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前所未闻的故事

        这是一个差点被历史所湮没的故事。

        几十年来，大家只知道军事顾问李德曾以唯一参加长征的外国人而闻名于世。然而，还有一个在长征的红六军团中生活了18个月的外国人，却鲜为人知。他就是瑞士籍英国传教士阿尔佛雷德·勃沙特。

        这个故事是《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先生引出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索尔兹伯里先生受斯诺写作一书的鼓励一直想沿着红军长征走过的路走一趟，但一直未能如愿。直到1983年8月，他终于得到了来自北京的消息：通往长征的大门打开了。1984年，年届76岁高龄的这位著名美国记者来中国采访有关长征的故事。他不顾年老体弱，重踏当年红军长征之路，遍访走过二万五千里的老红军，精心收集与长征有关的各种资料。他在采访了当年的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将军之后，来信提了一个问题：

        “我还有一个问题，一个法国传教士（为英国之误，下同。——作者注）及一张法文分省地图有关的问题。我读了有关这件事的一本书，书中谈到一位名叫阿尔佛雷德·勃沙特的法国传教士说，他曾经在你的部队里呆了18个月……书中写道，他对于红军的非凡能力和严明的纪律，印象非常深刻。”索尔兹伯里的一封信使一个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工农红军中的传奇经历，清晰地浮现在萧克的回忆里。

        红六军团作为红军长征的先遣队，自从1934年8月7日从江西遂川出发，转战数千里，历时50余天，经过无数次生死血战，终于突破了湘、桂、黔3省敌军的包围，按照中央的意图，正向黔东与贺龙率领的红军会合。10月1日，红六军团在贵州的施秉与黄平之间，突破了黔军阵地，并袭占了黄平老城旧州，还在城内的一所教堂里发现了一张一平方米的贵州省地图。萧克接到报告十分高兴。因为红六军团从湖南进入贵州，一直用的是旧中国中学生课本上的地图，图中只有省会、县城、大市镇和大河流、大山脉，行军作战十分不便，经常走冤枉路或因地势、敌情不明而给部队带来不必要的损失。萧克急命人将地图拿来，可打开一看就傻了眼，这是一张法文地图！

        萧克正在为此事着急的时候，又接到一个报告，在向旧州进发的路上抓住了几个传教士，询问怎么处置。萧克毫不犹豫地说：“先扣起来。”这一时期，红军对传教士的印象不佳，总以为那是外国殖民者文化侵略的产物，多数都是帝国主义的侦探。因此萧克作出这一决定也是可以理解的。

        萧克突然想到了那张法文地图，就问道：“他们中间有没有懂法文的呢？”了解之下，果然有一个名叫勃沙特的牧师既懂法文又能讲一点汉语。

        萧克高兴地说：“快快有请！”此时的勃沙特在押解之下经过一天的行军，浑身疲乏极了，躺在床上正想睡觉。忽然有人来叫他，说是萧克军团长有请。他连忙坐起来穿好衣服，随后赶到一座作为司令部的民房前，同早已等在那里的萧克将军见了面。此时天色已晚，两人来到一张小方桌的旁边，把地图打开，借着一盏微弱的蜡烛，开始翻译地图。萧克将军指着一个个法文地名，要勃沙特读出中文。勃沙特按照他的指点，把一个个山川、河流、村镇的中文名字说出来，并一一标在图上。蜡烛光随风闪烁，若明若暗，他们两个也从互有戒心开始了融洽的交谈。当他们把地图上许多重要的地名译完，已近三更。萧克后来在给索尔兹伯里的回信中谈到：“对我来说，这是一件不能遗忘的军事活动。……得到这样一张一平方米大的贵州地图，我们多么高兴啊！虽然在那以前，我们对于传教士的印象不佳，但这位传教士帮我们译出了这张地图，而且在口译时，边译边谈，提供了不少情况，使我在思考部队行动方向时，有了一定的依据。在合作之后，固有的隔膜无形地消除了不少。尤其令人难忘的是，我们后来转战贵州东部直到进入湘西，其间全是靠这张地图。”初次相见，萧克给勃沙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年仅25岁的萧克将军，热情洋溢，生气勃勃，是一个充满渴望与追求精神的红军将领。萧克对贵州东部地区的情况了解得十分仔细，而勃沙特则尽其所知，全部提供。萧克对此次合作很满意，勃沙特的帮助为他决定今后的行动方向提供了依据，他对传教士的看法逐渐改变了。

