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2月至5月，国民党陕、甘、宁三省军阀调集10000余人的兵力对陕甘边南梁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刘志丹率领陕甘边红二十六军主力，在地方红军游击队的配合下，转入外线，南征北战，东拼西杀，纵横驰骋于陕甘边的广大地区，连战连捷，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终于在5月下旬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精心组织的反革命“围剿”。这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陕甘边红二十六军自创建以来取得的一次伟大的胜利，它不仅使南梁根据地得到巩固，而且还扩大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解放了十几个县的广大农村。这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也使红二十六军的反“围剿”作战经验更加成熟，形成了陕甘边地区红军作战的基本思路。

        一、陕甘边红军反“围剿”方针的制定

        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不断发展和第二路、第三路游击队的壮大，陕甘边南梁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展，直接威胁着国民党反动派在陕甘地区的反动统治。于是国民党反动派从1934年2月开始，部署了第一次的反革命“围剿”。敌军采取分片负责的划区驻剿和竭泽而渔的进剿、堵剿手段，对陕甘边红军实施反复清剿。这次“围剿”中，敌使用部队有8个团正规军及各地主民团，总兵力达10000余人，兵分八路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心区逐次推进，以达到逐渐缩小红军主力的活动区域，限制红军的机动作战能力，压迫红军主力于南梁地区，迫使红军在狭小区域与其作战，进而全歼陕甘边红军的企图。

        国民党反动派用来“围剿”陕甘边根据地的八路人马是；第一路，驻防耀县的陕军干部团；第二路，驻守小桥的陕军特务团；第三路，驻防正宁的国民党甘肃警备第二旅一个团；第四路，驻守庆阳的甘肃警备第二旅一个团；第五路，防守旬邑的陕军何高侯团；第六路，驻守合水的甘肃警备第二旅一个团；第七路，驻守洛川的陕军冯钦哉部一个团；第八路，驻守保安的高双城部一个团。各地民团武装配合敌正规军的进攻行动。

        具体“围剿”部署是，以驻守庆阳、合水一线的甘肃警备第二旅的两个团配以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分兵“进剿”；以驻守耀县、旬邑、洛川、正宁、保安等地的六个团陈兵堵截。敌人的用心十分险恶，妄图实现其在中宜一带截击红军不能东进。封锁洛河一带阻止红军不能北退，南面大军压境使红军不能交锋，西部重兵扼守使红军不能突围，最后逼迫红军与其在南梁地区决战，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

        刘志丹同志纵观全局，洞察敌情，与红四十二师党委和师指挥部其他同志一道认真制定和研究了反“围剿”的方针和军事计划。刘志丹等同志认为，敌军虽然人多势重，但也存在着不少弱点和困难。一是战线过长，无法集中兵力作战，只能分片分段地“剿防”和“追剿”。无法立刻造成与红军主力决战的条件，二是参加“围剿”的国民党部队部是杂牌军，有的还遭受过红军的严重打击，心存疑虑，各军阀之间都想扩大地盘，想保存实力，因而各自为战，不执行统一的指挥，因此各部之间很难达到协同作战。据此，刘志丹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制定了打破敌军大规模“围剿”的方针：充分发挥游击战争的优势和特点，集中主力红军，跳出外线，诱惑敌人，寻找战机，歼灭弱敌，达到彻底粉碎敌军“围剿”的目的。在军事部署上，以第二路游击队一部坚持在南梁中心区内线，防御打击进剿之敌，以第三路游击队各部牵制和袭击南线敌军，使其不能分兵冒进。以红四十二师主力红三团、骑兵团和第二路游击队的一部跳出外线打击和消灭敌军。在作战的策略上采用机动灵活，声东击西，避敌主力，击其虚弱，各个击破的战术，积小胜为大胜，最后彻底粉碎敌军的“围剿”。

        2月上旬，刘志丹率四十二师主力红三团、骑兵团500余人由南梁隐蔽出发，经宁县、正宁南下，突然出现在照金以北地区。敌军误以为红军主力南进，慌忙调集南线的进剿部队沿旬邑、耀县、‘淳化一带截击，防止红军南下关中。红军当即转军向北，挥师同官、宜君方向的咸榆公路作战，第一仗打姚渠，歼敌一个排，缴获枪支28支；第二仗打石板，歼敌民团一部，缴枪10余支；第三仗打王雷镇，歼敌一个连，缴枪40余支。不待敌人查明红军动向，红军又转兵西北，涉过沮水，第四仗打店头，歼敌民团一个排，缴获枪支29支。此后，红军经槐树庄、张村驿、黑水寺，过太白镇回到南梁根据地东华池一带，作短暂休整。3月下旬一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主力和庆阳、合水两支游击队再次出击外线作战。红军主力由南梁北上，疡言要向安塞、安定进军，虚张声势，渡过洛河。但当部队行至保安刘家砭，距保安尚有八十里路时，突然调兵西向，经过小蒜川，向敌陕西警备骑兵旅的后方吴旗镇以南的三道川前进，奔袭蔺家砭，出其不意，歼灭了张廷芝部的一个连，缴获枪支50余支，取得了反“围剿”以来第五仗的胜利。接着骑兵团马不停蹄，红三团飞速前进，一举围歼了张廷芝部驻中河岔的一个营，又在崖窑歼敌一个辎重连，取得了歼敌4个连及民团一部的胜利。红军在三道川作战时，还缴获了陕西警备旅张廷芝部的一个兵工厂，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和修造枪炮的机器，有几名修械工人自愿参加了红军，为后来开办南梁兵工厂打下了基础。当晚红军封锁向西的交通要道，隐蔽我军的作战意图。翌日，红军主力继续西进，长途奔袭庆阳县元城镇，抓获元城川大豪绅、国民党庆阳县第四区区长高明山，歼灭了元城民团30余人，缴获枪支30余支及大批银元，并包围了谭世麟老巢元城寨子，遂即神速南下，在赵梁子又打垮了谭世麟的儿子谭振武率领的骑兵连，缴枪50余支，战马50余匹。

