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马明方是1946年在延安相识的。1941年，马明方等同志从苏联学习回国，途经新疆回延安，被国民党反动军阀盛世才软禁，后被捕入狱。他在狱中立场坚定，经受严刑拷打，顶住威逼利诱，驳斥敌人谎言，始终坚持宣传八路军抗战有功，表示信仰共产主义不变。他参与领导狱中党的工作，发动组织狱中难友与敌人进行绝食斗争直到胜利达到目的为止。1945年经周恩来同志与张治中的多次交涉，在1946年秋，国民党才被迫将马明方等一百多蒙难人员解除囚禁，并派刘亚哲护送回延安。

        那年秋天，我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速记组工作，得知他们回延安的消息，我随同志们一道跑到西北局驻地山坡上欢迎。当看到那满载英雄儿女的一辆辆大卡车浩浩荡荡从山坡下驶过时，我们高兴极了，不断欢呼着，迎接这些坚贞不屈的英雄战士。经过四年的铁窗生活，冲破千难万险，终于胜利归来了。他们回到了党的怀抱中，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和祝贺。

        马明方等同志回到延安后，组织上安排他们休养三个月。休养期满后，党中央决定马明方同志留任西北局副书记。此值1946年冬季，延安的冬天是很寒冷的，我经常看到他穿着公家发给的灰色粗布棉衣，在住地附近散步。他相貌英俊，目光炯炯有神。遇到我们常常主动交谈，问长问短，态度和蔼可亲。我心中对他很敬仰，也为我们米脂县出了这样一位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的、德高望重的革命家感到自豪。

        四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明方同志的身体健康受到很大影响。出狱后得知结发妻子早已病故，感情上又受打击。因此，组织上也很关心他的婚姻之事。这期间有些同志在我跟前讲了明方的一些事迹，不时约我去明方的住处玩。我年轻、单纯，不知其中用意。直到有一天，一位老同志派她的勤务员（那时叫“小鬼”）来找我，说让我去帮她的孩子做点针线活。我二话没说，跟着这位“小鬼”到了她们家。她和另一位女同志热情接待我，问长问短，却只字不提针线活的事。我心里正在纳闷，她们才说明了真实用意，是想为明方和我牵红线。我虽参加革命工作已有几年，但那时年纪尚轻，只想着怎样干好工作，还没有过多考虑婚姻大事，更没想到对方是我们热情迎接过的明方同志。突然听了这些话，我自觉心跳脸烧，但我对他了解不多，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她们可能觉察出了我的心思，侧重讲述了明方的情况，使我对他更为敬佩。想起他平日和蔼持重，瘦弱的外表带着几分英气的样子，心里又增加了一种亲切感，可他毕竟年长我许多，已有一子一女，当时还是心有顾虑。

        后来我得知由于明方长期从事秘密的革命工作，家中父母及一双子女全由他的前妻操劳，她长期为明方担惊受怕，积劳成疾，无钱医治，才不幸英年病故。明方的这些不幸的遭遇使我的顾虑逐渐被同情所代替，于是我就同意了这门婚事。

        我们很快便成婚了。婚礼简朴而庄重，西北局习仲勋书记，马文瑞组织部长，李卓然宣传部长，曹力如秘书长以及其他一些西北局的同志都前来祝贺。桌上摆一盘瓜子，一盘糖，就算举行了结婚仪式。把两个人原来的被子放在一起，就算组成了新的家庭。婚礼虽然仓促简单，但是我为能与自己既敬又爱的人结为终身伴侣而感到幸福。我们虽然没有现代年轻人的花前月下，海誓山盟，但我们是在为一个共同的崇高目标走到了一起。从此，我就把自己的命运与这位革命家的命运牢牢地联系在了一起。

        婚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我随着西北局机关大队经常日夜转徙陕北，在黄土高原上行军，有时要趟过没膝的冰凉河水，黑揣暗摸，耳边响着敌人的大炮和机关枪扫射声，不顾安危紧跟着大队行走，惟恐掉队走失。有一次冒着大雨往前走时鞋走丢了还不知道。明方在各个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也同样严格要求我，在那种恶劣的战争环境下行军，我从未因明方是首长而享受特殊的待遇，我坚持步行，不骑马。由于常常夜行军过河，我患了妇科病，一直不能生育。北京解放后，我于1949年10月随同明方去北京，住协和医院经过林巧稚大夫的手术治疗和调理，回西安后身体果然恢复健康。（手术后林大夫才告诉我，我的一个输卵管发炎、红肿，并和子宫粘连，若不手术，会危及生命。）1950年10月的一天，一个健康、可爱的女婴降生了，取名小芳，真可谓来之不易。

        全国解放后，明方先后任陕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西北局第三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副秘书长、中央财贸部部长，东北局第三书记等职。我们一家也先后从西安搬到北京，再从北京搬到沈阳。过着忙忙碌碌又和谐美满的生活。

