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蒋介石为了剿灭陕甘革命根据地，调集十万大军分五路向陕甘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反“围剿”的战争初期，以刘志丹为首的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采取了集中主力红军，利用敌人矛盾，避强打弱，最后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方针，从而取得了反“围剿”战争的初步性胜利但是，就在反“围剿”战争的最关键时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钳误却在陕甘根据地恶性膨胀，酿造了错误“肃反”的灾祸，造成了反“围剿”战争的严重困难局面，使陕甘根据地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在这存亡绝续的危急关头，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建蒋介石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与此同时，党中央及时纠正和制止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陕甘根据地的错误“肃反”，消除了根据地面临的危机局面，保证了陕甘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从而使陕甘根据地成为全国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地。

        一、陕甘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开始

        1935年8月间，蒋介石置“华北事变”后的民族危机于不顾，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方针，在对陕甘边，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又向陕甘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妄图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消灭西北红军和全国仅存的这块革命根据地。这次“围剿”规模更大，先后调集了东北军、中央军和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阀井岳秀、杨虎城、马鸿逵、李贵清等部的部队，还有毛戡的参谋团，仅用于第一线的兵力就达15万之多。为了统一指挥这次“围剿”，国民党反动派于1935年11月1日，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蒋介石亲任总司令，钱大钧为参谋长，吴家象为秘书长。下设办共厅，从11月3日起，开始办理“剿共”事宜。敌人的围剿兵力部署是：在东面，阎锡山的晋军主力部队延黄河一线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由东向西的进攻；在西面，除原来的陕、甘、宁三省军阀外，又投入东北军八个师的兵力，沿环县、庆阳、合水至彬县、长武一线向根据地推进；在北面，敌八十六师和八十四师在清涧、绥德、米脂、横山、神木等地驻防；在南面，东北军主力第六十七军等部沿洛川一线向根据地大举进攻。蒋介石在这次围剿中采取的作战方针是以东北军为作战主力，以根据地南线为主攻方向，运用南进北堵、东西夹击的战术，企图聚歼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于陕甘地区，一举摧毁陕甘根据地。

        面对蒋介石这次大规模的“围剿”的严重形势，虽然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有了很大发展，武器装备有了很大的改善，每个步兵连都配备了六挺机枪，还建立了三个迫击炮连，每个炮兵连都配备迫击炮4门，但敌强我弱的形势仍未改变。红军和游击队总兵力不到一万人，只及敌军的十五分之一，而且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刚结束，红军没有很好的修整。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反“围剿”方针，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作战方针问题上，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红军采用运动战，配合以阵地战的方式，全线出击，攻打延安、清涧、瓦窑堡等坚固据点；另一种意见是主张根据敌强我弱的的特点，集中红军主力，利用敌人矛盾，避强击弱各个击破敌人。为了统一思想， 7月21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红军主力兵团集结于杨家园一带，准备休整数日后再战。在这里，刘志丹着急红军主力部队团以上干部举行了反“围剿”军事会议，研究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原则及军事部署。刘志丹在会上分析了敌情后指出，敌人调动那么大的兵力，貌似强大，但也存在弱点，由于交通运输路及车辆的限制，加上粮草缺乏，各军阀都有保存实力、地盘的打算。敌军各线的“围剿”行动不可能完全协调一致，因此，敌军调动部队于兵力展开的时间也不额能整齐划一。这就为红军集中主力，各个歼灭敌人，提了条件。

        据此，六和子弹各前敌总指挥部决定，集中红军主力团，乘敌之隙隙，各个击破，积小胜为大胜，粉碎敌人的“围剿”在蒋介石的“围剿”部署没有完成以前，首先打击伸入我东线一带根据地的阎锡山先头部队，挫败阎锡山山西渡黄河的阴谋然后挥师南下，趁第立足未稳之际，寻机歼灭伸入根据地南线一带的东北军六十七军一部，粉碎了敌人的整个“围剿”动。为了配合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作战行动，红二十六军第一团和骑兵团仍在漯河以南和咸榆大道东西两侧的苏区坚持斗争，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迟滞南线敌军的行动，各路游击区的游击部队、赤卫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袭击敌军物资的运输队，粮草武器的堆转站，骚扰牵制西线敌军的行动。

        在西北军委和前敌总指挥部的正确万针指导下，西北红军主力军兵团和游击队、根据地群众众志成城，严阵以待，迅速做好了反“围剿”的准备工作。西北红军主力军兵团乘敌人整个“围剿”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先发制人，迎头痛击西渡黄河的晋军耳朵先头部队。8月10日。刘志丹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法。突然挥师吴堡，包围慕家塬据点的敌人。引诱宋家川、辛家沟、郭家沟三个据点敌军来援，在运动中歼灭敌军。按照统一部署，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向慕家塬晋军据点发动进攻因敌依托碉堡顽抗，红军数次进攻受挫，遂由团长王世亲摔130名战士组成突击队，在猛烈火力掩护下，前仆后继、顽强冲锋，反复夺取，经过苦战最后将敌200余人全部消灭与此同时，由宋家川、辛家沟、郭家沟三个据点来援的敌晋军一个营又两个连，全部被红军部队包围歼灭。此战歼敌六个连，600余人，缴获长短强600支。初战告捷。机打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志，军民同庆，奔走相告。敌军遭受突然打击。惊魂不定，误认为刘志丹要摔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北上神父地区，急忙在黄河两岸增兵加强防御，时刻准备应战。

        根据敌情特点，刘志丹和前敌总指挥部决定，利用敌人的错觉，贴标语、三传单、开大会、扬言北上打通佳（县）、吴（堡）、神（木）、府（谷）苏区的联系。用假象造成敌军部署上的失误，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则秘密挥师南下，寻机再战。8月11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刘志丹率领下南下行军至绥德县义尚坪地区时，接到朱理治和聂洪钧以西北工委名义所写的指示信。该信要求红军主力兵团向北发展，转攻敌人的堡垒地带，歼灭敌八十六师二五八旅，打通佳、吴、神、府苏区的联系，并要求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护送陕北苏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霍、维德同志等一批党政干部，到神府苏区开展工作。

        8月12日，前敌总指挥部立即开会进行看了研究，会议认为，敌人错误地判断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北上神府，已作了阻击红军主力的准备，从300余华里的华里堡垒地带红军要行军作战，虽然能够打过去，但势必付出极大的伤亡代价，加之敌如发现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北上神府地区，则会调动瓦窑堡守敌和清涧县敌军部队直奔水坪镇，袭击陕甘根据地的后方机关。党政领导机关则会受到戚胁和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丢开冒进的晋军不打，远途在敌堡垒地带与敌八十六师拼消耗，是一种本倒置的失算。据此，此。前敌总指部决定，暂不执行北方代表团和西北工委的这已指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继续南下，寻机打击晋军，并请霍维德等一批党政干部暂回永坪镇。

