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马明方叛徒案”调查记

        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人妖颠倒，是非混淆。那些真正的叛徒、特务窃踞高位，作威作福，而坚贞不屈的无产阶级战士，却成为阶下囚，被陷害，遭折磨，含冤死去。马明方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马明方同志是原东北局第三书记。他是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过重大的贡献。

        可是，对这样一位可尊敬的老同志，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党羽、亲信也不放过。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的，1967年，就掀起了一股“打倒大叛徒马明方”的浊浪。

        1967年10月6日，《辽宁日报》在一版发表了题为《打倒马明方》的长篇社论，同日的二三版还刊登了近两万言的名为《马明方的反革命真面目》的文章，污蔑马明方同志是什么“地地道道的大叛徒”，“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地富反坏右在党内的代理人”，“埋在东北地区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等等，妄图造成白纸黑字，铁案如山的假象。

        既然说马明方同志的“真面目”是“大叛徒”，那么，有什么事实根据呢？有谁揭发、控告呢？记者很想看到原始材料，看看立案的根据。为此，我们走访了沈阳、北京的有关部门，访问了原办案人员。一位原办案人员说：“是呀，按理说，立案都有起因，有结论，可是马明方案，现在只有结论，没有起因材料。”这实在令人感到奇怪。经过调查、访问，原来所谓“马明方是个大叛徒”，完全是蓄意制造的一个大假案，是一个大阴谋。

        

无中生有

        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党选送一批干部到新疆学习航空。1943年，这批同志和马明方等同志一起，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以后，他们又同时由我们党营救出狱。解放后，这批学航空的同志成为建立人民空军的一批骨干力量，他们之中有的是空军的领导人，有的在大军区空军担任司令员、参谋长等重要职务。林彪反党集团视他们为篡党夺权的障碍，想方设法把他们打倒，于是就诬陷这批在新疆出狱的同志都是“叛徒”，但是却拿不出事实来，就向辽宁的党羽、亲信授意，说马明方是“大叛徒”，要辽宁配合，先打倒马明方，从这里打开缺口，就这样曾在新疆狱中坚贞不屈、忠诚于党的马明方同志，一夜之间变成了“大叛徒”。

        林彪反党集团，根据他们在辽宁的党羽、亲信谎报的“打马”战果，于1967年11月非法将马明方同志抓起来，关押在北京。

        “罪”已加，性已定，人已抓，但是，事实呢？没有。于是，成立“马明方专案组”来搜罗“罪证”。专案组由林彪的一个死党负责审查马明方同志以及和他一同出狱的同志。由于在这些同志中马明方同志职务最高，便叫作“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同时，授意辽宁的党羽、亲信也成立专案组，相互配合，狼狈为奸。专案组很快地向林彪那个死党打报告，内称他们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内查外调。“查阅了东北局文书档案和马明方的四十余本笔记，深挖了马明方的罪行”。要求把马明方揪回沈阳批斗。他们在干这些勾当的时候，行动都是极为诡密的。

        林彪反党集团为了打倒马明方，竟向从前的敌人求助，威逼在押的敌伪人员大出假证。他们还妄图从敌伪档案中得到所需要的材料。但是，办案人员经过外调，在新疆敌伪档案中发现了这样的记载：（马明方）“素性刁顽，平日在狱中分开小组会议，学唱国际歌，并要求发还马列书籍，无理滋事，已非一次”。敌伪档案另一处记载说，对马明方等“劝其投诚，然结果均仍执迷不悟”，“顽冥异常”。当时任国民党新疆省主席的张治中先生在1967年8月16日，给毛主席的信中附的《我的经历事实简述》中，也记述了马明方等同志在新疆狱中的表现，他说：“马明方等同志在党中央、毛主席教育下，觉悟高，组织好，纪律好，被反动派关在监牢里始终坚贞不屈”，“是经得起残酷考验的”。

        当办案人员将这些事实向林彪死党汇报，对马明方的叛徒问题提出异议时，那个死党暴跳起来，说：“搞专案不要被敌人同化了”，“现在要突击审讯，要他口供，有口供就可以定案。”于是，他们对马明方同志大搞逼供，拳打脚踢，什么“喷气式”、“燕儿飞天”，用尽非人刑罚。但是，马明方同志以他在国民党狱中的同样坚贞不屈的气概，面对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铮铮铁骨，宁折不弯。