        在这一阶段反“围剿”作战中，陕甘边红军主力南下照金，东出宜君，北上保安，西进庆阳，迂回外线，转战千里，歼灭敌陕军第四十二师、陕西警备骑兵旅、甘肃警备二旅及民团各一部，达到了调动敌人，迷惑敌人的目的，为红军以后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战机。

        二、反“围剿”作战的辉煌胜利——一西华池大捷

        红军在赵梁子取得歼敌一个骑兵连的胜利以后，经五蛟，悦乐、城壕川进至合水县赵家原，摆出攻打合水的架势，诱敌上钩。愚蠢的敌人摸不清红军的意图，被红军牵着鼻子打转转。

        当红军在元城、赵梁子攻击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时，谭世麟就向敌甘肃警备二旅驻合水的王子义团求援，王子义立刻令其团副率两个营及一个机炮连赶往元城增援。当敌军赶到元城一带时，红军早已背道而驰，进抵合水城下宿营。合水敌军见红军主力兵临城下，恐慌万状，连忙下令抵达元城的敌军星夜兼程向合水回援。没等敌人赶回合水县城，红军于4月2日早晨，朝合水县城虚晁一枪，转向南原，中午抵达西华池。敌军两次扑空，气极败坏，不顾疲惫，恼羞成怒地紧迫红军不放。

        这股尾追之敌，没有同红军交过锋，不知道红军的战斗力，自认为他们是国民党正规军，根本不把红军放在眼里，骄傲自负，不可一世，大有把红军一口吞噬气势。出发前，敌团副要求每个士兵抓一个红军来，敌军30多个骑兵的马鞍上都带着一捆绳子，狂妄地叫嚣要用这些绳子捆红军。

        刘志丹原先估计，敌军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合水时，已经精疲力尽，当天不可能追赶红军，因而打算趁庆阳城防守空虚之机，利用夜间奔袭庆阳城。正因为如此，当部队到达西华池后，他一方面命令红军作夜间奔袭庆阳的准备，抓紧时间休整部队，一方面召开干部会议研究部署作战计划。部队到达西华池后，师部及红三团驻北城内，骑兵团驻东门外骡马店里，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率庆阳、合水游击队沿沟驻在城东，炊事班埋锅造饭，骑兵团下沟饮马，部队紧张地做着夜间奔袭庆阳的准备。

        下午3时许，红军干部正在开会，突然接到二路游击队侦察员报告：“远处发现敌人！但还未看清是地方民团还是正规军。”刘志丹当即命令继续侦察，不久侦察员报告是敌人的正规军。

        敌情有了变化。刘志丹估计敌军有两个营和一个团部直属机炮连共七个连，约600余人，红军也有七个骑兵、步兵连，约500余人，加上第二路游击队的武装，敌我兵力大体相等，敌军虽然武器装备好，战斗力强，但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疲劳不堪，战斗力已大大减弱。红军数战数胜，士气高昂，取得胜利有较大把握，另外，西华池处于东西两侧临沟的南北狭长地段，中间夹着破旧的小城，地形对红军步骑协同作战十分有利。于是，刘志丹根据有利形势决定在西华池歼灭这股敌军。

        刘志丹当机立断，命令干部返回部队指挥作战，他说：“这股敌人马不停蹄地赶来送死，我们就给他们来个干脆彻底的消灭！”

        随后，刘志丹登上西华池的城墙眺望，只见敌军在一里以外，以两路纵队的行军队形向红军猛扑而来。刘志丹暗想，以行军队形在阵前接敌，这是违反最起码军事常识的错误。事后才知道，敌军之所以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根本原因是敌军根本看不起红军，当发现红军时，敌前卫营营长对团副说：“前边就是红军，部队赶快展开吧。”可是敌团副说：“赶快走，等你展开时，红军早就跑了！”因此敌军一直以这种行军队形直冲红军的阵地前沿，不仅前卫营没展开，后卫营也没能展开行军队形。

        骄兵必败！刘志丹决定抓住有利时机，歼灭这股敌军。他当即下令：“王世泰团长，你组织红三团从正面狙击敌人，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把敌军打下去。我和杨森组织骑兵团投入战斗！”

        王世泰当即命令部队集合，并令红三团第一、二连隐蔽在北门外的一条横沟渠坎下待命，规定敌军不到200米以内不准开枪，命令先锋连死守北城墙，掩护一、二连的冲锋。

        敌军越来越近，大约距红军只有300余米距离，突然散开向红军发起进攻。这时红军骑兵团大部分战士还在沟下饮马，未上来，只有骑兵团一连一排的战士已经上来，排长李守成看见敌军蜂拥而来，情况危急，他即率领全排战士，从正面冲向敌群。由于敌军火力猛烈，冲锋未能奏效，李守成和几名战士当场英勇牺牲，骑兵一排的其余战士迅速撤退下来。

