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为了策应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付亲日派可能对西安发动的进攻，红军三大主力部队由定边、环县地区南下，向陇东正宁及淳化、三原一带集结。红军在南下途中，进驻了东北军撤防的庆阳、合水、正宁、镇原等县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一军团于1937年初从西安阳近返回陇东正宁、宁县和旬邑一带整训，不久红十五军团也返回陇东，进驻庆阳驿马关一带。4月，援西军从陕西三原出发进至镇原，后因西路军失败即留该整训。红军各主力部队在陇东整训期间，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团结抗日”的口号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救国会，发展党的组织，同时有步骤地开展减租减息和实行群众合理负担，这样就促进了陇东统战区的形成和发展。

        一、红一方面军进驻陇东正宁、宁县及庆阳驿马关地区

        国民党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亲日派何应钦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号，调动大批军队，由东、西两个方向向西安推进，企图扩大内战，并乘机夺占蒋介石的统治地位。“讨伐军”由何应钦任总司令，下属两个集团军。东路集团军近十个师，由刘峙指挥，从东面直逼西安，先头部队五个师已进至华县；西路集团军十个师，由顾祝同指挥，拟由甘肃靖远、宁夏同心、陇东环县向甘肃陇西、天水集中，尔后向东进攻西安。

        为了支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粉碎何应钦“讨伐军”的东西两路进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红二方面军第二军团、第六军团，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由定边、环县地区南下，经庆阳、长武，彬县、咸阳、兴平，进至兰田、商县以南，协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突击敌东路集团军，力求歼其大部或一部；以红二十八军、红三十二军、陕甘宁独立师，在环县附近牵制敌第一军；以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在定边、盐池、吴旗警戒宁夏之敌；以红八十一师（后恢复红二十七军番号）东进延安。

        12月26日，红军主力进至庆阳、正宁地区，蒋介石已被释放。敌东路集团军由潼关东撤，红军即在原地休整待命。不料蒋介石被释后，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将军，并指使其部队对西安进行军事压迫，以东面十个师、西南和西北十五个师，向西安对进。1937年1月，国民党中央军重新进逼西安。1月3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军将领，“时局变化，亲日派回师进攻我抗日联军，唯有万众一心，巩固团结，坚决作战，争取最后的胜利99 1月5日，由杨虎城将军领衔，在西安发表了一份态度严峻、措辞强硬的通电，抗议南京政府扣押张学良将军和企图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1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坚决要求南京政府立即下令停止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方高级领导，在杨虎城的主持下，共同协商并拟定了具体的作战方案。红军主力迅速出击，奉命进至西安之淳化、三原、耀县地区布防，红十五军团进至西安东南商县一带；红二十八军、红三十二军进至崇信、灵台地区，红二十七军（即红八十一师）进驻洛川，准备支援东北军、十七路军作战。同时，黄罗斌率红军陕甘地方部队红一团接替了东北军在延安等地的防务，原陕甘根据地大部恢复。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由保安迁至延安凤凰山麓。从此，延安这座庄严雄伟的古城，就成了指引全国人民革命方向的灯塔。就成了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

        由于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作了对付蒋介石“讨伐军”进攻的准备。加之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杨虎城将军卓有成效的努力，以及国内外舆论压力，“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从而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1937年2月初，进至三原、泾阳、耀县一线的红一军团返回陇东正宁、宁县及旬邑一带驻防，军团部驻正宁宫河镇，第一师驻正宁罗川，第二师驻宁县早胜镇，第四师驻旬邑县境内。不久，红十五军团也返回陇东苏区，进驻庆阳和西峰之间的驿马关一带，军团部驻驿马关城内，直属骑兵团驻庆阳桐川一带，七十三师驻西峰什社，七十五师驻镇原孟坝镇，七十八师驻西峰义门村，这样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全部返回陇东根据地驻防整训。

        当时，西峰镇是国民党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被甘肃地方军阀鲁大昌所盘据，红军未能进驻，但红十五军团的驻防布局实际上对西峰构成了包围态势。