        勃沙特以为他与萧克良好的第一印象会促成他们一行人的被释放。他想错了。第二天，红六军团的保卫部长吴德峰来找他谈话，由于红军的行动方向需要绝对保密，他们暂时还不能离开红军部队，同时希望他们为红军筹措一定的款项或医药用品。

        晚上，他们被带进一间房子休息。红军送来了他们所有的东西，就连银元也如数奉还。勃沙特的妻子被安排睡在用木板拼起来的窄床上，他自己也睡在南方式的躺椅中，而同他们在一起的士兵们则睡在地上。勃沙特心想，看来他们是受到优待的。

        至此，勃沙特正式开始了红军中的生活。

        

“老薄”的赞誉

        勃沙特生于1897年。当时，他的父母已从瑞士移居英国。20年代初，当他还是一个年轻人时，就被教会派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并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薄复礼。也不知他要复哪门子的“礼”。

        人说无巧不成书，就在他来中国12周年的纪念日10月1日，他与红六军团的部队不期而遇。

        这天，勃沙特一行离开旧州回镇远。当时他们已经知道红军就在附近，因为听说红军都长得青面獠牙，还要共产共妻，勃沙特心里十分害怕，一路上也就格外小心。

        好歹一路无事，投宿的村庄马上就要到了，勃沙特一行的紧张情绪稍稍放松了一点。正当他们一个个暗自庆幸之时，突然，从山坡背后的林子中，走出了一群持枪者，喝令他们站住。勃沙特一怔，看着这群穿着五颜六色衣服，戴着长舌帽的持枪者，心想，这就是红军吗？

        是的，这就是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的战士们。

        和勃沙特一起被抓的还有另一个传教士是阿诺利斯·海曼以及他们两人的妻子和海曼的孩子。不过，妇女和孩子很快被释放了。勃沙特和海曼被迫参加了长征。海曼呆到1935年11月18日，共413天；勃沙特呆到1936年4月12日，共560天。

        勃沙特刚开始经历的那段行军生活正是红六军团不断打破敌人围剿，努力向黔东进发，与二军团贺龙所部红军会师的前夜，其紧张和艰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每天，天还没亮，部队就开始行军，一走就是一整天，有时晚上也不休息。贵州地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勃沙特随着红军队伍艰难地走在山道上。大雨滂沱，黑夜茫茫，崎岖的山道似无尽头。这对于第一次过行军生活的勃沙特，的确苦不堪言。当时，红军曾尽量予以照顾，他的鞋子破了，有的战士从脚上脱下鞋来给他穿，睡觉时总是让他们睡在室内用稻草铺就的床上或者寺庙的地板上。用勃沙特的话说，这在当时是最好的待遇了。但他还是忍受不了。他甚至担心红军会在某个地方突然把他杀掉，或者在一场战斗中被打死。有时候，他也真想一死了之。

        有一天，会师后的红二、六军团行军队伍，在贵州东部的山道上婉蜒前行。勃沙特也走在队伍中。这时，一个骑马人从队伍旁边走过。勃沙特抬眼望去，只见那人壮实、威武，举止不俗，尤其是鼻子下面的那撮黑胡子，格外引人注目。

        “他是谁？”勃沙特小声发问“他就是贺龙。”有人顺嘴答道。

        啊，他就是贺龙。勃沙特猛然想起他的一个朋友曾与贺龙有过交往。那是贺龙在芒江一带的部队中任职的时候，勃沙特的朋友贝克尔在那里办了一家医院。贺龙到该院参观时，对贝克尔的事业很是赞扬。后来，贺龙的一位侄子有病，就是贝克尔医院的医生给治好的。对此，贺龙将军还写过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