        敌军见红军骑兵被压下去，气焰更加嚣张，狂吼怪叫着继续冲击。看见战友倒在血泊之中，红三团战士怒火燃胸，他们集中火力射出一排排复仇的子弹，硬是把敌军的冲锋打退了。顽固的敌军接着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王世泰当即命令先锋连用火力顶住敌人，让第一、第二连从隐蔽地出击，向敌军发起了反冲锋。

        此时，骑兵团已经集合起来，张秀山、赵国卿奉刘志丹命令，率部飞速迂回敌后，切断敌军的退路，向敌军指挥部和机炮连冲击。第二路游击队的庆阳、合水等游击队也在杨琪指挥下，由东沟畔向敌军冲去，这样就形成了南北东三面夹击敌军的阵势。

        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回荡天际的喊杀声，战马的嘶鸣声和奔跑声，混成一团。骑兵团战马嘶鸣腾空而起，风驰电掣般地扬起弥天尘土，横扫敌阵。敌军前后受到夹击，魂飞魄散，溃不成军，迫击炮、重机枪顿时变成哑巴，红军战士与敌军短兵相接，展开了白刃撕杀格斗。

        担任守城掩护任务的先锋连，见兄弟连队都在奋勇杀敌，急得齐声向团长王世泰请战。不待王世泰批准的语音落地，性急的战士干脆就从城墙上跳下去，扑向敌群。

        敌军在红军的包围合击下，失去指挥，无力抵抗，大部分乖乖地缴枪投降，还有一部分被压到西沟畔和沟底里，有的还跳坡逃窜。骑兵团绕过西沟畔，堵住沟口，红三团的步兵猛追猛打，跳下深沟，穷追不舍。逃进沟底的敌人，见前有骑兵堵截，后有步兵追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全部当了俘虏。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除敌团副带领十几个人侥幸逃跑外，其余官兵全部被红军解决。此战毙伤敌军近百名，俘敌500余人，缴枪600余支，追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炮弹数十枚，骡马50余匹，红军仅牺牲四、五人。战后，红三团战士抬着迫击炮又蹦又跳，爱不释手。第二天行军时，他们硬是不让骡子驮炮，自己轮流抬着走了一天，以此享受胜利的喜悦一

        西华池战役是陕甘边红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这次战斗打得非常漂亮，打出了红军的军威，对反“围剿”作战影响甚远。

        西华池战斗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胜利，一是因为刘志丹等作战指挥正确，部署得当，调动敌军，创造并抓住了在运动中歼灭敌军的战机；二是红军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步骑配合，协同作战，没有给敌军以喘息之机；三是红军战士士气旺盛，连战连胜，在战斗中敢打敢拼，造成了泰山压顶的气势，使敌军无还手之力；四是敌军骄傲自负，指挥错误，加，之敌军被红军拖得精疲力竭，战斗力大为减弱。

        西华池大捷，是红军在陇东地区继奇袭合水县城和打垮敌赵文治团之后取得的又一次重大的胜利。这次战斗，对粉碎敌军大规模的“围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西华池大捷后，刘志丹率领红军主力浩浩荡荡地回到南梁革命根据地，将部队驻扎在东华池一带进行休整补充。

        东华池，位于葫芦河川、豹子川、大凤川、三川相汇之处，群山叠翠，绿水环城。东西北三城依山虎踞，成犄角之势，为古代军事要塞。相传其城北山腰有泉，水流成池，清澈见底，百花影映其中，故而名曰“华池”。这里自西魏起，历隋、唐、宋代曾设县置州，明代成化年间曾设巡检司，是一个历史古城。凯旋而归的红四十二师主力在这里举行了祝捷大会，刘志丹在祝捷大会上说：“这次红军主力出击外线，是一次雄壮威武的‘武装大游行’，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红军的政治影响，显示了红军所向无敌神勇的军威。”会后，举行了威武壮观的赛马活动。杨森政委一声令下，一个个红军骑兵健儿，跃马挥刀，催马奔腾。霎时间，东华池川道里，人喧马嘶，烟尘飞扬，欢声雷动，笑声阵阵。在千年古城外，英雄的红军部队又展现了一幅“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壮丽图景。

        经过短暂的休整，刘志丹、杨森又率领红军主力部队，再次南下关中，支援了第三路游击区的游击活动。5月初，在淳化县三里原，杨森率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将敌陕西保安团两个连紧紧包围，敌据守村落负隅顽抗。杨森身先士卒，脱掉上衣，手舞大刀，率领骑兵团冲入敌阵，经过激烈拼杀，全歼敌军180余人，取得了三里原战斗的胜利。随后，红四十二师帮助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展开了恢复照金苏区的英勇斗争。

        三、敌军调整“围剿”部署，红军主力突破敌军合击圈的战斗

        从三里原战斗中缴获的敌军机密文件中，刘志丹得知，由于西华池大捷极大地震惊了陕甘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恼羞成怒，调整了“围剿”部署，继续向陕甘边南梁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新的进攻，其兵力部署和“围剿”计划是：以甘肃警备第二旅仇良民部和谭世麟的陇东民团军为主攻部队，由庆阳、合水一带向南梁根据地中心区域长驱直入；冯钦哉部一个营配以几百名地方民团武装由鄜县黑水寺一带向太白挺进堵住；敌井岳秀部驻延安、保安的一个团从东、北两线作战略配合，进击南梁，妄图一举将南梁中心区的红色政权摧毁殆尽。在此同时，为对付活动在照金地区的红军主力，增调马弘章骑兵团由南向北追剿红军，晁团在正宁山河一线负责堵击，何高侯部一个营和几百名地方民团武装在淳化、土桥一线负责堵击，刑团在马栏镇、转角镇一线进击，冯钦哉部的两个营在杨家店、转角镇一线拦截，敌人企图切断第三路游击区与南梁中心区的联系，堵死红军回师通道，将红军主力合围歼灭于照金地区。