        红一方面军主力返回陇东根据地后，为贯彻党中央关于“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方针，积极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对陇东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一，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扩大红军，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宣传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增进陇东人民对红军基本政策的了解，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活动，红军无论是在南下途经陇东各地还是返回陇东驻防期间，都注意开展群众工作。红军各部队都组成了流动宣传队，深入山区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特别是采取边宣传，边肃清匪患的活动，开展减租减息活动，使群众认识到红军军纪严明，爱护老百姓，是真正的为穷苦人谋利益的，诚心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觉悟了的群众，纷纷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从中涌出来了不少积极分子。党组织积极吸收他们入党或参加红军，从而壮大了抗日力量。

        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在南下和北返进驻陇东宁县、正宁期间，也曾向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启发群众的抗日觉悟。当时红一军团政治部曾在宁县南义井召开了军民大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宣传党的团结抗日的主张。同时为了加强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邓小平同志还在南义井听取了新宁县委组织部长王秉祥、统战部长李积成的汇报，对党的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促进了陇东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红十五军团的群众工作也开展得十分出色。军团民运部直接领导，发动群众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及各界群众救亡团体。还根据广大贫苦农民的要求，揭发清算了恶霸地主杨奎隆，汉奸特务谢福民的罪行，并没收了他们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劳苦人民群众。与此同时，驻孟坝的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也与援西军一起在当地建立了群众抗日团体和基层党政组织。由于创造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因此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红一方面军驻防过的地区抗日运动继续高涨，进而最终成为陇东抗日根据地的组成部分，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二，积极向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促进陇东地区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

        红一方面军在陇东驻防期间，十分注意对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当红军南下时，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于1936年12月25日由西华池经南义井到达宁县县城，他对国民党宁县政府人员以诚相待，晓以民族大义，启发他们的民族意识，受到了国民党县长王序宾以下全体人员的欢迎。在宁县留守三四天期间，彭德怀教育干部要严明军纪，爱护百姓，尊重地方，因而受到各界人士的一致赞誉。当红军途经早胜镇时，各界人士闻讯自动在沿街摆设茶水、饭食热情慰劳红军。

        为了消除红白对立的局面，避免双方发生军事冲突，保证苏区政权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红一军团还派出第一师政委邓华协助新正、新宁两县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开展了划分界线的斗争。经过多次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了划界协议。陇东新正、新宁县的划界斗争获得了社会舆论一致好评，进一步团结了一切抗日力量，促进了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局面的形成和发展。

        由于红军用党的抗日救国的方针和政策来感召国民党地方当局，这样陇东的国民党地方政权在抗战爆发前后逐渐缓和了同红军和根据地政权的敌对情绪，并开始同陇东的红色政权进行接触。因此，在抗战初期，陇东的庆阳、合水、宁县、正宁、环县等各县为国民党地方当局承认“均属八路军的后方，军民协作相安无事”。①

        第三，建立党的地方组织，扩大党的影响。

        红军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有利时机，在友军管辖地区开展建党工作。红一方面军采用派民运干部开展救亡运动，建立群众组织的方式，培养革命骨干，建立和壮大党的队伍。当时，开展工作的主要区域是庆阳、合水、镇原、宁县、泾川一带。各部队先后在上述地区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组织。扩大了党的影响。例如红一军团在宁县建立了中共宫河支部、早胜党支部，在正宁建立了中共纪纲党支部，在旬邑建立了中共上官庄党支部、秦家村党支部、太峪区党支部等。红十五军团派民运部长张翼成赴陕甘宁省委请示后，还建立了驿马关县委，并组建了义门、什社、驿马关、桐川、佛寺坳、王原，东原等七个区委，建立了一支几十人枪的县委警卫队。经过努力，到1937年上半年，红军先后在陇东建立了中共合水、庆阳、驿马关、镇原、宁县等5个县委和西峰、固原两个工委。

        第四、扩大红军，加强整训，为即将到来的抗战作准备。

        为了扩大红军、提高红军的战斗力，中央军委早在1936年12月就提出要求，要利用一切机会扩大红军。红军备部队在陇东驻守期间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普遍把扩大红军作为重要工作，积极动员贫苦农民青年参加红军。仅陕甘宁省委就在半个月内扩军700余人。1937年2月，陇东新正、新宁两县的所有地方游击队被整编为关中第四游击大队，全大队近400人。3月，第四游击大队在富平补充到红四师中去，扩充了主力红军。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时，在陕甘宁地区的红军就已发展到74000余人，拥有枪40000余支，成为一支比较强大的抗日力量。①

