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底，华北事变后，全国的抗日救亡形势日益高涨。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 936年2月，为适应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出师东征。5月，当东征红军挺进同蒲铁路，连获重大胜利之时，蒋介石不顾民族安危，调集数十万中央军进入山西，拦截红军抗日的去路。红军为了保存中国国防实力和表示合作抗日的诚意，在取得许多胜利之后，回师河西。这时蒋介石再次加紧了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为了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争取东北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中共中央组建了西方野战军，于5月底开始西征。经过四个月的连续作战，红军予敌以沉重打击，争取了东北军，使其转变了立场，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同时拓展了广大的新苏区，为陕甘宁边区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红军的东征与回师，刘志丹的英勇牺牲

        1935年11月，在红一方面军取得陕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后，中共中央面临着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即1936年红一方面军和陕甘根据地应如何发展？

        我们知道，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放弃原有的江西苏区进行长征。长征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要在战略转移中，寻找一块能够使红军生存和发展的新的根据地。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使历时一年的战略大转移终于有了一个比较稳固的落脚点。然而，陕甘根据地处黄河、沙漠三面的包围之中，东面隔河与阎锡山统治的山西相望，西面则是甘、青、宁“四马”的势力范围，北临沙漠，南面又是国民党重兵聚集，用来“围剿”红军的关中基地。这种地理条件使红一方面军大规模的发展受到限制，没有回旋余地，而且陕甘苏区土地贫瘠，物产不丰，人口只有数十刀，其中当红军的已超过3万，因此，红一方面军在这里求发展，在粮食、衣被的供给，兵员的补充方面受到很大限制。①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分析了全国的形势，提出了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作战，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扩大红军和根据地，打通抗日路线，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主张，即后来概括为“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但是当时党和红一方面军的许多高级领导同志。包括担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同志，对红军战略上的东征表示担心。他们认为陕甘根据地是当时党和红军唯一的比较巩固的根据地，此时在南、西、北三面尚有十几个师的敌人在包围着它。红军东征作战，敌军会从后背和侧翼乘虚而入，这块根据地就有失掉的危险；再则，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很疲劳，力量也较弱，全军仅11000余人，而东征作战的对象——山西军阀则实力较强，号称十万人（实际八万人），加之红一方面军是背水作战，一旦不能顺利进行，也有相当危险。因此主张巩固地发展陕甘苏区，即采取“巩固中求发展”的方针。

        为了统一思想认识，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会议，会议在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并规定：“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把‘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它密切的联系起来。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等省去”。为此，红军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进行作战的任务。后来，中央军委又开会进一步讨论东征的问题，统一了认识。认为经过必要的、充分的准备，采取一定的措施，利用敌人的麻痹情绪，出其不意，攻其不秀备，东征胜利是有把握的。陕甘根据地也是可以保持在红军手中的。从而使原来对东征作战有顾虑的同志。包括彭德怀逐渐消除了颐虑。

        1936年2月3日，彭德怀同毛泽东一起亲自侦察了黄河水情、对岸地形和敌情。通过周密的侦察，毛泽东、彭德怀对山西军阀的兵力部署，有了更进一步的详细了解。

        当时山西军阀兵力部署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为 防止军东渡黄河，将25个旅作两线部署：以第七十一师的三个旅，在黄河沿黑峪口至禹门口300多公里的正面上担任    一线防御；第六十九师的两个旅驻守临汾；第六十六师三个    旅驻守长治、晋城；第七十二师三个旅驻守太原；第一0一师五个旅驻守黄河西吴堡、义合和神木、府谷地区；第七十师四个旅为太原城防部队；第六十八师五个旅驻守浑源、大同，作为战略预备队。

        在陕甘地区的敌军兵力部署为：十七路军杨虎城部驻守宜川、韩城、白水一带，企图阻止红军向南发展；东北军张学良部驻延安、洛川一线，企图阻止红军南下；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从榆林、定边向南进犯，企图占领瓦窑堡、安塞；八十四师驻守绥德、米脂、清涧地区，担任守备。“宁马”马鸿宾部三十五师驻陇东环县、庆阳、镇原，东北军五十七军驻合水、西峰。

        红军为确保东征战役的胜利，以第一方面军主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后为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任副参谋长，下辖右路军、左路军和中路军。

        左路军：由红十五军团组成，下辖第七十三师（1936年2月中旬建成），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

        右路军：由第一军团组成，下辖第一师，第二师，第四师，第八十一师（即原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

        中路军：由叶剑英兼任总指挥，下辖红三十军（1936年3月2日建成，宋时轮任军长，阎红彦任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二二四团、红八十一师二个营。

        留守陕北的部队有：红二十八军（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红二十九军（肖劲光任军长，甘渭汉任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经过比较全面的准备后，从1936年2月中旬开始，发起东征战役。全战役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突破敌人黄河防线。

        2月18日，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下达了东征作战命令，20日夜，红军兵分两路，红一军团从吴堡以南沟口强渡。渡河后迅速占领山西中阳留誉镇；红十五军团从清涧河口强渡，渡河后迅速进占山西义蝶和石楼。一方面军指挥部随红十五军团之后行动。至23日，红军已攻占晋西三交镇、留誉镇、义蝶镇、塘马镇，控制黄河东岸南北50余里，东西35公里的地区，从而在河东站稳了脚跟。

        阎锡山见红一方面军主力突破黄河天险，进入山西，慌忙将河西的四个旅调回河东离石、中阳地区，会同担任河防的第七十一师，阻止红军东进；调太原第七十二师三个旅到汾阳，会同独立第一旅向关上村挺进，阻止红军的行动，调临汾第六十九师两个旅向隰县前进，敌以十二个旅的兵力从三面围攻红军。阎锡山还调大同第六十八师主力到岢岚，调大同骑兵军主力到崞县，调整长治第六十六师到介休，调应县独立第二旅到文水，保卫太原。

        面对多路进攻之敌。红一方面军采取集中兵力打一路至两路战法。2月25日，红十五军团在石楼和隰县之间歼敌第六十九师先头部队两个营；2月26日，红一军团在中阳、隰县、石楼、孝义四县交界处之关上村歼敌独立第二旅一个团，控制了这一作战枢纽地带。