        敌人的这个“围剿”新部署，在动用、调集兵力上和前一阶段“围剿”，中使用的兵力大体相当，但是明显的是，这个新的“围剿”部署吸取了以往作战失败的教训，因此，它在方针上区别于前一段“围剿”的部署。从前一段“围剿”部署中，可以看出，敌人是妄图以八路：兵马分进合击，逐次推进，缩小范围，聚歼陕甘边红军主力于南梁根据地内部。但是，由于陕甘边红军主力跳出外线，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驰骋于陕甘边的广大地区，使敌八路合击的企图不仅落空，反而被红军各个击破，甚至一个整团大部都被红军歼灭。在这种情况下，敌修改和调整了“围剿”部署，加强了各路敌军之间的配合，调集大批骑兵投入“围剿”战场，跟踪追击红军，加强了机动作战能力，同时采取以重兵进击南梁中心区，摧毁红色政权，封锁红军主力回师南梁的通道；在关中地区逐渐压缩堵击红军主力于照金一带的狭小地区，最后聚歼红军于外线狭小地带的毒辣方针。敌人企图通过贯彻这样的方针和计划，达到一箭双雕的战略目的——既摧毁陕甘边南梁革命根据地，又消灭陕甘边红军，彻底扑灭陕甘边地区的革命烈火。

        敌情严重，形势紧急。三里原战斗后，红四十二师党委在照金召开会议，研究反“围剿”部署。鉴于红军主力在第三路游击区处境险恶，师党委和刘志丹决定：红军主力迅速北上，跳出合击圈，回师南梁根据地，争取战场主动权。会后，立即进行了紧张的动员和部署。

        5月中旬，红军四十二师主力离开第三路游击区北返南梁。红军由耀县照金一带出发，经香山河、油房沟、黑牛坬，准备从马栏一带跳出敌人的合围圈。但部队在行军途中，经侦察得知沿马栏至刘家店一线都有敌重兵严密封锁。刘志丹当即召开干部会议，重新研究行军路线，决定部队稍事休息、吃饭，转兵西北，连夜急行军，天亮前赶到正宁五顷塬，绕道跳出敌军的包围圈。

        红军主力遂即以红三团为前卫，骑兵团为后卫，经一昼夜急行军，次日早晨到达五顷塬下面的岘子。由于人马极度疲劳，部队准备休息。不料，敌马弘章的骑兵团突然尾追而至，同红军后卫部队骑兵团展开混战。前卫部队红三团立即集合，由王世泰带一个连在五顷塬西侧山峁通道上阻击，其余部队继续突围。由于敌我骑兵混战一团，红三团阻击部队火力无法展开，敌骑兵部队攻势猛烈，红三团阻击部队抵敌不住，向沟底森林撤退，敌人继续追击。红三团先锋连在五顷塬西侧高凤坡阻击敌军，掩护主力突围。先锋连在众寡悬殊的形势下，打得十分英勇顽强，终于阻止了敌军的攻势，保证了主力部队的安全转移。红军主力转移至雕翎关时，又遇敌冯钦哉部一个营及200余民团的堵截，部队奋勇冲杀，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

        这次战斗史称高风坡战斗（又叫五顷塬战斗）。红军在这次战斗中，奋力冲出敌军的合围圈，摆脱了极为不利的处境，跳出了堡垒地带，赢得了反“围剿”战争第二阶段的战场主动权，从而使敌军在第三路游击区的照金地区歼灭红军主力的美梦破灭，因而这次战役是有重要意义的。

        但是，这次战斗中，红军打得很被动，究其原因，一是敌情不明，遭到敌马弘章骑兵团的袭击；二是部队在突围中，因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影响战斗力的发挥；三是在突遭袭击的情况下，部队各级指挥的联系不畅，无法有效地压制敌人攻势。因此，红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部队牺牲30余人，另有20余名红军战士受伤后被俘。这些被俘红军战士由于宁死不屈，被凶残的敌军拉到正宁县山河镇的老爷庙内活埋。战后，当地群众怀着悲痛的心情将牺牲的红军战士安葬在五顷塬高凤坡上。党组织和当地人民还到五顷塬一带的梢林中四处寻找负伤后分散隐蔽的红军战士，治愈伤口后，送回部队。1934年6月，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以寻找到的高凤坡战斗中失散的正宁三嘉籍红军战士10余名为骨干，建立了第五支队，习惯上称“正宁五支队”。1935年，该部编入新正独立二营。

        由于在高风坡战斗中，红军损失严重，刘志丹、杨森立即改变了回师南梁的计划，决定红三团、骑兵团兵分两路，转移外线作战。在此同时，陕甘边特委和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南梁根据地的游击队、赤卫军立即动员群众，坚壁清野，进山隐蔽相机袭扰敌人。

        四、国民党匪军窜犯南梁根据地的罪恶活动，红军粉碎敌军的第一次“围剿”