        拿不到马明方的“口供”，急煞了后台老板。1968年6月1日下午，那个窃取中央文革大权的“迫害专家”亲自出马，以他特有的身分接见马明方专案组人员，无中生有地把马明方案定为敌性。他煞有介事地说：“新疆这个案子，1943年向敌人自首，1945～1946年烧毁口供再向敌人自首，回延安和张治中合伙欺骗党，篡夺党政军的领导地位，这个案子基本是敌我矛盾。……马明方、方志纯、张子意是首恶分子。”显而易见，他们就是要把从新疆狱中出来的一大批老干部都定为叛徒，予以打倒。这个大假案的制造，是他们妄图篡党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

        

黑白颠倒

        为了置马明方同志于死地，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党羽、亲信，在把马明方同志打成“大叛徒”的同时，还用颠倒黑白的卑劣手段，给他戴上了一顶帽子，叫作“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历史不容篡改，历史自有公断。人们还记得，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辽宁的吃、穿、用是相当紧张的。1960年成立了东北局，马明方同志分工抓财贸工作，他积极贯彻中央的政策，使经济形势很快地好转。从1963年到1964年、1965年就出现了经济繁荣。猪肉、鸡蛋、鱼，一切副食品都敞开供应，满足需要。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轻工产品，也都随意选购。当时人们喜气洋洋，市场一派兴旺景象。这个大好形势出现得如此之快，是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也和东北局、辽宁省委正确执行政策，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分不开的，其中当然也有马明方同志一份功劳。这就是林彪、“四人帮”在辽宁的党羽、亲信所大肆批判的马明方同志“疯狂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马明方同志在建国后的17年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决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事迹是很多的。但是，林彪、“四人帮”在辽宁的党羽、亲信，多次抄他的家，把他的笔记本、讲演稿、工作记录，全部抄走，至今下落不明。然而他们在《辽宁日报》上炮制的十几块专版的“批判”材料，却从反面提供了马明方同志的事迹。

        马明方同志在工作中一贯强调：革命的目的，就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发展生产是领导群众逐步摆脱贫困，获得富裕生活的惟一途径”。又说：“发展生产在任何时候都是进行群众工作的基本内容。”今天看来，马明方同志的观点仍然是正确的，深刻的。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党羽和亲信却诬蔑说，这是“经济第一”，“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马明方同志经常反复强调，财贸工作必须从发展生产出发，支援生产，促进生产，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他主张对集市贸易不要管得太死，要增加市场货源，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说：“多搞一点商品，就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人民买到需要的东西，就认为社会主义好”。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亲信却攻击说，这是“以商品为诱饵，腐蚀人们的灵魂”，是“货真价实的修正主义”。

        马明方同志在主持中央财贸部工作期间，经常对于部说：“要精通业务，不精通业务，就不能领导。”他提倡干部“要在三年内成为专家”，“人人是经济家”。他并亲手制定了一套培养干部当专家的规划。林彪、“四人帮”及其党羽、亲信却说这是“业务挂帅”、“专家路线”。

        马明方同志特别强调，政治工作一定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反对空头政治。1965年，他在营口县一个会议上说：“突出政治是针对生产的经营管理说的”，“挂人的帅，不挂经济的帅，某种情况下，政治上，人的帅也挂不好”。1966年8月，林彪、“四人帮”公然批判“政治落实到业务上”的正确观点时，马明方同志仍坚持真理，公开对于部说：“不要不敢说政治落实到生产，还是要说的。”“四人帮”及其党羽、亲信叫嚣说，这是反对林彪的“四个第一”，更叫嚣这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前一句他们说对了，后一句则是恶毒诬陷。

        不难看出，林彪、“四人帮”加在马明方同志身上的“罪行”事实，恰恰证明，马明方同志是正确的，是坚持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的英勇战士。

        

居心险恶

        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马明方同志，其矛头是指向毛主席、周总理的。

        1938年前后，蛰居新疆的军阀盛世才，伪装进步，请我党从延安派干部去新疆帮助工作。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主席、周副主席亲自选派了一大批干部去新疆工作。马明方同志是1938年去苏联学习、养病，于1941年回国途中留在新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这是毛主席、周副主席批准的。