        8月中旬，刘志丹和前敌总指挥部率领西北红军主力兵兵团继续南下，在延家畔与敌军一个营遭遇，红军将其打垮，消灭了一批敌人，后转进到绥德东南部的新庄一带。这时，阎锡山的晋军孙楚、李生达摔2500余人，由宋家川度过黄河。到达吴堡寻找红军主力部队决战，当敌进剿部队到达定仙塬时。积极准备构筑工事。与红军作战。此时，前敌总指挥部决定，乘敌人立足未稳之机，采取“围点打援”战术，消灭敌人。于是命令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一部红军主力迅速赶到定仙墕与游击队、赤卫军一起将守敌一个营团团包围，吸引敌人来援。在红军主力、游击队，赤卫军的包围下，定仙墕守敞一个营饥恐交加，连水都吃不上。粮食烧柴也很困难。守敌营长史泽波，日日夜夜夜叫苦连天，央求派兵求援或接他们撤出包围圈。这时，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所属的红二十六军第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红二十七军第一团、第二团埋伏在敌的必经之路，准备围歼袁军。8月20 日，晋军李生达部第三旅长马延寿率第六团自枣园出发前来增援，党敌进至十墕圪塔山腰时，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依托工事，堵住了敌人的前进道路，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从两翼进攻，占领制高点，并向敌进军纵队试试锐不可当的侧击行动。红二十七军第一团和第二团也迂回截击敌军，不让其后撤逃跑。在红军的三面攻击下，敌集中全团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猛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的阵地，企图向定仙墕靠拢。红二十六军第二团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并使突击队大胆插打乱了敌前卫营的建制，晋军在红军的分割包围中全线崩溃狼狈逃散。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将敌军逼到沟底，红军战士、赤卫军，当地群众奋勇下沟捉敌，激战持续到下午二时，除个别敌人化妆逃跑外，全部歼灭敌军。此战红军歼敌2000余名缴获长短枪1980支。轻机枪69挺，“八二”迫击炮2门，骡马80余匹及其他军用物资一批。定山墕之战，创造了西北红军战史上耳朵辉煌纪录。此战打垮了东线之敌的进攻，晋军除留一部分兵力收缩在宋家川到枣林坪，石堆山到绥德三十里铺的两条封锁线上之外，其他各部分全部撤回黄河东岸，至此，陕甘根据地的东线威胁被彻底解除，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可以比较放心大胆地对付南线敌军的行动。

        定山墕战斗后，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按照前敌总指挥部的作战计划，迅速向南运动，准备接近南线的敌东北军，寻机作战。8月25日。不对到达延川的文安驿一带休整，进行短期的战术、技术训练，开展南线作战耳朵各项准备工作。

        这时，中央驻西北代表团书记兼西北工委书记朱理治到文安驿。8月27日，前敌总指挥不部在文安驿召开会议，会议议题有两项：一是有朱理治想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的连以上干部传达7月中旬中共西北工委永坪镇扩大会议上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二是讨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下一步的作战方针。第一项议题用了三天半时间，朱理治系统地传达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对于朱理治传达的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及其他指示信。广人红军干部都不能理解，更不能接受，因而提出了一质疑。朱理治对部队干部的质疑不但不作解释，反而认为这是“右倾饥会主义者布置的阴谋。”

        在讨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下一步作战行动方针时，朱理治和郭洪涛等人要求“运用红军的基本的运动战策略，配合着阵地战坚决地进攻敌人”，要求红军夺取延安、清涧、瓦窑堡等“中心”城镇，首先是夺取瓦窑堡。这冲不符合实际的作战指导方针，受到刘志丹和与会大多数红军干部的强烈反对。刘志丹等人认为，西北红军目前装备条件，还不能担负以攻坚战、阵地战等形式夺取中心城镇的任务。对余敌重兵驻守的瓦窑堡等中心城镇。只能使用游击队队和赤卫军以及根据地群众层层包围的方法采取长围久困的战术，分化瓦解的策略，相机夺取，绝不能用强打硬攻的战术。面对15万敌军：大规模的“围剿”，西北红军主主力兵团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应该是足挥师南线，对立足未稳的东北军寻机打击，并用抗日反蒋收复东北失地的宣传去瓦解敌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歼灭东北军的小股部队，在运动中歼灭敌团级建制的部队，集小胜为大胜，最后打垮南线敌军的进攻，其他方面的敌军就不敢长驱直入了，这样敌人的“围剿”就一定会被粉碎。刘志丹的真知灼见，得到了广大红军干部的拥护，但朱理治固执己见，最后用中央驻西北代表团和西北工委书记的权利，决定置南线敌军进攻主力于不顾，命令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先强攻瓦窑堡和清涧县的守敌。

        文安驿会议之后，在朱理治的强迫命令下，刘志丹和前敌总指挥部被迫进行攻击瓦窑堡耳朵准备，前敌总指挥部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沿永坪川、青坪川两路向瓦窑堡城郊外围运动。与此同时，刘志丹命令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到南线侦察敌情，进行小规模的作战，摸索东北军的的作战规律和技术装备情况。积累经验，以保证红军主力兵团南下作战的胜利。8月30日，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在团长黄罗斌、政委罗佩勋的率领下，按照刘志丹部署挥师南下，进入鄜县地区。9月10日，红俄日十六军第三团余鄜县游击队、甘泉游击队密切配合，诱出驻中部龙坊镇的敌东北军一一0师，红二十六军第三团采用伏击战术，歼敌一个营，俘敌200余人。此时，从俘敌中得知敌进驻延安后，准备对红军主力进行大规模“围剿”及具体部署等重要情报。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将情报上报前敌总指挥部。前敌总指挥部立即命令红二十六军第三军团转移至洛河川的夏寺湾地区集结待命。

        这时，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刘志丹的率领下，进抵瓦窑堡郊外季节集结。刘志丹亲自带领团以上干部对瓦窑堡的城防工事及地形进行勘察。经过勘察，发现瓦窑堡防御严密，人在城外构筑了大量工事，城墙内外碉堡林立，工事阵地相连。整个防御系统发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相互支援，城外和碉堡外部都挖有陷坑相套连接成梅花换，围绕在城堡周围。每个梅花环套的陷坑宽约30-50米，坑深3-5米，坑底载立着枣木尖桩、竹尖桩和不跟金属锐器。只要滚下陷坑就会使人体受到损伤，失掉战斗力。那梅花陷坑，又都处在碉堡的各种火力的控制之下。刘志丹勘察敌人工事布局后，认为在敌人这样防御体系之下，以红军现有的装备和兵力，硬打强攻全部伤亡也无济于事。硬功瓦窑堡，只能是我们成为历史罪人。红军干部也异口同声地说，朱理治制定这样的硬性任务，会把西北红军主力力兵团毁灭掉，会把全军指战员白白地伤亡完。经过研究，刘志丹决定不执行强攻瓦窑堡的任务，另寻战机，歼灭敌人。

        放弃强攻瓦窑堡的计划之后，刘志丹对清涧县城守敌的布防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清涧县成的敌人兵力更多，防御工事更强，地形更险要，因而也更不恩能够强打硬攻。在这种情况下，刘志丹个前敌总指挥部为了给中央驻西北代表团和西北工委的命令有一个交代和答复，决定奔袭北线横山县城，乘敌不备，歼灭敌人。得手后，石湾镇守敌二五八旅高双城部及其五一一团可能会不战自退，从而进一步巩固根据地后方，还可以牵制敌八十六师对神府苏区的行动，有利于集中力量打击南线的东北军。

        9月9日，刘志月率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到达横山县鲁家河一带集结，并进行了攻城准备和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其兵力部暑是：以红二十六军、西北抗日义勇军攻占南山制高点，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及陕北游击队第三纵队由城东架梯登城，红二十七军第二团攻占城西娘娘庙据点。红二十七军第三团向波罗镇、榆林方向警戒侦察，构筑工事准备阻击来援之敌。9月11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各部同事向衡山县城发动偷袭行动。因云梯较短，战士登城数次未成功，致使敌人发觉了红军登城的行动红军遂即转为强攻。经过激烈反复的争夺，南山制高点和城外各要塞据点及南关均被红军攻占但因登城困难，红军未攻入城内。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刘志丹和前敌总指挥部鉴于干部伤亡太大，立即下令撤出战斗。奔袭横山县城的战斗随即结束。此战虽然攻城未克，但还是达到了打击北线敌人，巩固苏区耳朵战略目的。敌八十六师在红军的严重打击下，被迫收缩兵力，抽回了“围剿”神府苏区的二五八旅的部分兵力，加强横山城区的防御，减轻了独立三团和神府各游击队的压力，从而使神府苏区的危机局面得到扭转。战后，刘志丹率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秀延县的七里沟、玉家湾、黄家川一带带休整补充，准备下一步作战行动。