        阎锡山在丢失了关上村这一要地后，立即组织十四个旅进行反击。以第六十九师的三个旅由隰县向北反击；以第六十六师的三个旅由介休向西反击；以第七十三师的三个旅由汾阳向西反击；以第一0一师的五个旅由中阳向南反击。针对这种情况，红一方面军以少数兵力，牵制北面敌一〇一师和西面敌六十九师，集中兵力，求歼东面之敌六十六师和六十八师各一部。3月10日，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在孝义大麦郊地区的兑九峪，将敌六十六师、六十八师击溃。粉碎了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

        在此期间，留守陕北的红二十八军（辖二五0团，二五一团，二五二团），在刘志丹的率领下，乘敌一0一师由河西调回黄河以东，吴、佳、神、府一带敌人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挥师夺取吴堡、佳县、神木、府谷地区，确保了东征红军的后方安全。2月下旬，中央军委命令红二十八军参加东征作战，插入晋西北地区，配合中央红军迅速打通抗日路线。2月底，红二十八军攻克沙峁镇后，在贺家川一带进行紧张的渡河准备。刘志丹经过昼夜不停地详细调查研究，最后决定在通往山西兴县的罗峪口渡河。3月初一个晚上，渡河战斗开始了，在刘志丹的亲自指挥和组织火力掩护下，红二十八军胜利突破黄河天险，进入山西。渡河后，红二十八军立即摧毁罗峪口敌军指挥部，随后向兴县黑峪口、康宁镇横扫过去，沿途连获胜利。

        第二阶段：南下北上作战。

        正当东征红军进抵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察哈尔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之时。蒋介石竟下令从洛阳、徐州等国防要地，调遣数十万嫡系中央军增援山西军阀，拦截红军的去路。从3月上旬起，敌中央军陆续进入山西，编为太原绥靖公署第一路军，陈诚任总指挥，下辖第二十五师、第三十二军（辖一四一师、一四二师），第十三军（辖四师、八一卜九师、三十一师）、第九十四师、第九十五师和第一师第一旅，共九个师。这时除敌二十五师已到灵石外，其他部队尚在开进途中。

        为了扩大战果，红一方面军决定在国民党嫡系中央军入晋前，向南向北发展胜利局面。3月16日，红一军团由大麦郊沿汾河南下，17日到达霍县。红十五军团进抵灵石附近，掩护红一军团作战。在阎锡山集中兵力于中阳、石楼、隰县、孝义地区，晋南地区防守兵力减弱之时，右路军红一军团于3月19日由霍县继续南下，占领曲沃、襄陵、洪洞、赵城、临汾、霍县等六县，破坏铁路100余公里，并开展了群众工作。左路军红十五军团于3月18日从灵石北进，经文水、交城、晋祠，直逼太原。此后左路军红十五军团从太原岔口向西北进发，26日到达静东县娄烦城，28日经岚县转向兴县方向前进。中路军红三十军等各部，在石楼、中阳、孝义、永和、隰县广大地区，与敌十二个旅周旋，箝制了敌人主力，有力地保障了左路军、左路军的作战。

        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石楼、交口附近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以“发展求巩固”为红军的作战方针，以经营山西为当前的方针。

        第三阶段：左右两路军向中间靠拢。

        在红军左右两路军南下北上作战时，敌在中阳、石楼、永和、隰县地区的十二个旅，到3月底占领离石至石楼之间的黄河东岸渡口。此时，进入山西的国民党嫡系中央军也积极准备“围剿”红军。敌在制了离石至石楼以西渡口后，以十一个团从兴县、岚县、方山等地向红军左路军红十五军团进攻；以阎蒋部队十五个旅，分由隰县、介休、霍县、运城等地向红军右路军红一军团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继续贯彻经营山西的方针，红一方面军指挥部于4月3日决定，逐步收缩兵力，待机破敌。4月4日，右路军红一军团自晋南北移，经襄汾的汾城、古城，于9日抵达河津以北地区。15日攻占吉县，全歼守敌，俘敌300余人，缴枪200余支。18日，红一军团扫除大宁、永和、永和平渡关至清水关40余公里的黄河沿岸堡垒。

        与此同时，左路军红十五军团自4月4日由晋西北兴县康宁镇南移。在临县与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八军会合。6日，左路军红十五军团继续南下，7日在离石圪洞歼敌一个连，11日在中阳金罗镇歼敌一个营，12日，在师庄歼敌六十六师一九六旅一个团，14日进至孝义大麦郊休整。

        这时，红二十八军在山西临县白文镇一带行军作战，接中央军委急电：“为了配合红军进逼汾阳，威胁太原，并打通前方与陕北之联系，保证红军背靠老苏区，着令二十八军即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进击。并可相机攻占中阳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①刘志丹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立即率领红二十八军由白文镇出发，经过激烈战斗，经离石按时抵达三交镇。

        三交镇是山西中阳县一个重要渡口，黄河以西就是陕甘根据地的绥德。该镇周围都设有坚固工事，并有一个团敌人防守，易守难攻。刘志丹为了打好这一仗，几个昼夜不眠，亲自观察地形，仔细研究敌情，严密部署战斗。4月13日晚上，围攻三交镇的战斗打响了，刘志丹一直在军部指挥所里紧张地指挥战斗，由于几夜不眠过度疲劳，眼里充满了血丝，同志们劝他休息一会，他怎么也不肯，笑着说：“不知怎么回事枪一响，一点也不困了。”4月14日，当他得知二五一团攻击受阻时，便立即和政委宋任穷商议，让宋留在军部指挥掌握全面情况，他亲自来到二五一团指挥所，和干部们一起研研究破敌碉堡的方案，指出：“这次战斗与河东整个红军的安危有关，要号召每个共产党员拿出最顽强的毅力，狠狠打击敌人争取战斗的胜利。”正当他在前沿阵地观察敌情，指挥战士向敌人发起冲锋时，不幸胸部中弹，伤及心脏，当即昏了过去，清醒过来后，仍以顽强毅力，断断续续地告诉身边同志：“让宋政委……指挥部队……赶快……消灭……敌人。”说完就停止了呼吸。牺牲时。身上只装有六根香烟和几份经常翻阅的党内文件。①

