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锦庙会师后，南梁游击队和由晋西游击队、陕北商贩保运武装改编的陕北游击支队，经过几个月的休整和训练，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都得到了很大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地打出红旗，创建工农红军的条件日益成熟。1932年1月，会师部队在陇东正宁县柴桥子正式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塬的细嘴子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从此，镰刀斧头的红旗，在陕甘边界高高飘扬，西北红军正式诞生。西北红军部队的诞生使陕甘边革命斗争进入了土地革命的新阶段，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在陕甘边地区逐渐形成。

        一、西北反帝同盟军的组建

        （一）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成立

        早在1931年12月，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队在庆阳新堡休整期间，中共陕西省委派荣子卿来部队传达了省委的指示：根据‘九·一八’事件后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和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变化，会师部队应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南下陕西关中地区，创建平原根据地。当时的陕西省委受“左”倾思想的束缚，指责南梁林锦庙会师及部队在陇东的活动是“单纯的军事投机”，①断言南梁一带“完全是荒山，几年为土匪的骚扰，入口密度稀到极点，大革命的影响丝毫没有，行动上完全没有办法。”④因此，他们要求部队先向陕西三水（即今旬邑）、淳化，甘肃正宁一带发展，然后，向陕西关中道移动，进军西安附近的平原地区，建立所谓的城市苏区。④受这种思想的限制，会师部队不可能就地完成整顿和改编，并投入开创南梁根据地的斗争，这样就使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开创工作整整向后推迟了两年时间。

        1931年12月底，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离开新堡、悦乐，按照陕西省委的指示，沿子午岭西侧南下，击溃陈珪璋部两个连的阻击。1932年1月初，部队到达正宁县东北的柴桥子村驻扎。在这里，谢子长主持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会上陕西省委代表荣子卿宣布“西北反帝同盟军”正式成立，谢子长任同盟军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仲远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西北反帝同盟军委员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荣子卿任委员。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第一支队由原陕北游击支队改编，支队长师储杰，编为三个大队和一个警卫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阎红彦），第二大队（大队长杨鼎，副大队长吴岱峰），第三大队（大队长雷恩钧，副大队长陈玉清），警卫队（队长白锡林）；第二支队，由原南粱游击队改编，支队长刘志丹，参谋长朱理凯，军需马锡五，亦编为三个大队和一个警卫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赵连璧，副大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大队长杨培盛，副大队长白冠五），第三大队（大队长贾生财，副大队长谷聚山），警卫队（队长刘丕杰）。两个支队共约700余人。在两个支队中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以保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

        成立大会上，举行了授旗仪式，由中共旬邑县特支书记第五伯昌授军旗。谢子长、刘志丹、荣子卿都在大会上讲了话。会场群情振奋，掌声雷动。会后，西北反帝同盟军即向正宁三嘉塬转移，并在三嘉塬一带整训待命。

        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塬整训待命期间，以各种形式向贫苦农民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铲除封建剥削，摧毁封建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穷人办事的军队等革命道理。加之西北反帝同盟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群众打成一片，这就使长期遭受兵匪残害和封建地主豪绅压迫的陇东人民对西北反帝同盟军产生了良好的印象。许多青年农民纷纷参加部队。正宁一带的农民还用民歌的形式表达了他们对西北反帝同盟军的热爱和对红色政权的向往之情：

        中华民国二十年，

        红军起首三嘉塬。

        谢浩如，①刘志丹，

        打土豪，分田产，

        一心给穷人把事办。

        （二）三嘉塬事件的发生

        三嘉塬整训期间，西北反帝同盟军党委内部和领导者之间在三个问题上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①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今后部队的行动方针。刘志丹主张部队应在桥山中段的保安、庆阳、合水、甘泉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创建革命根据地，这里敌人统治势力相对薄弱，活动范围大，党在这里搞了几年的兵运和武装斗争，有一定影响，群众很拥护。只要红军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就一定能开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而影响西北和全国形势。谢子长等同志却主张贯彻陕西省委指示，到关中去建立根据地，那样党的影响大，号召力也强。②另外，关中一带我党曾经开展过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群众基础较好，易于我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扩大红色武装。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整顿部队的问题。由于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存在着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第一支队中混入了一些地痞流氓，一部分人吸食大烟，第二支队中也混入了一些吸大烟的地痞流氓，②因此，整顿部队，按照无产阶级的建军原则进一步改造部队是完全必要的。在这一点上领导者的认识是一致的，但对如何整顿和进一步改造部队，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谢子长等同志提出，对那些成分复杂不可靠的部队，该缴械的缴械，该解散的解散，该枪毙的枪毙。③刘志丹不同意这样做，他主张对部队的整顿应采取教育、引导和改造为主的方针，逐步克服部队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逐步提高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逐步解决组织不纯的问题，对个别不堪改造的流氓地痞采取个别清理的方法加以解决。在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刘志丹先后召开第二支队党支部会议和各大队干部会议，专门研究整顿部队工作，逐步开展了清理工作。第二支队在整顿中清理了混入部队的十几名流氓，每人给一条毛驴让其回家，①这样就使部队的整顿工作得以顺利实施。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部队的津贴供给方式。谢子长提出，为了体现官兵平等，易于扩大部队，西北反帝同盟军不论官兵，一律每人每月发二十个银元的津贴。他在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大会上就当场许过诺。刘志丹却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之初，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靠打土豪筹款，只能解决吃饭问题，哪有这么多钱来发饷。②此外，红军战士参军打仗，，也不是靠发饷钱来动员的，而是靠的阶级觉悟和民主作风。