        二、红二十五军进入陕甘根据地和红十五军团的成立

        1934年9月，中共中央为保证中央红军的长征行动的顺利进行，决定派红二十五军突围远征。

        红二十五军原属红四方面军的序列，在危难中建立，在战斗中成长。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退出了鄂豫皖根据地。11月29日，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该军下辖七十四师和七十五师。他们为了反对敌人的“围剿”、“清剿”，保护鄂豫皖恨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34年11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踏上了征途。1935年4月，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地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为适应新的形势，鄂豫皖省委改组为鄂豫陕省蚕。5月初，敌军集中41个团的兵力，向鄂豫陕游击根据地发动了“围剿”。红二十五军奋力反抗，经两个月战斗，歼灭敌军7个团，牵制了敌军37个团的兵力，主力红军也发展到3700余人。7月，红二十五军翻山越岭，跨国终南山，前锋抵达西安南面的王曲、杜曲、引架回、子午镇一带，直接威胁敌人在西北的统治中心——西安。在这期间，鄂豫皖根据地的地下交通员石健民由上海来到红二十五军部，报告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在西北会师，并有北上的动向。这个消息，与红军拣到的一张《火公报》上的报道内容基本一致，红军并从侦察中得知敌毛炳文、于学忠所部已从西安西调，妄图在四川北部进行堵截。根据这一重要情报，鄂豫陕省委在子午镇附近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二十五军的行动方向，会议一致认为，配合主力行动，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会议决定，红二十五五军立即西征北上，与红二十六军配合，首先争取取陕甘根据地的巩固，牵制和消灭敌人，迎接党中央和红一、四方面军北进。

        7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子午午镇出发，西向甘肃挺进，部队连续行军斗十几天，经陕南各地，于8月1日占领了陕甘交界的双石铺，消灭了胡宗南部4个连，俘获一名少将参谋。从这个少将参谋的口中了解到，红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正向北挺进。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全部西调去阻击，北上的红军，其后方留守处设在天水。8月2日，红二十五军便向天水发动进攻，刚打下北关，援敌一个旅赶到。红二 十五军放弃攻占天水的汁划，转向风凰山、沿河镇，强渡渭水，攻占秦安，挺进通渭。截断西兰公路，进抵静宁县城以北的兴隆镇。在这里部队休整3天，仍然得不到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北进的消息。8月17日，红二十五军向陕甘根据地转移。部队沿西兰公路东进，一举打下了隆德，连夜翻越六盘山，20日，进至平凉、泾川、镇原、台水一带，敌人紧紧追逼。红二十五军早平凉白水镇和马莲铺以东的大虎山高地，打垮了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一0五旅，歼灭其一个营旅。泾川城四南的四坡村，冒雨消灭了前来袭击的敌意一0四旅二0八团，击毙敌团长马开基。在这次战斗中，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9 月初，红二十五军强渡泾水，经镇原、庆阳、合水，进入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南梁大凤川豹子川、平定川、白豹川、瓦子川一带。红二十五军的到来，使陕甘边根据地人民欢欣鼓舞。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席习仲勋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立即前往瓦子川迎接远道而来的战友们。在夏寺湾一带休整的红二十六军第三团也立即派团长黄罗斌为代表，前往刘家堡欢迎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并向徐海东等同志介绍敌情和陕甘根据地的情况。红二十五军所到之处，根据地人民热情慰劳，到处洋溢喜迎亲人的欢乐景象。根船地人民很快就编唱起欢迎红二十五军的“信天游”民歌：

        9月7日，红二十五军到达豹子川后，鄂豫陕省委召开会议。鉴于吴焕先政委住泾川四坡村东任军长，程子华改任政委。尔后。红二十五军五3400余人四天行军，到达延川县永坪镇。9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与闻讯赶来的刘志丹率领的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水坪镇胜利会师。9月17 日，在永坪镇召开了中共鄂豫陕省委和中共西北工委联席会议，会议主要解决统一领导和下一步军事行动的方针问题。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由朱理治、聂洪钧、程子华三人组成，朱理治任书记）决定改组党的领导机构。除代表团全面负责陕廿根据地党、政、军各项工作的领导外，还决定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同时，改组军事领导机构，由聂洪钧任西北均为主席。为了统一指挥两支兄弟红军部队，决定成立中国工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第八十一师，分别由原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改编。全军团共7000余人，随后部队进行了整编。永坪镇的整编，使相隔几千里地的两支红军部队，在会师后的短短几火时间内，整编成一支部队，充分显示示了红军的高度纪律性和组织观念。特别是刘志丹同志，他是渭华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是西北红军各陕甘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在根据地威望极高，可是他不为名，不谋权，由原来的两北军委主席兼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改任副军团长，这是多么高尚的品德啊！

        1935年9月18日，正值“九·一八”事变四周年国耻纪念日，红十五军团在永坪镇召开了万人大，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等同志在大会主席台上就坐。会场红旗飘扬、刀枪如林、歌声嘹亮，到处张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主席台旁边贴着行两张醒目的特大标语，上面写着：

        参加大会的除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7000余名指战员外，还有中共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干部及附近的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周围几十里的群众、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也赶着毛驴。带着慰劳品，来参加大会会场上洋溢着两支兄弟红军亲如手足的战斗友谊和西北人民对子弟兵的炽热感情。

        会上，首先宣布成立红十五军团，然后，徐海东、刘志丹等先后讲了话。不擅长讲话的徐海东同志讲的很干脆，他先是对陕甘根据地地军民的热烈欢迎表示感谢，然后说：“我们两路红军，一定要打一个漂亮伏！”刘志丹同志穿着深监色军服，腰束皮带，佩带手枪，讲话时不断地挥动双手。他高兴地说：“红二十五军来了，我们更强大了，我们要携手打大仗”！

        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刘志丹和徐海东密切配合，率领红十五军团南下。这时，东北军7个师分两路由洛川、鄜县一带疯狂地向陕甘根据地进犯。敌一一0师、一二九师已进抵延安，一0七师和六十七军军部也到达洛川一带。新组成的红十五军团为了挫伤敌人的锐气，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以少量部队围困甘泉县城之敌一一0师一个营，诱延安之敌来援，将主力红军布置在在延安、甘泉之间的劳山一带，设伏歼敌。甘泉守敌被红军围困后第三天，东北军一一0师急忙从延安出发增援，途径劳山进入红军预付阵地时，红十五军团指挥部一声令下，机枪、手榴弹劈头盖脑地向敌猛烈开火，接管，红军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打猛冲，杀入敌阵。顿时，敌人乱作一团，无处逃奔。经过六小时的激战，敌一一0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部队被红军全部歼火。敌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裴焕采均被断毙，生俘敌官兵3700余人，缴获武器装备堆积如山。这就是著名的劳山战役。

        劳山战斗结束后，红十五军团乘胜扩大战果，挥师南下，七十八师（原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杨森亲率部队去羊泉塬侦察敌情，消灭敌一0七师一个营。10月，强攻甘泉榆林桥，又消灭东北军一0七师四个营，团长高福元被红军俘获。“劳山和榆林桥这两仗，给东北军以沉重打击，以实际行动迎接了党中央迎接了毛主席。”正如当时一首“信天游”唱的那样：

