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多年的长期革命斗争中,马明方将他的全部心血,无私地奉献于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奋不顾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在曲折复杂的斗争中,他自己也受到深刻的教育和锻炼,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养成优良的工作作风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
马明方对自己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总是呕心沥血,昼夜操劳,为党为人民而战斗,而工作。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力求把工作做好,做一个够格的人民勤务员。
1950年1月,他在陕西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就职典礼的讲话中说:“我们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行政人员,是新型的行政人员。新型的行政人员必须要大公无私,不计较个人得失,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必须能够‘公而忘私’,能够‘甘为孺子牛’。我们如果能够成为这样一种行政人员,我们就可以大胆、勇敢,就可以无限量的增强行政效率。就可以朝气勃勃‘如日之初升’就可以头脑清晰,就可以‘日新’‘又新’,就可以获得各种智慧而取得胜利,就不会‘利令智昏’因而我们就可以获得千百万人民的爱戴和拥护,我们就可以永远和人民坚固的结合在一起,从人民中获得无穷尽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就不孤单,更不会为人民所抛弃;我们就能和人民一起做好我们应当做好的一切事情,这是我们所应时刻深加警戒并努力以求之的”。这是马明方的誓词,也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勤奋学习,不断进步
马明方的显著优点和特点之一,就是勤奋学习,不断进步。他在读私塾、上小学、上师范学校的时候,就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受到同学和教师的称赞,打下了相当的文化知识基础,养成了酷爱学习的习惯,使他不断进步,不断获取精神食粮,成为革命工作的动力。他在绥德师范上学期间,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他总是挤出时间,认真的学习党的理论、党的政策和各种知识,不断改造思想,提高认识,充实自己。
1942年延安开始的整风运动,对全党是一次普遍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马明方当时虽然在新疆被盛世才软禁,但他仍然坚持学习了整风文件,并对照检查了自己过去的工作和思想,分清了路线是非,提高了思想觉悟。他是总学习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自己努力学习,也指导同志们的学习,被同志们称赞为学习的榜样。他后来对熟悉的同志讲,他在这次学习中,清算了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增强了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认识,对他后来的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在被关进监狱后,仍然利用一切可能,进行学习,并要求狱中的同志珍惜报纸,珍惜精神食粮。
1946年,他回到延安后,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方针、政策,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他经常讲,党的正确理论、路线、纲领、政策是指引革命走向胜利的灯塔,如果不认真学习、领会和掌握,就必然导致革命遭受挫折和失败。在解放战争期间,他认真学习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报告和指示,在他领导的地区内,在土改工作中,整党建党工作和接管城市工作中,都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没有发生大的偏差。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把党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学习的总纲,反复阅读有关文件,力求学深吃透,把工作做好。
1951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后,他精心阅读了每篇,并在《群众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胜利的旗帜》的文章,详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运动,要求大家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必须是严格的、认真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法,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的学习方法。”“必须屁股坐稳,逐句逐段地读下去;必须有毅力,有恒心,煞费苦功地读下去;必须开动机器,反复思考,领会其精神实质和相互间的联系”,“必须与自己的思想状况、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必须与历史和实际结合起来。”他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种完整的、系统的理论科学,对于这种理论科学,只能是诚恳的,实事求是的,绝非侥幸可以获致的”。他希望大家“经过三五年或五六年的工夫,在这方面做出最好的成绩来。”