        由于主力红军转至外线作战，南梁根据地内部仅留下少数游击队员和地方干部坚持战斗。因此，敌甘肃警备第二旅仇良民部和谭世麟的陇东民团军1000余人，几乎在没有受到大的打击的情况下，于5月9日窜入南梁中心区。仇良民和谭世麟匪军所到之处，烧毁房屋，毁窑洞，砸碎锅碗、水缸，赶走群众的牛羊，放火烧粮，掠夺财物，无恶不作，共计烧毁房屋40余间，毁坏窑洞数百孔，仅在小河沟、老庄河就烧毁群众藏粮10余石。国民党反动军队还在马背上驮着铡刀，到处搜捕和杀害南梁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及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南梁大地。

        在国民党匪军的烧杀抢掠面前，南梁人民为保卫党的干部和红军的物资，英勇无畏地同敌人展开了悲壮的斗争，表现出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概，阎洼子村群众的护枪斗争，就是其中一例。

        阎洼子村，位于通往白马庙川、玉皇庙川、荔园堡川的三岔路口上，是南梁根据地的中心区域。红军部队在转移外线作战时，曾将各种枪支60支，子弹两口袋（约五、六千发），马鞍、马蹬40套，以及当地群众给部队捐献的2000颗鸡蛋，铜元数千枚，粮食10余石，留存在这里。当群众接到敌人要对南梁根据地进行“围剿”的通知后，全村的父老乡亲在干部武生荣的带领下，迅速进行坚壁清野。他们在本村的一个大场边上，挖了一个长坑，将红军留存下来的东西全部埋藏起来。村苏维埃主席武海潮，又将红军打土豪得来的30头牛，赶进深山密林中隐藏起来。全村的乡亲们只有一个心愿：红军留下来的东西，决不能让敌人抢去。

        5月10日中午时分，国民党匪军窜至阎洼子村搜查。在埋藏军用物资的大场上，发现了翻起的新土，引起敌军的怀疑。一个敌营长立即指挥十几名士兵动手挖了起来。听到这个消息，全村人都顾不得敌兵在家里乱搜乱抢，纷纷向大场里赶去。

        这时，埋藏在上层的几口袋粮食已被挖了出来，继而装在一口大铁锅里的两千颗鸡蛋也被刨了出来。但敌人还在继续挖，眼看一场大祸就要来临！

        在这紧急关头，老雇农武万有挺身而出。大吼一声：“不能挖老百姓的东西！”在武万有的带动下，乡亲们一齐围上去斥责敌人，并坐在土坑上面，任凭敌人拳打脚踢，枪把捣，鞭子抽，死活不肯离开这个地方。这样，闹腾得敌人实在没有办法再挖下去，只得抓住带头“闹事”的武万有，离开了大场。

        红军的军用物资被保护住了，而武万有却遭到敌人毒刑拷打，折磨得昏死过去，然后抛到荒郊野外。乡亲们发现后才抬回家，但留下了终生残疾。

        在此同时，敌人分兵“清剿”南梁根据地的其它村庄，遭受到骇人听闻的洗劫和烧杀。

        九眼泉村的李青山，人称“李炮匠”，是红军修械所的工人。一天，他在自家院畔上望见转咀子川台上过来几名搜查的骑兵，误以为是红军回来了，高兴地跑出院子前去接应，当他走近时，发现这几个骑兵衣冠不整，面带凶相，才知道不是红军，转身就走。敌兵喊了声：“站住！”随即向他猛扑过来，把他围在中间搜身。李青山与红军联络的信条被搜了出来，敌兵立即把李青山五花大绑，拉到了南梁的阎洼子村。

        谭世麟匪军为了从李青山口中掏出红军的机密和坚壁起来的物资枪械弹药，对李青山采用了压杠子、灌辣椒水，用烧红的烙铁烙等酷刑，李青山被敌人折磨的几次昏死过去，但他宁死不屈，一字不吐！

        恼羞成怒的谭世麟匪军，从李青山口中得不到任何情况，便大发淫威。13日晚，敌军将李青山、张侯福、曹思聪等26名红军游击队员、苏维埃政府干部和革命群众五花大绑，拉到阎洼子台地里，那里早已挖好了埋人坑。敌人在深坑前再次逼讯，并把他们一个个推下去。英雄的革命烈士们，在惨遭活埋前与万恶的敌人进行了最后的搏斗。他们被敌人用铁锨砍下42坑，又爬上来，再砍下去，。再爬上来。双手被捆绑着，就用牙咬，用脚踢，用头撞敌人。李青山被敌人推下土坑后，敌人还向他盘问红军的枪炮在哪里？他仍骂不绝口，连续几次扑上去和敌人拼搏。这时，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发出了一声冷笑：“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红军，留着他再用刑！”

        敌人为了能从李青山口中最后得到情报，又把他拉回来，软硬兼施，又折腾了半个晚上，结果还是一无所获。面对这个钢铁汉子，谭世麟匪军也无可奈何，于次日凌晨把李青山杀害在阎洼子村半坡上。李青山牺牲时年仅34岁，他用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代价，保住了红军游击队的秘密，保住了主力红军坚壁物资枪械弹药，展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英勇不屈的情操。如今，他的英名镌刻在高耸入云的南梁革命烈士纪念碑上。