        西北的一颗红星陨落了！

        刘志丹牺牲时年仅三十四岁，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除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刘志丹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最早创始人之一。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同任何一个伟大的革命家都不呵能没有缺点和错误一样，刘志丹当然也不例外。他不是常胜将军，他经历的挫折和失败可能比别人还多；他不是完人，在革命的激流里，同样有一个实践、认识，摸索前进的过程。但是，他那高度的党性修养，献身革命的优秀品德以及为西北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却永远是一座铭别在人们心灵的丰碑。他从不计较个人地位得失，时刻将自己置于党组织的领导之下，对党赤胆忠心，无限忠诚，对敌斗争勇敢坚决，威武不屈，任何艰难险阻，高官厚禄都丝毫不能动摇他的意志。他在创建西北红军的艰苦岁月中，虽遭多次失败和挫折，但从不悲观，从不灰心，总是再接再励。百折不回。在党内斗争中，他始终光明正大，襟怀坦白，严于剖析自己，善于团结同志，坚持党的路线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方针，虽受诬陷，不自矜功，顾全大局。他经常与群众打成一片，身居要职，始终平易近人，深受陕甘根据地群众的爱戴。他指挥作战英明果断，能够及时抓住战机。主动、灵活地消灭敌人，从而使弱小的陕甘边红军及后来的西北红军在异常强大的敌军的围攻之下，始终牢牢掌握着战斗的主动权。他爱护战士情同手足，行军中他的战马经常让给伤病员骑。有时还亲自抬担架。宿营时，他一有空就和战士们一样拧麻绳，打草鞋，他完全和普通战士一样，身穿于补百纳的衣服，脚踏草鞋，生活非常朴素，只知吃苦。不知享受，只知有党，不知自身，真正不愧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①不愧为“红军模范”，②“共产党的模范”。③

        由于刘志丹在西北红军和根据地人民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因此，当他牺牲的噩耗传出后，陕甘根据地顿时为之震动。周恩来亲自前往黄河渡口将刘志丹遗体接回瓦窑堡。4月24日。根据地首府瓦窑堡万人集会隆重追悼刘志丹，广大人民群众和红军将士莫不为失去这位象自己亲人一样的红军领导人而无比悲恸。因当时东北军进攻陕甘根据地，形势比较紧张，会后，刘志丹遗体在瓦窑堡城外三里处的水沟坪山脚下秘密安葬。1 936年，中共中央应根据地广大群众的要求，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1940年。党中央指示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志丹县修建刘志丹陵园。1943年，在刘志丹壮烈牺牲七周年后，毛泽东满怀深情地亲笔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和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①1943年春，刘志丹陵园竣工，边区政府将刘志丹灵柩从瓦窑堡护送至陵园，沿途群众焚香烧纸，跪迎道旁，他们手里拿着点燃的香表，个个泪流满面，痛哭失声。当白幡素幛丛中的刘志丹烈士遗像及灵柩被移灵队伍护送路过延安时，人们的感情再也抑制不住了，有的怨天恨地，有的捶胸顿足。霎时间，悲壮的哀乐伴着汇集起来的哭声直冲云霄。前来送灵的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党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人员见到这一场面，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②1943年5月，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在志丹县为刘志丹举行隆重公葬典礼，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云、林伯渠、李富春、彭德怀、叶剑英、贺龙、徐向前、蔡畅、李鼎铭等均为刘志丹陵题词。

        由于戎马倥偬，刘志丹没有能够为后人留下多少文字的遗产，但他为西北人民解放事业赴汤蹈火的优秀品德，却炳耀千古，传颂万世。在陇东、陕北各地流传至今的许多关于刘志丹的民谣民歌，不正是历史和人民给予这位杰出革命家公正的评价吗？正如周恩来在题词中写道的那样：

        上下五千年

        英雄万万千

        人民的英雄

        要数刘志丹。

        第四阶段：西渡回师陕甘根据地。

        刘志丹牺牲后，红军左右两路军完成了向中间靠拢，收缩兵力的战斗任务，这时敌军二十五个旅的兵力向红军发起围攻，企图歼灭红军于黄河东岸。在陕北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进至宜川、韩城一线，从西面封锁黄河。在敌大军云集，前追后堵的情况下，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条件。因此，5月2日至5日，经一方面军从永和县清水关、铁罗关，渡过黄河，回师陕北，进至陕北根据地中心区延川、延长、永坪地区休整。5月5日，红一方面军发出《红军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回师通电》），“通电”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红军回师黄河西岸的陕甘根据地是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

        东征战役历时七十五天，歼灭敌人七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获枪械4000余支，火炮20余门，在山西20余县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此次战役中，红军自身扩火8000余人，增强了战斗力，同时破坏了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迫使其将深入陕甘根据的部队撤凹黄河以东的山西，有利于陕甘根据地巩固和发展。

        二、红军西方野战军的组建和西征战役的发动

        红一方面军回师陕甘根据地后，信守诺言，停止了对国民党军的作战行动。但是蒋介石坚持反共的内战政策，拒绝议和，调集重兵，继续“进剿”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其兵力和作战部署为：西北“剿总”，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晏道刚任参谋长，指挥十六个师从四面围攻红一方面军和陕甘根据地。其十三军（军长汤恩伯）所辖第四师、第八十九师、第七十二师，由山西军渡镇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协同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八十十六师井岳秀部，进攻陕甘根据地东北部地区；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第一0七师、第一一七师、第一二九师、第一0五师和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第十七师，由延安、鄜其、宜川、韩城向北进攻；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第一一一师、第一一二师、第一一五师，南汁肃合水地区向东进攻根据地南部和中部地区；“宁马”新编第七师、第三十五师驻定边、惠安握、环县、庆阳一线，防止红军西进。

        在敌人的上述兵力和作战部署中，东面的蒋阎军虽是主力，又担负主要进攻任务，但刚刚遭到红军东征战役打击，行动缓慢；南线和西线的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广大官兵倾向抗日，不愿打内战；西北的宁夏马鸿逵、马鸿宾部虽反共坚决，但兵力小，地域广，是一个薄弱的方向。

        根据新的政治、军事形势，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了举行西征的战略决策。据聂荣臻回忆：

        “毛泽东同志早在四月二，卜八日西渡黄河之前就给我们一军团、十五军团领导人来电报，说明在山西继续作战已不利，神木、府谷、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地区敌兵力空虚，可以作为新的进军方向。东征回师以后，政治局开会决定我军主力向西，到黄河以南，陕甘大道以北地区西征作战”。①

        1936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延川县太相寺召开了红一方面军备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在总结东征作战的经验教训后，又提出了西征的战略任务。5月18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西征战役计划》，提出了西征战役的任务，其内容是：

