？”每个人的心里都是沉甸甸的，禁不住发出这样的感叹和疑问。

        记得10日下午。于都城外，作为中央红军右翼的红三军团整装待发。军团司令部里，一向笑眯眯的军团政委杨尚昆，此刻收敛了笑容，紧锁着眉头。

        “我的党代表，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找我们讨论一下呢？”生性耿直的军团长彭德怀背着手来回踱步，忍不住向杨政委发问道。“你问我，我问谁去？”也正生着闷气的杨尚昆心里嘀咕着，但脱口而出的话却一转：“我们出去走走吧。”这两位肩负重任的将领默默地并肩走着。瑟瑟秋风不时吹拂着他们的脸面，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硝烟味。虽然还不到落叶飘零的时节，但路旁树上的绿叶已经暗淡，也许是被乌云笼罩、硝烟熏陶的缘故。一面招徕顾客的“酒”字旗在路北不远处孤零零地飘荡，映入了他们的眼帘。“走！马上要告别根据地了，去喝一盅，今天我请客。”一向节俭、很少喝酒的彭德怀，突然来了兴致大方起来，一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银元，一手拉着杨尚昆向那间小酒铺走去。

        一张小方桌。一碟花生米。一壶老白酒。他俩相对而坐，自斟自饮，心里憋着一肚子的话要说，可是谁都不吭声。

        桌上，花生米依旧，老白酒已空。掌柜的刚要递上又一壶老白酒，只听“砰”的上声，彭德怀猛地拍案而起，像火山喷发一样冒出这么一句话：“崽卖爷田心不痛！”那掌柜的没听明白，但着实吓了一跳。杨尚昆的眼前顿时出现了几个月前的一幕：

        那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役失利不久，军事顾问李德召见彭德怀和杨尚昆。一想到李德不听劝告瞎指挥，造成红三军团伤亡近千人，广昌最终还是失守，彭德怀气就不打一处来。没想到见面时，李德还是谈他那一套，什么战略上要分兵把口，战术上要短促突击，战斗中要组织火力等。彭德怀连珠炮般地责问李德：“怎么去组织火力点？根本没有子弹！在敌碉堡密布下，进行短促突击，搞一次失败一次，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彭德怀似乎豁出去了，指着李德的鼻子说：“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快6年了，创建根据地是多么不容易，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崽卖爷田心不痛’！”不料李德听了没有发火，原来是翻译伍修权怕李德听了受不了，在翻译时作了“加工”。倔强的彭德怀非要李德知道他的本意，便请身边的杨尚昆重新翻译给李德听。这时李德像一头受伤的狮子咆哮起来：“封建！封建！你是对被撤掉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看到李德那副气急败坏的样子，彭德怀轻蔑地一笑，回敬道：“你下流无耻。”杨尚昆深知，刚正不阿的彭德怀已经做好了被撤职、公审甚至杀头的准备，他是为革命根据地的丢失而着急，为战友的牺牲而悲痛啊！

        所幸的是，李德并没有怎么整治彭德怀，只是给了一顶“右倾”的帽子。

        

突破封锁线，受嘉奖的彭德怀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10月17日早晨，浓浓的大雾笼罩在于都河两岸。红三军团的将士渡过于都河，踏上了茫茫征途。彭德怀骑着一头大黑骡于，眼睛不时地扫瞄着队伍，似乎在寻找什么。“宣传科的刘志坚科长来了没有？”他向身边的随从人员问道。一位参谋答道：“听说刘科长病得不轻，他怕拖累大部队，就留下了。”“这样的好同志更应当带上，马上派人用担架抬他来。”彭德怀不容置疑他说。那位参谋刚要去执行，耳边又传来彭德怀的命令：“通知各部队，伤病员凡是能带走的，都要带上，一起突围转移。”许多年后，那些伤病员一谈起这件事，都充满感激之情，说彭德怀的这个命令救了他们的命。

        3天后，向西挺进的红三军团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曾残酷杀害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湘军司令何键，在汝城一线设置了第二道封锁线。红军先头部队开始向汝城冲击。敌人的火力很猛，形成交叉火力网的地堡不断喷射出火舌，红军几次进攻受阻。“把炮兵调上去，一定要打开通道！”听到这一消息的彭德怀坚决他说。由于缺乏经验，炮兵连发数炮，均未击中目标，而剩下的炮弹却不多了。这时，彭德怀来到了前沿阵地，对焦急万分的炮兵说：“不要慌，沉住气，先看我的。”说着，这位毕业于湖南陆军讲武堂的军团长便指挥炮兵作了调整，走到一门炮前亲自当起了炮手。只听“轰”的一声，一个处于关键位置的敌堡便飞上了天。红军官兵齐声欢呼，乘势冲杀过去，敌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被冲垮了。