        这三个问题的争论，大部分内容在庆阳新堡整训时就提出过，只不过在三嘉塬整训时，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争论得更为激烈。实际上，在红军初创时期，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几乎在各革命根据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比如在井冈山苏区和中央苏区，红四军领导者之间围绕党和红军的关系，红军的行动方针，如何改造部队和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纯洁队伍，如何解决红军官兵的生活津贴问题发生过争论，出现过一些不同的看法。这些争论后来在党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下，由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系统地加以解决。但在陕甘边，由于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坐镇西安，遥控指挥，打击、压制正确意见，顽固地坚持和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这样就使西北反帝同盟军内部争论的问题不可能得到及时正确的解决，终于酿成了“三嘉塬事件”这一历史悲剧的发生。

        事件的过程是这样：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塬整训期间，开展打土豪的斗争。第二支队一大队大队长赵连璧为解决二支队年关供给问题，带一部分战士外出打土豪。在打土豪筹款的过程中，发生了打击对象不准，打击面过宽的问题，随后又在1月31日正宁永和镇的集市上，破坏了群众纪律，造成了不良影响。谢子长闻讯后十分气愤，认为赵连璧屡犯纪律，是“土匪行为”，于是在2月3日下午，在他的驻地锦章村召开了第一支队党员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荣子卿、杨仲远、阎红彦、白锡林、胡廷俊、雷恩钧等，未通知刘志丹及第二支队的党员干部参加。会议决定处决赵连璧，将第二支队全部缴械解散。2月6日（春节）上午，谢子长在第二支队驻地南庄子召集全军官兵，当场打死了赵连璧、谷聚山和第一大队一名中队长等3人，打伤白冠五等2人，缴了第二支队的全部枪械，解散了二支队，遣散了二支队主要干部，并下了刘志丹的驳壳枪。这就是陕甘边历史上影响很大的。三嘉塬事件”，有的书中称之为“三嘉塬缴枪”。这一事件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它瓦解了第二支队，同时也引起了第一支队内部非党干部和部分战士的恐慌。在当天晚上，第一支队队长师储杰即带领100余人连夜出走，不久投靠了杨虎城，削弱了西北反帝同盟军的力量，部队由700余人锐减为200余人。由于使用对整个部队缴械这种错误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和部队的争论，因而在党内和部队内部造成了隔阂，遗留下一些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隔阂和遗留下的问题，中共中央在时隔半个世纪后，专门邀请原在陕甘边和陕北地区工作的部分领导干部，对若干有争论的问题及如何处理进行了座谈。座谈内容由冯文彬、宋时轮同志整理起草了《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报告》对“三嘉塬事件”所作的结论中说：

        “队伍成份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志丹）、谢（子长）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杰出代表。这件事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当时的重要领导人已经去世，现在主要是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不宜再去追查个人责任。”①

        中央办公厅在印发冯文彬、宋时轮同志起草的《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的通知中指出：“今后对西北红军历史有关问题的提法，应以这个《报告》为准。”至此，“三嘉塬事件”这一历史悲剧才得以澄清，是非曲直才有了正确的判断标准。

        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

        在三嘉塬整训期间，谢子长曾试图通过与杨虎城谈判接受其改编，他派人通过中共地下党员、时任杨虎城部警卫团长的张汉民摸杨虎城的态度，结果因杨虎城提出先缴械，后改编的主张，谢子长遂放弃接受其改编的计划。

        此时，陕西省委派军委书记李杰夫（后叛变）到西北反帝同盟军，传达省委的新指示：要求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在改编完成后立即南下渭北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由于“三嘉塬事件”削弱了部队的力量，陕西省委又指示三原县武字区和旬邑地下组织动员了100余名青年贫苦农民前来参军，充实部队。

