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凤”栖落何处
1934年10月的一天夜里，年仅24岁的贺子珍辞母别子，从瑞金出发，踏上了艰难的万里征程。当时，她怀有身孕，身子十分虚弱，在干部休养连当休养员。
进入贵州后，战斗频繁，分娩在即，拖着个身子跟随部队行军打仗，其艰难不难想象。
当然，最艰难的是途中分娩。不仅做母亲的遭罪，刚出世的婴儿也遭不幸。然而，就在最不该生孩子的时候和地方，她生了孩子。
一天，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疾速前进。为了避免与尾随的敌军遭遇，他们一天要走80多里路，到达贵州的一个小山沟时，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墨黑的空中还飘落着绵绵细雨。
贺子珍在一位战士的帮助下，住进了简陋低矮的茅草屋子里。她刚刚躺下不久，就觉得肚子阵痛起来，而且越来越剧烈。
“小生命”说来就来，急得休养连的大姐们手忙脚乱。情急之中，临时凑起了一个接生组：李治担任接生，钱希钧当助手，钟月林当下手。大约在午夜11点钟左右，一个女娃娃诞生了，邓大姐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双凤”。
部队要行军打仗，孩子的啼哭声会暴露部队的目标，因而上级命令：任何人都不得带孩子行军。事实上，当时也没有办法携带这样一个娇弱的小生命，因为连维持她生存的最基本条件都没有。
那么，孩子怎么处理呢？产后极为虚弱的贺子珍，苦苦地思忖着。她知道，前面的路程极为遥远艰险，带着孩子不仅会拖累自己，还会拖累整个部队，个人的感情应该服从革命的需要。
她把钱希钧和吴吉清叫了过去，含着眼泪对她们说：“部队要行军打仗，孩子不能带着走。你们想个办法把她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吧！不是我们心狠，而是战争极为残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让孩子在人民中间长大也好，她长大了，如果是革命的，会来找我们的！”然而，这时又有谁能知道，从此一别，却成了她们母女俩的永诀。
在场的休养连领导，听了贺子珍的话，心里十分感动。她们向钱希钩和吴吉清作了进一步的交代，并交给她俩一点钱，让她们抱着熟睡中的婴儿去找寄养的人家。
但是，当地老百姓听了反动派的宣传，害怕红军伤害他们，都跑上山躲了起来。钱希钧和吴吉清在山沟里转了好长时间，才在山坡上发现几点微弱的灯光。她们朝着灯光的地方走去，发现了一些破旧的茅草屋。在一间闪耀着灯光的屋子，有一个瞎老太太呆呆地坐在一条板凳上。
进屋后，钱希钧向老太太宣传了红军的宗旨和政策，随即又委婉地对她说：“老大娘，现在我们要出发打王家烈去，为穷人报仇。但是，部队行军打仗不能带着孩子，我们就把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寄养在你家里，送给你做孙女吧，长大后还能帮你干点活。”但是，老太太为难他说：“我没有奶，年纪也老了，身子骨又不好，带不了呀！”钱希钧见她不答应，又耐心地对她说：“老大娘，不要紧的，你做点米汤喂她就行了。等村里的人回来了，向她们讨点奶，孩子说大就大了，你老人家就给收下吧！”老太太的心终于被打动了。就这样，这个苦命的孩子留在了山沟里。
长征途中的婴儿几乎没有能活下来的，贺子珍这个女儿的命运如何，也是可想而知的。
救伤员身负重伤
1935年3月。贵州盘县猪场五里碑。
一天下午，太阳即将西斜，干部休养连来到了这里，准备在此宿营。这时，战士们已走得疲累不堪，连长看到日头已落西山，估计敌机不会再来捣乱，也就命令部队就地休息。于是，队伍就在一片树林旁的高坎下停了下来。
突然，隐隐地传来了敌机的轰呜声。大家不约而同地抬起了头，只见一架小型敌机钻出山谷，飞抵头顶。连队司号员立即吹响命令隐蔽的号角，连长、指导员忙着照顾几位老同志和伤员。靠在土坎旁休息的贺子珍，也不顾个人安危，招呼着大家分散隐蔽。
敌机围绕树林盘缠，掠过树梢，发现里边有人，便吼叫着朝部队隐蔽的地方俯冲下来。开始，它疯狂地用机枪扫射；紧接着，就投下了一枚枚炸弹。
炸弹把高坎炸得坎崩土掀，强大的气浪向贺子珍冲去。顿时，巨大的烟尘将她淹没……
然而，这一次有惊无险，贺子珍没有被炸伤。正当她被气浪逼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眼明手快的警卫员吴吉清赶快把她拉到路旁的沟里。过了一会儿，她从烟尘中爬了出来，突然发现有一副担架暴露在前面不远的路上，担架员已被炸死，伤员正在担架上挣扎。
