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方同志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他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对党和人民做出很大贡献,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
我认识马明方同志是在1934年9月,当时陕北特委在清涧县中区的胡昌坪村召开纪念“九· 一八”群众大会,参加会的人有来自各区县的负责人、各县赤卫队以及绥德、清涧、吴堡、延川、佳县等各县的游击队。这次大会的内容是,向大家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动员群众坚决抵抗日寇的侵略。参加大会的有郭洪涛、马明方同志及部队的领导人。领导同志们在会上发表了生动的讲话。这是我首次和他见面,并听了他的教诲。
大会结束后的当天下午,就转移到另外一个村。我们陕北首批九个妇女干部,就是高杰村的九姊妹,跟随特委的同志们一起走了几十里地到了枣坪塌村。第二天特委为提高我们妇女干部的政治水平,在该地举办了一个“训练班”。在训练班上第一个给我们讲课的人就是明方同志,他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易懂。一开始就称赞我们高杰村参加革命的九姊妹,说:“这九个女子是咱陕北苏区第一批参加土地革命的工农女干部,是好样的!”这话给我们九姊妹极大的鼓舞。同时,他在会上又谈了当时国民党围剿苏区、杀害老百姓的野蛮行径及革命形势,并动员大家要团结一致击败敌人,实行坚壁清野政策,等等。经过动员教育,鼓励了我们痛击敌人,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心。他还说:“妇女受‘三从四德’的压迫,比男人受压更深。如何求解放呢?光靠你们几个女子出来革命不行,还要宣传动员广大妇女参加革命才行!”还教导我们要建立多种善于发挥妇女能力的组织,使大家在实际工作中做出成绩,自觉地求得解放。明方同志给我们上的这一课,使大家心里亮堂了,给后来的实际工作指明了方向。
训练班结束后,我们遵照明方同志的指示,分别到各个村子进行发动妇女的工作。当时,红二十六军及游击队在河口打了一个胜仗,但也有不少伤员在群众家里需要护理,我们就到各个村里召集妇女开会,向她们宣传革命道理,还组织妇女会,启发她们自觉地参加革命工作,在各个村子建立了看护、缝衣及洗衣等小队。做到男的抬担架、送信和放哨,女的做军鞋、军袜和照顾伤病员。经过一个时期工作,陕北的妇女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妇女积极分子中提拔了不少女干部。从1934年冬到1935年春节,在川口战斗中参加战斗的妇女就有二三十人。到当年秋天,清涧县的妇女干部已达一百多名。待中央红军来到之前,全陕北省的妇女干部发展到几百人。后来,这些妇女干部分配到医院、供给部、兵站及工厂工作,在那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我第二次同明方同志见面是在1937年1月。这是在“西安事变”之后,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军队、地方政府、省委、群众团体要分开办公。当时,中央机关从老苏区搬到延安,陕北省级机关搬到蟠龙镇。到蟠龙镇的第二天就召开省委会的全体委员会,布置如何开展工作。明方同志是陕北省委书记,我是省委委员、妇女部长,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时,省委驻在蟠龙镇南边的窑坪村。这里只有一个大院子,窑洞房子只有十多间,许多机关挤在一起很不方便。明方同志原来同家属住在一起,因为房子困难,他把爱人及孩子送到十几里远的父母家,自己和机关工作人员住在一起,同吃大灶。由于生活困难,一天两顿小米干饭和盐水土豆。明方同志是带病工作的,经常肚子痛。秘书长崔曙光同志找了两问房让他把家属搬来,以便照顾生活,但是他坚决不同意,决定将这两间房留给机关,做招待干部家属用。明方同志在生活上一直做到对别人宽而对自己很严。
明方同志特别注意对干部的培养教育。他在任陕北省委书记时,认为提高干部的水平和能力是保证革命胜利的前提。因此,他第一个提出成立省党校,分期轮训党员和干部。轮训中强调每期必须有一定比例的青年和妇女干部。当时我是省委的妇女部长,担当了选拔妇女干部参加轮训的任务,由于妇女干部少,是在艰难中完成的。在轮训班上,明方同志亲自给干部讲话,他说:“做一切工作,没有干部不行;有干部不会做工作也不行。现在不同于地下工作时只靠个人摸索、锻炼,今天任务重,工作面广,用人多,必须广泛培训干部,有了一定数量并且质量高的干部,就不怕干不好革命工作。”明方同志在培养干部、提拔干部、使用干部这方面做出了成绩,为开展各项工作打好了基础。
明方同志对机关干部的学习及提高工作水平也非常重视。他本人的生活态度很严肃,对干部的要求也很严格,抓工作很具体、深入,如工会、共青团、妇女部的联席会议他都亲自参加,还讲话,做指示。1937年,我们妇女部召开十几个县的妇女部长会,开会时大家只是口头汇报,没有文字报告。明方同志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在会上提出:妇女干部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文化,学习文化是目前的主要任务。大家要学汉字(当时都学拉丁文),汉字是文化的基础。他提出,一天说一句话,就学一句话的汉字。因为我参加革命前没有上过一天学,明方同志对我学文化的要求更高,指定我马上就学,还让宣传部长吴溉之帮助我,交待他的具体任务是,让妇女部长“上小学”,学会写工作报告,并指示要我“一个月不下乡”,于是我就白天黑夜拼命学文化。在吴部长手把手的帮助下,经过艰苦努力,我终于学会了识字写字。在1937年夏,我就写成一份几百字的《陕北省妇女参加春耕夏种工作情况报告》,这份报告还登在特区的刊物上了。
明方同志在百忙之中还很关心同志们的生活问题。如省委统战部长王涛同志,他是长征老干部,手有残疾,还未结婚。有人想把新提拔的一个女同志介绍给他,明方同志不同意。他说选择对象要和提拔干部一样,要对路。有一次,他们同去延安特区参加党代会,明方同志发现张子芳同志很合适,就介绍她和王涛结婚。十几年后,明方同志知道王涛已牺牲多年,他又介绍李握如同志和张子芳组成家庭。有人开玩笑说:“马书记您是大人物,还要关心这些小事!”他笑着说:“这不是小事,这是每个人生活中的大事!”
1974年,明方同志在“四人帮”的关押中,因重病在北京同仁医院治疗时,还问女儿马锐:“邓小平同志怎样了?”并把陕北的一个一个同志的名字念叨着,惦记陕北的老同志,也惦记清涧的九姐妹。现在,明方同志已逝世25年了,我只能将在记忆中印象深的几件事写出来,愿明方同志安息于九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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