        勃沙特想，如果让他的朋友贝克尔来说服贺龙将军，也许有可能释放他们。于是，他给贝克尔写了一封信。贝克尔果然没有辜负勃沙特，他曾几次派人带着信件前往联系。在贺龙的司令部里，代表们受到了热情接待，但贝克尔的要求却未能如愿。贺龙笑着对贝克尔的代表讲：“你们不要寄希望于我同贝克尔先生往日的友情。在新的政权里，一切友情甚至家庭联系，都要服从共产主义原则。”这件事使勃沙特感到，贺龙已经不是传说中的贺龙，而是一个有共产主义理想与原则的红军将领。

        勃沙特白天跟着红军长途跋涉；晚上又同红军一起宿营。日子长了，他对红军的观察也就逐渐深刻起来。

        他觉得红军很注意学习。每到一地，不管停留多久，差不多每个单位都要选一间较大的房子作为学习场所。即使找不到，也会自己动手造一间结构简单的草房，面向入口处挂上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红军官兵就在这里学习和进行其他活动。红军的政治教育经常不断。部队宿营后，常召开一些会，围绕为什么要反对国民党，为什么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议题，大家各抒己见。部队在行军时，首长们先要讲话，呼口号，途中，随时可见个别谈话的情景。对新入伍的战士，下的功夫还要多。

        他对红军的娱乐活动也特别留意。尽管生活艰苦，战斗频繁，但部队的情绪很高，常有歌声。歌词的种类很多，有《国际歌》，有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有当地的民歌，甚至还有提倡讲卫生的歌曲。红军战士的游戏常常使勃沙特情不自禁地笑起来，比如“丢手绢”、“猪和口哨”等，虽谈不上有多高的艺术水平，但很能活跃部队的气氛。红军也偶尔化装演戏，有的水平还相当高。有一次，勃沙特在黔西县纸厂附近观看了红六师演出的具有反蒋抗日内容的活报剧，当“蒋介石”出现在戏台上，向“日本鬼子”点头哈腰的时候，台下发出了“打倒蒋介石”、“不做亡国奴”的愤怒吼声，演出吸引了大批观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令勃沙特喷喷称奇。

        勃沙特对于红军部队中不赌博、不抽鸦片大为惊讶。他觉得，在中国，能看到这么一大群人不抽鸦片、不赌博，的确令人不可思议，因为他知道，抽大烟、赌博是国民党军队的痼疾，有的地方军阀部队的官兵甚至被称为“双枪将”（一杆步枪，一杆烟枪）。当他了解到，有些新战士入伍前抽鸦片，入伍后就戒掉了，更加感到这支队伍非同一般。

        红军部队严明的纪律更是勃沙特亲眼所见。有一次，为防空袭，他们跑进了果园。金秋时节，抽子树上果实累累，对于饥肠辘辘的红军战士，这些东西实在诱人。但勃沙特发现，战士们除了多看上几眼外，却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摘。

        红军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俘虏政策给勃沙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亲眼看见红军医生为俘虏医伤治病，对愿意回家的还发给路费。有一段时间，勃沙特与国民党军队中将师长张振汉关在一起。张振汉是敌四十一师师长，曾率部在湘鄂西“围剿”红二军团，是贺龙的老对手，在忠堡大捷中为红军生俘。张可以说双手沾满了红军战士的鲜血。勃沙特断言，张振汉必死无疑。

        然而，红军不仅没有杀张振汉，而且还拿出最好的药为他治伤，在他表示愿意为红军服务时，贺龙还安排他到红军学校担任了培养营以上干部的高级班战术教员。红军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俘虏政策，征服了千千万万国民党官兵。

        随着时间推移，勃沙特还发现，部队的官兵对他的称呼也渐渐地变了，一开始叫他“大鼻子”、“洋鬼子”，后来叫他“薄牧师”，最后，有人叫他“老薄”了。他也经常被叫去翻译外国报纸。有时，他还被请去为红军演唱，不过他唱的是谁也听不懂的所谓“圣歌”而已。

        通过自己的观察，勃沙特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些被国民党当局和西方报纸称为“匪徒”或“强盗”的人，实际上是坚信马克思主义并实践着其原理的人，他们正在创立以苏俄为范本的另一种形式的苏维埃。

        

复活节的礼物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期间，在逐步了解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耳闻目睹红军的真实情况之后，勃沙特心情也有变化，不再持一种强烈的敌对态度了，曾多方写信到上海、南京等地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经费。