原来，这个伤员是红军的一位师政委，攻打遵义时，负了重伤，断了一条腿。此时，他身陷危险之中，生命炭发可危。
多么危险啊！贺子珍奋不顾身地跳出小沟，朝着担架冲去，用毛巾利索地包扎好伤员的伤口，并扶他在担架上躺好。不料，正当她帮助伤员隐蔽时，敌机又一次地俯冲下来，机枪猛扫，并扔下了炸弹。在这危急关头，贺子珍毫不犹豫地扑在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躯体掩护着战友。
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过后，贺子珍感到浑身剧烈的疼痛。烟尘中，只见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蹒跚地跨了几步，晃了几晃又栽倒在地。
此时，这位得救的伤员流着泪，从担架上吃力地爬向贺子珍……
警卫员吴吉清迅速地跑了过去。一看，只见贺子珍被炸得遍体鳞伤，鲜血从伤口处往外涌，顺着头顶、背部、腿部往下流淌。伤员安然无恙，而她却伤痕累累。有一块弹片竟从她的后背部一直划到右胳膊上，划开了一条长长的大口子。血不断地流着，染红了衣裳，滴到了地上。
她，躺在血污中，昏迷不醒。吴吉清颤抖着双手，弓身背起贺子珍，奔向担架……
敌机溜走了，红军战士都过来看望担架上的贺子珍。这时，她不仅伤口流着血，鼻子、嘴巴也流着血，脸像一张白纸一样，呼吸十分微弱，渗出的鲜血染红了担架。
警卫员吴吉清骑马赶到总卫生部，请来了医生李治。经检查，发现她从头部到四肢竟有17处弹片。征途中，是没有条件做这种大手术的。当时，没有麻醉药，医生只好让战士们按着贺子珍的四肢，小心翼翼地把表面部分的弹片取出来，敷上碘酒，进行了简单的包扎。然后，又注射了止血针，服了几粒止痛片。
在行军途中，每天到了宿营地后，医生才能去给她换纱布，没有消毒水，只能用冷水清洗伤口，再换上干净纱布。
经过几天的抢救，她才从昏迷中醒来。
醒来后的贺子珍想的却是，自己伤势这么重，需要有人抬着走，伤员这么多，而连队担架和马匹又这样少，这不是要拖累部队吗？于是，她主动向组织提出了请求：“把我寄放在老百姓家中吧。”钱希钧知道了贺子珍的意愿后，非常着急，对她说：“大嫂，你一个人留在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不通是很容易暴露身份的，而且国民党反动派尾随搜查得很紧，这是十分危险的。”然后，钱希钧又赶紧找到自己的丈夫毛泽民，让他把贺子珍的伤势和她本人的要求转告毛泽东，由毛泽东来决定贺子珍的去留。
毛泽民知道贺子珍负伤后，连忙赶到了干部休养连，在担架旁焦急地呼唤着贺子珍：“大嫂，大嫂，你觉得怎么样？”一边呼唤，一边流着眼泪。
只见贺子珍慢慢地睁开了眼睛，满怀深情地望着毛泽民夫妇，用微弱的声音缓慢他说：“泽民弟，希钧妹，我不能与你们一道走了。”说完，她停顿了一下，脸上露出了难过的表情。接着，她又平静他说：“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润之。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你们把我寄放在老百姓家里吧，不要再拖累大家了。”
听了贺子珍的这席话，毛泽民夫妇俩心里十分沉重。钱希钧安慰她说：“大嫂，泽民已经电告大哥，请你放心吧，只要我们在，就一定把你带走！”
毛泽东接到电告后，立即连夜同医生傅连障和3个警卫员提着马灯赶来了。他走近贺子珍躺着的担架，俯下身子搭着贺子珍微弱的脉搏，轻声地问道：“子珍，觉得怎么样？”听到这熟悉的声音，贺子珍慢慢地睁开眼睛，见到毛泽东就在她身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她温柔地注视着毛泽东，用极为轻微的声音沙哑他说：“润之，把我留下，你们走吧！”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有力他说：“我和同志们不会把你留下的，我们抬也要把你抬到目的地！”贺子珍内心一阵激动，又昏迷了过去。毛泽东医生尽力抢救。傅连蟑摸了摸脉搏后，对旁边的医生交代了几句。尔后，毛泽东又把自己乘坐的带篷担架留下，并让自己的担架班长等4人轮流抬着贺子珍，继续前进在路上。
第三天，黄昏时分。他们来到贵州盘县与云南富源县交界处。贺子珍的伤口疼痛剧烈，额头上渗出了一层汗珠，但她坚强地忍受着，没有呻吟过一声，只是使劲地咬着嘴唇……
她，在长征途中生过1个孩子；这时，她又受了重伤。她所受的苦难是不难想象的。但是，这位平时言语不多的弱质女子，竟然有如此的顽强毅力，坚强地挺了过来。
乐吃苦一心助人
