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方同志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个年头了。五年来,每当回忆起他心脏停止跳动前反复说过的几句话:“我没有问题,我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党的利益的事,万一我死了,你们要设法转告毛主席,我马明方是好人,不是叛徒。”我总是犹如万箭穿心,不由肝肠寸裂,潸然泪下。
我曾经是马明方同志的警卫员,在他身边工作了整整七个年头。明方同志对我,无疑是一位良师,革命的指路人。我从明方同志身上学到了不少优秀品质。他的这些优秀品质,我将永远不忘。我还要教育下一代,永远记住马明方同志,记住我们党的这样一位忠诚战士,完成他未能完成的事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祖国奋斗终生。
马明方同志是一位十分和蔼可亲的人。在他身边工作,不仅不感到拘束,而且还能学习很多东西。
我是1947年给明方同志当警卫员的,以前是个放羊娃,不识字。我的文化知识,是马明方同志手把手教会的。当他知道我不识字后,就决定抽出工作之外的空余时间,每天都教我识字。这样,他就当上了我的老师。作为老师,马明方同志对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他规定要我每天都学会五个字,不但要会念,还要会写。他还给我订了一条制度,每星期六下午进行一次文化考试。考试成绩不好,那可是要挨批评的。记得有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明方同志让我背写生字。他手里拿着一张纸,纸上写着42个生字,站在我的身边,一边念,一边要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来。当我写下35个字,再也写不下去了的时候,他显得很不高兴,严肃地说:“42个字就有7个字写不出来,下去还得好好练,好好记,不能光贪玩呀!认真复习复习,下星期六再考。”考试的日子又到了,经过一个星期的刻苦学习,这一次我考得很好,全部生字都写对了。看到我的这一微小的进步,明方同志很高兴。他风趣地说:“就这样学。再过几年,你的文化程度会越来越高,成了大学生,比我的文化都高了。”我低着头光是笑,嘴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里却在想,这还不是马老师严格要求的结果吗!考试完毕后,明方同志特意从桌子里拿出一支金星笔奖给我。从此,我便拿着这支水笔写呀写,学习的劲头更大了。
为了让我更快地掌握文化知识,有一段时间,明方同志每天都坚持抽出两个小时,看着我认字、写字。如果发现我笔划下的不对,就干脆捉住我的手让我练习。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写“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时,那个“岁”字没有写对,明方同志便把我手里的笔拿过去,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岁”字,让我照着写。以后,这个“岁”字我就牢牢记住了。在明方同志的耐心教育下,我初步认识了一些字,不再是一个完全的文盲了。
除了文化老师外,马明方同志还是我的军事老师。记得有一次,组织上配给了我一支新枪。我对这支枪爱不释手,经常把它拿在手里拨弄。但是,那时候,我却只会用,不会擦。一天上午,我一个人在房中把枪拆开,打算擦一下。可是拆开后,却怎么也安装不起来了。整整捣腾了半天,又怕又累,累得我头上脸上都是汗,结果仍然是没有安好。开饭的时间过了,马明方同志推开门走了进来。看到我两手油,一脸汗,他一句也没有批评,而是坐在一边的方凳子上,亲自动手安装起来。他一边安装,一边耐心地给我讲这种枪的构造,讲枪上的每一个零部件。不大一会功夫,便全部装好了。装好后,他问我学会了吗?直到我肯定地点了点头后,他才满意地笑了。这时候,我才记起还没有给他打饭,便歉疚地问:“你还没吃饭吧?”明方同志呵呵地笑着说:“你不也是一样吗!现在吃也不迟。你先洗个脸,再到食堂打两份饭,咱们一起吃。”我和马明方同志一起吃着饭,吃饭过程中,他还给我讲了许多爱护武器的道理。他从井冈山讲到二万五千里长征,从长征又讲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一再告诉我,过去,共产党没有枪,只得用大刀、长矛和红缨枪,有时,还得别个吓敌人的假枪——笤帚疙塔。现在的枪是同志们拿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虽然多了一些,但是还不够用。一定要注意爱护每一粒子弹啊!明方同志的这一番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每一次记起这些话,总是自我告诫说,要警惕,一定要爱护每一粒子弹。
