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阔的草原上，努尔哈赤一马当先的向前飞奔。

        他的跨下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骏马，身上只着寻常猎装，腰上佩着双刀和箭袋，臂上架着鹰，背上是一张长弓，人与马合而为一的奔驰得如一阵大风；他的身后跟着数十骑贴侍卫，形成一个小队的追随着他前进。

        不远处还有几个小队，分别由他的弟弟们和五虎将率领，由不同的方向一起向同一个目标奔驰……

        这一次，他亲自率队，做的是狩猎的竞赛——他和其他的九个人约定，每人各自挑选一队人马，从不同的方向一起往山林中出动，以一天的时间为限，比赛各队的收获，谁猎获的野兽多，谁就是这次竞赛的胜利者；他并准备好了胜利者的奖品，是一袭全新的甲衣。

        “一副甲，虽是人人都有的东西，但是，既是奖品，便是荣誉的象征，便是无价之宝。”

        而以甲衣为奖品却是另有含意——十一年前，他以十三副甲起兵，而一手缔建起建州的基业来，本身就代表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是战斗，是自强不息——这一次的狩猎竞赛虽然只是个休闲活动，但是，设计这样的活动却隐隐的寓含着他另外一层的用意。

        “我要大家时时不忘当初十三副甲起兵的艰困，也时时的不忘这十一年来的胼手胝足，不忘战斗，不忘此后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更多的事要做——”

        这个话，他同时也在期勉着自己，建州的基业已经稳固，但是，未来的发展还需要投注更大的心力，他必须率领着建州的每一个子民全力以赴。

        而对于这一年来的发展，他倒是非常的满意——这一年建州大丰收，仓库里堆满了粮食，采来的人参、貂皮都卖了好价钱，换得了许多铁砂，可以打造武器；牲畜们也被饲养得非常兴旺，尤其是自与蒙古通好之后，他出重金请来了蒙古的养马师，买来了好多蒙古的种马，培育了一批上好的战马，再施以严格的训练，对于建州的战斗力有着莫大的助益；至于人口，更是扩充得迅速，四方自来投附的人每天都有好几起，现在，建州境内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到处都在筑屋，以供新加入的百姓居住——这一切，在在都代表着建州的远景是美好的。

        他的心情当然更好，对于未来的规划也就做得更完整了——他的心里早有一幅蓝图，未来的建州将是一个大国，大得与明朝一样——当然，处在这个“未来”还有来到的当儿，他也没有忽略了派人打听明朝的情况，尤其是和辽东有关的消息。

        由于内阁大学士换了人，明朝的部分官员也有了人事上的异动；在辽东，巡抚和总兵都换了人，巡抚改由李化龙出任，总兵则更换成董一元。

        这个消息是不能不特别留意的——董一元是名将，比起前两任的辽东总兵杨绍勋、尤继先来，能力超出了很多；他蒐集到了一些董一元的资料，早在万历十一年的时候，董一元就已任职昌平总兵官，不久迁宣府，再迁蓟州；前两年任延绥总兵官，哱拜乱起的时候，套中诸部暗中襄助唱拜的很多；董一元带兵讨平了一些，立下不少功劳，因而进署部督同知，入为中府佥事。

        “明朝调他来辽东，当然是寄望他有一番作为的——大约，主要的还是为了对付泰宁部！”

        泰宁部的情况他知道得很不少，打从速把亥死在李成手里之后，他的儿子把兔儿就没有一天不想报父仇的，几年下来，把兔儿在他的叔父炒花和姑婿花大的协助下，势力越发强大，跟土蛮的儿子卜言台周的关系也弄得更好，两部便东西相倚，互相援引，不时的犯边，弄些好处；杨绍勋和尤继先这两任辽东总兵都对付不了，朝廷当然只好“走马换帅”了。

        而因为兀良哈三卫和土蛮所统的辽河上游既紧邻辽东，也接近建州，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势变化都会影响到建州，他当然必须密切的注意着；同时，他也花了极多的时间和心力注意明朝对日本、朝鲜的态度，因为，这也同样会直接影响到建州……

        消息很准确的传来，内阁大学士虽然易人，但兵部尚书却仍由石星担任，对日本、朝鲜的态度也就维持了前议，那就是继续执行与日本谈和的决策，所派遣的使臣不日就可以敲定……

        对于这个消息，他的态度就和听到“董一元”这三个字时大不相同了——虽然他对这两地的情势所抱持的态度都是“小心观望”，但是私心中对“谈和”这件事却是大不以为然的：“派了李如松去，已经失着了；再战败主和，实在扫尽威风！”

        但是，他却觉得明朝主和，对辽东，乃至女真各部来说是有利的，毕竟，上次日军越界到了野人女真之地，对于整个辽东的威胁都极大，如今，两方谈和，辽东就多了一份安全的保障。

        而这件事也同时带给他一份新的感触：“必要使建州强大到任何一方都侵犯不了才好，否则，即或是其他两方开战，仍然会威胁到建州的安全！”

        因此，他越发的坚定了“自立自强”的信念，唯有自己强盛起来才不用惧怕外力，唯有把建州的实力扩展到超强——他更加倍的努力着——即使连休闲活动也设计成锻链意志、体魄，磨练战技的形式。

        但是，尽管他再怎么样的费心打听消息、思考，以了解明朝的状况，而文明的程度既有一段距离，明朝有些内部的问题就远非他所能体会到的了。

        第一个，就在他对明朝要与日本谈和的决策感到不以为然的时刻，一件他根本没有想到的事已经在明朝的国内发生了，那就是向百姓增收赋税。

        才短短的几年间，明朝为了平定宁夏的哱拜之乱和支援朝鲜的伉倭战役，支出了过多的军费，本已困难的财政更加困难，除了向全国的百姓增税以外别无任何的办法，于是，百姓的负担又增加了一分。