        红军各部队在积极开展“扩红”运动的同时，还抓紧和平时期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对战士、排连长、营团长提出不同的要求；并进行投弹、射击、刺杀和攻防演习训练，进行体育、文化娱乐等竞赛活动。这样就在各部队中开展了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练兵运动，掀起了练兵热潮。经过半年多的训练，红军各部队军政素质大大加强，战术技术水平大大提高。

        二、红军援西军的组成和进驻陇东镇原地区

        1936年11月，宁夏战役的计划被迫中止后，在靖远渡过黄河进入河西的红五军、九军、三十军以及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部队组成了西路军，执行西进新疆的任务。11月9日，西路军撤离一条山地区开始西进，14日进占古浪，16日越过凉州，18日驻永昌，21日占领山丹。至此，西路军全部占领甘肃省河西走廊蜂腰部，西至山丹，东至凉州西四十里铺长约300余里的地区。马步芳利用红军兵力分散，处境困难的弱点，集中兵力于永昌地区寻找红军决战。红军虽多次打退敌军的疯狂进攻，但伤亡很大，兵力由21000余人减为15000余人。12月下旬，西路军撤离山丹、永昌地区，冒着严寒气候，继续西进。12月30日红军进占抚彝（今临泽）城，1937年1月1日攻占高台，1月12日，敌以4个旅又三个团进攻高台城，红五军与敌血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3000余名红军将士英勇牺牲。

        1937年1月23日，西路军在抚彝东南倪家营子地区进行阵地防御战，苦战至29日，毙伤敌万余人，自身也伤亡极大，全军已不足万人。

        2月21日，西路军鉴于固守无望，决定东返，当晚突围。24日，在甘州西南的西洞堡、龙首堡，击退追敌一个骑兵师及民团，毙伤敌400余人。25日，敌军蜂拥追来，西路军全歼敌民团，缴枪1200余支，打击了敌人，鼓舞了自己。26日，部队回到倪家营子。27日，敌又以重兵围攻，西路军在此又与敌血战七昼夜，伤亡惨重，弹尽粮绝，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

        在西路军处境险恶之际，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接应救援西路军，决定组成“援西军”，急速西进。2月27日，中国人民红军援西军奉命正式组建，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林育英）任政治委员，左权（后李达）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下辖：

        红四军，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宏坤，参谋长耿飙，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辖第十师，第十二师。

        红三十一军，军长肖克，政治委员周纯（郭述申代理），唐天际任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王新亭，辖九十一师，九十三师。

        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治委员宋任穷，参谋长唐延杰，辖二五0团，二五一团，二五二团。

        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袁任远，参谋长郭鹏，政治部主任李干辉，辖二八0团，二八二团，二八六团。

        骑兵第一团，团长孔令甫，政治委员高锦纯。

        援西军组建后由淳化、三原地区出发，星夜兼程，火速西进。3月2日，中央军委对援西军的作战原则作出了明确指示：“增援之实行及程度，必须顺从下列原则：（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始行动，周（恩来）即告顾祝同，请求谅解；如不影响和平则实行增援，否则中道而止，而将增援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地域。（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一段，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更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证明西面是不会生存的。”①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在3月中旬，援西军进抵陇东镇原地区。

        这时西路军已彻底失败。3月12日，西路军在梨园口遭到重创，退入祁连山，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给中央军委来电，电报告知：“……现全军不足五团，在野外老林中食骡马续死战。”“现百分之七十系伤病员，无日夜不战，弹药几尽。疲乏大过，控堡寨不易，现全军决死待援，希望速配合反攻。①在援西军无法迅速赶到的情况下，西路军余部于3月14日退至祁连山康龙寺以南的石窝，又遭敌骑兵突袭，伤亡很大。军政委员会根据陈昌浩的建议，决定：主要领导干部离开部队返回陕甘宁根据地；余部2000余人分成二个支队，深入祁连山打游击。王树声和毕占云（红五军参谋长）各自率领的支队遭敌追击，大部牺牲（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就义于西宁），少数人员分散回到陕甘宁根据地。由李先念率领的一个支队1000余人，沿祁连山西进，经四十余天艰苦的行军作战，剩下的437人，于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5月1日，中共中央代表陈云、腾代远等率领汽车队，把他们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抗日战争爆发后，这支部队分批回到陕甘宁根据地，参加抗日战争。