        被蒋介石委任为“追剿军”总司令的何键在湖南的良田至宜章一带构筑了第三道封锁线。时值阴雨连绵，崎岖的道路泥泞难行。已经连续行军、作战20余天的红三军团，为了给后续的军委纵队打开通道，不畏艰难困苦，在彭德怀、杨尚昆率领下，又以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速度和勇猛，一举攻占了宜章城，使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顷刻瓦解。

        11月11日，中革军委特此通令嘉奖，“赞扬三军团首长彭德怀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章两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然而，受嘉奖的彭德怀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敌人已经察觉了我军西进的意图，为什么红军还一味向西死拼硬打？”“在敌人围追堵截的形势下，为什么中央还要背上那么多的机器、家具等？100多里的路程竟走三四天，把先头部队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宝贵时机白白浪费了！”疑问、不满甚至愤慨，在彭德怀的心里油然而生。

        夜深了。难得的一个宁静的夜晚，彭德怀却翻来覆去睡不着。他心里的话憋不住，于是，点起小油灯，铺开纸，提笔向中央提出下列建议：红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吸引敌主力，并在灵活机动中寻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同时，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甩掉笨重辎重，进行运动战，发动群众创建以溆浦为中心的根据地。

        此信发出如石沉大海。当时的中央领导对彭德怀的建议不屑一顾，一味推行由李德等人关在屋子里按照旧地图勾画出来的行军作战计划，命令红军向敌人早已重兵集结的第四道封锁线冲击。红三军团挑起了在新圩和界首阻击敌人，掩护红军大队人马渡过湘江的重担。军团指挥部就设在湘江西岸离界首渡口仅几百米远的一座旧祠堂里，彭德怀决心不惜一切，背水一战，指挥好这场事关重大、残酷激烈的战斗。

        11月29日清晨。屏首以南几里路的光华铺一片开阔地上，燃起了熊熊战火。敌人在飞机的支援下，以数倍于红军的兵力发起了全面的进攻。处于阵地最前沿的红四师十团，在团长沈述清的带领下，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不幸的是，在一次反冲锋中沈团长中弹身亡。彭德怀接此消息，即命杜中美接任该团团长。当血红的夕阳快要从地平线上消失的时候，又传来了杜中美团长壮烈牺牲的噩耗。一天之内两位团长阵亡，可见战斗是何等激烈！

        新圩方向的阻击战同样紧张激烈。深知新圩一旦失守，整个红军就会被拦腰斩断，后果不堪设想的红三军团五师两个团，以“人在阵地在”的精神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拼杀肉搏，结果师参谋长胡浚、十四团团长黄冕昌战死在阵地上。

        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的勇士们浴血奋战3天3夜，以巨大的代价完成了阻击任务，终于掩护红军主力于12月1日渡过了湘江，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

        这时，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000余人，只剩下3万多人了。彭德怀和大多数红军指战员一样，对中央的指挥深感失望，不满情绪溢于言表，预示着一场历史性的转折即将到来。

        

遵义大捷，彭德怀手抚战友遗体泪流满面

        “一、三军团像两个轿夫，抬起中央纵队这顶轿子，总算是在十二月抬到了贵州之遵义城，结束了统治四年之久的王明路线。”写于“文革”被审查期间的《彭德怀自述》，是这样描述长征之初到遵义会议的。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以军团首长的身份出席了会议。这是彭德怀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心情格外激动。“我来给你介绍一个人，这是刘少奇，很早加入党，中央委员。”毛泽东在开会期间对彭德怀说。彭德怀马上向刘少奇伸出手去，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不久，刘少奇被派往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遵义会议开得紧张、激烈。彭德怀在发言中以血的事实严厉批评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衷心拥护毛泽东的讲话。这时，前线传来急报：在遵义城南的刀靶水沿乌江执行警戒任务的红三军团六师，突然遭到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进攻，形势紧迫。彭德怀经请示同意，中途退出会场，赶赴前线指挥战斗，以保证遵义会议继续进行。

        遵义会议胜利结束，但是遵义城已经处于敌军数十万兵力的逼近包围之中。党中央和军委决定放弃遵义，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实现“赤化四川”的战略计划。可是敌军早有防备，封锁了长江。红军遂西渡赤水河，转移至敌兵力空虚的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区休整。长征出发以来实力锐减的红三军团被取消了师的番号，缩编为4个直辖团。彭德怀率领这支敢打硬仗的队伍，在二渡赤水之后，抢占娄山关，重夺遵义城，打出了士气，打出了威风。

        海拔1400多米的娄山关，北接桐棒县，南临遵义城，崇山峻岭环绕四周，悬崖峭壁立于两侧，只有一条崎岖陡险的山路贯通南北。敌军1个旅据守着这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娄山关。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跑步进发，乘敌不备抢占了有利地形。上午9时，彭德怀下达了发起攻击的命令。两个团正面突击，另两个团迂回包抄。敌守军被红军的气势所吓倒，慌忙弃关而逃。红三军团乘胜一路猛追猛打，直逼遵义城下。