        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劳山和愉林桥作战的胜利后，驻瓦窑堡的高桂滋和井岳秀部，惧怕被红军消灭，不战而逃，红军趁势解放了瓦窑堡。此后，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移驻瓦窑堡，瓦窑堡成为陕甘根据地的首府，安置境内的敌人据点全部被拔除。但此时，南线东北军不甘心失败，又重新组织进攻。以董英斌（东北军的一个军长）率6个师分两路向陕甘根据点猛扑过来，东边一个师沿洛川、府县大道大举北上西面五个师，即东北军五十七师的一0九师、一一一师、一0八师、一二0师、一0六师，从甘肃庆阳、合水一带沿葫芦河东进妄图在鄜县地区夹击红军。反“围剿”的严重战斗还在后面。陕甘根据地仍然面临着严重的敌情。

        三、陕甘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危害

        正当第三次反“围剿”战争激烈进行的紧急时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执行者却在陕甘根据地党的领导机构取得了统治地位，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陕甘根据地恶性膨胀，酿造了一场巨大的灾难。

        早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统治的领导地位，胜利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中央的统治。但是，由于当时党中央正在长征途中，还未来得及肃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各地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1935年6月，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的中央驻北方代表和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出来的朱理治、聂洪钧组成的中央驻西北代表团来到陕甘根据地。临行前，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写了三万五千字的指示信交给朱理治。只是信中说：“陕甘党内由右倾取消主义，而且他们的阴谋已暴露。”“右倾取消主义师为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服务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在党内的应声虫和同盟军”，因此，“要反对国民党的走狗与之进行斗争”。中央代表孔原曾对朱理治说，“现在陕甘边特委混进来张文华、蔡子伟两个右派，陕甘边及红二十六军右倾机会主义受了这两个右派的影响。”①还指示朱理治到陕甘根据地后，首先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来暴露于孤立右派，然后再镇压他们。当时，中央代表孔原还给朱理治看了一本鄂豫皖“肃反”的小册子，名字叫“肃反”，这本小册子里有张国焘和陈昌浩写的文章。聂洪钧去陕甘根据地时，一些人世向他转达了北方代表的意见，说“刘志丹是陕甘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对党是忠实的，但是思想很右。”指示聂洪钧依靠郭洪涛来解决陕甘根据地的右派反革命问题。

        朱理治、聂洪钧组成的中央驻西北代表团来到陕甘根据地后。立即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7月15日，任中央驻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西北工委大会议在永坪镇召开会上，朱理治等人借传达中央驻北方代表给陕甘根据地的指示信的名义，强行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方针。朱理治、聂洪钧照抄照搬六届五中全会会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汁，认为革命在全国是一直向上发展的，“国民党区域的日益缩小”，“苏维埃区域的日益扩大”，“国民党经济上破产、政治上破产、军事力量削弱，我们的力量占绝对优势”，全国不但是处在“伟人的阶级决战的前面”，而且“我们和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冲突的阶段迫在我们面前”。他们不顾南方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全国革命低潮的现实，认为革命力量已经超过反革命力量。占绝对优势，陕甘根据地“在冲破帝国主义、国民党围剿的战斗中，由于苏区的扩大，工农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汹涌斗争……使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崩溃”。“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中，我们占绝对的优势”。在这种“五”倾冒险主义错误估汁下，中央驻西北代表团给陕甘根据地的任务是：“巩固与发展陕北、陕甘边苏区，建立陕西的广大苏区，更将陕西与四川的苏维埃运动联系起来，并进一步地使川陕苏区与新疆、青海、甘肃的伟大革命运功联系起来”“实行对帝旧主义直接作战，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武装保卫苏联”。在反“围剿”作战方针上，要求红军“全线出击”，提出“不让敌人蹂躏苏区一寸土地”的口号。在红军的作战形式上，要求红军“运用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在新的‘围剿’未布置前先行打碎。”在红军的行动方向上，“要‘争取神府和吴绥以南苏区打成成一片’。要向韩（城）、邰（阳）发展，”要“以洛川作中心，积向定边、陇东发展，以马栏为中心，向同官、富平、耀县、泾阳、发展”要主力红军配合地方暴动，消灭苏区内敌人的支持点。攻打延安、清涧和瓦窑堡敌人的中心据点。总之一句话要红军四面出击。

        朱理治、聂洪钧等人还毫无根地指责刘志丹等在指挥笫二次反“围剿”战争中，没有普遍地发动广大人民进行斗争，在某些地方允许组织清乡会和敌人和平苟安进行妥协。在敌人进攻面前悲观失望，在战略上退却逃跑，以及执行单纯的坚壁清野政策，阻碍了革命战争的发展。没有充分开展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完全忽视了地方动动的配合，没有及早订出军事汁划，既经决定计划之后，事行动动迟缓，不得迅速执行②等。因此，在这次永坪镇扩人会议上通过的决议中，号召陕甘根据地党和红军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但是，这时“左”倾错误还没有来得及在陕甘根据地党和红军中全面贯彻执行。因此，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和红二十六军坚持陕甘边的部队以及游击队、赤卫军在刘志丹的指挥下，仍然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辉煌胜利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初步胜利。使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劳山、榆林桥战斗后，驻瓦窑堡敌人惧遭歼灭，弃城而逃。这充分显示了刘志丹关于集中主力，歼灭南线之敌，打破敌人围剿的作战方针的正确性。但是，红军在南线作战的胜利，却被朱理治、聂洪钧等人严重歪曲了。他们在《中共陕甘晋省委关于庆祝劳山大捷及夺取瓦窑堡空前胜利的紧急通知》中，将这次胜利硬说成足“党战胜右倾取消主义的胜利”，是“克服了过去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的残余与游击主义的错误”，“切实地组织了瓦窑堡地方暴动”的结果。为了存政治思想和反“围剿”作战中进一步贯彻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朱理治、聂洪钧在组织上实行了宗派主义的错误路线，打击执行正确路线而不同意或反对他们“左”倾错误的同志。他们取消了“西北工委”，成立了陕甘晋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涛担任正、副书记，他们又改组了西北军事委员会，以聂洪钧为西北军委主席，不公正地将刘志丹排除在陕甘晋省委和军委领导之外。他们对创建苏区有功绩，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党和红军的干部，大都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并指责这些干部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加之_打击。正当反“围剿”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执行者们却不顾敌强我弱，敌军大兵压境的严重形势，利用他们在组织上取得的统治地位，进一步强行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号召在陕甘根据地党和红军中更加猛烈地开展反对反革命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义。彻底肃清右倾取消主义的反党派别。顿时，残酷斗争的恐怖阴云布满了陕甘革命化根据地的上空。

        为了贯彻“左”倾错误，朱理治、聂洪钧等人迫不及待地在陕甘根据地的后方机关开始了错误的“肃反”。他们将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原红二十六军）从前线调到安塞县的高桥，把红八八十一（原红二十七军）调到鄜县的羊泉原。为错误“肃反”作好准备。然后在甘泉县夏寺湾的王家坪召开会议。根据陕甘晋省委会议确定的“肃反”方针，部署了具体的“肃反”计划。任命戴季英为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局长，负责“肃反”事宜。朱理治、聂洪钧等根据“根据地要依靠肃反老巩固”的荒谬的理论，根据“反节命组织主要存在于陕甘边党与红二十六军”的错误认识，以对敌斗争的方式在党内军内开展“肃反”。戴季英早在鄂豫皖苏区时就推行过张国焘的错误“肃眨”路线。大搞扩大化，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枉杀了不少革命同志。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后，他又将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的错误“肃反”经验带到陕甘根据地，在朱理治的支持下，颁布赤色戒严，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在一个月内便将陕甘边根据地县以下干部和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全部逮捕，几乎无一幸免。他们对被捕的同志进行严酷逼，有德关押在狱，有的悲惨杀，据不完全统汁，这次“肃反”惨杀陕甘边党和红军干部战士达200多人。