        1932年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在正宁县三嘉塬细嘴子村隆重召开。细嘴子的麦场上搭起了一座高台，台上悬挂着巨幅横标，上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授旗典礼大会”。台子两旁镰刀斧头的红旗和各色彩旗交相辉映，随风飘扬。几百名战士都系着红带子，手中的枪剌银光闪闪，赤卫队的梭标红缨似火。正宁、旬邑一带的老百姓抬着猪、羊，吹着唢呐，前来庆贺，整个会场既显得威武雄壮，又显得热烈欢乐。在这威武而又热烈的气氛中，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宣布了游击队的编制和主要干部名单。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由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治委员，杨仲远任参谋长。此时刘志丹已离开部队回陕西省委汇报工作，因而未任职。陕甘红军游击队下辖两个大队，一个骑兵队，一个警卫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阎红彦，政治委员杨仲远兼），第二大队（大队长吴岱峰，政治委员高岗），警卫队（队长白锡林、政治委员胡廷俊），骑兵队（队长强龙光），全军共360余人。①同时，还成立了中共陕甘红军游击队委员会（简称“队委会”）李杰夫任书记。在各大队也建立了党支部。然后举行了授旗仪式，旬邑县委书记第五伯昌将一面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红旗授给了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霎时间会场一片欢腾，数百人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等口号，口号声经久不息，震荡山川。多少年来，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流血牺牲，都是为了今天这一庄严神圣的时刻，人们向往已久的正式红军终于诞生了，陇东高原上第一次高高升起了工农革命的红旗，这怎能不叫人激动万分呢？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第一次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红旗，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开地展示了这支部队的性质和面目，因此，在西北红军建军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早期武装斗争

        （一）第一次攻打山河城的战斗，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开创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成立的当天晚上，部队就按照陕西省委的指示，离开了三嘉塬，向渭北平原转移。2月13日，红军陕甘游击队向陕西旬邑县职田镇发起进攻，一举全歼该镇的反动民团，攻占了职田镇。2月15日，国民党军一个营在彬县、旬邑、长武三县反动民团的配合下，向职田镇扑来，企图进剿红军。红军陕甘游击队根据在敌军中工作的地下党员李明轩报告的敌人作战计划，以伏击手段在阳坡头设伏袭击敌人，毙敌100余人，俘敌400余人，缴枪400余支。再沿马栏河进入甸邑与淳化交界的七桥原一带，击溃陕西耀县照金民团，进入耀县香山寺。然后在同官（今铜川市）、宜君、中部（今黄陵）一带活动。由于四处遭敌人围攻，敌人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小，在平原地区站不住脚，3月中旬，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陕西渭北转战月余后，仍未实现创造苏区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回师陇东境内。3月18日，红军陕甘游击队回到了正宁县东北的柴桥子村驻扎。

        此时的陇东，国民党陕甘军阀为争夺地盘展开了激烈的混战。1931年11月，国民党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派其参谋长兼十七师师长孙蔚如入甘肃。12月，孙部和驻防平凉的陈珪璋率部同驻兰州。蒋介石看到杨虎城在甘肃的势力逐渐强大，便对陈珪璋进行拉拢，以达到化分陕军力量，控制甘肃的目的。由此，孙蔚如与陈珪璋的矛盾日益加剧。1932年2月，孙蔚如、杨子恒诱杀陈珪璋于兰州。驻兰州的陈珪璋部被缴械，驻守陇东的陈部也被陕军击溃，陈部残余力量退至镇原、庆阳一带。3月，杨子恒任陇东绥靖司令部司令，收编陈珪璋残部及海固游杂部队。陈部溃败后，散兵游勇在陇东各地索粮派款、横征暴敛。当时，仅正宁一带驻扎的陈部残余百余人，就向四方摊派粮款达10万元。正宁四乡农民为抗粮抗捐纷纷组织民团，武装自卫。如湫头塬就有五社、中五社、九八社组成的三个民团。3月中旬，国民党正宁县府催款官员在湫头一带催粮催款，欺压群众，被忍无可忍的农民赶走，县政府恼羞成怒，扬言要血洗南塬。就在这危急关头，红军陕甘游击队回到正宁的消息象春风，吹散了压在贫苦农民心头的乌云。一个月前，红军在正宁一带整训和发动群众的工作及红军的严明纪律给广大贫苦农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们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仁义之师，是帮助穷人反抗官府压迫的。于是贫苦农民经过商量，即派人去柴桥子村与红军陕甘游击队取得联系。当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得知正宁南塬一带的贫苦农民为抗粮抗捐而开展的自发斗争，正面临反动派血腥镇压的危急时，当机立断，改变原定向陕西三水①一带出击的行动计划，立即作出决定，就地组织农民，把自发建立的农民群众的民团改编为赤卫队，配合红军攻打山河城，建立红色政权，开辟革命根据地。为此，红军陕甘游击队指挥部派出骑兵，与各地的农民武装联络。在3月19日联合进攻山河城。同时在城内安排了内应，准备红军攻城时于城内哗变接应。