        明方非常喜欢孩子，对大女儿马锐、儿子马广很疼爱，将他俩接到延安保育小学，接受良好的教育。小芳是他最小的孩子，沈阳人称“老疙瘩”，天真活泼，聪明漂亮，他更加疼爱，视同掌珠。他疼爱小芳的情况是身边尽人皆知的，公毕回家，一进门总是先呼唤小芳的名字，和小芳亲热一阵，若一时未看见便到处寻找，直到见到小芳为止。小芳上初中时一度身体不好，明方非常难过，甚至偷着痛哭，说哪怕是卖东西也要想办法给小芳治病。只要有空暇，他就给小芳讲故事，讲人生道理，解释女儿理解不了的问题。还教她写毛笔字、画画、打乒乓球和玩游戏等。总之，千方百计让女儿高兴。功夫不负有心人，经他的精心呵护和医生的治疗，小芳心情好了，积极配合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在老师的辅导下，仅用一个多月就补上近一年的数学和俄语课程，又回到了学校。明方真是一位好父亲！

        明方廉洁奉公，严以律己。解放初期，干部原实行的供给制改为薪津制时，明方的工资级别组织上定为三级，他自己要求降为四级。记得1965年我几次请假带小芳到外地求医治病，回来后明方说：“你在这一年里没怎么好好工作了，就不要领工资了，还是把这一年的工资全部交党费吧”。于是我当即将已经发给我的一年近一千元的工资全部交给了党的小组长——强晓初的秘书孙煜同志收为党费。此举也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办事更加注意公私分明，严以律己。

        明方在生活上十分节俭。他的伙食极普通，最常吃的是家乡的粗茶淡饭，如面片之类。常常回家就到厨房帮大师傅做面片吃。他的衣着也极简朴，从不讲究，常常穿着我给缝的补丁衬衣和鞋袜。他以自己老母亲的勤俭持家的美德教育子女，说老奶奶连一根火柴棍都不许随意扔掉，从不浪费财物。他遵从母教和党的优良传统，勤俭节约，不搞特殊，发现有人浪费和毁坏公家财物非常生气，当即给以批评指正。

        明方组织纪律性很强。我1954年调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后调中南海党总支任专职干部兼组织委员，可以说就在中央最高领导人身边工作了七年之久。他对我工作上的事情从不打听。凡他工作上的事，他也从不对家人谈论，因此，我也从不询问。

        他工作作风民主求实，平易近人。他经常深入基层，惯于盘膝与乡亲、同志们交谈。他从不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而且常对我们说，对待同志要多看优点、长处，少看缺点、短处。所以他与上下级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关系都相处得非常融洽。他善于思考，也善于做思想工作，说话幽默，以理服人。他很注意群众影响，外出开会或视察很少让家属同行。他顾全大局，勇于自我批评并承担责任，维护他人威信。

        和明方生活在一起的那些年里，我不仅体会到了家庭的幸福，还从他身上感受到许多优秀的品质和人格的魅力。

        晴天一声霹雳，双重灾难降临到我们一家人的头上。那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中华民族的大灾难。这场灾难对我们一家来说，更是毁灭性的大劫难。

        1967年“文革”开始不久，明方即被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诬蔑为“大叛徒”。最先被辽宁和东北局机关的“造反派”抓起来挂牌游街批斗，后又送到北京被逮捕入狱。曾在敌人牢狱中英勇不屈的革命者，却背着“出卖革命同志”的莫须有罪名，苦度比当年更漫长——八年之久的铁窗生活。

        明方1967年入狱，直到1973年我们家属才被允许去探视。1973年4月13日我第一次去探望他时，看到他衣衫褴褛，身体消瘦，面容憔悴，就像变了一个人。当年在延安欢迎他们从国民党监狱光荣归来的热烈场景还历历在目。我简直不敢相信，转眼间他就成为“大叛徒”，过着囚徒的生活。他对我说：“我绝对不是他们诬蔑的那样的人，我不会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如果那样，我就不会回延安，我就没脸见人，没脸见毛主席，我就会一步一磕头到延安去向毛主席请罪”。“你们相信我，也要相信党，最终会弄清我的问题的”。他是那样痛苦，又是那样坚定和充满信心，使我也增加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同年10月16日我接到通知说明方病变，立即扔下小芳从辽宁农村赶到北京。那时我见他被折磨得精神恍惚，一身伤病，常常在吃饭、抽烟时觉得有人对他说：“大叛徒还在吃面包！大叛徒还在抽烟！”于是他就气愤地立即不吃、不抽了。

        明方在多年关押受审期间，也还是不断翻阅毛选，翻阅得书皮都磨损了。他在狱中给周总理写的长信，由于严密的监视，竞不能送达。长期的凌辱和残酷的迫害，终使明方于1974年8月13日在囚禁中含冤逝世，时年69岁。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以血肉之躯抗住了敌人的钢镣铁槛，而当他满怀热情建设社会主义美好家园之时，竟无端被夺去了生命。