        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他开始拥护共产党，拥护红军了。勃沙特对于共产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不理解。他认为，私有财产是上帝赐予的，人的贫富差距也是命里注定的，怎么能“剥夺剥夺者”呢？特别是当某些地方在土地政策上犯了“左”的错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侵犯了中农和宗教业者的利益时，再加上根据地生活的艰苦性，1934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勃沙特和海曼冒险逃跑了。但根据地的群众心向红军而不肯帮助他们。转了5天之后，他们又被红军抓了回来。此时他们才意识到，在红军与人民融为一体的根据地，纵然有上帝的庇护，也是插翅难逃。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重新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出发的前一天，红军释放了海曼，勃沙特仍留在红军队伍中。长途跋涉的艰辛和苦难折磨着也考验着每一个人。勃沙特注意到，红军包装军旗的袋子是一幅基督教油画改制的，油画上伯利恒的星依稀可见，这颗星使勃沙特在苦难面前变得从容了。与勃沙特的基督之星不同，引导红军坚定无畏前行的，是军旗上象征共产主义理想的五角星，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他们一往无前的脚步。

        在离昆明不太远的地方，红军稍事停留。这里是一小片平原，田野里盛开着艳丽小巧的豌豆花，在一派葱绿中格外惹人注目。大病初愈的勃沙特在温暖和煦的春光里，颇感舒适。这时，从不远处走来了萧克将军和他的警卫员。他给勃沙特带来了渴望已久的好消息。

        “我们已决定今后对不同的外国人要区别对待。”萧克在询问了他的健康状况之后对他说，“你是一个瑞士公民，我们知道，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地，所以，我们决定放你走。”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勃沙特又惊又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眼前萧克将军的目光告诉他，这一切不容置疑。勃沙特高兴极了，他满怀激情地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一天下午，萧克宴请勃沙特，宾主进行了轻松愉快的谈话。萧克表示很奇怪，像勃沙特这样受过现代文明熏陶的人竟然会相信上帝的存在。萧克说：“你肯定知道我们人类都是从猴子变来的。”勃沙特对他说，进化论只不过是一种理论，它很难回答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全部疑问。

        此时，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王震插言道：“你给报纸写文章时要记住，我们是朋友。你看我们待穷人多好，我们是按原则办事的，我们并不是像报道中诽谤我们的所谓‘土匪’。”这次宴请，萧克将军几十年后还觉余香绕口，因为这里面有一道主菜粉蒸肉是他自己亲手做的。

        几天后，保卫部长吴德峰又设午宴为他饯行。席间，大家对勃沙特今后何去何从发表了不同意见。萧克说，他不反对勃沙特在离开红军以后仍留在中国，甚至还可以办一所学校，只不过不要强迫他的学生和听众信仰上帝就可以了。

        宴会结束之后，吴德峰问他需要多少路费。勃沙特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提出至少需要4元钱。吴德峰告诉管钱的人，给勃沙特10元路费，并且还关照他如何离开此地前往昆明。

        当晚，勃沙特就离开了红军。当他从他的住处拿出简单的行李时，他很想同那些相处甚久的红军战士告别。然而，面对那些呼呼入睡的士兵们，他只好悄然离去。

        至此，他在红军部队中生活了560天。这一天是1936年4月12日，星期日，基督教传统的复活节。

        勃沙特离开红军之后，不久就到了昆明。

        春城的春天，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勃沙特没有把精力放在游山玩水上，而是立即着手整理他在红军中的这段经历。在他人的协助下，一部长达288页的回忆录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整理出来了。1936年8月，当红二、六军团还在长征途中，这部书就以《抑制的手》为书名，在英国伦敦出版了。

        勃沙特写的这本书，是红军长征中以局外人身份写的唯一的印象记，第一次从一个侧面向国外读者介绍了红军长征。它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早10个月与西方读者见面。

        50多年过去了，到了1987年，得知勃沙特下落的萧克将军通过有关部门向侨居在英国曼彻斯特郊外的这位分别50多年的老朋友致以问候，并祝他健康长寿。勃沙特也托人捎话：请向萧克将军“转达热忱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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