        山河城是国民党正宁县府所在地。驻有陈珪璋的残部及警察治安部队百余人，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此外，距该城10公里的平子镇还住了国民党两个排，随时可以接应。

        3月19日，南塬一带三嘉塬、寺村塬、湫头塬的农民自发武装按预定计划，浩浩荡荡冲破沿途豪绅的阻拦，翻山越沟来到山河城西一带集结待命。同时，红军陕甘游击队从柴桥子村出发，向山河城东运动，准备与群众武装形成东西夹击山河城的阵势。不料向导迷路，将部队带到了九龙畔，绕道返回赶往进攻阵地时，错过了预定时间，致使事机泄露，内应被杀。集结在城西的农民武装单独与伪县保安大队打了一阵后，便纷纷自行散退。红军陕甘游击队到城东后丧失了攻城的有利时机，就在城外隐蔽了一天，第二天晚上撤离了山河城。第一次围攻山河城的行动遂告失败。

        第一次进攻山河城的战斗失败后，红军陕甘游击队于20日晚撤至西坡四圪塔，谢子长在这里召开了队委会，重新讨论了行动计划。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会议作出如下决定：第一，在正宁南塬（包括三嘉塬、寺村塬、五顷塬、湫头塬）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土豪劣绅地主阶级的反动势力；第二，组织发动群众，将群众自发组建的民团武装改编为赤卫军，配合主力红军行动；第三，立即实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纲领，开展土地革命运动；第四，准备再次攻打山河城；第五，创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建立革命根据地。

        3月21日，红军陕甘游击队来到了山河城以南的寺村塬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组织农民协会、赤卫队及少年先锋队、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开展土地革命斗争。红军到处张贴革命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向广大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谢子长等人还亲自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做群众的工作，寺村塬一带出现了高涨的革命形势。经过多方面的发动和准备，1932年3月22日，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的领导下，东起五顷塬、西至上南坡头的几十个村庄的贫苦农民积极分子五、六百人在新庄子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选举李杰夫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张进元、唐桂荣任副主席。据当时担任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文书工作的李志合回忆：

        “三月二十几的一天，在新庄子山神庙场里开大会，有五、六百人，都是周围村上的群众。会上谢浩如先讲话，大概内容都是宣传革命道理的。讲完后接着选主席。群众没人说话，后来谢在台上提出叫张进元当主席，唐桂荣当副主席，群众齐声同意。选毕，张进元上台讲话，他讲话很土，声音很大，说了几句把人都惹笑了。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住西洼张进元家，张和唐也住在这里，每晚还有五、六个赤卫队员拿着矛杆子站岗。”①

        在此前后，寺村塬赤卫军总指挥部也宣告成立，杜兴邦。任总指挥，巩世信、张进选任副总指挥。

        陕甘游击队还在南塬一带率领群众摧毁封建势力，打击封建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活动。3月下旬，红军游击队在苟仁寺召开了公审豪绅赵元亨和巩德功的群众大会，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全体战士、赤卫队和广大贫苦农民都参加了大会，与会人数达到1000余人。庙院里都挤满了人，会场四周都插上了陕甘游击队和赤卫军的红旗，会场气氛严肃。会上宣布了赵元亨和巩德功的罪恶，并立即处决了两个毒辣阴险的封建豪绅，广大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在打击封建势力的基础上，陕甘游击队进一步发动群众，初步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先后没收了西城土豪刘喜坤，于家庄豪绅赵元亨，琴宅豪绅赵秉义的粮食和牛羊、牲畜，分配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同时陕甘红军游击队骑兵队还到永和、彬县的永乐、北极和旬邑的底庙等村镇抓捕土豪劣绅，没收其财物。游击队还在五顷塬一带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但由于此刻陕甘边的土地革命尚处起始阶段，经验不足，发动群众不够充分，因此，分配土地的工作不太成功。

        （二）第二次攻打山河城的战斗

        为了使寺村塬游击根据地进一步扩大，4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当地赤卫军及群众的配合下，发起了攻打山河城的战斗。这次攻城行动，声势浩大，震撼了敌人。根

        当时参加战斗的李志合回忆：“这次去的人很多，游击队、赤卫军、还有群众，大约上千人哩！这条塬（南塬）上至南邑，下至西城周围，赤卫军都参加了。所来的赤卫军及群众手拿土枪、杆子、农具等。一天晚上出发的，谢浩如带领部队从新庄子出发，沿着苜蓿山子下川，经刘家沟、张家坪、刘家店子再上到路家崖窑，赤卫军在杜兴邦带领下沿解家川、石家湾子上塬到杨、巩二畔，我当时跟的是巩世信。我们赤卫军及群众就住在这里，游击队继续前进到县城附近，隐蔽在城东边的财神庙周围。”①