        援西军进抵镇原时，得到了西路军失败的消息。根据杨国宇同志的回忆：

        “3月5日从陕西淳化、三原出发，走到甘肃东部的镇原时，援西军司令部在这里开了一个连以上的干部会。会上宣读了一封西路军的电报，说西路军已经到了祁连山，经过多次残酷血战，迭遭挫折，没有办法上了祁连山的康龙寺，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援西军再渡河去，已经远水解不了近渴了。这个电报一念，会场上顿时一片哭声，有的同志嚎啕大哭，刘伯承同志讲话也讲不下去了。多么好的部队啊，他们有的是从黄麻暴动，商南起义冲杀出来的工农子弟，有的是曾威震川东的游击健儿，有的是从中央苏区战火中锻炼出来的坚强战士，他们和我们援西军的指战员真是亲如骨肉，情同手足，现在听到了他们失败的消息，怎能不叫我们痛心疾首呢？大哭了一场以后，张浩和刘伯承同志都讲了话，都劝慰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西路军的失败还是局部，国内形势还是好的。鼓励大家要把我们的部队整顿好，要好好地工作，革命的烈火总要越烧越旺的。经过首长的一番劝导，部队的情绪才得到了平抚。”①

        此后，援西军即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停止西进，在镇原就地驻防。各部队的分布情况是：援西军司令部及随营学校驻镇原县城，红四军驻屯字镇，红二十八军驻开边，红三十一军驻平泉、中原、新城一带，红三十二军和骑兵一团分散驻防三岔、太平、孟坝、马渠一带。援西军在镇原驻防期间，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积极开展接应和营救西路军失散和被俘人员的工作。

        镇原位于西兰公路的北侧，是陕甘宁根据地的西大门，靠近西兰公路上的重镇平凉和泾川。西路军分散游击后，潜返延安的将士必须由此经过，马家军将所俘的西路军战士押送南京政府时，也要经过平凉、泾川。援西军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一方面在县城及平泉、中原、新城建立秘密接待站，一方面由政治部派出大批联络人员在泾川、平凉、固原一带及西兰公路沿线设法接应，收客失散的西路军人员，并书写张贴标语通告，向失散人员指示寻找联系红军的路线、地点。

        在援西军的接应和掩护下，许多西路军的失散人员胜利返回了陕甘宁根据地，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

        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在河西化装成老百姓，做生意的，只身返回。在历经周折和风险后，在援西军的帮助下到镇原。1937年8月返回延安后，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和鼓励，然后便被派到抗日前线，先后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即山东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长。

        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在所率西路军右支队被打散后，经援西军帮助历经磨难返抵延安，抗日战争时期任太原军区副司令员，兼人民武装部部长。

        西路军九军参谋长李聚奎，讨饭回到陇东老区。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参谋长，抗日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委。

        西路军骑兵师师长杜义德，随同王树声一起返回边区。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随营学校副校长，新四旅旅长。

        西路军三十军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死里逃生回到延安。抗日战争中任晋察冀军区教导团政委、团长，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解放战争中任人民解放军六十三军军长，率领部队横扫河西走廊。他是西路军中有幸亲自参加解放河西走廊的少数将领之一。

        西路军教导团团长兼政委朱良才，潜返延安后，担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西路军总部五局局长欧阳毅，利用自己的一手好字，当“儒丐”积盘缠，终于返回边区。抗日战争后，任抗大秘书长，军委除奸部副部长。

        我们不必再一一列举在援西军帮助下零星返回边区的西路军将士的名字。上述事实足证明，援西军的营救工作是非常富有成效的，为党保护了大批抗战的人才。

        除了努力接应零星返回边区的西路军将士外，援西军还积极营救那些被俘的西路军将士。

        1937年5月下旬，援西军接待站得到准确情报：国民党兰州集中营把所俘的西路军将士1300余人，编成军官队（130余人）、士兵队（1200余人），将押送西安。援西军立即在西兰公路沿线派出大批侦察员，准备在中途营救。