        1943年，盛世才投靠了蒋介石，将我驻新疆工作的同志，包括马明方同志以及伤员、家属共150多人全部抓起来，投进监狱。

        毛主席、周副主席对新疆这批同志十分关怀，想尽办法营救。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亲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其中就有释放全国的政治犯的内容，并向蒋介石提出释放新疆狱中全体人员的问题。周副主席也亲自委托当时的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先生，无条件释放新疆狱中的同志。张治中先生表示，恩来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一定负责营救。他立即将我在新疆狱中的同志释放，并用专车，派可靠的部下护送到延安。马明方同志就是这样和同志们一起光荣地回到延安的。在欢迎宴会上，毛主席举杯祝贺他们的胜利归来。

        1945年4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七大”，当时的《解放日报》刊登大会当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照片，惟独陈潭秋、马明方的名字上面是空白，没有照片。因为当时他们仍在新疆狱中。人们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有的同志说，马明方同志在狱中就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可见表现不一般。

        马明方同志出狱后，一直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信任，担任了重要的工作。1949年12月2日，毛主席任命马明方同志为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并发给了委任状。1953年1月14日，毛主席又任命马明方同志为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在此前后，马明方同志还先后担任了陕西省委书记、西北局第三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财贸部长、东北局第三书记等职。都是党中央、毛主席任命的。马明方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贯忠于党、忠于民，坚持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记者这次访问他的爱人马淑良同志时，她拿出了刚刚退还给她的马明方同志的部分遗物，其中有一件是马明方同志于1966年4月26日亲笔书写的条幅，上面写道：“认真读毛主席的书，用毛主席的思想不断提高自己，做好政治思想的，经济文化的各项工作。”马淑良同志说，“现在，这是明方同志留下的惟一的一份手迹了。”

        林彪、“四人帮”一伙，特别是身居中央文革的那个“顾问”，对马明方同志在狱中的表现，以及毛主席、周总理对马明方同志的态度，是一清二楚的。但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什么硬要抓住马明方不放呢？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打倒周总理。在他们看来，如果把马明方和新疆狱中的同志都打成叛徒，也就等于说周总理保护、重用了叛徒。于是，他们异想天开，妄图人为地制造一个“马明方叛徒集团案”，来打倒总理和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以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就是他们制造这一假案的全部政治阴谋。

        林彪、“四人帮”的这一罪恶阴谋，周总理早就看穿了，并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林彪那个死党把马明方同志不是叛徒的材料扣压下来，不报给总理，而把他们伪造的假证报送总理，总理批示：再调查。并指示要把张治中先生给毛主席的信，作为办案的依据材料。敬爱的周总理一直保护了马明方等同志。

        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周总理指示专案组赶快给马明方案写平反报告。1975年7月31日，经毛主席批准，党中央发了为新疆马明方案平反的文件，文件中说：“马明方等绝大多数同志在敌人监狱里表现很好，没有自首叛变。”嗣后，中央组织部又在会议和文件上建议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等省，要把中央文件传达到县团级单位，在这些地区为马明方同志恢复名誉。可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前，辽宁人民，包括省直机关的领导干部，却一直不知道中央有这一文件。这个文件被“四人帮”在辽宁省委内的那个主管公安大权的党羽锁在抽屉里面，根本不传达。他们的这一罪行一直被掩盖着。更令人愤慨的是，马明方同志已于1974年被迫害逝世，中央也给他作出了结论，平了反，而“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大总管把持的省委，又公然给马明方同志作了个“走资派”的结论。马明方同志是中央管的干部，你一个地方党委，大总管之流有什么权利给作结论呢？真是猖狂之极。

        历史是公正的、无情的。想当年，林彪、“四人帮”一伙那样费尽心机、不遗余力地迫害马明方同志，其结果怎样呢？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在报纸上咒骂马明方同志，说什么：“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并扬言，要让马明方“遗臭万年，永无翻身之日”。然而这些话，今天却都成为他们的罪证和可悲下场的真实写照。罪大恶极，遗臭万年的不是别人，正是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而马明方同志却是万古流芳，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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