        （一）向西北进攻，造成陕甘宁根据地，并向北打通与苏联、外蒙的联系，向南打通与红二、四方面军联系；

        （二）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

        （三）南面争取东北军、十七路军和其他国民党军走向抗日。

        同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部队组成红军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鹤亭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一军团（左权任代军团长兼参谋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辖第一师、第二师、第四师、骑兵第二团）、红十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辖七十五师、七十三师、七十八师、骑兵第三团，警卫团），红二十八军（宋时轮任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红二十九军（肖劲光任军长，甘渭汉任政治委员），红八十一师（师长文年生，政治委员张明先），红军西方野战军直属骑兵第一团（团长张爱萍）、特务团（团长朱水秋，政治委员邱创成）。全军共17000余人。

        第一阶段：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出击。

        红军西方野战军为执行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进至陕甘宁边界地区作战，打击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创造西方新根据地的任务，在经过半个月的休整和准备之后，于1936年5月19日，从陕北的延长、延川、永坪地区分左、右两路大举西进。左路军为红一军团，经蟠龙、安塞到吴旗镇集结，准备攻占陇东地区的环县、曲子；右路军为红十五军团，经蟠龙到靖边新城堡集结，准备攻安边、定边；西方野战军指挥部和红八十一师及野战军直属骑兵一团随右路军行动，红二十八军在延川地区机动；红二十九军在韩城牵制南线敌人；红三十军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

        5月27日，右路军红十五军团等部队从新城堡出发，向西北前进，28日袭占靖边条梁镇，在强攻安边未得手后，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之，主力则沿长城西进，威胁宁陕边界的盐池，伪装进攻宁夏。

        当右路军红十五军团发动攻击安边，佯攻宁夏作战行动之时，“宁马”慌忙将三十五师由陇东庆阳、环县抽调回援宁夏，所遗防地交东北军接替。毛泽东得悉上述情报后，一面回电请东北军不要妨碍红军占领环县、曲子和洪德，一面电告西方野战军，令左路军红一军团从吴旗镇向西南进至甘肃华池元城，派一部兵力向庆阳游击，阻击东北军由庆阳北上，但只坚决打击马鸿宾部，不与东北军作战。

        左路军红一军团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命令，5月28日从吴旗镇出发，6月1日，进至曲子附近。这时，国民党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察觉红军西进的动向后，急调敌三十五师马鸿宾部一0三旅（旅长马玉麟）、一0五旅（旅长冶成章）于元城、庆阳、曲子一线堵截。

        6月1日，左路军红一军团发起曲子战斗。

        曲子是陇东通往宁夏的咽喉，是国民党环县政府所在地，也是红军西方野战军左路军要攻击的第一个目标。曲子镇内当时驻守有敌一0五旅旅部的一个特务连和敌三十五师骑兵团（团长马培清）的一个排以及国民党环县保安大队，共约300余人，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也在部署完堵截行动后回到曲子。

        6月1日，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杨得志，政委肖华）从庆阳三十里铺、环县八珠原进至曲子镇附近。下午3时，红二师发起攻城作战行动，经半小时激战，红军从城东南角突破防线，攻入城内，与敌展开巷战。这时，敌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率领一股光着膀子，手举马刀的亡命之徒，狂叫着从巷子的各个角落中钻了出来，疯狂地向正在攻击前进的红军扑来。冶成章是“宁马”部队的一员“勇将”，以临阵强悍勇猛而受到马鸿宾的器重。他性格暴燥，野蛮霸道，平日为非作歹，欺压人民，无恶不作，当地群众十分痛恨他，给他送了一个“野骡子”的绰号。在冶成章一伙匪徒的疯狂反扑下，入城红军部队立足未稳，被挤出城外。在这种情况下，红二师总结经验，改变战法，调整部署，再次楔入，经反复冲杀，激烈争夺，至下午4时半左右，红军基本控制全城。冶成章被堵在城西北角的一处民宅的窑洞中负隅顽抗。为了捕获这个“野骡子”，红一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亲临战场指挥作战。至晚上10点多钟，全歼了残敌，击伤并擒获“野骡子”。曲子战斗胜利结束。此战毙伤俘敌300余名，俘获敌一0五旅长冶成章。国民党环县县长郑执中漏网逃窜。敌一0五旅副旅长杨有福亦被俘。曲子战斗胜利后，红一军团向庆阳进击，占领阜城。6月2日，敌三十五师一〇三旅二〇六团、一0四旅骑兵团和一0五旅二〇九团等部共8个营的兵力在一0三旅旅长马玉麟的指挥下向马岭、阜城一线的红一军团猛扑过来。红一军团根据敌情和地理环境，决定集中兵力歼灭该敌。红军在阜城地区布下了埋伏圈。6月3日，红军向被围困的敌军发起全线进攻。经过3个小时激烈战斗，红军歼敌6个营，击溃敌2个骑兵营，俘敌1100余人。至6月5日，红一军团占领甘肃环县、庆阳附近地区，重创了敌三十五师。与此同时，右路军红十五军团占领定边西南要点红柳沟，打击了定边、安边、靖边敌地方部队。

        这时，东北军已接受红军要求停止于甘肃镇原、庆阳一线，敌三十五师正向固原以北退却。靖边、盐池、同心地区只有新编第七师和地方民团武装，有利于红军分割歼灭。①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继续向西进攻。从6月7日至11日，左路军红一军团由甘肃环县地区向西进攻宁夏，经毛居井向土营前进；右路军红十五军团进占同心城，向豫旺前进；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及野战军直属骑兵一团到达安边附近。

        红军左右两路军进入宁夏后，敌十五路军司令、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急令三十五师马鸿宾部回援中宁地区，加强宁夏腹地的防御，阻止红军进攻。红军西方野战军继续西进，以求歼灭该敌。6月13日，红军西方野战军占领同心、固原之间的土营、王团庄，切断了敌三十五师的北上道路，迫使该敌退回固原的黑城镇地区。