        当国民党军押送西路军被俘将士的队伍路过平凉四十里铺时，援西军侦察员们化装成卖茶水的，卖“锅盔”馍的，赶脚的，分散在平凉至四十里铺之间准备营救，侦察员们巧妙地接近了西路军被俘将士。并将联络信号和钱夹在“锅盔”馍里，“卖”给被俘将士。西路军被俘将士接到锅盔后，掰开一看，中间夹着的纸条上写着：“四十里铺以东便是游击区”，落款写着“援西军侦察员”。被俘将士看到这样的纸条，高兴万分。又秘密互相传递消息，约定当晚在四十里铺分散逃奔镇原。恰巧当晚风雨大作，军官队和部分士兵队的人员在援西军联络人员的接应和带领下，当夜逃出四十里铺，渡过泾河，爬上草峰塬，翻越潘阳涧回到了镇原援西军的驻地。士兵队的部分战士因没有联络上，未能归队。归队人员中有后任军委组织部长、陕甘宁留守兵团副政委的方强，有解放后担任国防部长的秦基伟，还有徐立清、卜盛兴、徐太先、辛元林等“军官队”的人员。

        在援西军的营救下，“西路军突围出来的失散人员陆续归队和被俘后接应回来的人数还是不少的，一共有数千人。”①据耿飙回忆，仅红四军就接应和营救了西路军将士2000余人。②。凡被接应和营救回来的西路军官兵，刘伯承司令员、张浩政委都去看望。“回来一个看一个，回来一批看一批，对他们表示欢迎和慰问。……刘伯承同志赞扬西路军广大指战员同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表现非常英勇。”③援西军的干部战士也把归队的西路军将士当作亲骨肉，亲兄弟，给他们理发、洗澡，换衣服，热情接待。西路军归来的战士在精心照料下，换上了新装，修饰了“门面”，一下子象年轻了许多岁似的，个个容光焕发，英姿勃勃，两眼都闪烁着喜悦的光彩，在一起互叙往日辛酸苦难的历程，欢笑胜利的归来。④

        为了使西路军归来的指战员及时了解急剧变化的国内形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援西军的刘伯承司令员、张浩政委、宋任穷主任还给归队指战员上课，作报告。讲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详细讲解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方针和政策，解释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以及为什么要释放蒋介石等问题，从而使远离中央忙于作战没有好好学习的西路军归队指战员受到了很深刻的教育，对党在新形势下的正确路线，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刘伯承司令员还特别向归队的干部战士讲清了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破坏北上抗日方针，迫害朱总司令的种种罪行。指出；“张国焘是一个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者，他的错误给党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特别是造成了英勇善战的西路军的失败。”

        对于归来的西路军人员，援西军政治部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迅速进行了审查甄别。除了个别确有叛变行为者外，一律予以信任，很快恢复了党的生活，重新分配了工作。援西军对西路军的归队人员的审查结果证明；在西路军失败时，红军指战员作战是勇敢的，绝大多数的同志表现是好的，他们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在全军覆灭的特殊情况下，一些同志被敌人俘虏是难免的。援西军这种实事求是的审查工作保护了党的宝贵财富，使归队人员愉快地走向新的岗位，并在新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作出了贡献。历史证明，援西军的接应和营救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在援西军中深入开展揭露和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工作，帮助广大指战员与其错误划清界限，肃清影响。