        在此前后，穷凶恶极的仇良民、谭世麟匪军，还用锄刀将共产党员、南梁地区第一个农民联合会——金岔沟农民联合会主席白阳珍等6名乡村干部杀害。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英勇不屈的南梁优秀儿女和人民英雄，用自己的生命保住了红军的军需物资，保护人民群众免遭毒手，为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在南梁人民的英雄气节面前，仇良民、谭世麟匪军一筹莫展，只得于5月14日，狼狈地退出阎洼子村，窜进刘志丹的故乡——保安县楼子沟，把复仇凶焰集中在刘志丹及其家属身上。幸得乡亲们报讯，刘志丹的家属提前逃出。谭世麟匪军抓不到刘志丹的家属，竟将他的一位同族弟弟和妹夫拉去杀害，还烧毁了他家的房屋，抢劫毁坏了一切东西，并以自古罕见的卑劣手段，掘开了刘志丹家的祖坟，焚骨扬灰，犯下了千古唾骂的罪行。刘志丹的父母、爱女及全家人分散躲进深山老林里，后来习仲勋得知消息，才派人把他们接到南梁。刘志丹是一位感情丰富的血性男儿，他对自己的父母、亲人怀着深沉的爱，但为了革命，他早把身家性命置之度外。当见到亲人，得悉抄家掘坟的事后，他强压悲愤，对亲人们说：“我们要革命，就难免受迫害，株连家庭亲属，虽然痛苦，也在意料之中。”

        在这期间，转移至外线的两路红军主力部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纵横驰骋，连战告捷。

        红三团在刘志丹、王世泰率领下，在从正宁五顷塬向合水太白镇转移途中，于合水县和尚塬与敌冯钦哉部骑兵团一个营和鄜县地方民团200余人激战终日，将敌击溃。然后，红三团神速北上转战洛河川。在保安县马子川、刘志丹、王世泰经过慎重研究部署，给来袭之敌井岳秀部的精锐部队高玉亭营和金鼎山民团700余人以沉重的打击。当时，刘志丹带领的红三团只有三个连200余人，而高玉亭营则是井岳秀的精锐部队，加上民团兵力达700余人，战斗一开始，高玉亭就命其“敢死队”抢占制高点，企图切断红军的后路。红军则先发制人，抢先一步占领山头，夺取了制高点，连续5次击退敌军的集团冲锋，然后二连和先锋连在团长王世泰的率领下，以机枪为掩护，喊杀声震天动地，向敌人发起冲锋，红军以英勇顽强的作风，一鼓作气冲下山去，将“敢死队”歼灭大半，其他敌人望风披靡，退回保安。此战，红军歼敌4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

        接着，刘志丹、王世泰率红三团挥师南下，挺进大风川，连夜与甘肃警备第二旅窜犯南梁根据地的一个营展开白刃搏斗，歼敌大半，残敌惨败而逃。

        此时，红军骑兵团在杨森、高锦纯、赵国卿的率领下，在进入中部小石崖重新整编之后，配合第三路游击队各部东出咸（阳）榆（林）大道，截获敌军汽车一辆，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此后，骑兵团又转战延长、临镇一带，在交道塬取得歼敌一个连的胜利。

        在主力红军的支援下各路地方红军游击队也主动出击，接连获得重大胜利。庆阳游击队袭入保安柳树洼，直捣张廷芝匪军的后方，夺取了大批财物和20余匹骡马，震惊了敌人。保安游击队连续袭击吴旗镇、宋家砭、金鼎山、王家桥等敌军据点，重创和消灭大批敌人。合水游击队继两次袭入合水县城之后，又在宁县盘克塬、合水固城川连续伏击敌军骑兵，重创敌军，歼敌100余人，缴获枪支70余支，战马40余匹。

        至此，陕甘边红军和游击队、赤卫队经过大小30多次战斗，计歼敌3000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敌军被迫仓皇逃出了南梁革命根据地。在中心区域，以南梁为中心，东起蔡家沟，西至五蛟堡，南到固城川，北抵吴旗镇，方圆200多平方公里内的敌据点都先后被拔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发展到包括淳化、耀县、中部、宜君、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鄜县、甘泉等18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

        1934年5月下旬，刘志丹、杨森率领红军主力部队满载着第一次反“围剿”的辉煌战果，凯旋回到南梁根据地。

        五、粉碎敌人的“六路进攻”，陕甘边红军的主动出击行动

        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被粉碎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到迅猛的发展。陕、甘、宁三省军阀对此极为恐惧和仇视，于是又调兵遣将，于1934年10月中旬，对南梁根据地发动了所谓的“六路进攻”。第一路是陕西警备骑兵旅第二团张廷芝部，经吴旗、金佛坪沿河西岸直至保安金汤镇、芦方坪一带向根据地进攻；第二路是陕西警备骑兵旅第三团张廷祥部200余人，由铁角城的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一带向根据地进攻；第三路是陕西警备骑兵旅第三团另一部，经宁塞城镇到金鼎山一带，向洛河两岸推进；第四路是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五一二团二营高玉亭部和旦八寨民团，向麻地台川、义正川一带进攻；第五路是敌八十六师二五八旅一部向夏寺湾、丈八寺、黑水寺一带进攻；第六路是陇东警备第二旅第六团和甘肃骑兵旅向庆阳、合水一带的革命根据地进攻。敌“六路进攻”的特点是，分路向根据地的边沿蚕食，逐渐向中心区域推进。