        2月27日，再次攻打遵义的战斗打响了。敌守军司令部里慌乱不堪。坐镇在这里的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气急败坏地对着电话喊：“‘共匪’已经逼到城下，我们顶不住了。”接电话的是国民党第六路军副总指挥吴奇伟，他正率两个师从乌江南岸驰援遵义，说：“今晚以后我一定赶到，你必须顶住。”王家烈还想说些什么，可是吴奇伟已经把电话挂了。红三军团的一位侦察员截获了这一消息，马上向军团长报告。正在前沿阵地用望远镜观察战况的彭德怀当即下令，从东西两面发起新的攻击，务必在今晚占领遵义城。

        当胜利的旗帜插上遵义城楼时，传来了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的消息。他是在率众攻打西面筑有两道城墙的老城时，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当即阵亡。闻讯赶来的彭德怀，抚摸着满身鲜血还有些温热的战友的遗体，泪流满面，连声呼唤：“邓萍同志，邓萍同志！”遵义战役是长征以来第一个重大胜利，红三军团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战后，彭德怀在给中革军委的报告中写道：“现在只有一个团能维持原编制，每连也只有五六十人。其余各团，每连仅编四五个班，只有大量补充才能维持4个团的编制。”报告中还写道，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9位团、营长伤亡，“现在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一空如洗”，希望军委能够即刻派员补上。

        一向实事求是、直言不讳的彭德怀，不久又向中革军委建议，目前红军在对敌作战中应“避免与相等兵力决战”，更不要“攻坚、乱碰”；主张集中优势兵力，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不知为什么，却被人留下了“右倾动摇”的印象。

        意想不到的麻烦事还在后头。

        

会理风波，蒙在鼓里的彭德怀让林彪害惨了

        1935年5月，当红军渡过金沙江，取得长征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时，有些指战员却因为对中央的战略意图不明，加上连续几个月频繁的调动、转移和战斗，处于极度疲惫状态，产生了新的埋怨情绪。林彪，这个红一军团的军团长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一天上午，正在司令部思考新的行军路线的彭德怀接到林彪的一个电话，诉说近一段时间尽是“走弓背路”，部队快要拖垮了；接着以十分迫切的口吻说：“我看该由你来指挥，赶紧北进吧。”彭德怀听了一惊，当即回绝道：“我怎能指挥北进，这是中央的事。”彭德怀并未将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林彪却是认真的。他居然正式给中革军委写了一封信，说毛泽东指挥军队作战是不行的，应当解除其指挥权，让彭德怀来指挥。

        事关重大，不能不统一思想和行动。于是，中央政治局于5月12日在会理城外铁厂举行扩大会议。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当时正发高烧，但被告知谁也不得缺席，结果用担架抬着来到会场。当时会议的紧张气氛可见一斑。

        彭德怀好委屈。会议竟指责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还举了另外一些事例，批评他“右倾动摇”。耿直的彭德怀没有申辩，肇事的林彪也没有说他的信与彭德怀无关。委曲求全的彭德怀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彭德怀自述》回忆说：“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彭德怀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是因为红三军团指战员中也确实存在一些埋怨情绪。他表示：“坚决拥护新领导，继续北上，与四方面军靠近。”对于林彪的信，彭德怀严肃批评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让彭德怀始料不及的是，在24年后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重提此事，说明彭德怀在历史上长期和他有七分不合作。尽管在这次会议上林彪说了句公道话，“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但已经不起多大的作用。被罢官的彭德怀感慨万分，追悔莫及。他在“自述”中写道：“在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避免挑拨者利用。”其实，一身正气的彭德怀绝不是挑拨离间者所能利用的。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派四方面军秘书长黄超充当“说客”，送来牛肉干、大米和银洋，开口便问彭德怀会理会议的情形。彭德怀平静他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什么。”黄超又假惺惺他说：“张主席（张国焘）很器重你。”企图拉拢彭德怀支持张国焘“欲北伐必先南征”的主张，引起了彭德怀的警觉。

        后来，彭德怀曾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党中央住处附近，以防万一。当张国焘欲加害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时，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护送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等脱离险境。

        千秋功过，正如彭德怀所言：“事久自然明。”

        

草地断炊，彭德怀宰杀心爱的坐骑救急

        1935年8月，已改编为红三军的原红三军团官兵艰难地跋涉在川西北的草原上。老天爷似乎偏要为难红军，接连几天下雨，泥泞滞水的草地使红军每抬一次脚都要花出不小的力气。有时狂风骤起，竟下起了冰雹，衣着单薄的红军不得不同大自然作殊死的抗争。与战士们一起行进在草地上的彭德怀深知，更危急的考验是全军已经断粮。过草地前筹备的干粮，由于行程比预料的艰难得多，走了不到一半的路便已告罄。部队开始以野菜、树皮充饥，后卫部队甚至连野菜、树皮也吃不上。在这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原上，因为饥饿，倒下了多少红军硬汉子！