1959年夏,他带领中央财贸部的几位同志,到无锡用三个月的时间,学完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议,写出笔记,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并得出一些精辟的见解。例如关于生产——交换——流通——消费的关系。他多次在财贸工作会议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提出财贸部门必须从生产出发,支援生产,为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组织安排人民生活,指导人民消费以促进生产,繁荣市场。《毛泽东选集》四卷出版后,他精读了全书的每篇,并作了很多笔记。他还购买了全套经史子集和二十四史,经常翻阅,从中吸取有益的知识和历史经验。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期间,他亲自领导学习《关于党的建设的几个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强调提出,发扬党内民主,使党的生活正常化;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不能以主观意志办事。他阅读了毛泽东推荐的《李固致黄琼书》、《魏征传》、《海瑞传》,常向周围的同志们讲“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警言和魏征、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他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关押折磨期间,仍然带病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准备出狱后写党史。他的一生,可以说工作与学习相始终,这是难能可贵的。
马明方不仅自己努力学习,对他领导下的工作人员的学习也是十分关怀的。他在西北工作时期,有一个警卫员惠世恩,原是陕北的一个放羊娃,不识字。他每天教惠世恩认会5个字,每星期考试一次。有一次,考惠世恩写42个字,7个字不会。马明方严肃地说:“42个字,7个字不会写,这怎么行!没有文化的人,是不能做大事的。”惠世恩不会写“毛主席万岁”的岁字,那时用的是繁体字。马明方就在纸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岁”字,要惠世恩照着写,惠世恩深受感动,从此努力学习,后来就会看书写信了,马明方很高兴,奖给惠世恩一支金星牌钢笔。
马明方在中央财贸部工作期间,亲自组织和领导研究室的同志学习《资本论》。他指出:“搞研究工作的同志,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不行的。”
马明方在东北局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在职干部的学习,指示机关党委认真组织干部学习毛泽东著作,并亲自作了动员报告,亲自参加东北局召开的“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会议”,号召大家学习、学习、再学习。并指出:学好用好毛主席著作是我们工作胜利的前提和条件。
实事求是,质朴无华
马明方是一个务实的人,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他为人深沉,平日不多言语,考虑问题深刻,发言、讲话,实实在在,不尚空谈。凡是听过或看过马明方报告或文章的人,都知道马明方从来不讲大话、套话、空话、假话,没有浮辞滥调,不用华丽辞藻,没有空乏的议论,不打断引用“语录”,二是不是无话,文如其人。马明方的报告、讲话大多都是他亲自写的,后者由他主持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发表自己的简介,然后由别人写出初稿,他在通篇加以修改或重写。他常说:“作报告,写文章,要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风格。不能吃炒饭、剩饭。”1958年6月,在广东新慧娴召开全国财政贸易工作现场会议时,开始由以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代他草拟了一篇报告,洋洋万言,从理论上阐述“大跃进”、总路线。马明方看后,觉得议论太多,缺乏实际内容。于是他冒着酷热,汗流浃背,重新亲自写了一篇报告,讲了11个当时工作中急待解决的问题,话都不多,句句有所指。这就是1958年6月23日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题为《财贸战线上的职工,鼓足干劲奋勇前进》的那篇会议总结报告。其中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如:“从生产出发,通过购销活动,支援和促进生产”,“财贸部门要组织扶助副业生产”,“建立财政”,“开展技术革命”,“建立群众监督制度”,“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等等,都是他听了与会同志的发言,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对全国财贸部门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去看,仍有现实意义。
马明方对待工作也是实事求是的。例如,在“大跃进”年代,报纸上常常发表某某地方放了卫星,亩产超万斤等等,他就不信。他说:“我种过地,每亩增产一二十斤,都要费很大的劲,一要粪多水足,勤锄多锄,二要风调雨顺。现在即使有了机器耕种,有了化肥,兴修了水利,有了优良品种和新技术,也不能一步登天,一下子亩产就增产几千斤以至万斤。千万不可吹牛,自己骗自己。”1958年,他奉中央指示,到陕北视察工作,对于各地群众反映的砍倒树木大炼钢铁一事,很不赞成。他对糊旨县委书记说:“陕北没有大炼钢铁条件,弄得不好,恐怕钢铁没炼出来,树就被砍光了,后果不堪设想。”他对大办公共食堂也是不赞成的。他到农村调查时,老汉、婆姨向他诉苦说:“老汉没牙娃娃小,同吃一锅饭,实在没办法。”“冬天冷,缺柴禾,一办食堂,柴禾归公了,炕头烧不热,怎过冬?”“猪狗连泔水也吃不上了,怎办?”马明方回到北京后,如实向谭震林、李先念作了报告,并讲了自己的意见。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意见是符合实际的。1959年3月,马明方到贵州视察工作时,在遵义县城看见一家饭馆墙上写着“吃饭不要钱”的标语,当即找县委财贸部部长说:“在饭馆吃饭哪能不要钱?农村吃饭不要钱也未必是长远之策。”这年九十月间,中央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有些同志主张趁穷之势,过渡到大队或公社核算。马明方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发言中表示不同意这种意见。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因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而受到批评。马明方对身边的同志说:“我没有看出问题。”所以他在会上发言很少。1964年,林彪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公开诬蔑“朱德有野心”。马明方愤然作色说:“朱总司令德高望重,哪里有什么野心!”