        4月13日，红军陕甘游击队同时从城东、南、东北三面向守敌发起进攻。战斗打响后，敌军钻入城内，凭借坚固的城防工事负隅顽抗，双方对峙了一天。次日，部队继续攻城，至午后，敌驻守早胜的骑兵连闻讯前来增援。敌军狡猾地绕山河城北面向红军游击队扑来。红军迅速撤退至西坡，当敌军赶到西坡坳里时，红军游击队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敌军伤亡三、四十人，我军乘胜追击，残敌入山河城。这次攻打山河城我军牺牲十多人。十六日下午，我军撤回寺村塬。”②

        这次战斗，红军和赤卫军由于缺乏攻城的经验和装备，加之敌军城堡坚固、易守难攻，虽然未能攻克山河城，但红色政权所动员和组织的强大人力和物力，是陕甘边革命斗争中所未曾出现过的新现象，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使敌人心惊胆战，坐卧不宁。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撤回到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以后，接到旬邑县地下党组织派人送来的情报，通报了旬邑县城国民党军守备松驰、麻痹大意的消息。谢子长遂决定奇袭旬邑县，打敌一个措手不及。

        4月17日，红军游击队长途奔袭获得全胜，攻占了旬邑县城，歼敌两个连及反动民团共300余人。此后，陕甘游击队在谢子长率领下在陕甘交界的正宁、旬邑一带继续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根据地。这时候，谢子长和陕甘游击队的大多数干部都已逐渐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对红军的行动方针得出了与刘志丹相同的认识：南下关中平原只能断送红军游击队，只有坚持在陕甘边子午岭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才能巩固和扩大红军，才能取得土地革命的胜利。

        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对谢子长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拒绝执行省委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指示，不去南下关中平原，而是坚持在陕甘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行动大为恼火。4月下旬，杜衡亲自来到旬邑的陕甘游击队驻地，对谢子长和红军游击队其他领导干部横加指责，说他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梢山主义”、“逃跑路线”的严重错误，撤销了谢子长的红军游击队总指挥的职务，派往甘肃靖远王子元部搞兵运工作。5月上旬和下旬，谢子长经过千辛万苦，在靖远先后领导了两次起义，先后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四支队”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八支队”，但最终都遭到了失败。7月，谢子长回到陕西省委汇报工作。

        谢子长离开陕甘游击队后，杜衡将部队带到旬邑县的马家堡，在这里他宣布撤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将部队分别编为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两个支队。由于他既不懂军队工作，又无法打仗和指挥部队，因此，又派刘志丹回到部队。部队分编后，第三支队支队长由刘志丹担任，吴岱峰任参谋长；第五支队支队长阎红彦，参谋长杨仲远。各支队分别成立党组织，队委会也随之解体。随后，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分散行动。第三支队挺进西府，在永寿、礼泉、乾县、彬县一带打游击；第五支队南下关中，在三原武字区一带活动。5月初，国民党军集中六个团的兵力进剿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由于分散行动，缺乏统一指挥，无法打破敌军的进攻。5月上旬，陕西省委命令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向陕甘边区转移集结。10日，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在旬邑清水塬集结。为了解决统一指挥问题，陕西省委又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刘志丹为总指挥，李杰夫为政委，统一指挥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的作战行动。

        此时，敌大军压境，情况紧张。为避免与敌死打硬拼，刘志丹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灵活游击战术，指挥陕甘游击队转兵东北方向。5月15日至17日，陕甘游击队奔袭马栏镇和凤凰山，歼敌四个连及两地民团，缴枪600余支，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揭开了反进剿的序幕。然后，红军游击队在敌人力量薄弱的中部（今黄陵）、宜君、洛川、鄜县（今富县）一带活动，经过半个月的作战，历经大小战斗9次，消灭敌军1400余人，缴获枪械1200余支。至5月底，便打破了敌军的进剿，陕甘游击队也发展到1500余人。

        四、梁掌堡会议的召开，“南北分家”错误的纠正

        这时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对陕甘游击队工作的干扰越来越严重。他不顾实际，强令陕甘游击队放弃在陕甘边区农村建立和扩大根据地的有利时机，到陕西韩城建立根据地。6月，红军游击队向韩城行动。在甘泉临真战斗中，部队遭到很大的损失，“接着我军就进入了白区的平原地区韩城一带作战。当地群众基础较好，群众有对敌斗争的经验。有一次敌人派来四十多个便衣探子，都让赤卫队给抓住了送给我军。敌人接着派一个旅的兵力来围攻。在不便打游击的平原上，又碰到优势的敌人，我们终于打了败仗，伤亡很大。由于韩城雨山战斗的失败；红军游击队被迫转回甘肃宁县麻子掌一带。此时，部队只剩下300余人（三支队剩下二百多人，五支队剩下百余人）。”“许多在一起战斗过多年的老战友，永远见不到面了！这一仗，引起许多同志对领导的不满，有些人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②