马明方同志不但是我的老师,也是我平生难忘的一位亲人。他对我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作为警卫员,本来应该是我处处在生活上照顾他,可是有些时候,倒是他对我的照顾更多些。
有一件事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大概是1948年吧,我跟随马明方同志离开延安,途经清涧、绥德,到山西省的兴县一带开展工作。一路上,他起早贪黑地奔波,夜以继日地搞调查研究,经常是熬到夜很深时才休息。但是,这样忙碌,这样辛苦,他不顾自己,而是一再嘱咐我要休息好。在兴县蔡家崖的一个夜晚,明方同志因为要准备第二天的工作报告,整整一个通宵没合眼。开始,我等着他工作完毕,还能支持。后来困劲上来了,眼皮打架,不知在什么时候,我居然睡着了。待到我醒来一看,天早已大亮,可明方同志还是坐在桌子前写材料。这时候,正好贺龙同志(当时是晋绥军区司令员)起床后散罢步已经回来了,看到明方同志还在工作,桌上的灯也忘记吹掉,便关心地问他:“你一夜都没睡觉吧?”明方同志诚恳地说:“时间紧呀,我把会议材料草草整理了一下。”两位领导谈话时我还在被窝里躺着。这时,我再也躺不住了,便一骨碌爬起床,掀开了身上盖的马明方同志的被子,揉了揉惺松的眼睛。贺龙同志注意到我的这些动作,便开玩笑地说:“好啊,老马给小马(我姓惠,他故意这样称)当了一夜警卫员了!”贺龙同志风趣的语言,逗得我只是个笑,盯着马明方同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是,只有我才最清楚,像这样的夜晚(明方同志工作,我安然睡觉)是很多的。马明方同志常常反过来当了我的“警卫员”。
1949年我跟马明方同志在山西临汾工委工作时,曾受过一次轻伤。那是被敌人的飞机炸伤的。当时,明方同志发现了我耳后流血,便用一块粗白布手帕给我揩去了血迹。他关心地问我:“痛吗?”我觉得没什么,便回答他:“不痛,擦破了一点皮。”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后来,不知怎么搞的,我总是感到头疼,有时疼得简直难忍。明方同志对我的伤痛比我自己还焦急。北京解放后,他立即亲自送我到协和医院(即现在的北京医院)去检查。经过检查,医生说我耳后有一块小小的弹皮留在皮肤里,需要动手术取出来。我当时不同意动手术,担心动了手术没人照顾马明方同志。但是明方同志却坚持要给我动手术。手术是在一个星期五作的,手术前进行了全身麻醉,所以经过的情形怎样我一点都不知道。清醒过来后,睁开眼睛一看,我已睡在病房里。而马明方同志就坐在我的身边。他一只手里端着小白碗,一只手里拿了把勺子,正在静静地注视着我。看到我清醒了,他赶紧把碗和勺子凑到我的唇边来,一边还轻轻地说:“喝一点葡萄糖水吧,马上就好了,不用怕!”望着马明方同志那亲切慈祥的脸,我不由地流出了眼泪。
明方同志不仅生活上关怀我,我有时因不小心在工作中出了差错,他也不是严加指责,而是主动承担责任。这样,我倒反而感到很惭愧,下定了改正错误的决心。记得有一次(大概还是我们从临汾回到延安的那一回吧),我们到了韩城县委(是新解放区),和护送的几个警卫同志到饭馆里吃了一顿便饭,让县委知道了,第二天早晨,县委特意搞了四个菜的招待饭。明方同志并没有到饭馆吃饭,但是事后听说他很不高兴。回到西北局后,习仲勋同志碰上了我,对我说:“你怎么闯了个大祸?”我还根本不知道是咋回事。仲勋同志便把经过情形大概向我讲了一下。原来,由于我私自让同志们到饭馆吃饭的问题,明方同志认为这是铺张浪费,在当时艰苦的解放战争时期是不允许的,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便在西北局的一次常委会上主动作了检讨。他严肃地说:“国民党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我们共产党可不能这样做。”并说:“这是我对同志的教育不够造成的。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今后一定要注意改正,再不能这样了。”仲勋同志的话说得我满脸通红,我不由立即替明方同志辩护说:“这是我的错,马书记他根本不知道呀!……”可是,辩护又有什么用?马明方同志既然已经代替我作了检讨,我这个小小的警卫员,便只有把这次教训牢牢地记在心里,经常鞭策自己,少犯错误,力争对人民作出较多的贡献了。
马明方同志曾经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狱里坐过几年牢,经受过法西斯匪徒的残酷折磨,身体上留下了斑斑伤痕。但是,他从来都不向同志们谈起自己曾受过伤,总是咬着牙关,坚持不懈地工作着。