        更为恶劣的，朱理治、戴季英提名要被捕的同志承认刘志丹师“右倾反革命的首领”。后来，他们根据从后方被捕人员口中刑讯逼出来的材料，硬说刘志丹、习仲勋、杨森、张秀山、刘景范等陕甘边党和红军的领导都是反革命右派，并有很大的阴谋活动。为了逮捕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刘志丹。朱理治等人立即以陕甘晋省委的名义，指令聂洪钓在前方逮捕刘志丹同志，但又恐怕在前方逮捕刘志丹会发生“乱子”，他们又展阴谋。10月6日，戴季英等人秘密地命令红十五军团保卫部准备逮捕刘志丹。遂以将刘志丹调到后方，主持军委工作之名，将刘志丹骗到瓦窑堡后加以逮椭。当时，刘志丹因公去瓦窑堡，半路上碰到传送戴季英命令的通汛员，通讯员不知底细，把信交给了刘志丹。刘志丹看到了逮捕命令时，对这种不顾大局，搞阴谋诡计陷害同志的卑劣行径十分愤慨。但是刘志丹头脑非常冷静，他“明智一部分同志被枉关起来，自已也会被捕，他有枪杆子，有群众，要干就越来了，那就打起内战了，结果是分裂，给敌人造成一个人缺口。他明知个人会有危险，但还是顾全大局，服从纪律。”。刘忠丹同志具有极高党性觉悟，具有顾全大硒的优秀思想品质。为了不使党内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为了保存陕甘根据地。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有一个落脚点，他丝毫不顾个人安危。镇定地将信叫还给通讯员，说：“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说我自己去瓦窑堡”立即翻身上马，毫不犹豫地毅然直赴瓦窑堡，打算向中央驻西北代表团申诉，宁愿自己被捕，也不要逮捕前线其他红军干部。但他一到瓦窑堡即被打入监狱，连他带着五岁的孩子的妻子同桂荣也被打入劳改队。随后，聂洪钧、戴季英等人又在前线逮捕了杨森、习仲勋、刘景范、郭宝珊等许多陕甘边苏区和红军的领导干部。制造了一场大案。

        刘志丹等被捕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罗织了许多罪名，攻击刘志丹同志。他们硬说“刘志丹没有打下横山是反革命阴谋”，“同国民党军队有秘密勾结”，“创造苏区创造红军是为了消灭苏区、消灭红军”。甚至对刘志丹的赤胆忠心，人义凛然行为进行污蔑。说刘志丹知道自己要被捕，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此使党对其信任”。①他们还给刘志丹加上了“反革命”、“白军军官”、“反革命右派首领”等大帽子。进行政治迫害。刘忠丹承受不白之冤，在监狱受尽折磨，面对随时都可能处死的残酷现实，始终泰然处之，体现了一个伟大共产主义者的胸怀和情操。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制造的错误“肃反”的灾祸，给西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在反“围剿”作战的关键时刻，把刘志丹等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干部抓起来，严重地挫伤了部队的士气。此外，“左”倾冒险主义者，还在前线部队中，就地惨杀了许多忠诚的红军干部战士，造成了红军部队和根据地群众人人自危的恐怖混乱局面王明“左”倾冒主义错误在陕甘根据地起到了敌人无法起的破坏作用，恶果是很大的。它使许多忠实于党的革命事业来的的红军干部蒙受冤屈。并进而引起了红军部队很大的动摇恐慌，使红军力量受到削弱。不仅如此，更严重的是在红二十五军与西北红军部队之间，在红二十五军与陕甘根据地人民之间关系也顿时紧张起来。根据地基层干部和群众，只要听到南方战士来了，就慌忙地上山逃跑。使苏区一天天缩小。①地主、豪绅、反革命分予乘机捣乱，进行挑拨煽动，致使根据地的一些县区发生反水现象。这时，敌人也增调兵力，完成了对根据地“围剿”的新部署，妄图从南北两路夹击红军而消灭之。在内忧外患的严重威胁下，本来形势大好的陕甘根据地，一下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四、党中央挽救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危机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彻底胜利

        （一）党中央及时制止陕甘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刘志丹等同志被释放

        在西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处于存亡绝续的紧急关头，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迅速地向陕甘根据地挺进。1935年9月20日。中央红军进占哈达铺。毛泽东从缴获到的敌人报纸中了解到了陕甘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发展壮大的详细情况。9月22日，中央军委在哈达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整编的报告。他指出，现在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一定要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后，中央军委将一、三军团及干部团等部队共6000余人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杨尚昆任副政委。陕甘支队组建后，以佯攻天水的动作，把敌军主力吸引于天水方向，然后以急行军自武山、漳县之间，迅速通过了渭水。9月26日，陕甘支队进抵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丁扩大会议，讨论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贾拓夫同志介绍了陕甘根据地的情况。①会议确定了以陕甘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大本营。随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率领下连续突破两道敌封锁线，翻越六盘山高峰，进入陇东地区，行军七天，经镇原、环县、花池境内的12个区，48个行政村，113个自然村，176个村庄行程510华里。10月19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竹根据地吴旗镇，就此，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此时。敌东北军骑兵笫二军何株国部第六师师长白凤翔率四个骑兵团尾追中央红军，紧紧跟了上来。毛泽东在吴旗镇召开会议说，我们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要赶快打退他们。他集合陕甘支队的干部讲话，动员大家要坚决打退敌人，②割掉“尾巴”，进入陕甘根据地。10月21日，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中央红军向敌展开英勇反击。红军战士以排山倒海之势猛攻敌阵。顷刻间将敌截为数股截，与敌展开激烈格斗。敌军指挥系统顿时失灵，敌军乱作一团，仓皇上马。妄图夺路逃窜。红军猛攻猛打，敌人在红军的猛烈打击下，东奔西窜，无路可逃，伤忘甚大。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一举歼灭一个团，击溃三个团，俘敌700余名，缴获战马：1000余匹和大量武器弹药，痛快淋漓地割掉了这个“尾巴”。

        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给根据地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吴旗镇的人立即用鸡毛信将这一特大喜讯传遍了各个村庄。赤源县委立即派了一个赤卫军大队长，抬着牛、羊慰劳中央红军，陕甘晋省委也派人前去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苏区人民全体行动起米，为中央红军赶制棉衣、棉鞋。同时。当地的干部群众也立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了在陕甘根据地错误“肃反”中刘志丹等大批党和红军干部被捕被杀的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了解到这一严重情况，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李维汉、贾拓夫等人代表党中央前往瓦窑堡接管政治保卫局，先把事态控制起来，避免进一步恶化。吴旗镇切尾巴战斗之后，毛泽东立即挥师洛河川南下，11月3日到达廿泉县的夏寺湾。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到达夏寺湾后，立即听取了有关汇报，召开会议研究“肃反”问题。当朱理治、聂洪钧等人谈及逮捕刘志丹等人的情况时，毛泽东当即严肃指出：“把刘志丹都逮捕了？要慎重！考虑一下吧！”同时，党中央决定由张闻天、博古、刘少奇、董必武等人率领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开始了纠正错误“肃反”的工作。11月初，中央组成了秦邦宪领导下由董必武任主任，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组成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审查错误“肃反”问题。11月底，中央组织部召开会议，宣布中央及党务委员会1935年11月间《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会上王首道代表五人“党务委员会”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党中央决定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但当时的党务委员会着眼于尽快分清革还是反革命。以便迅速释放刘志丹。没有也来不及对陕甘边根据地特委及红二十六军的路线作调查研究，因而作出了陕甘边区及红二十六军的负责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的错误”的论断，并认为“进行肃反工作是必要的。”①这样就对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带来了一定不良影响。1935年12月初，毛泽东来到瓦窑堡后，立即听取了王首道等同志的汇报。他严肃地指出：这次肃反事件是完全错误的，逮捕刘志丹完全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的狂热病。所有被冤屈的同志均应释放，恢复领导工作，同时，为严明党纪，党中央决定给直接执行这次错误肃反的聂洪钧、戴季英以纪律处分，并在中共中央党校批判戴季英的严重错误。