        援西军中的第四军和第三十一军属于红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的错误在红四方面军的影响时间较长，余毒较深，因此，在援西军中深入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错误，帮助广大干部战士提高思想觉悟，分清是非，肃清影响，就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下达后，援西军立即召开第一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进行批判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动员部署。4月，任弼时受中共中央委托来到援西军驻地镇原县城，正式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援西军又召开了第二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进一步把学习批判活动引向深入。在学习运动中，刘伯承、张浩等军政领导人严格坚持把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与张国焘及其错误区别开来，坚持正面教育，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坚持和风细雨的原则，对一时思想上转不过弯的干部战士耐心说服，不开批判会，更没处分过什么人。鉴于百分之八九十的战士没有文化，具体学习方法采取大会报告与分组讨论，个别谈心相结合的方式。学习批判活动到6月底告_段落。通过学习和揭发批判，援西军广大干部战士在思想上与张国焘的错误划清了界限，提高了思想认识，振奋了精神。在此基础上，刘伯承司令员狠抓了部队的各项制度建设，整顿和加强了军纪，建立和健全了各种制度，加强了军事训练，各部队都进行了演习，练习行军动作，紧急集合、夜间行军等等，使部队的作战力得到提高，为迎接抗日战争做了思想上和军事上的准备。后来援西军这支部队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基本部队，在解放战争时期又成为刘邓大军的骨干和基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三，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援西军在镇原等地区广泛地开展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扩大红军的工作，并派出干部到当地的国民党军队中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工作，与国民党县政府及各界建立了友好的统战关系，争取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当时的国民党镇原县县长，经过援西军争取，积极同红军合作，支持抗日；并为红军筹集粮草，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取得国民党县政府及各界人士支持和合作的情况下，援西军还广泛开展民运活动，建立了各级抗日救国会以及抗日自卫军，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大批中共党员，在平泉、中原、新城等地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为建立中共镇原县委及镇原抗日民主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口号下，援西军还发动驻地群众为抗日活动捐献了大批军粮及其他物资。仅屯字、上肖、署光等三乡的调查统计，当时援西军第四军在上述三乡动员群众捐、借军粮150万斤，保证了部队的需要。

        三、红军中央教导师在陇东庆阳、环县地区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中央教导师又称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三科。成立于1936年6月，其基本任务是：培养训练班级、排级军事干部。7月，红军中央教导师由瓦窑堡迁至曲子县的木钵一带。

        中央教导师师长周昆，政治委员袁国平、教育长郭化若，政治部主任罗贵波。训练部长苏进。下辖第一团，团长杨伯证，政治委员廖海光；第二团团长皮定钧，政治委员黄骅，第三团团长黄彦斌，政治委员黄欧东；特务团团长韦国清，政治委员陈仁麒。共有800余名学员。

        中央教导师进驻木钵时，曲子一带刚刚在西征战役中解放，政权组织尚未建立和健全，周围的几股土匪武装四处流窜，袭击地方干部和红军，抢劫人民群众的财产，扰乱社会治安，妄图颠覆新苏区的人民政权。在木钵以南的马岭、庆阳一线，还驻扎着国民党东北军。根据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特点，中央教导师在当时提出了三项重要任务：（一）学习训练；（二）维护社会治安，肃清匪患，宣传发动群众，帮助建立健全地方政权；（三）防止南线东北军的进犯，并与之逐步接触，开展统战工作。

        由于中央教导师同时又是抗大第三科，因此。教学工作是其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毛泽东曾指示：“三科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①在教育和训练工作中，中央教导师按照“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以政治与军事并重，文化学习与训练并重为原则，积极开展教学活动。学习的内容有马列主义基础理论、中国革命问题、抗日游击战争和一般军事常识等。特别重视政治思想教育，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边学习，边战斗，边劳动。

        中央教导师的教学还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从师长起至各级领导，既是学员，又是教员。当时正是内战基本停止抗战还未开始，中央教导师即抓住这个难得的宝贵时机，集中了一批指挥员及政治工作人员在这里进行学习：除课堂教学外，教导师还很重视在日常生活中的讲话，每周的生活检讨会，每次的首长报告，每个节日的活动，以及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生产劳动等等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改造着学员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及道德情操。

        中央教导师的全体干部学员的教学和生活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给抗大确定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去实践的。先说“团结”一教导师的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出身、年龄、经历都很不同，但他们在一起学习、战斗、生活，确实极少发生不团结的现象。在这个革命大熔炉里，野蛮的也变得文明了；骄傲的也变得谦逊了；自私的也变得大公了；狭隘的也变得开朗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真诚而友爱的。即使发生问题，通过及时批评与自我批评都得到解决。在这里，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成了家常便饭。后说“紧张”…教导师学员的学习、生活同红军战斗部队战士的训练、生活一样。一天时间里，白天上课，晚上讨论，午休时间必须休息，游戏时间又多是集体活动，星期日常有背粮、背柴、浇地、锄草等劳动。在教导师看不见悠哉游哉的散漫现象。再次谈一谈“严肃”——教导师的训练及日常生活，都是严格地按照红军的肯关条令、条例进行的。违犯条令、条例的必须严格处理。在这里非常讲究政治、立场、原则，讲究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及教学上又提倡民主作风。最后说一下“活泼”——它是最突出地表现在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方面。整天歌声不断，早操后、上课前、吃饭前、点名前，歌咏委员都要抓紧机会教歌或唱歌。大队集合听报告，那就更热闹了，各队互相拉歌，唱歌声、拉歌声、鼓掌声，此起彼伏响成一片，热火朝天；各队在一期的学习中都要组织几次文艺晚会，节目丰富多彩，活跃了学员们的生活。