        第二阶段：粉碎敌军的反攻，保卫新开辟地区。

        红军在占领大片地区后，继续夺占敌人的城镇据点。6月18日，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乘敌不备，一举攻克定边县城。驻守定边之敌马鸿逵部骑兵第一团第二营溃不成军，逃至盐池、灵武一带。20日，七十八师又向盐池发动进攻，于21日凌晨3时攻克该城，歼敌马鸿逵部骑兵一团两个连，击毙敌营长孙光祥，俘敌280余人。盐池县城获得解放。与此同时，红十五军团之七十三师、七十五师等部队，从定边一带，经盐池县南之麻黄山、大水坑等地直插豫旺县境。6月21日夜，红十五军团包围了豫旺县城下马关，并占领了下马关以北的红城水。下马关守敌马鸿逵部骑兵营长孔庆福和敌县长董天祥率领敌军和地方民团死守待援。马鸿逵也从银川派飞机前往助战打气。红军围城两周后，下马关城内无水，人心浮动，红军向敌军喊话，解释党的政策，使守城之敌解除了顾虑，缴械投降。27日红军兵不血刃解放了下马关。28日，红十五军团进攻下马关以北四十里的韦州城。当时驻守韦州的敌军为马鸿逵部骑兵第一团第三营及400余名地方民团武装。7月3日，红十五军团攻到韦州城下，曾一度攻上北城墙。城内守敌向马鸿逵告急求援，马鸿逵认为韦州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有重要地位，韦州有失，危及金（积）、灵（武）的安全，其老巢银川难保，遂急派骑兵一、二、三、四团及保安处骑兵第一大队，共计1400余人的兵力，另附炮兵一部分，从金积、灵武一带驰援韦州。7月4日，敌援军抵达韦州城下，红十五军团退守红城水。

        西方野战军西征的胜利，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6月中旬，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以马鸿逵部固守于中卫、五佛寺一线，防止红军北进；朱绍良部在海原、靖远，黑城构筑封锁线，防止红军南下，以东北军骑兵军何柱国部为主力，集结后向同心、豫旺进攻”。蒋介石还在电文中为马鸿逵、朱绍良、何柱国鼓励打气：“兄部奋勇敏捷，共成伟业，有厚望焉”。①

        6月中旬，何柱国秉承蒋介石的命令，乘张学良到南京开会之机，指挥东北军七个师和三十五师马鸿宾残部，自庆阳、固原一线向北进攻，至七月初，攻占镇原三岔、庆阳马岭、阜城等地，并继续向曲子推进。此后，何柱国又集结东北军四个师及三十五师马鸿宾部一部兵力，于固原、土营之间，准备沿清水河北进，与北线的马鸿逵部相配合，南攻北堵，消灭红军于“中宁以南地区”。

        在何柱国部进攻的同时，北线敌人也向红军发起反攻。6月24日，横山之敌一个团增援安边，被红军击退。7月5日，敌三个骑兵团又两个营，由韦州南犯豫旺，被红军击溃，毙俘300余人，敌军退回韦州。

        在敌军南北夹击的形势下，7月14日，毛泽东致电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提出了关于西征战役的四条作战原则：“（一）在对敌两团以上兵力作战时，似宜集结更优势之兵力，期于一举消灭之。（二）在作战条件不具备时，不妨再引退些，把敌诱至有利条件下以便一举消灭，这里需要多的忍耐性。（三）扩大与训练部队，使红军生息强大，造成将来战略上大举反攻之主要的条件。（四）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全部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并不会影响大局，反而有利于大局。”①据此，彭德怀电告红一军团代军长左权、政委聂荣臻：“对东北军原则不与之决战，多作政治争取，但敌向我进攻时，消灭其一部也是必要的”。②7月17日，何柱国以骑兵第六师由固原向北作试探性进攻。红一军团在土营、豫旺之间的张家嘴、郭家嘴地区设伏，决心予以反击。当敌骑兵六师一个先头团进入埋伏圈后，当即受到红军的迎头痛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四个连，缴获战马300余匹及大批武器弹药。何柱国见红军早有准备，同时张学良又从南京返回，便停止了进攻。至此，敌人南北两路反击和出扰行动便以失败而告终。

        在西方野战军向西进攻的同时，红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军及地方武装、游击队在东线、北线、南线坚持游击战争，箝制敌中央军、晋军西渡黄河部队和陕北、渭北之敌的进攻。

        6月初，陈诚指挥一个师又一个旅，由山西省军渡镇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在敌人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八十六师井岳秀部的策应下，向陕甘根据地进攻。陈诚仍然采取堡垒战术推进策略，企图先肃清东线红军，尔后向西寻找红军主力作战。红三十军采取游击战术，进入吴堡地区，迟滞敌人的行动。

        6月中旬，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在蒋介石的责令下，由南向    北进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在地瓦窑堡，15日进至安塞、蟠龙、永坪。红三十军据守延川，准备抗击敌人向瓦窑堡的进攻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与张学良进行了严正交涉。经过交涉，东北军于6月18日退出永坪、蟠龙。但敌八十六师井岳秀部却由北向南乘机向红军发起进攻，6月21日，敌八十六师两个营从石湾出发袭击瓦窑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地方红军的掩护下安全撤出瓦窑堡。6月24日，敌八十六师一个团由横山进攻安边，被红二十八军击退。7月15日，中共中央转移至保安（今志丹），从此，保安又成为陕甘根据地的首府。红二十八军、二十九军、红三十军、红八十一师及西北野战军直属骑兵一团和地方武装、游击队的抗击和箝制行动，有力地策应了西征红军主力的行动，保证了陕甘根据地后方的安全。

        从5月19日至7月底的两个多月时间中，红军西方野战军在西征战役中，给敌以大量杀伤，歼敌两个团又一个营，俘敌旅长以下2000余人，解放了环县、豫旺、同心、定边、盐池等城镇，开辟了东西长约1000里，南北宽约数百里的广大地区，扩大了红军，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量资财，为开展新局面，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陕甘宁独立师的组建及剿匪斗争

        （一）陕甘宁独立师的组建

        193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在决定西征作战的同时，决定成立陕甘宁省，统一领导和管理新解放的广大区域。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锡五，副主席朱开铨。陕甘宁省政府成立初期，省府设在吴旗县刘家渠，随着西征战役的胜利发展，6月份，迁至环县河连湾。

        陕甘宁省成立后，陇东地方干部即随同西征红军主力一道西征。在红军解放一处地方后，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立即就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开展根据地建设。当时陇东新苏区建立的县级政权包括华池、曲子、环县、赤庆、固北、豫旺、定环等七县，再加上宁夏、陕西境内的豫西、定边、安边、盐边、赤安5县红色政权，陕甘宁省一共管辖12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人口约10万人。