        对于这次错误“肃反”，党中央十分重视。在相隔7年以后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中，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再次对错误“肃反”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根源以及错误的性质进行了客观的分析。1942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这个决定指出：“中央根据10月（1942年）陕甘宁党的高干会议对于陕北历史问题的检讨与结论，认为1935年9、10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200以上党政军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干部诬认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恶。”②从而对错误“肃反”作出厂客观公正的结论。

        刘志丹出狱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刘志丹先见到周恩来，他亲切地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恩来高兴地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①接着周恩来又领刘志丹会见毛泽东。毛泽东亲切地安慰和鼓励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毫无怨言，立即代表全体获释干部感谢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处理，激动地说：“中央来了，今后的事情都好办”。入冬后，他看到毛泽东还没有穿棉鞋，就让爱人赶做棉窝窝鞋，要求里子要棉，帮子要紧，鼻梁要高，底子要厚。他说：“你知道，毛主席脚踏千山万水，要踏倒三大敌人，在冰雪风寒里指挥千军万马，创建一个新中国！②他怀着对毛泽东的崇敬深情，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忘我工作。在党中央召开的受害同志座谈会上，刘志丹一再谦虚地表示：我们工作中也有缺点错误，强调大家不要记仇，中央来了，毛主席来了，我们要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奋斗。在此前后，有些受迫害的同志出于对‘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愤怒，多次要求刘志丹向党中央、毛泽东反映，处理犯错误的人。刘志片胸怀坦荡，一再进行解释说服工作，他一方面严肃批评那搞错误‘肃反’的人是不相信从土地革命中生长起来的红军，不相信从长期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而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与疯狂病”。①另一方面已在劝勉受害同志，以大局为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他常说：“党内历史不必急，要相信党中央、毛泽东会分清是非，做出正确结论。②他要习仲勋同志转告受过整得同志：”过去的事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同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他向部队讲话时，每次都要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顾大局识大体，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要向中央红军学习，加强团结。在他得影响下和带领下，许多受害同志都不去计较个人的恩怨，勤恳为当工作。西北红军和中央红军团结得亲密无间。周恩来多次赞扬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共产党员。”③

        刘志丹出狱的喜讯传来，根据地军民振奋，大家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乡亲们见了刘志丹纷纷关心地说：“总指挥啊！听说你也受了些委屈。”刘志丹笑呵呵地说：“没有啥！我这不是好好的在工作么？”在神木境内，一位70多岁双目失明的老大娘，拄着拐棍老远赶来看老刘。人们问老人，你双目失明怎么看望老刘？她说，我看不见，也要摸一摸。刘志丹站在老人面前，让老人把他从头到脚摸了个遍。老人泪流满面，不住地说：“好哇！……好哇，你是咱们老百姓的好人呐！”

        直罗镇战役后，中共中央任命刘志丹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主任由周恩来兼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总指挥和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员等要职，恢复了刘志丹的工作。随后不久，中央陆续给一大批受了迫害的党和红军领导干部安排了工作。由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在陕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保护了刘志丹等一大批党的好干部。从而从内部消除了陕甘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危机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党中央的到来以及实行了正确的政策，清除了根据地内部的严重隐患，才能使陕甘根据地得以巩固，从而使全国红军长征有了巩固的落脚点。

        （二）直罗镇战斗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第三次“围剿”被彻底粉碎

        1935年11月6日，为粉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根据地根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周恩求等率领中央红军到达了甘泉以南的象鼻子湾。与刚刚结束张村驿战斗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为了统一陕甘根据地红军部队的指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国工二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任政治部代理主任，张云逸任副参谋长，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笫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其编制序列及领导人为：

        笫一军团（由红军陕甘支队编成）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二师（师长刘亚楼、政治委员肖华）、第四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彭雪枫）及直属笫一团（团长朱水秋、政治委员黄振堂）。

        第十五军团（由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和红二十五军组成）；余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周士弟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冯文彬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政治委员赵凌波）、第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治委员张明先）、第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治委员张达志）。

        此时，原陇东的红二十六军部队被整编为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红二十六军笫四十二师的红二团、红三团、骑兵团及西北抗日义勇军被整编为二三二团、二三三团、二三四团和骑兵团。红一团仍留用在陕甘边南区坚持游击战争。因此未能参加整编行动。

        这时，敌东北军又掉六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陕甘根据地大举进犯。东边六十七军之一一七师沿洛川、鄜县北上西面五个币，即东北军五十七军一0九师、一一一师、一0八师、、一二0师、一0六师，从甘肃庆阳、合水一带沿葫芦河东进企图在鄜县地区夹击红军。党中央和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反“围剿”的形势，决心由甘泉向南作战。诱敌深入，集中兵力，首先歼灭敌西路沿葫芦河进攻的一至两个师，继之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打破敌人的“围剿”；尔后向洛川、中部（今黄陵）、宜君、宜川、韩城及关中、陇东一带发展，扩人根据地和红军。作战计划是：将敌放进直罗镇，乘敌立足未稳。集中红军兵力。采取侧击、包围、突然攻击的战法。歼灭突入之敌；得手后再歼灭敌后续部队。为保证在直罗镇歼敌，以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的第二四一团继续围攻甘泉城，以调动敌人东进；以二四三团在鄜县西羊泉镇，牵制鄜县、中部之敌西援，保证直罗镇歼灭战的胜利。

        直罗镇位于鄜县西南，距鄜县约120华里，三面环山，一条从南到东的大道穿镇而过。镇子的东头，有一座古老的小寨，里面的房屋虽然倒塌，石头砌成的寨墙基本完好，镇子的北半面，是一条流速缓慢而平静的小河。河川南北两侧是高山，山顶多灌木。山坡多乔木森林，便于屯兵隐蔽。这样的地理条件，对红军作战十分有利。

        为了保证直罗镇战斗的胜利，毛泽东和彭德怀亲临直罗镇观察地形。决定以红十五军团主力隐蔽埋伏在直罗镇的南山，并以一部分兵力隐蔽在直罗镇与黑水寺之间的张家湾南山，当敌进入包围圈后，即截断敌人的前后联系。以红一军团主力隐蔽埋伏在直罗镇北山，并以部分兵力隐蔽在张家湾北山，准备阻击敌军增援部队，追击溃逃之敌。红一方面军指挥所设在直罗镇北山的宝塔一带。按照统一部署，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主力立即在直罗镇一带隐蔽集结，进行战前的准备工作。红军情绪高涨，以逸待劳，决心打好会师后的这一仗。