严以律己，平易近人，乐于吃苦，这是征途中红军战士对贺子珍个人品格的一致评价。
“她，对自己要求严格”——指导员李坚真说。
第一天夜行军，走了整整1个晚上，直到天亮才宿营。途中，他们遇到了一场暴雨，每个人都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考虑到贺子珍身体需要照顾，休养连领导就拨给她一匹骡子。但她没有骑，而是让给了伤病员，自己却咬着牙跟着队伍走。
长征之初，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队伍一直是在晚间行军。这种状况，大约持续了1个多月时间，贺子珍与大家一样，坚持着徒步行军。
干部休养连的女同志，除了伤病员、首长外，大多担任着政治战士的工作。每个人要管理担架、筹粮筹款、雇请民工、安置伤病员生活。虽然领导上没有安排她担任工作，但她却总是主动地找工作做。
征途中，她时常与民工走在一起，向他们讲革命道理，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宿营时，她与其他女红军战士一起，给伤病员、民工端菜端饭，烧水烫脚。等伤病员和民工休息后，她与大家一起担任值班，看护伤病员和民工。
因此，大家亲切地称她为“不是政治战士的政治战士”。
有一天，她生了病。医生要给她开一些药，但被她坚决谢绝了。当时，红军卫生部药品奇缺，伤病员又随时增多，急需用药，于是她请医生把药品用到伤病员身上。
过草地时，部队遇到缺粮之苦。休养连所带粮食都己吃光。一时无处筹粮，只得以野菜充饥。一天，组织上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分给了她一点酥油，但她却不肯吃一口，而把酥油切成小块，送给其他女战士吃。
还有一次，连队又遇到了粮荒。她将自己仅剩的一碗炒米让给了伤病员，自己却饿着肚子。实在饿得不行了，就用树皮、草根充饥。
“她，对他人关怀备至”——连长侯政说。
长征途中，从年老的首长到年轻的战士，都曾得到过贺子珍的关心和照顾。
一天，前方部队在深山里打到一头牦牛，送给中央纵队的领导同志吃。
毛泽东让人把牛皮剥下来，煮了一大锅汤，而把牛肉送给了干部休养连的老同志和伤病员。连队领导为了照顾怀孕生过孩子、后又身负重伤的贺子珍，就多分了二斤多肉给她。她知道后，心里十分不安。她想：“老同志应该多吃一些，自己年纪轻少吃一点没关系。”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十分赞赏她的想法，就嘱咐连队给老同志增加点肉。但贺子珍还是不放心，等司务长把仅有的一点肉分配给了老同志，她才安下心来。平时，她对休养连的老同志都非常尊重，有什么东西总是让他们多吃一点。
有个时期，组织上考虑到干部休养连一些老同志需要有人照顾，就把几位年轻力壮的警卫战士编进了干部休养连。贺子珍对这些年轻战士非常关心。沿途中，她以老大姐的身份与他们聊天、谈心，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关心他们的进步。在行军中，她还经常为他们补衣服、做鞋子，关心他们的生活。休息时，她又经常给他们讲在瑞金、并冈山时的斗争故事，鼓励他们战胜困难，增强前进的信心。
“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谢觉哉同志说。
有一次，警卫员对贺子珍说：“贺大姐，这样艰苦的行军生活，我们男同志都觉得吃不消，可是一路上看不出你觉得苦呢？”贺子珍笑了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小吴，行军作战的确困难很多，眼下更是艰苦，但是我们只要想到革命、想到人民翻身解放、想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实现，那么眼前吃的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现在我们流血流汗，吃苦受累，但有了革命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和铁的纪律，一定能渡过难关，走向胜利道路的。”接着，贺子珍加重了语气说：“我们吃苦，就是为了人民解放，为了子孙后代幸福，为了光明的未来！”
在贺子珍的坎坷一生中，长征无疑是她最为光彩照人的经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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