        当时，陕甘宁省初建不久，新区工作刚刚开展，加之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处，敌情、社情都十分复杂。政治土匪张廷芝、赵老五等在这一带活动多年，武器精良，马匹肥壮，其手下的匪徒又多是凶悍的亡命之徒，战斗力较强。陇东新苏区创造以来，张廷芝、赵老五、耿天海等土匪武装及其他国民党地方武装经常对苏区进行袭扰破坏。他们破坏乡村红色政权，残害人民，屠杀党员干部，犯下累累罪行，闹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对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工作、进行根据地建设造成了严重危害。而当时，红军西方野战军要对国民党主力部队作战，一时还不能抽调部队承担剿匪任务。因此，组建一支坚强的地方武装，以配合和协助西方野战军的西征作战，清剿土匪，保卫陇东新苏区的安全，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鉴于这样的客观情况，经中央军委批准，陕甘宁省在西征主力红军的协助下，于1936年7月17日在曲子县花旗镇，以原陕甘边苏区地方红军武装为基础，正式组建了陕甘宁独立师，由姚喆任师长，黎林任政治委员，尹国赤任参谋长，周志刚任政治部主任，周玉成任供给部长。①陕甘宁独立师归属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领导与指挥，军事部长肖劲光，政治委员赖传珠，下辖4个团，每个团三个连，全师共有1300多人。

        陕甘宁独立师第一团由红二十九军二五七团改编，团长杨瑞森，政委刘禄昌。二五七团原是由鄜县独立一营和独立二营的一个连合编而成的。独立一营就是1933年11月下旬红二十六军在南粱建立的保安游击队发展起来的。这个游击队有180余人，战斗力比较强。直罗镇战役时，就是这支部队把东北军一0九师引入包围圈的。直罗镇战役后，保安游击队在黑水寺编为鄜县独立一营。独立二营是原鄜县游击队、甘泉游击队改编的。这两个营合编为二五七团后驻守劳山一带，阻止东北军向瓦窑堡的进攻。中共中央迁驻保安后，该团又在保安一带担任保卫党中央的任务。改编为陕甘宁独立师第一团后，主要随师部在陇东唐家台子、三岔一带活动，阻止东北军进犯。

        陕甘宁独立师第二团是以中宜独立营为基础，并抽调洛川游击队、中宜游击队等地方武装组建而成的。团长朱日亮，政委刘英，参谋长何家流，政治处主任陈干卿。第二团成立后，由中宜地区开赴甘肃环县、固北作战。该团当时是陕甘宁省委军事部的直属部队，归省委军事部直接指挥。

        陕甘宁独立师第三团是由关中独立三团改编的。团长陈国栋，政委初定为张仲良，但一直未到职，后由刘永培担任。1936年4月，新正独立营、新宁独立营、淳耀独立营合编为关中独立三团，7月改编为陕甘宁独立师第三团。4月，开赴曲子参加剿匪作战。

        陕甘宁独立师第四团由华池独立营及庆环、庆合游击队组成，团长黄克秀，副团长罗德胜，政委任昌辉。共三个连。第四团组建后，进驻曲子一带开展剿匪斗争。

        当时，由于陕甘宁独立师刚刚组建，武器装备很差，弹药奇缺，条件十分艰苦。“各团在装备上都差不多，每人一支步枪，五、六十发子弹，两个手榴弹。连以上干部有驳壳枪，团以上干部有手枪。每连配备一挺机枪，部队统一军装。政治生活也比较正规，政治课主要讲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形势和任务等。军事课主要是军事技术。”①

        （二）陕甘宁独立师的剿匪斗争

        陕甘宁独立师成立以后，各部均在陇东的曲子、环县、固原一带活动。主要任务是与土匪赵老五、张廷芝作战。

        陕甘宁独立师第一团主要驻防并活动于曲子、三岔一带，从事剿灭赵老五等土匪武装的活动。当时，环县、曲子境内共有十余股土匪，其中赵老五股匪约100余人，该匪投靠环县国民党政府，作恶多端，为害最烈，经常袭击曲子、环县等地的县、乡苏维埃政权，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1936年11月，赵老五率匪徒百余名流窜至马岭一带抢劫。第一团接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报告后，立即赶往清剿，在红军的坚决打击下，赵匪仓惶逃窜。第一团紧迫不舍，在追击中将赵匪歼灭大半。团政委刘禄昌在追击赵匪的作战中英勇牺牲。马岭战斗后，第一团政委由张明科接任，并将保安县独立营编入第一团。此后第一团移住三岔一带，相机打击敌人。12月，第一团在三岔铁王山再次与赵老五土匪武装展开激战。这次战斗中，赵老五土匪虽人数不多，但却占据有利地势，据险负隅顽抗。第一团几次强攻禾克，遂改变战术，由团长杨瑞森指挥部队正面佯攻，由政委张明科带领骑兵分队。迂回到敌人背后发起猛烈攻击。在第一团的前后夹击下，赵老五土匪溃散逃窜，战斗胜利结束。在这次战斗中，第一团团长杨瑞森又不幸牺牲，陕甘宁省委军事部派汪祖美接任团长，继续开展剿匪作战。

        陕甘宁独立师第二团在陕甘宁省委军事部政委赖传珠的直接率领下，主要驻防靖边、定边、安边一带，开展剿匪斗争。这一带曾经是陕北军阀高双城长期盘据的地方，红军解放这一地区后，这里仍然流窜着高双城的一个骑兵营及国民党保安队、地方民团约达1000余人。这些反动武装经常袭扰苏区党政机关，蹂躏无辜百姓，气焰十分嚣张。8月，独立师第二团在安边、定边交界的韩家渠与敌展开激战，敌人凭借兵力众多，弹药充足的优势，向独立第二团发动疯狂进攻。独立第二团利用险要地形，沉着应战，打退敌人的多次冲锋。后因弹药告罄，只好沿山坡边打边撤。敌人见势愈加疯狂，穷追不舍。正在这紧要关头，红三十军前来增援独立师第二团的作战。独立第二团士气大振，立即向敌人发起冲锋，将敌打得落花流水，毙伤敌人400余人，残敌仓惶逃窜。这次战斗，独立第二团也付出了代价，伤亡100余人，团政委刘英负重伤，陕甘宁省委军事部派牛书申接替政委职务。完成这次歼敌任务后，独立师第二团返回环县，参加剿灭耿天海、赵老五的战斗。9月上旬，独立二团在石家台歼灭耿天海匪帮，平毁其据守的许多寨子。11月，第二团参加了山城堡战役，在此前后，独立师第二团在甘肃庆阳、环县木钵地区积极与进攻苏区的东北军作战，阻止了东北军的推进。

        由于独立第二团作战顽强，因而多次受到陕甘宁省委、省军事部的表彰。省委书记李富春对独立师第二团政委牛书申赞扬道；“那个地方（指环县、华池一带）的土匪都怕你们，当地老百姓非常信任你们，称你们是‘我们的二团’1937年4月8日，省委军事部政委赖传珠在陕甘宁边区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对独立师第二团工作进行了表彰。①