公道正派,忠厚老诚
马明方为人公道正派,忠厚老诚,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从不邀功诿过。他很少向别人讲他过去的艰苦斗争的历史,从不夸耀自己的功绩,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过错。1931年春,他被敌人捉住挣脱后,曾到山西找到刘天章,要求将被捕经过转告中共陕北特委并被中共山西特委委任为巡视员。在当时白色恐怖下,这是常有的事,但后来他在自传中检讨了当时去山西是不对的。1951年春,有个叫“李万铭”的人伪造第二野战军某首长给马明方的信,要求分配工作,马明方的秘书王礼请示马明方如何处理时,马明方问王礼有何意见,王礼建议交民政厅优抚局处理,马明方表示同意。1955年查明此人是个政治骗子,《人民日报》于1956年3月1日发表了《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一文,说李万铭伪造的信件,陕西省委秘书王礼本来应该看出,但没有看出,擅自作了处理。马明方看后,向中央组织部写信作了说明,并转告陕西省委组织部。信中说:“此事王礼同志请示了我,过错是我的,不应该由王礼同志负责。”1954年8月马明方到中央组织部任副部长。他在西北局工作时,行政工资级别被评为三级,但当他得知张鼎丞等同志被评为四级时,就向中央写报告,请求将自己的级别由三级降为四级。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中央财贸部对三位同志作了错误的批判和纪律处分,一位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2年,他与白潜、黄植等同志研究后,对在东北地区工作的同志平反道歉。对在其他地区工作的同志,由白潜写信说明情况,后来也都平反纠正。马明方对此事耿耿于怀,认为当时把问题看重了。
马明方对一起工作的同志是很尊重很关怀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和大家住在一个炕上,经常谈心交心,打成一片,被同志们称之为“老马”或“马大哥”。解放以后,他历任重要领导职务,没有一点官架子,对待同志推诚相见,畅所欲言。有的同志因病住院时,他常亲自去探视,问寒问暖,慰勉有加。
马明方为人端庄恭谨,严肃正直,即使盛夏,衣服也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开会时总是坐得端端正正。说话做事,本本分分,不露锋芒。在工作中,他善于倾听别人意见,从不自以为是。他在被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时候,还多次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审讯人员刑讯逼供的恶劣行为,但在当时情况下,未能送到中央。但他并不灰心,坚信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他还向前往医院看望他的女儿讲了一个谜语:“红灯笼,绿宝盖,姐姐提,妹妹爱。”他的女儿猜不出,他意味深长地说:“这是辣椒。谜语有个外壳,把外壳剥去,就露出本质。为人也要像辣椒那样,越红越辣,永不变味。”他在临终之前,还教导儿女说:“一个人不正派,活着没意思。做人做事,一定要老老实实,一是一,二是二。这是做人的起码道德。”
生活俭朴,自奉节约
马明方一生艰苦朴素,自奉节约。他吃的基本上是陕北的家常便饭,小米粥、钱钱饭(将黑豆压扁和小米合煮的一种稀饭)、饴铬、面条,逢年过节,吃顿油炸糕。来人待客时才多炒几个菜。有时,炊事员切白菜,把白菜帮子扔了,他又拣起来说:“这是好东西,过去连这个也吃不上呢!”他平时穿的衣服也平平常常,但整整齐齐,这和他爱好整洁的习惯有关。那时候,用具全是公家发的,他只有几个大书箱,在“文革”中全被没收了,至今没有下落。他原先是抽旱烟、吸纸烟的,1949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时,看到许多比他年纪大的人不抽烟,就下决心戒掉了。
当然,人无完人,马明方也不是完人,他有自身的缺点和弱点。正如鲁迅说的,完整的苍蝇终竟是苍蝇,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苍蝇”在马明方的身边嗡嗡了一阵,但丝毫无损于他的光辉一生。他的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光辉榜样。
(作者:强晓初 李力安 姬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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