        在宁县麻子掌一带休整期间，关于下一步的部队行动方针问题又一次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并在红军陕甘游击队领导人之间再一次引起严重分歧。为此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宁具麻子掌召开了队委会，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问题。会上，李杰夫（游击队政委，后叛变）、黄子文（游击队政治部主任）等提出陕甘游击队应南下关中，到三原武字区去打游击，建立根据地，认为那里群众条件好，工作易于开展。刘志丹不同意部队南下，他仍然主张依托陕甘边子午岭山区，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其理由是“第一，子午岭桥山山脉地域辽阔，回旋余地大；第二，敌人的统治力量薄弱，我军扼守陕甘边区可东攻陕北，西进陇东；第三，可以扩大骑兵，利用骑兵配合作战。”会上双方争执不下，李杰夫、黄子文提出：愿南下者跟他们走，愿北上者跟刘志丹走。③最后作出了分开行动的决定。刘志丹对“南北分家”不赞同，他一再表示，我们不要因为打了一两次败仗就闹情绪，部队还是应一致行动，开到山区去休整，以准备再战。但刘志丹的意见未被李杰夫和黄子文采纳。会后，李杰夫和黄子文就带领愿意南下的部队另住一村，准备分开行动。    ，

        正在这时，阎红彦率领五支队的百余人来到了距麻子掌仅几公里的梁掌堡一带休整。在群众的口中，阎红彦得知陕甘游击队将要分开行动的消息，他认为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可能造成部队的分裂，后果是严重的。于是他分别找到了刘志丹和李杰夫谈话，明确表示自己同意刘志丹同志的意见，部队应留在陕甘边区开展游击战争，保卫和扩大寺村塬游击根据地。这时，原来主张分家南下的一部分同志也在刘志丹、阎红彦等人的耐心说服下逐步改变了态度，认识到“南北分家”不利于党的利益，对部队危害很大。于是，陕甘游击队又一次召开了队委会，讨论部队的行动方针问题。会议经过认真的讨论，作出了以桥山山脉为侬托，就地开展游击活动，伺机再向南向北发展的决定。在这次会上还在组织人事上作了变动，推选阎红彦为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将原来的第三支队和第五支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第一大队由高山保任大队长，黄子文任政委；第二大队由刘志丹任大队长兼政委，副大队长吴岱峰；骑兵大队由强龙光任大队长，全军共约300余人。

        梁掌堡会议，纠正和克服了“南北分家”的错误倾向，确定了就地在陕甘边地区开展游击斗争的行动方针。由于这次会议的召开，“后来分家没有成为事实，没有造成部队分裂的严重后果。当时，刘志丹、阎红彦两同志都反对‘分家’，对于纠正这一错误，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①

        梁掌堡会议后，李杰夫回省委汇报工作，陕甘游击队在宁县盘克塬一带休整补充，开展游击活动。

        五、西华池起义的爆发，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扩大

        西华池是甘肃合水县西部的重镇，位于庆阳和宁县之间的交通要道上。1932年春，国民党军队为进攻和防范陕甘游击队，将陆军新编第十一旅石英秀部从宁夏调入陇东，分别驻防在庆阳、合水、华池一带。但由于我党早在大革命失败后就在该部开展兵运工作，刘志丹、谢子长也曾在该部活动过，并派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进入该部，因此该部中党的基础较好，地下党员已开始控制和掌握了一部分部队，党的负责人李树林任一团一连连长，驻合水；高鹏飞任特务营一连连长，驻西华池，他们随时准备发动起义，加入红军。

        6月，谢子长在靖远起义失败后，途经宁夏隆德县城，委托地下党员杨林、高昆山，郝维新、高照璧前往该部协助地下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杨林、高昆山等四人来到国民党军十一旅后，了解到高鹏飞所在的特务营举行武装起义最为有利，因为该营营长带一个连驻庆阳，两个连驻守西华池，其中高鹏飞掌握的一连，人枪齐全，战斗力强，全连的班长以上干部和连部勤杂人员多数为地下党员，可以控制局势。西华池又接连宁县盘克塬，便于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接应，起义成功的把握性大。于是他们就来到西华池找高鹏飞等人商量起义事宜。高鹏飞也认为起义条件已经具备，遂派地下党员宋廷璧（时任班长）持信到宁县盘克塬一带找红军陕甘游击队取得联系，刘志丹、阎红彦当即表示赞同该部立即起义，并部署陕甘游击队准备接应起义部队。刘志丹在回信中还嘱咐起义一定要慎重行事，如果条件不成熟不可盲目行动。在起义过程中要周密部署，保汪起义行动的万无一失。