我知道他负过伤,也是无意中偶然发现的。一次在清理文件时,在一个半新的皮挂包中,我翻出了许多照片。这些照片,有的光着身子,有的腰里裹着一片破麻袋片,头发都长有好几寸长,人瘦得皮包骨头……看了这些照片,我真感到十分害怕。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大声喊叫着向马明方同志提出了自己的疑问:“马书记,你那些相片是啥时候照下的呀?”并哭着说:“你啥时候受过这样的罪呀?”看到我这样激动,明方同志微微地笑了。他掏出手帕给我擦了眼泪,然后让我去把那些照片全部拿过来,就坐在一把方凳子上,给我讲开了往事。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没有毛主席,没有亲爱的党组织,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的生命是毛主席给的,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他说这些话时,语调虽然很平静,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的激动并不亚于我。他接着说,1941年,我从苏联学习回来,路过新疆时,被敌人扣住,关进了监狱。当时在新疆监狱里押的共产党员还很多。敌人百般地折磨我们,摧残我们,不给吃不给喝,而是啥时想打就打,用尽了法西斯手段。他们给我们手指上钉竹签,鼻子里灌辣子水,带脚镣手铐,坐老虎凳,用烧红的烙铁烙,……惨无人道,无所不用其极。可是,这些匪徒们打错了算盘。他们的那一套,只能吓唬意志软弱者,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就没有多大作用了。说到这里,他顺手翻到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一块合影的一张照片,用手指点着,充满感情地对我说:“是毛主席、党中央经过和反动派多次谈判,才把我们这些囚徒从监狱里放出来。这就是毛主席欢迎我们回来时和我们的合影。……”他慢慢地说,我一句一句地认真听。猛然间,我又记起了一次我给他擦澡时,看见过他脊背上有一块宽约一寸,长约五寸的大伤疤。便打断他的话,抢着问他:“你背上的那块疤就是敌人打的吗?”他点了点头深沉地说:“是的,是敌人用烧红的铁棍烙下的。他们摧残了我的身体,可摧毁不了我的意志呀!”说完这一切,明方同志又笑着安慰我说:“不要哭,你还小呢,以后要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自己,争取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明方同志的话深深教育了我。听完他的经历后,我久久地站在屋子里贴的毛主席像前,静静地盯着他慈祥的面容。
就是受过这许多折磨,身体已经被摧垮了的马明方同志,工作起来却简直不知道疲倦。他经常深入农村,找老贫农谈心,调查研究,有时还亲自和农民一起参加田间劳动,帮助饲养员喂猪。在临汾工委工作时,同志们就赞扬他:“会种地,会喂猪,样样都是老内行。”这是对明方同志工作的一个最好总结。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像他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戴上“走资派”、“三反分子”、“叛徒”等一顶顶莫须有的帽子,直至被迫害致死,也没能申明冤情。感谢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在毛主席的英明指示下,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指导下,马明方同志的“难友”们,一个个恢复了名誉,又精神振奋地投入了工作。明方同志也得到了彻底的平反昭雪。这一切,如果明方同志九泉有灵,又该是多么高兴啊!我相信,他仍会笑呵呵地说,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手段,只能吓唬意志软弱者,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就没有多大作用了。
马明方同志的革命业绩永存!正如马文瑞同志在怀念明方的文章中指出的:“战士终究是战士”,是任何恶势力都埋没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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