        中央教导师在完成培训干部任务的同时，还注意开展地方工作，发动群众，广泛团结各阶层的群众，为陇东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西安事变”后，驻守在庆阳县城的东北军一0九师撤往西安，中央教导师当即移往庆阳城接防，1937年春，教导师与红二、四方面军的两个随营学校合并组成抗大第二校，3月改称“抗大步兵学校”，对外则仍称红军中央教导师，学员扩大到1400余人。

        在红军教导师进驻庆阳后不久，以蔡畅为首的陕甘宁省委工作团也来到了庆阳县城。红军教导师除完成自身的教学训练任务外，还与省委工作团互相配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抗日爱国运动。

        在当时，庆阳县城是陇东的一个古老城镇，经济、文化相对比较发达，但同时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封建文化传统观念根深蒂固，阶级矛盾尖锐。城内有所谓的“八大家”，他们霸占着大片土地，又都开着商号，其中的首富是封建官僚地主冯翊清。在封建势力的压迫下，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贫困，政治热情被压制。在红军教导师进驻庆阳后，国民党在城内还设有区政府。设在西峰的国民党庆阳县政府也派其民政科长在这里“督导工作”。在国民党和封建势力的控制下，群众一时不敢接近红军教导师。针对这种情况，红军教导师首先扎根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民情调查，在此基础上开展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的工作。教导师设立了问事处，负责接待来访并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同时，四处张贴占标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征求对红军的意见。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1937年元旦，教导师和陕甘宁省委联合发起成立了“庆阳县民众抗日运动指导委员会”。蔡畅任主任。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动串联，团结了一批抗日积极分子，又成立了“庆阳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陆为公任主任，下设贫民、工人、青年、妇女、商民等各界抗日会。还办起了“庆阳县民教馆”，采取出板报、办夜校、识字班等活动，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帮助青年学文化。在教导师女战士的带动和蔡畅的直接领导下。庆阳县的妇女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红军发动妇女学文化，放足，废除童养媳陋习，争取男女平等，参加抗日运动，这些活动深受广大青年妇女的欢迎。在红军的影响和教育下，许多青年妇女后来走上了革命道路。为了打击封建势力，从思想上进一步发动群众，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1937年4月，红军教导师和陕甘宁省委工作团，还发动和领导了庆阳人民开展了一场“反冯斗争”。当时庆阳豪绅冯翊清依仗官府、勾结土匪，包揽诉讼，贪污赈款，鱼肉群众。红军教导师民运科和庆阳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在深入调查，掌握大量罪证的基础上，首先与国民党甘肃省第三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交涉，开展了有理有节的斗争，逼其与红军合作成立了“冯案检查委员会”。1937年4月71日，红军教导师根据掌握的确凿事实，将冯翊靖等6名豪绅逮捕，并通电南京政府，免致掣肘。当时冯翊清之弟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参议员，在国民党各级政府势力和影响较大，因此，国民党对冯案采取了包庇的态度。4月14日，教导师召开了3000余人的声讨大会，抗议国民党南京政府和甘肃省府包庇冯案，、市民也纷纷游行罢市，表示支持。在群众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最终不得不同意“组织会审，就地结案”。5月7，日，经开庭会审，正式判处冯翊清等3名豪绅有期徒刑10一15年。“反冯斗争”的胜利，进一步发动了群众，使人民群众认清了自己的力量，团结抗日的力量进一步加强。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中央教导师改为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韦国清任校长，张平凯后任政治委员，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总之，“西安事变”后，红军各部队在陇东经过半年的集中准备，士气高昂，兵强马壮，为出师抗日，实现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同时红军各部队在陇东地区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进一步地发动了人民，推动了陇东地区抗日统一战线局面的形成。使陇东地区成为八路军敌后抗战的战略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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