        陕甘宁独立师第三团接受改编后，在环县、曲子一带开展剿匪斗争。1936年秋，第三团开赴镇原马渠和三岔一带协助地方政府开辟新根据地。当时马渠的沈家寨据点是一个硬钉子，对新苏区威胁极大。9月，陕甘宁独立师师长姚喆亲自来到第三团驻地，指挥部队的作战行动。沈家寨驻有敌民团武装50余人，伪团总是当地有名的恶霸。第三团包围沈家寨后，敌负隅顽抗。第三团围攻三昼夜，最后用架云梯的办法攻破寨子，但土豪劣绅及民团团丁已从地道逃跑了。第三团缴获银元、元宝一驮，粮食100石，还有许多布匹和衣服，补充了给养，基本解决了全团三个连的冬衣问题。战斗中没收的牛羊都分给了当地贫苦群众。

        围攻沈家寨后，第三团在毛井、黑山一带开展游击活动。这一带地域辽阔，人烟稀少，条件异常艰苦，尤其是吃水很困难，第三团克服困难，坚持斗争。不久东北军三个团前来“围剿”第三团。在敌强我弱的的形势下，第三团撤至曲子，后又转移到木钵，东北军步步进逼，第三团边退边阻击敌人，打了几个小仗。在此前后，第三团还承担了收容掉队的长征红军战士的任务，先后收容掉队的长征红军战士五六百人。①

        陕甘宁独立师第四团组建后，先随独立师师部在曲子镇附近驻防，清剿士匪，担任警戒任务。1937年7月18日，土匪张廷芝部进犯陇东苏区，红四团在团长黄克秀的率领下，投入了剿除这股匪徒的战斗，给来犯之敌人迎头痛击。二将川一仗，红四团毙敌团长李向银，取得了旗开得胜的战果。7月20日，张廷芝土匪武装败逃华池县老爷岭一带，凭借天然屏障，据险抵抗。适值大雨倾盆，黄克秀命令第四团冒雨冲锋，一连突破敌人四道防线，当攻击第五道防线时，敌人居高临下，以密集火力封锁道路，第四团屡次冲锋仍不奏效。此刻，团长黄克秀脱掉上衣，用红布条束紧腹部，大喝一声：“同志们，跟我来！”，一手执旗，一手握枪，奋不顾身，勇猛冲杀。正当他刚一回头命令部队：“誓与阵地共存亡！”的一刹那间，一颗罪恶的子弹击穿了黄克秀的腹部，黄克秀倾刻倒于鲜血之中，牺牲时年仅27岁。在此期间，第四团参谋长何家流也黄克秀和何家流牺牲后，红四团指战员复仇的心情极为强烈，又向敌发起猛攻，并将敌包围在山上。穷途末路的张廷芝设假投降的计谋，派人来谈判。当时红军干部战士都主张打，彻底消灭敌人。但这次战斗的指挥者，陕甘宁独立师参谋长尹国赤却主张接受谈判，结果中了敌人的金蝉脱壳之计，张廷芝乘机潜逃。

        陕甘宁独立师的剿匪斗争，对于保卫陇东新苏区的红色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陕甘宁独立师的打击下，这一带的小股民团和土匪多数被消灭，大股顽匪虽未被彻底剿除，但其气焰则大大收敛。剿匪战斗中，由于条件非常艰苦，陕甘宁独立师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第一团团长杨瑞森，政委刘禄昌，第四团团长黄克秀，参谋长何家流等4名团级干部牺牲，第二团政委刘英负重伤，连排干部和战士的伤亡也很严重。英勇牺牲的烈士为了保卫陇东新苏区而永远长眠在这块苏区土地上。陕甘宁独立师经过战火的洗礼，愈战愈强。抗日战争开始后，陕甘宁独立师一、二、四团改编为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三八五旅警备第七团，陕甘宁独立师第三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辎重营，均继续驻守陇东解放区，后来在反磨擦战斗中又作了贡献，解放战争中又为解放大西北立下了不朽战功。

        四、陇东新正、新宁、永红地区地方武装的反“围剿”斗争

        在红一方面军主力发起东征和西征战役之际，国民党反动派调集东北军6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在飞机掩护下配合地方保安队、地方民团，采取“碉堡战术”，步步为营，向关中特区逐步推进。

        国民党反动派进入关中特区后，大肆烧杀抢夺，无恶不作。为了彻底摧毁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在根据地编制保甲，清查户口，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外来的革命干部。根据地内部的一些刚组建的游击队成份很复杂，不断发生叛变事件，许多地方干部遭到杀害。少数地方干部也经不起严酷环境的考验，投敌叛变。原宁县三支队队长王德宽就是在这个时候投敌叛变的，给政权建没造成了损失。一些地主豪绅也乘机反攻倒算，进行反动活动，气焰十分嚣张。个别反动分子更是得意忘形，公然施行阶级报复。新正县就发生了一个保长用斧头劈死了某游击队员的父亲和弟弟的严重事件。在国民党的大举进攻下，关中特区所辖的陇东地区的政权机关被迫转入地下，有的遭到破坏，整个苏区形势非常严重。

        为了阻击国民党军向陇东苏区的进攻，保卫关中特区政府，关中特委将新正独立营、新宁独立营、淳耀独立营与坚持在关中地区斗争的原陕甘边红二十六军第一团一起组成了关中红军主力部队，由江华任司令员，贾拓夫任政委，张邦英任政治部主任。①

        关中红军主力部队组成后。在陇东新正、新宁、永红等地区坚持斗争丁一个多月，后来敌军采取步步为营，节节逼进的办法逐渐缩小和包剿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坚持当地斗争就会造成严重伤亡。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中共中央指示关中特委；关中红军主力部队和特区党政机关撤离特区，留下少数领导干部率领游击队坚持当地游击活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关中特委决定，关中红军主力部队撤离关中特区所辖的防东新正、新宁地区，向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转移。关中特委和特区政府也一同撤离，留习仲勋率领游击队坚持当地斗争，并主持关中特委的工作。6月，关中红军主力部队红一团、新正独立营、新宁独立营、淳耀独立营北上陕北，。经耀县、鄜县转移到直罗镇。途中在鄜县羊泉原、套洞原配合鄜县两个独立营奉命阻击敌军，粉碎了敌军闪击关中特区机关的阴谋，保卫了关中特委和关中特区政府的安全转移。此后关中红军部队开赴瓦窑堡担负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