        11月20日下午，敌一0九师牛元峰部在六架飞机的掩护下，果然到达直罗镇，落入红军的“口袋阵”之中。当天傍晚，毛泽东一声令下，红一军团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向敌人展开了全线进攻，在拂晓前，红军将敌一0九师紧紧合围在直罗镇。天刚亮，两路红军就象两只铁拳，砸向敌军，顿时冲锋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了东方朝阳中的大地，红军战士在冲锋号中飞身跃进和冲入敌人的阵地，步枪声、机枪声、手榴弹声，汇合成轰轰隆隆的臣大声响震动着大地。敌人遭此突然打击，晕头转向，指挥失灵，建制混乱，被紧紧夹在梁山之间的川道里，失去了抵抗力。经过不到两个小时的激战，红军攻占了敌一0丸师师部所在地直罗镇，大部分敌军被歼灭。只剩下敌师长牛元峰率残部逃到镇东头那个小寨里，指挥残部负隅顽抗，等待援兵。这时，毛泽东下令，以部分红军围困寨子，主力红军急行军迎击敌援军一0六师。在击破战中，敌一0六师一个团被红军歼灭于鄜县黑水寺，一0六师破击溃。傍晚，主力红军刚回师直罗镇，再次攻击寨子中的残敌。敌师长牛元峰固守待援成了泡影，慌忙弃寨逃跑，又被红军追击部队歼火，牛元峰也被红军俘获。至此，直罗镇战斗胜利结束。此战红军歼灭一个整师及一个团，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

        直罗镇战斗之后，敌一0八师、一0六师残部星夜逃回甘肃合水、太白镇一带，南线敌人的一个师也退回洛川一带防守，北线和西北线的敌军闻风丧胆，不敢远离据点轻举妄动。这样国民党、蒋介石精心组织的笫三次大规模“围剿”被彻底粉碎。毛泽东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地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个奠基礼。”

        五、陕甘边红军的发展与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

        长期以来，党史学界在关于党中央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甘根据地的决策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认以。一种意见认为，党中央师到达哈达铺以后，从缴获敌人的报纸上才得知陕甘边和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于是作出了以陕甘根据地为长征落脚点的决策；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由于1933年中共陕西省委派秘书长贾拓夫到中央苏区的汇报，党中央早在长征前就知道陕甘边和陕北红军与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情况。因此，不存在“一张报纸定去向”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两钟认识均不全面和准确。现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阐述如下：

        （一）党中央虽然早就知道陕甘边有红军和根据地，但在长征到达哈达铺之前，对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知之甚少，更不了解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情况。

        可以肯定地说，党中央不是到哈达铺以后才知道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的。事实上，早在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就曾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要求陕西省委“首先应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有力的队伍，编成为经常的正式红军。”党中央还命名陕甘边红军的番号为第二十六军，并且“责成陕西省委从自已的常委中选派一人去担任二十六军政委。”6月下旬，当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讨论建立北方苏区的问题。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出席了这次会议。在研究西北工作时，会议重申了1932年4月20日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确定立即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以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为红二十六军政委，并派曾长清来陕西接任杜衡所担任的省委工作。①同年12月，红二十六军正式组成，并投入了创建照金苏区的工作。1936年6月，红二十六军在杜衡的错误指挥下，南下渭华失败，此后陕西省委被敌破坏，耀县起义被镇压，渭北游击根据地和照金苏区相继丧失，陕甘边革命转入低潮。

        1933年10月中旬，陕甘边临时红军总指挥部率红四团及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耀县三支队、陕北一支队等红军部队北上陇东，并开创南梁根据地。此后一段时间内，由于陕甘边特委书记秦午三到西安向省委请示工作时被捕叛变，陕甘边特委与上级党组织一度中断联系。同时，因技术原因，陕西省委被敌连续破坏后成立的“党团共同恢复工作委员会”向中央密写的报告也看不清楚。与中央的联系中断。因此，中共中央在长征以前对南梁根据地开创与红二十六军的发爬，关中、陇东、陕北三路游击区的开辟情况不甚了解，在长征以后对于1935年以后陕甘边、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并在二十多县建立了工苏维埃政府，根据地发展到北起长城、南举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的广人区域，红军主力已发展到5000余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等情况更无法了解。因此，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之前，召开的俄界会议上中共中央考虑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时，还没有将陕甘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这是可以理解的。

        再说，贾拓夫同志离开陕西省委去中央苏区汇报工作的时间，正是陕西省委和陕甘边红军及根据地发展的低潮时期。1933年7月底，耀县起义被镇压，曾在耀县王泰吉骑兵团中工作的贾拓夫等人回到西安。1933年7月28日，陕西省委在西安福盛楼饭馆开会时，被敌特务盯哨，杜衡和袁岳栋被捕，贾拓夫和高岗趁混乱脱险。杜衡和袁岳株被捕后，立即叛变了革命，出卖了他们知道的所有组织和党员，并且带领敌人密探，冒充我地下工作人员，与党团组织接头，在大街上盯哨捕人。敌人很快逮捕了陕甘边特委书记金理科、中央交通员冯鸣玉、省委技术科长刘政远等大批共产党员，还开列各县党员名单，白色恐怖笼罩西北地区，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处境异常危险。①

        在此前后，红二十六军已经在南下作战中失败，渭北游击根据地也被敌占领 照金苏区也处在强敌的围攻之下，面临被摧毁的危险。这些情况贾拓夫是了解的。

        1933年8月7日，为了应付陕西省委被破坏以后的严重形势，在西安白鹭湾等地召开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会议讨论了省委被破坏以后的政治形势和党团组织的各项工作，决定派贾拓夫去中央苏区向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高岗去照金苏区恢复和开展红军的武装斗争。②由此可见，所谓“根据1933年中共陕西省委派秘书长贾拓夫到中央苏区的汇报，党中央是知道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看法是不够全面和准确的。当时，在贾拓夫去中央苏区时，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陕北地区的武装斗争更是处在十分困难的时期，谈不上创造陕北苏区的问题。因此，贾拓夫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根本不可能涉及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在1933年底至1935年7月的大发展情况。这也正是中共中央在长征到达哈达铺之前对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发展情况虽有了解，但知之不多，对陕北红军和苏区后来的发展完全不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正是由于对陕甘边和陕北红军的发展情况尚未全面了解，因此。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党中央在提出创造川陕甘苏区的战略任务中，仅仅将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的存在作为一个有利条件来考虑。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翻越大雪山——夹金山后，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6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这时，两个方面军都已离开了原有根据地，关键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立新的根据地。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新根据地需要具有三个条件：一、地域宽大，好机动；二、群众条件较好，人口较多；三、经济条件较好。结论是应该去“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会议通过了这个战略方针。6月28日，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万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①

        值得注意的是，党中央在这期间曾不止一次地提到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例如在过草地前，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6日，在沙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就曾提到：由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二十九军在川陕甘三省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①《决议》还指出，为了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在“红军到达陕北后，则须更大地建立与加强当地的工作。”②

        当然这里所讲的“红军到陕北后”，不是指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而是为了达到开辟川陕甘苏区这一总的战略目的所采取的一个具体的行动方针。对此，党中央在8月20日召开的毛儿盖会议上所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中说得很清楚，如说：“和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会合，并给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与领导，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区及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这给我们可能在短时间中迅速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这就能够迅速的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这里讲的很清楚，红军到达陕北的目的。是为了将红二十六军及陕甘边苏区与川陕边区活动的红二十五军和通南巴游击队的活动联系起来，重点是要创造川陕甘苏区。为此，《补充决定》要求红军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山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然后依托这一地区向川陕甘广大地区发展。由此可见，正是由于中共中央对陕甘边红军和苏区以及北方其他地区的红军的情况虽有所了解，但掌握情况不多（例如中共中央在河窝会议中提到“发展活跃”的陕南红二十九军就早已在1933年4月失败，此时根本不复存在，中央对此却全然不知），尤其是不了解陕甘边、陕北红军及根据地在1935年以后兴旺发展、蓬勃日上的情况，因此，并没有把陕甘边红军开创的陕甘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而是将陕甘边的红军和根据地（由于消息的长期隔绝，此时在中央的的认识上陕甘边红。军的力量仍然是很小的）作为开创川陕甘以及整个西北苏区的一个有利条件来考虑。