        在得到陕甘游击队领导人刘志丹、阎红彦的明确指示后，高鹏飞立即召开地下党支部会议，具体研究起义计划，参加会议的有高鹏飞、曹胜勇（二排长）、杨林、苏杰儒和一位司务长等人。会议决定起义日期就定在7月9日，各支委分头负责准备起义的部署工作，高鹏飞负责全面的指挥工作，曹胜勇负责准备武器弹药供应及部队兵力的调配工作，司务长负责筹集粮款和后勤供应。任务明确以后，各支委分头行动，在部队中秘密开始了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7月9日，高鹏飞为稳住营部，确保起义计划的顺利实施，到营部与敌副营长一起打麻将，麻痹和迷惑敌人。其他同志按支委会的原定计划积极行动，部署起义工作。下午出操前，曹胜勇和苏杰儒把一连集合起来，正式向全连作了起义动员，得到了全连官兵的热烈响应。然后率一连突入操场，出其不意地缴了二连全体官兵的枪，并命令二连全体官兵在操场集合待命。与此同时，杨林、郝维新带一连连部勤杂人员10余人，迅速突袭营部，和高鹏飞一起解除了敌副营长及营部人员的武装，高鹏飞来到操场上，郑重宣布特务营一、二连170余名官兵正式起义。在场官兵一致鼓掌，表示热烈拥护。高鹏飞接着又宣布了几条军事纪律，并对起义部队进行临时整编。整个起义工作井然有序地进行，起义官兵作好了开赴盘克塬的准备工作。天黑以后，高鹏飞下令部队出发，起义部队浩浩荡荡向盘克塬开去。10日下午，起义部队在盘克塬畔与前来接应的红军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会合后，继续前进。夜晚，起义部队与陕甘游击队正式会师，并举行大会，共同庆祝西华池起义的伟大胜利。

        西华池起义是我党在陕甘地区取得的第一次武装起义的胜利。这次起义整整瓦解了国民党军两个连的兵力，170余名起义官兵参加了红军陕甘游击队，壮大和充实陕甘游击队，对西北反动军阀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影响甚大。这次起义的成功，一方面是我党在国民党军中长期开展兵运工作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正说明了起义的成功和通过起义创造红军的行动离不开工农运动的支持和配合。以往的起义由于缺乏这种配合和支持因而失败了。西华池起义是在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已经建立，陕甘红军游击队已经在宁县、正宁一带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和发动农民运动的情况下发生的，因而这次起义就能同南方的武装起义一样创造出正式的红军来。事实上后来在照金苏区建立后，耀县起义即使在遭到失败的情况下，起义军余部也能避免被敌消灭的危险，进入苏区，参加红军。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道理，只有在工农运动广泛开展的基础上，用起义方式创造红军的努力才能获得成功。

        六、红军陕甘游击队保卫寺村塬游击根据地战斗的失利

        西华池起义胜利后，陕甘游击队和起义部队一同开赴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湫头、南邑一带休整，在游击根据地群众的掩护和支持下，陕甘游击队逐渐恢复了战斗力，这时，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决定将西华池起义部队增编为第三大队，高鹏飞任大队长。此时全军人数达到500余人。

        7月下旬，李艮受陕西省委之命，来到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巡视。此时，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对陕甘游击队继续坚持实行在陕甘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行动方针非常不满。他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武断地认为红军陕甘游击队内部存在着机会主义领导问题。李艮临行前，杜衡交给李艮的任务是：“为了实现游击战争，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历史任务，彻底转变陕甘新苏区的机会主义领导，以创造陕甘新苏区与二十六军的问题。”①这个任务本身就反映了杜衡对陕甘游击队领导人员的极度不信任态度，表现了省委脱离实际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李艮来到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后，加紧全面地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

        首先，李艮不顾将面临敌军进攻的威胁，不去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和部署，而是在正宁南邑连续六、七天召开干部会议，批判所谓的“机会主义领导”和“反革命阴谋的问题”，空谈创造新苏区与二十六军的计划。这场斗争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各项正确主张。对不同意的压制，造成人心惶惶，使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内和陕甘游击队内的政治空气变得极不正常。

        其次，李艮在土地革命斗争中推行“左”的方针，不顾客观条件，强令在五顷塬一带打土豪分田地的干部和战士，必须在二十天内将分配土地的工作完成。由于农民的思想觉悟尚未提商到这种程度，加之当时是在一个地广人稀的区域进行的，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情绪是不高的，@这样，就不能组织和发动农民群众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支援革命斗争，以保卫红色政权和根据地，相反，还引起了农民的恐慌。

        再次，李艮为了排除障碍，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由于对陕甘游击队党组织的不信任，他又在游击队中重新组织了一个“秘密队委会”，企图以此采取代陕甘游击队党委的领导，从组织上解决“反革命阴谋分子”的问题。