        这天傍晚，望着空空如洗的行军锅，彭德怀召来了老饲养员。“总共还有几头牲口？”他问道。

        “连你的大黑骡子还有6头。”老饲养员眨巴着眼睛，有点迷惑不解地回答。

        彭德怀把手一挥，做了一个刀劈的动作，非常坚决地下令：“杀掉，全部杀掉，吃肉。”

        “什么？杀掉？你的大黑骡子也要杀掉？”老饲养员一听急得说话也有点打颤了。几个身边的警卫员也急得一边围上来一边大声叫着：“骡子不能杀，不能杀啊，军团长！”

        “我知道你们舍不得，可是不杀它们，部队吃什么，靠什么走出草地呢？人比牲口重要啊！”彭德怀动情地向大家解释。

        “大黑骡子留下吧，它伴你走了多少路，为革命立过功的呀！”老饲养员说这话时，流出了眼泪。

        谁不知道大黑骡子是彭军团长心爱的“伙伴”呢。每到宿营地，彭德怀总要牵着它遛一遛，给它刷毛、掸土，喂些鲜嫩的草料。有时，还会悄悄地从自己的那份干粮里分出一块，塞到它的嘴里，高兴地看着它吃完。这头大黑骡子似乎很通人性，只要彭军团长轻轻一拍它的脖子，它就会很乖地卧下，等着主人骑上去再慢慢地起来。打仗时，只要主人一声令下，它就勇往直前。

        这头大黑骡子在长征中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一路上，它不是驮着粮食、器材，就是驮着伤病员。过湘江时，许多不会游泳的战士就是它一次次地运过江去的；过雪山时，一些疲劳过度奄奄一息的战士，也是靠它翻越了雪山。

        老饲养员不止一次心疼地对彭军团长说：“这样下去，骡子也要累死的呀！”其实，老饲养员更心疼的是军团长，他总是把自己的坐骑让给伤病员和其他需要的同志。如今，为了革命，为了战士的生命，只好让它作最后一次牺牲了。

        彭德怀的命令虽然下了，但身边的警卫员和饲养员都低着头，默默地站着，谁都不愿意执行这个“残酷”的任务。

        “我方副官长，传我的命令，一头不剩，杀！”彭德怀说完，头朝天仰着，眼圈有点发红。

        一位在现场的名叫印荣辉的老红军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动人心魄的这一幕：

        6匹牲口集中到一块了，可是谁也不肯开枪射击。谁能忍心打死为我们出过力的乘骑？谁又能忍心看着彭军团长用两条腿走出草地？10分钟过去了，谁都没有动手。老饲养员抱着大黑骡子的脖子，像在小声说什么……

        20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听到枪声。

        “副官长，开枪！”彭军团长站在荆条小屋外，叉着腰对方副官长命令道。

        “是！”方副官长的回答牵动了所有人的心。方副官长抓过一挺机枪，对准6匹牲口，一闭眼就是一阵扫射。5匹倒下去了。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唯有那匹大黑骡子还在那里安详地站着。它已经听惯了枪声，毫不慌张，还抬起头望着我们，好像是在等待执行任务。

        “把大黑骡子给军团长留下！”老饲养员叫喊着就要扑过去。

        “人比牲口更重要，不要留下它！”又是军团长的命令。可以听得出军团长在极力地克制自己。

        “砰！”又是一个点射，大黑骡子慢慢地倒下去了。老饲养员猛地挣脱拉着他的人，拼命地扑上去，抱住大黑骡子的脖子，失声痛哭起来……

        骡子杀掉了。军团部只留下了一些杂碎，肉都留给了后面的部队，这些肉不知救了多少红军战士。

        

吴起会师，毛泽东诗赠彭大将军

        1935年9月12日，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在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的同时，决定将军委纵队和红一、三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

        这支坚持北上抗日的队伍，在毛泽东、彭德怀的率领下，先后夺取天险腊子口，乘势占领哈达铺，顺利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的吴起镇。一路尾随而来的敌骑兵共5个团又来进犯。毛泽东提出：“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彭德怀亲自指挥部队迎战来犯之敌，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

        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迎来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对彭德怀勇敢无畏的战斗精神和卓越的军事才能，毛泽东倍加赞赏，赠诗一首：

        彭德怀捧读此诗，激动万分。他将诗的末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然后将诗送还毛泽东。这一改动，又使彭德怀在长征中的形象增添了一份诗情画意和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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