        从敌情分析，敌人的这个所谓“六路进攻”，其实并不是国民党当局统一指挥和精心部署的一次大规模“围剿”行动，只不过是陕、甘、宁三省地方军阀为了争夺地盘，扩展实力而对陕甘边南梁根据地进行的蚕食行动。原因在于，国民党蒋介石此时正精心策划组织对陕甘边和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部署。由于西北地区缺少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加之汽车等交通工具又少，敌人的整个军事部署直至1935年春季才完成。在“围剿”部署未完成之前，国民党反动派无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这是一般的军事常识。因此，这次所谓的“六路进攻”；只不过是“气壮如牛，胆小如鼠”而已，根本不能构成对陕甘边南梁根据地的严重威胁。

        面对陕甘宁三省军阀所谓的“六路进攻”，陕甘边特委军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决定；留少数地方红军游击队配合赤卫军与敌周旋，主力红军猛烈向敌后大胆穿插迂回，消灭其一路，破坏敌人联合进剿的计划。

        在敌人的六路兵马中，陕西警备骑兵旅第二团张廷芝可以说是红军的老冤家。从南梁游击队到陕甘红军游击队，直至红二十六军，红军不知和这股敌军打了多少次仗。但因该敌在惯匪张廷芝的多年苦心经营下，马匹肥壮，武器精良，其匪兵又多是凶悍亡命之徒，战斗力较强，故而红军一直未能将其全歼。南梁根据地创建以来，这股匪军经常对我边沿地区袭扰，闹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对发动群众影响尤为严重。在这次“六路进攻”中，该敌也想乘机捞点稻草，占点便宜，竟然窜进南梁根据地吴堡川一带，烧杀掠劫，为非作歹。为了消除南梁根据地和红军的心头大患，刘志丹决心给张廷芝部以致命性打击。10月30日，按照预定的作战方案，赤安游击队前往吴堡川诱敌追击，骑兵团则选择有利地形中途设伏。在赤安游击队的引诱下，骄傲的张廷芝果然上了钩，他率领匪徒向赤安游击队紧紧追击而来，钻进了红军骑兵团的伏击圈。霎时，枪声骤起，杀声动地，高锦纯、赵国卿率领骑兵团拦腰冲出，跃马挥刀，迅猛冲杀，将张廷芝匪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溃不成军。张廷芝见势不妙，带领匪徒拼命逃窜，骑兵团穷追不舍，一口气追击敌军60里，杀得敌军人仰马翻，落荒而逃。这次伏击战，骑兵团砍杀张廷芝部悍匪70余人，还缴获了敌人大批枪支弹药和战马，给张廷芝以沉重的打击。张廷芝“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仓皇逃出了南梁根据地。

        此时，红二团出击洛河川，歼灭旦八寨民团50余人，击退了高玉亭的进攻。刘志丹率红二团和骑兵团还袭击了楼房坪的张廷芝匪军。红三团也挺进头道川，消灭了新寨、白家电等地的民团。红一团也连续打击了湫头、麻子掌、梁掌堡、直罗镇、王郎坡等反动据点的敌军和民团。由于红军在敌后发动攻击，各路敌军首尾难顾，加之见张廷芝落了个惨败而归的下场，更是不敢贸然进兵。于是，这次所谓“六路进攻”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在陕、甘、宁三省军阀对陕甘边南梁根据地的“六路进攻”被挫败后，陕甘边红军抓住有利时机，立即向敌人发起了新的攻势，克敌制胜，捷报频传。

        红军主力打击的第一个目标是敌环县政府所在地曲子新城。

        曲子新城是国民党环县政府所在地。1932年修筑，1933年国民党环县政府由环城南关进驻曲子新城。城内驻有环县民团100余人，另有环县保安队20余人。民团团总李恒泰，保安队长崇敬义立场反动，处处与红军为敌。他们加紧训练，积极配合国民党对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进行“围剿”。11月14日，陕甘边军委获悉敌环县县政府正在集中五个区的反动民团整训，决心拔掉这个钉子。为此，命令骑兵团在团长赵国卿、政委高锦纯率领下，于15日从南梁出发，到达悦乐附近和庆阳游击队汇合。当时，骑兵团三个连有200余人，庆阳游击队60余人，两部汇合，红军共有骑兵和步兵300余人。当晚骑兵团干部和游击队干部一起在悦乐镇召开了军事会议，制定了具体作战方案，然后部队连夜行军。途中消灭了庆阳孙家湾民团，缴枪五、六支。按照预定方案，骑兵团一连一排在排长柴正祥的率领下，作为先头部队，提前到达曲子新城，他们将马匹隐藏后化装进城。16日拂晓，红军骑兵团和庆阳游击队到达曲子，立即向敌发起猛攻。提前化装进城的红军战士也突然拔出手枪投入战斗。敌民团和保安队有的还在蒙头大睡，有的见城内外一起响枪，不知所措。遭到突然袭击后，顿时乱作一团，稍作抵抗就四散逃命。环县民团团总李恒泰被红军堵在群众家中活捉，保安队长崇敬义率保安队20余人逃到曲子北台，也被红军包围在打瓜洼的山头上活捉。整个战斗仅用了半个小时就胜利结束。此次战斗，红军击毙国民党区长朱文成，俘敌近百人。缴获战马十几匹，长短枪60余支，子弹及其物资一批，红军无一伤亡。在战斗中，国民党县长见势不妙，化装后仓皇逃遁。敌人的一个顽固反动据点就这样被红军拔除。

        战斗胜利结束后，红军在曲子新城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审并处决了李恒泰、崇敬义等反动分子3人。并将缴获的粮食和衣物一部分分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和群众。群众见平日里作威作福的民团头子和保安队被红军除掉，搬掉了压在他们头上的一块石块，无不拍手称快。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会后又把红军在曲子的革命活动传向四方，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远，贫苦人民听了欢欣鼓舞，反动分子听了魂飞魄散，心惊肉跳。