        正当陕甘游击队内部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而搞得人人自危，空气紧张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却开始对寺村塬游击根据地进行反革命的“围剿”。国民党一个团的兵力利用红军未作任何反“围剿”部署之机，进占了从湫头塬到寺村塬周围的村庄要道，切断了两地交通，加固了王郎坡寨子，做好了“围剿”根据地的军事部署。直到这时李艮才意识到敌情的严重程度，才认识到五顷塬、寺村塬一带的游击根据地有丧失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李艮才命令红军游击队迎击敌军的进剿。

        但是，李艮没有反“围剿”斗争的指挥能力和实际经验。在强敌进攻面前，他先是主张强攻敌军据点。8月13日，李良强令红军陕甘游击队攻克王郎坡寨子据点，拔除敌军插在苏区内的钉子。由于王郎坡据点三面环沟，易守难攻，据点内又有一个连的敌军把守，粮弹充沛，外有援军的支援，红军取胜毫无把握。在李艮的强迫命令下，红军陕甘游击队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的猛烈狂射，步骑配合，死打硬拼，围攻两天未能取胜，部队伤亡60余人，只好在16日撤出战斗，转移到三嘉塬一带待命。

        这时，如果红军游击队打出外线，发挥自己的优势，避敌锋芒，击其虚弱，在活动中调动敌人，歼灭敌军一部，粉碎敌军进剿的希望还是存在着的。但是，李艮又把巩固根据地的方针单纯地理解为军事上的死守。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李艮命令红军游击队进至五顷塬集结。但没等完成部署，即遭尾追之敌猛攻，部队仓促应战，伤亡30余人，阵地被突破，只好边打边撤，死守五顷塬战斗失利，部队又退至三嘉塬地区。19日早晨，敌军分兵三路，合击三嘉塬地区，企图彻底消灭红军陕甘游击队。陕甘游击队在敌军的合围下，奋力拼杀，后巧借大雾，突出重围。突围后，部队转移到旬邑县马栏镇，全军只剩下200余人。

        至此，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左”倾冒险主义方针的错误指挥下，三战三败，部队损失惨重。由于丧失了在陕甘边区开辟的第一个游击根据地——寺村塬游击根据地，部队失去了后方依托，得不到充分的休整和补充，处处被动，处境险恶。此后，李艮离开了红军陕甘游击队，回陕西省委汇报工作。1933年2月，李艮去陕南奉命组建红二十九军，任红二十九军政委。4月遭敌杀害，英勇牺牲。李艮在陕甘游击队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这种错误不应由李艮一人承担，而应该看成是陕西省委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必然结果。

        1932年8月底，陕西省委仍然强凋改造游击队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问题，为此，撤消了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重派埘子长回陕甘游击队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部队稍事休整后，进入耀县照金一带活动。9月20日，国民党军何高侯部及富平、同官、耀县三县的民团分三路再次前来“围剿”陕甘游击队，企图将红军消灭于耀县照金地区，情况十分严重。谢子长率领部队转战照金、淳化、正宁、保安等地，由于数月转战，连战失利，部队疲惫不堪，无法休整补充、伤病员无法安置，困难重重。10月，陕甘游击队退至南梁平定川、豹子川一带。当时，由于连续作战，部队伤亡严重。加之时值深秋，天气寒冷，伤病员大增，红军缺衣少药，无法医疗。部队住在烂窑洞里，衣衫单薄，粮食无着，武器残缺，弹药缺乏，士气低落，陕甘游击队面临严重的困难局面。为了克服困难，谢子长在莲花寺主持召开了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决定分散外出活动，渡过难关，发展革命力量。这次会议后，陕甘游击队分兵四路，刘志丹带领一个大队70余人到合水拓儿塬一带活动；杨森、黄子文带领60余人，到陕西三原县武字区活动；阎红彦、杨仲远带领骑兵大队到陕西耀县一带活动。谢子长、吴岱峰率30余人，留在南梁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的梢山，照料高鹏飞等60余名伤病员。

        这时候，寒冬来临。谢子长带领的伤病员在南梁梢林里处境十分困难。“他们穿的是破棉袄，有的披的是破被子，有的用烂毡片或烂羊皮裹着腿，包着脚。晚上西北风刮来，象冷水浇身，在这时要移动，还得等出太阳的白天才行。钻在废窑洞里还是挡不住寒冷，就打些柴来烧着烤火，等柴火把地皮烤热的时候，就把柴火挪动一个地方，大家轮流在烤热的地皮上睡觉。”①

        就这样，英雄的红军终于熬过了冬天，克服了困难。经过近两个月的分兵游击，发动群众打土豪，陕甘游击队筹集到大量粮款物资，部队恢复了战斗力。12月上旬，分兵出击的各路游击队在合水县黑木塬会合，部队士气高涨，求战心切。12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再出桥山，南下渭北，迎接更加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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