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方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26年了。他原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东北局第三书记。早在192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红军时期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31年至1936年，我在延川县永坪女子小学、安塞县女子小学教书和在榆林女师上学时，在共青团的活动中就知道马明方同志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1937年，我在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党委妇女部工作以后，得知马明方同志是陕北省委书记，曾担任过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苏区深受群众的爱戴和崇敬。当时正是中央决定撤销陕北省委的建制，调马明方同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任民政厅厅长，我对马明方同志的印象很深，他是陕北革命的老前辈、老领导，对他非常崇敬。

        1946年夏，马明方同志和新疆监狱的一百多人回到延安，受到党中央、西北局领导和延安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当听了他们在监狱与敌人坚贞不屈的顽强斗争精神后，使我对马明方同志更加敬佩。他们回来不久，马明方同志就回到西北局工作了。

        1947年初，我到陇东参加土改工作，年底西北局调我回到义合（当时西北局所在地）。我报到时，见到了马明方等西北局领导同志。此时马明方同志已是西北局的副书记。他们告诉我说，组织上决定我任边区妇联主任。1948年秋，我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妇女工作会后，为了迎接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和1949年全国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的召开，西北局决定1949年1月在延安召开第二次陕甘宁边区妇女代表大会，为此马明方同志多次主持西北局常委会讨论大会的准备工作，他从大会的报告和组织工作等均作了细致具体的指示和帮助。在大会开幕时，他还作了重要讲话，强调指出，动员和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是彻底解放妇女的必由之路，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人民就不可能富裕起来，国家也就不可能强盛起来。这些指示使妇女工作更加明确了方向和工作的重点。

        1949年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马明方同志为西北解放区代表团团长，我荣幸的为代表团的代表之一，我们一起于8月28日到了北平。在大会开始前，先组织我们参观了北平的大工厂和名胜古迹。马明方同志一开始就注意对代表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强调要讲礼貌，言行处处要体现延安人的精神风貌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在生活上对代表们非常关心，经常问寒问暖，特别是对劳动模范、少数民族和党外民主人士非常关心，注意他们的健康和安全。

        大会开始后，听了毛主席致的开幕词、代表的大会发言，大会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同时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10月1日，代表们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毛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开国盛典。在这期间，马明方同志在每项议程进行后，都要抽时间采取各种方式（如座谈会、个别谈话等）加深代表们对其重大意义的理解。

        政协闭会后，毛主席、党中央对西北代表团特别关照，除毛主席专门宴请了一次西北代表团，并在席间给予鼓励外，还决定仍由马明方同志带领西北代表团去东北三省参观工业，要大家开开眼界，增长知识。在历时一个来月的参观期间，马明方同志要求大家不要对参观的单位提过多过高的要求，使人家为难，要给人家留下好的印象。

        在马明方同志严格的要求下，代表们在北京参加会议和参观游览及到东北参观期间，都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精神状态和高昂的情绪，大家都感到在政治思想上收获很大，更加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

        马明方同志除了在政治上、工作上对干部关怀外，他对干部在个人生活上的困难和问题也是非常关心和积极帮助解决的。他曾经对我们家的几件事的关心和帮助，使我终生难忘。

        1946年，马明方同志从新疆回来不久到西北局工作后，非常关心曾在苏联养病并和他一起学习，一起从苏联回到新疆，一起被捕入狱，一起集体回到延安的战友、难友李握如同志的生活，想帮助他成个家。为此，他积极找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同志牵线搭桥（这时李握如已调到保安处），又找与我熟悉的路志亮同志帮助，促成了我和李握如于同年秋的结合。

        我们结婚后，我于1947年底在义合生了孩子，由于住在老百姓家，各方面的条件差，又加天气很冷，村子里正流行天花传染病，孩子生下半个月就得了天花肺炎病，西北局的领导得知后很关心。习仲勋同志说，张子芳已有一个孩子在南方丢失了至今无音信，在可能的情况下，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孩子救活。马明方同志随即亲自打电话给保安处周兴同志，要他们派个医生到边区妇联抢救孩子，同时他给边区卫生署长打电话，要他们能给一些特效药救治孩子。但终因孩子小，病情发展快，抢救无效而夭折。这在我的思想感情上无疑是个打击，但我对组织上，特别是马明方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永铭在心。

        李握如自1946年从新疆回来至1958年底先后在陕甘宁边区、西北军区和北京都是做公安保卫工作，1958年底调云南省任省法院院长、省政协副主席，“文革”后于1978年底调北京任公安部顾问，1995年病逝。在我们将近50年的共同生活中，我们的家庭生活是幸福的，每当我们回忆起这段往事，总是对马明方同志非常感激。

        1937年冬，我在陕甘宁边区党委妇女部工作时与任边区党委统战部部长的王涛同志结了婚，年底中央决定王涛去湖南任湘南特委书记，第二年，为了照顾我们两地分居的困难，组织上决定调我去湘南特委工作。1939年底，中央来电报通知各地的七大代表到延安集中（王涛是湖南的七大代表），随即省委决定我同王涛一起回延安。我们于1940年夏到了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因国民党反动政府不发给通行证，致使我们在桂林停留了半年之久。在此期间，我生了孩子。皖南事变前夕，中央电报通知任命王涛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委员兼闽西特委书记。我们于1941年初带着半岁的孩子去闽西特委工作，王涛同志于1941年9月在敌人围剿特委机关时壮烈牺牲，不久组织决定调我去南委机关工作。

        1941年底，我带着寄养在闽西龙岩县郊区农民家中不到两岁的儿子去了南委机关。不到半年的时间，发生了南委机关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的严重破坏事件，因敌人来势迅猛，撤退时为了机关的安全，又不能带孩子，只得将孩子临时托给房东老大娘。我们离开不久，敌人便进了村子，疯狂搜捕和吊打群众，从此我再没有得到有关孩子的消息。1943年，我回延安后，一直在牵挂着这个孩子的命运。

        1949年，我同马明方一起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期间，遇见了广东的代表（敌人破坏南委时，南委机关设在广东省大埔县的一个村镇），托他们帮我打听一下孩子的下落。同时，还托他们给华南分局书记方方同志（他是原南委书记）带了一封帮我寻找孩子下落的信。在不到两个月时间，我就接到方方同志的回信说孩子不但活着还长得很好，只是收养孩子的老大娘说，一定要亲人自己去接。得到这一消息后，我高兴极了，立即给西北局的领导同志作了汇报。他们当即表示积极支持我把孩子接回来。但因当时我工作抽不出身来去接孩子，就派了妇联总务科长高风山同志以舅舅的名义去接孩子，经过三个月的时间（因交通不便、小孩认生等原因）于1950年夏，终于把丢失时不到两岁、经过八年的离散已十岁的儿子接回到我的身边，圆了我梦寐以求寻找儿子的梦。在寻找儿子的下落和接回儿子的过程中，我得到了组织上和不少同志的关怀和支持，对此，我非常感激，特别是马明方同志在接回孩子的问题上给了我不少的具体帮助，使我不能忘怀。马明方同志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工作有强烈的政治责任心，对干部无微不至关怀，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深切的怀念他。

        一生刚直，铮铮铁骨。

        英灵永驻，浩气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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