        （三）正是由于对陕甘边红军的发展情况了解不多，中共中央在俄界会议提出放弃川陕甘方针，决定去陇东和陕北汇合陕甘边红军，以游击队战争打通国际路线。

        毛儿盖会议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贯彻建立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着手解决红军的统一指挥问题，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8月27日，右路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率领下，胜利地走出了茫茫草地，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29日红军发起包座战斗，全歼敌嫡系胡宗南部笫四十九师，打开了红军向甘南进军的门户。但是张国焘率领左路军经草地到达阿坝后。按兵不动。党中央为了捕捉战机，曾三令五申。命令张国焘率领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靠拢。以集中红军的主力向武都、西固、岷州等地前进。在中央军委的一再催促下，左路军部队于9月3日进抵墨洼附近，但张国焘又借口噶曲河涨水，拒绝率领左路军向巴西地区开进。张国焘不仅拒绝中央命令，而且采取了要挟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的分裂行动。9月9日晚，中共中央遂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境，于翌日凌晨3时半离开巴西，9月11日，中共中央率领一、三军团到达俄界地区。

        这时，因中共中央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势单力薄，创造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已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问题，不仅仅是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问题，而更紧要的问题是红军下一步究竟应怎样行动。为了适应形势的重大变化，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在点名揭发批判张国焘分裂红军，退却逃跑和军阀主义等反党错误的同时，着手研究和讨论了北上红军目前的行动方针问题。

        关于北上红军当时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俄界会议报告中指出：“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补充决定》上说的向黄河以东。但这个方针应该有些不同，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过去中央曾反对这个方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在陕甘川创造苏区。但现在不同了，现在只有一疗面军主力一、三军团，所以应该更加明白指出这个问题，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与指示。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们是国际一个支部，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不然就永久打游击战争，我们不应把自己变为瓮中之鳖，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改变了，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力量是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改变，在陕甘创造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是较少的可能，所以目前战略方针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更面军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但我们并不是走向低落，而是走向大张旗鼓，以游击战争打过去，更大规模、更大力量打过来……我们在岷州、天水间长久活动是不可能的。陕北、甘东北是我们必经之地，可能时争取休息。”

        会义决定北上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13日，党中央和军委即率领陕甘支队离开俄界继续北上。

        综上所述，可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由于北上红军力量较小，中共中央被迫放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

        第二、俄界会议决定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先去甘东北（即陇东）或陕北会合陕甘边红红军二十六军。随后以游击战争去打通国际路线，到苏联边界去；

        第三、由于对陕甘边红军和苏区发展情况仍不甚了解，中共中央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创造陕甘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是较小可能性的。因此，在俄界会议时还没有形成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根据地，并将陕甘根据地作为全国革命大本营的观念。

        第四、哈达铺整编时，中共中央从敌人的报纸上进一步了解到一些陕甘根据地和红军发展和活动的新情况，这对中央作出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起了促进作用。但此时中共中央仍未正式作出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甘根据地的决策。

        俄界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乘敌人兵力重新调整之机，迅速率领中央红军挺进甘南地区。9 月17日，突破腊子口天险，歼灭守敌鲁大昌部两个营，接着翻过最后一座大雪山——大剃山，先头部队于9月18 日占领哈达铺。中共中央于9月21日下午进驻哈达铺，并利在哈达铺休息的短暂时间，对红一、三军团进行了整编，正式宣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此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从缴获敌人的报纸中了解到一些陕甘边、陕北苏区和红军发展、活动的新情况，引起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使中共中央领导层十分振奋。据聂荣臻回忆：“在哈达铺获得了敌人一张报纸，才知道陕北还有根据地。我赶快派人把报纸送给毛主席，这才决定向陕北进发。”①9月22日，在哈达铺的关帝庙，中共中央召开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会议重点通报俄界会议的决定，同时也通报了了解到的陕甘边和陕北红军及苏区的情况。毛泽东在会上风趣地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②

        由于从敌人的报纸上了解丁陕甘边和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情况，这个意外获得的消息，引起了中共中央对陕甘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高度重视，促使中其中共中央下决心进一步研究和了解陕甘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情况，这对于改变俄界会议关于“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到苏联边界去”的决策，对于形成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甘根据地的决策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据此就说中共中央在哈达铺正式作出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定，甚至说“_一张报纸定去向”，这未免流于轻率。因为，第一，现在还没有任何原始材料证明，党中央在哈达铺召开过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出关于红军落脚点的重大决策；第二，红军在哈达铺休整后，中共中央提出：“红军去陕北”的方针，基本上仍然是在贯彻俄界会议关于红军经过甘东北、陕北打通国际路线的决策；第三，决定“红军去陕北”和确定“红军落脚点放在陕北”，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在哈达铺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讲过红军要去陕北，但这不等于说已经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同样，中央领导同志在看到敌人报纸以后，有一些事关落脚点问题的讨论也是可能的，但不能由此就得出结论说中央在哈达铺已经正式作出了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甘根据地的决策。

        （五）榜罗镇会议前，中共中央又得到了新的材料，对陕甘边和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于是在榜罗镇会议上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作出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正确决策，并正式宣布以陕甘根据地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

        哈达铺整编后。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更加注意搜集和整理陕甘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消息，从而进一步了解到西北红军及根据地的发展情况，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读报笔记中可以看到，一是中央了解到了刘志丹领导的西北红军的实力。据敌人报纸的报道：“盘踞陕北者为红军二十六军……其枪有万余。匪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为匪军主力部队，其下尚有十四个游击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军等则其名，匪军现完全占领者有五县城，为延川、延长、保安、安塞、安定等。”二是中央了解到了陕甘根据地的规模。据敌人报纸报道：由于陇东“毗连陕西、宁夏边区，地区辽阔，人员稀少，山脉起伏，槐林密茂……苏匪乃据险发展意志……去冬攻曲子，陷长武。陇东震动。”这样就造成了“全陕北二十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县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共产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之势”，“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队者二十余万，赤卫军二万。”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及毛泽东逐渐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策。9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榜罗镇召开。虽然现在还未发现榜罗镇会议留下的原始材料，但在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与西北红军会合以后，中共中央于10月下旬在陕北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秦邦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的原始记录中，对榜罗镇会议有所记载，现摘录如下：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报告中指出：“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的口号是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镇会议（由政治局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惮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在俄界会议上想会合（指与陕甘边红二十六军会合——笔者注）后，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观念是没有的，现我们应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改变，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上述记载载表明，正是由于在榜罗镇会议前，中共中央又得到了陕甘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发展壮大的新材料，得知了西北红军的实力和陕甘苏区的规模，从而在榜罗镇会议上正式作出了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以陕北苏区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的重大战略决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由于陕甘根据地不断翊发展壮大，西北红军力量不断增强。终于使其有能力、有力量担负起全国红军战略大转移——长征的落脚点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由于党中央对陕甘根据地情况的了解不断准确和深化，先是作出汇台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创造川陕甘苏区，尔后在俄界会议作出先到陇东或陕北汇合当地红军，打通国际路线，最后终于在榜罗镇会议放弃了打通国际路线的疗针，作出了以陕甘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大本营的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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