        在主力红军撤离陇东新正、新宁根据地后，如何坚持游击活动，如何保存并积蓄革命力量，就成为摆在关中特委面前的重要任务。为此，关中特委决定由习仲勋、唐洪澄、汪锋等人组织关中工委，坚持关中游击战争。①此后习仲勋也奉命调离，汪锋任工委书记，在赤水县七界石坚持斗争。这时，关中工委的中心任务是：组织革命退却，保存积蓄革命力量。为了完成这一中心任务，关中工委作出如下决定：

        第一，在干部问题，凡是外来干部及与群众关系不太密切的工作人员，立即分散撤退，以免遭受敌人的杀害。

        第二，在军事问题，将关中特区划分为两个区，成立南北两个指挥部，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互相策应，避实击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第三，各县政府和县委机关都化整为零，跟随游击队活动，并积极抓住时机开展革命工作。

        在反“围剿”战争中，新正、新宁、永红等县的游击队，神出鬼没，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新正二支队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重兵包围6天，弹尽粮绝，游击队员们只能用野果和酸杏充饥，但没有一人泄气。他们互相勉励，发扬了高度的英雄主义精神，终于在第七天冲出包围。不久，二支队奉命拔除敌军设在西坡的两个碉堡，队长赵德荣化装成敌人催粮军官，深入敌营探清敌情，然后在夜间一举全部歼灭敌人，端掉敌人碉堡，二支队神出鬼没的战术行动使敌军闻风丧胆。新正回民游击队也在反“围剿”中屡建奇功，他们利用熟悉地理环境的有利条件，掩护群众转移到子午岭密林深山，在梢林中与敌人兜圈子，搞得敌人精疲力竭，疲惫不堪。新宁县的游击队也发挥了战斗核心的作用。新宁一支队奇袭湘乐川的莲花池的东北军的一个连，俘敌20多人，缴获步枪20支，战马20匹，机枪一挺。永红县游击队和县政府人员配合，攻克了底庙敌军城镇据点，极大地震撼了敌人，敌国民党底庙镇长狼狈逃窜，我地方武装乘胜收复了苏区土地，恢复了县委和县政府的工作。

        在严竣的形势下，新正、新宁、永红三县政府多数干部表现了顽强的革命精神。新宁县政府机关干部在敌人“围剿”时，从杨园子转移到密林深处的龙池，昼伏夜出，依靠群众与敌人周旋。后来由于敌军大兵压境和“围剿”，切断了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在粮食绝尽的条件下，干部们就采摘刚脱蕾的杜梨和山杏充饥。吃多了上吐下泻，发烧打颤，但大家的革命意志和信念并没有动摇，坚持了一个多月后冲出重围，转移到月明塬开展游击活动。

        新正、新宁、永红三县地方武装的对敌斗争使国民党地方保安队惊恐万状。曾经不可一世的宁县保安中队队长庞明胜吓得逃回老家，盘据在盘克苏区的敌军也跑回了早胜，合水反动民团头子被打得落花流水，连他的乘马和卫士也被抓获，他本人仓惶而逃，差点送命，一些保安队纷纷缴械投降，有的与游击队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通过反“围剿”，游击队由弱变强，赢得了人民赞扬，地主豪绅再也不敢为非作歹，镇压群众，土地革命的成果也得到维护。

        在地方武装和地方政府的反“围剿”胜利形势的鼓舞下，新正、新宁、永红三县根据地人民也纷纷起来投入反“围剿”斗争，采取各种手段打击敌人，帮助游击队和苏维埃政府，他们为游击队和革命干部提供粮秣，传送情报，掩护和救护伤病员，同时还抗拒敌人拉夫拉差，破坏敌人的保甲组织，对敌军实行坚壁清野。在广大人民的斗争下，敌人耳目闭塞，疲于奔命，而游击队和苏维埃政府干部则在人民中如鱼得水，进退自如。

        1936年9月，在关中特区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党中央派习仲勋、张策、郭秉坤重新返回关中，领导苏区的恢复工作（在此之前，汪锋于6月间赴保安向中央汇报关中工作）。9月下旬，习仲勋在淳耀县槐庄子主持召开会议，恢复了关中特委和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特委书记由习仲勋担任，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由霍维德担任，薛和防任秘书，下设一科（科长陈元亭）、二科（科长高秀山）、三科（科长张剑颖）、四科（科长李会友）、保安科（科长王占山）等工作机构。关中特委和特区政府成立后，在赤水县七界石召开了关中特区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到会的30多名干部研究讨论了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和恢复关中特区县区政权问题。会议作出了以下决定：

        第一，以县为单位整顿和扩大游击队，成立关中游击队指挥部，由郭秉坤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统一领导全特区的游击队。

        第二，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争取进步和中间的民团、保甲，孤立和打击少数反动分子。

        第三，整顿各地党的工作，健全党的组织生活。

        第四，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

        第五，在敌人后方开辟新苏区。

        鉴于当时在反“围剿”斗争中县区干部有的牺牲，有的退出革命甚至变节投敌，所以这次会议还对县区干部作了一些调整和补充，逐步恢复了基层党政机构的工作。七界石会议标志着关中特区的反“围剿”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此关中特区的地方武装和苏区政权迅速恢复。在陇东，国民党地方武装垂死挣扎，组织了一次沿山搜索和并村活动，但迅速被地方武装击败，经过几次较大的战斗，敌人只能死守据点，再也不敢外出骚扰。

        在游击战争广泛开展的基础上，永红、新宁、新正县地方武装和党组织领导人民积极开展统战工作，根据敌军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备县政府和游击队就向他们宣传“打到东北去，收复家乡”、“一家人不打一家人”等口号，教育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把枪口对准日本侵略者。对马鸿逵的部队，地方政府和游击队则根据回族的风俗习惯，将被击毙的马鸿逵部队的官兵集中起来，送到新正县的两个回民乡，由清真寺阿訇对死者按回族习惯埋葬；还对被俘人员，在作了抗日救国宣传后，每人发给路费10块银元，送回原部。这些工作对敌军震动很大。“西发事变”后，东北军、十七路军基本停止了对苏区的军事行动。国民党地方武装因失去靠山而惊慌失措，各地保安队不断分化瓦解，有的缴枪投降，有的逃离苏区。关中特区政府下令以县为单位组织地方武装向外出击，在“西安事变”后的10天时间内就收复了全部苏区。此后关中特区遂停止向国民党的作战，着手恢复健全党组织和政权机构，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至此，关中特区所属陇东地方武装完全取得反“围剿”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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