        “文化大革命”初，我家被抄劫五六次，书籍衣物被抄光，逼迫我和女儿小芳先是离开家过着躲避、流浪的生活，后被扫地出门，带着户口和粮食关系到农村——辽宁省盘锦地区胡家农场红旗大队插队落户，劳动改造七八年之久，被迫自筹资金自己动手盖了两间房栖身。

        在我先后两次到京探视明方期问，为了不让他增加思想负担，养好迫害之病残，我从未告知他小芳被迫害的可怜情况和病情严重的程度。总是说些安慰的话，让他放心，小芳的一切苦痛都由我一个人承受着。其实明方哪里知道，他的爱女小芳在他被关押受审期间遭受的凌辱、欺侮和迫害是何等的凄惨和可怜啊！

        1968年初，我被勒令去盘锦“五七”干校劳动和接受审查，小芳独自留在沈阳。这时，“造反派”命令东北局机关的所谓“黑帮子女”集中住宿，逼迫那些刚十来岁出头的孩子和父母亲“划清界限”，“揭发检举”父母亲的“罪行”，按“造反派”的说法辱骂自己的父母，谁要不从，便挨批判。可怜这些孩子们，个个恐惧紧张到了极点。刚从疾病中康复的小芳，难以承受这种压力，更难以接受对她最信赖、最亲爱的父亲的诬蔑。可怜年幼而又单纯的她才15岁竞在“造反派”面前说出了真心话：“我爸爸是好人，你们把我爸爸害了……”。顿时，男女“造反派”暴跳如雷，手持棍棒铁镐等凶器，一拥而上，向小芳打来。并对小芳厉声吼道：“你是现行反革命，你爸爸是大叛徒，你爸爸一辈子也翻不了案啦……”。一群成年暴徒向一个清白无辜、天真无邪的女孩施展威风，使小芳精神崩溃，失掉知觉，裸躺在水泥地上，不知吃喝，不会说话。为推卸责任，“造反派”把我从干校叫回，还诬小芳“装疯”，是“现行反革命”。在我的苦苦哀求下，才准许将小芳送到医院看病，但因是“大叛徒”的女儿，竟不收留医治。此时，我们母女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有家不能归，任其欺辱。小芳有时清醒了，就哭着喊“爸爸，我想爸爸，我要爸爸”，令我心如刀绞。明方含冤去世，我一直瞒着小芳，没敢告诉她真情。现在她的病已很难治愈了，她的健康已被彻底摧毁，她不知她爸爸的事，也不知周围的事了。

        小芳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远远不止这些。那些年我受株连，被辽宁和东北局机关的“造反派”关押、游街、批斗，集中办学习班，下放到“五七”干校劳改受审，无力照管小芳，无奈被迫将小芳送西安我奶妈家避难。没料到在西安也同样遭到那些坏人的歧视、凌辱、欺侮和殴打等刑讯逼供，受尽了折磨。小芳被殴打凌辱到衣不遮体，蓬头垢面，一个人被关锁在茅草房里，过着连乞丐都不如的生活。可怜的小芳忍痛将自己的手腕咬掉一块肉，以便永远记住这刻印在她身心上的斑斑伤痕。每当想起这些，我的心如刀扎，万分伤痛。

        明方在北京关押受审期间，也特别想念小芳。在允许探望时，大女儿马锐一家，儿子马广一家，弟弟马正方和我，他都见到了，惟独小芳他没有见到，因为专案组不允许。有时他听到窗外小孩的哭声，以为小芳在哭；听不到哭声时，他又以为小芳被整死了。记得我第二次从农村来北京看望明方，他的身体很差，可能他也觉得自己无望出去了，有一天他对我说：“看样子我等不到弄清问题那一天了，你的年纪还不大，要找一个好人做伴侣，这人要对小芳如自己的女儿，我就放心了。”我对他说：“你不要这样想，我在农村盖了两间房子，你出来后我们一家人在农村过老百姓的日子也挺好的。”他说：“好呀！农村生活我过惯了，也喜欢种地，要是那样就好了。”可惜明方只差一年，没能等到粉碎“四人帮”那一天。他想见小芳一面的愿望直到临终都未能实现。

        一个忠贞的革命者，一个纯洁的小姑娘，一对深情的父女，结局竞是如此悲惨。我家的灾难竟然是家破人亡和病残呀！这是我心头永远磨灭不了的伤痛。

        光阴似箭，转眼问，明方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26载，我和孩子们时刻怀念着他。我常想，如果明方还健在，小芳会重新恢复健康。因为我深有感触，明方是一位特别有耐心、会做人的思想工作的人。他会细心地体贴和照料小芳，他还会给小芳讲解人生，解释小芳理解不了的问题；他会使小芳恢复愉快的心情，成为新时期有用之才。

        我与明方同志并肩生活了28年。明方去世后，这些年里我虽然苦辛多于快乐，但我对自己当初的选择无怨无悔。明方的革命生涯是坎坷而又辉煌的，他的思想品德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他是革命前辈，又是我们的亲人，我深爱他，敬重他，思念他。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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