        红军骑兵团和庆阳游击队在完成预定任务后，于当天晚上撤离曲子新城，回到了南梁根据地。

        接着红军将第二个打击目标瞄准了谭世麟的反动据点——五蛟堡和刘坪堡。

        五蛟堡和刘坪堡是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在庆北苏区边沿上的最后两个反动据点。这两个据点的敌军经常对庆北苏区进行骚扰，敌军对群众敲诈勒索，派粮派款，枉杀无辜，奸淫妇女，穷凶极恶，干尽了珠事，庆北苏区人民深受其害，无不切齿痛恨。

        为此，红军主力决定拔除这两个插在庆北苏区边沿上的反动据点。1934年11月29日，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命令红二团、红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庆阳游击队，同时包围了五蛟堡和刘坪堡这两个谭世麟匪军的反动据点。

        在红军的强大攻势下，两个据点的敌军早已成了惊弓之鸟，不敢抵抗，赶紧弃寨而逃。红军乘胜追击，一举将敌军消灭。这样，敌军在庆北境内的反动据点被扫荡无遗。

        不久，红军主力又把在西兰公路上敌人的重要城镇长武县城作为自己打击的第三个目标。

        1935年1月，为了筹集红军经费和军需物资，切断或威逼西（安）兰（州）公路，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又率领骑兵团从南梁根据地出发，越子午岭，经正宁、宁县，强行通过敌军的三道封锁线，直插泾河川，挺进和越过西兰公路。在获悉敌长武县城兵力空虚的情报后，决定化妆奇袭，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骑兵团利用在洛河川交道塬战斗中缴获的敌军服装，化妆起来，然后浩浩荡荡向长武进发。沿途民团见“正规军”来到，恭敬相待，不敢怠慢。红军骑兵团在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抵达敌后方重镇长武。杨森师长一声令下，数百名红军骑兵战士跃马挥刀，向长武县城发起了猛烈进攻。霎时间，长武城外，烟尘飞扬，战马嘶鸣，杀声动地。敌军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红军骑兵战士已冲进了长武城内，敌军溃不成军，狼狈逃窜，乱作一团，鬼哭狼嚎。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向敌群，只见子弹呼啸，马刀闪光，红军战士猛杀猛砍，杀得敌军人仰马翻，落花流水。战斗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胜利结束，歼敌守城自卫团100余人，缴获武器百余支，还在长武城内打了土豪，筹集到经费万余元及一些食盐、布匹、鞋袜、香烟等物资。泾川县城守敌吓得闻风丧胆，弃城而逃。杨森即率领骑兵团趁胜消灭了瑶店等据点的反动民团，然后途经西峰董志塬又抓获了3名劣绅，胜利地返回了南梁根据地。

        红军闪击长武的战斗和奔袭曲子新城的战斗影响极大，尤其是闪击长武的战斗，切断了敌交通要道西兰公路，对陕甘两省都产生了强大的震动。各地的报纸都对此作了报道《大公报说刘志丹和红军“攻曲子，陷长武，陇东震动。”《晋阳日报》报道说：“共匪刘志丹红军5万余人进攻长武。”这说明攻陷曲子和长武对敌人的震动有多大！由于敌人的报纸对红军的行动作了大量的报道，这就使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及时了解到了陕甘边红军及根据地活跃的详细消息，因此，这几次战斗起了沟通中央红军与陕甘边红军联系的作用。这是当时发起作战行动时，陕甘边红军领导人包括刘志丹等都没有想到和预料到的。

        在西线作战取得一系列胜利后，陕甘边红军主力又转锋向东，对陕北延安、安塞一带的敌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1935年2月上旬，在杨森的率领下，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又挺进延安西北的高桥川等地开展游击活动。2月12日，在延安游击队的配合下，诱出延安城守敌井岳秀部一个营和民团三百余人。在高桥川口，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向敌人发动突然袭击，歼敌100余人，缴获枪支近百支，残敌仓皇逃回延安。高桥川战斗后，延安守敌成了惊弓之鸟，被安塞游击队和赤卫军团团包围起来，龟缩城内，不敢轻举妄动。红四十二师骑兵团横扫延安周围地区的反动民团，首先歼灭了延安三十里铺民团，接着相继歼灭了临镇、金盆湾、云岩、北池镇等地的反动民团，还迫使后湫天、狗头山两地的民团主动放下武装，接受红军的改编。红四十二师骑兵团还截获敌军的运输队，缴获货物300余驮，敌军新军装200余套。骑兵团兵锋所向，势如破竹。

        在四十二师骑兵团驰骋疆场的同时，红二十四师第二团和陕甘边根据地的各路游击队，也进军陕北，向敌军展开强大的攻势。1935年1月上旬，在刘志丹亲自率领下，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和庆阳游击队、陕甘游击队五、六支队向陕北挺进，沿途消灭了安塞隆安、平桥等地的反动民团，冲破了敌人的封锁线，护送刘志丹到安定县水晶沟看望了伤势日趋恶化的谢子长。此后，红二团和庆阳游击队、陕甘游击队五、六支队在南下返回南梁途中，于延安蟠龙镇、榆树峁等地又歼敌数百人。

        胜利的捷报，频频传到南梁根据地，这些捷报向人们宣告，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已经成熟起来，发展成为一支西北红军的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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