        其次，明朝的版图之大，大到了他无法具体确知，无法凭空想像的地步，内政的复杂、问题的丛出比起建州来无异九牛与一毛——就在他打听到了明朝派到辽东来的总兵官人选的同时，一个和辽东相隔有万里之远，他从来也不曾听说过的“四川播州”的地方也发生了事端，迫使朝廷又不得不派遣一支十万人的军队浩浩荡荡的去平乱，百姓也就不得不被迫承担这一笔数字庞大的军费。

        四川的播州其实已经有好长的一段日子都不太安宁了——这个地方广达千里，介于川湖贵竹间，住民大都是土着，也设了“土司”的职官，称谓是“播州宣慰司”；嘉靖年间，宣慰司使杨相龙爱庶子杨煦，想把嫡妻和嫡子杨烈赶走，激怒了这母子两人，索性先发制人，带兵把杨相逐走，杨相出走后客死水西；杨烈去向水西要父尸，答应了宣慰使安万铨拿几块土地交换，可是等到要回了杨相的尸体安葬之后，却不肯给地了，于是和水西发生纠纷，后来又杀了长官王黻，问题闹得更大，双方互相杀伐，将近十年还没完没了。

        到了隆庆五年，杨烈死了；万历元年，他的儿子杨应龙得到敕书袭职；杨应龙生而雄猜，残忍好杀；刚袭职的时候还表现得对朝廷忠心耿耿的样子，几次从征都有斩获，还选了上好的木材敬献，万历皇帝一高兴，还特别赏给了他大红飞鱼服；可是，日子一久，面具就戴不住了，开始胡作非为了起来。

        万历十八年，贵州巡抚叶梦熊上疏指陈杨应龙诸般恶凶的事例，接下来巡按陈效历数杨应龙二十四大罪——一封封的奏疏飞报朝廷，有的说他把住的地方僭用龙凤的图案装饰，而且擅自以太监服役；有的详陈他宠爱小妻田雌凤，怀疑嫡妻张氏，索性杀了张氏全家；而且平日常以酷杀树威，还勾结关外的生苗，肆行劫掠，所辖的五司七姓都纷纷叛离——因此，贵州巡抚叶梦熊便上疏请发兵剿杨应龙。

        但是，四川巡按李化龙却持相反意见——这是因为四川三面邻播州，一旦发生战争，难免影响百姓生活，而杨应龙的罪行也还不至于严重到非要以武力剿灭不可，因此主抚。

        而朝廷最后做成的决定是“会堪”——要杨应龙接受调查、审问后再做定夺。

        前年，万历二十年，杨应龙到重庆接受审问，对簿公堂之下罪名确定，依法当斩，他提出以两万金自赎，由御史张鹤鸣驳问；而就在这个当儿，朝廷决议援朝抗倭，向天下徵兵；杨应龙脑筋动得快，立刻上奏说他愿率五千兵赴朝鲜征倭，以军功自赎；朝廷倒是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他顶着“戴罪立功”的名号跑回播州去点召人马，准备出征，也弄了个浩浩荡荡的局面，祭了旗，告了天，风风光光的开拔出发。

        没想到，他这招只是虚幌一下而已，五千人马上路走了两天就不走了，继续回老窝当他的土皇帝。

        这么一来，朝廷当然非剿他不可了，正好四川巡抚换了王继光，到任后派人去严提勘结，桀骜不驯的杨应龙根本不予理会；“用兵”的决议就这样的定了。

        到了去年，王继光到重庆，与总兵刘承嗣等分兵三道进娄山关，屯驻白石口；不料被杨应龙使了诈降之计，率了苗兵据关冲击，刘承嗣被杀了个大败而回，死伤殆半，辎重尽弃；由贵州协剿的部队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只好退回去了。

        而这个消息被奏到朝廷之后，兵部这才感觉到事态严重了，杨应龙也实在不是盏省油的灯；于是重新换上了审慎、认真的态度来研究这个问题。

        接下来所展开的便是本朝的大臣们议事时惯有的弊病——争辩；一派主剿、一派主抚，彼此唇枪舌剑的为反对而反对一番，而且这么一件事一争辩就要辩上好长的一段日子还不能定案；而万历皇帝也由得他们去吵，横竖他自己根本不上朝，再吵也吵不到他的耳朵里来，反正事情总有吵完的一天。

        就这样，等到这一场抚、剿争辩出结论的时候，已经是今年了；决议还是用兵，选了兵部侍郎邢玠总督贵州，车驾郎中张国玺、主事刘一相赞画军前，再从各地各镇调集了好几万军马，从京师千里跋涉的出发到四川去教训穷凶恶极的杨应龙。

        一场新的战争即将展开，兵部为了准备这一场战争，大大小小的官员又重新的忙碌了起来；相关的部门，负责准备武器车辆等物的工部和负责准备钱粮的户部也跟着一起忙于张罗；可是，为了准备这场战争，在事前就被弄得焦头烂额的却不是主管国防、战事的兵部，而是负责准备钱粮的户部，那是因为，户部根本已经没有剩余的钱粮可以支应这一次战争的开销了。

        “除了再向百姓增税以外，没有第二个法子可以支应这次的开销——”

        讨平宁夏的哱拜和支援朝鲜抗倭的花费已经超过了六百万两银，这个数字是全国一年的总税收，而仗却还要再往下打……

        担任户部尚书的杨俊民愁得展不开眉头，打不开心结；他本是本朝名臣、故吏部尚书杨博的儿子，既是出身宦门，熟稔政事，本身能力也很杰出，任职户部多年，已是一位难得的能臣；然而，面对着国家财政上的赤字，“巧妇难为无米炊”的困境，便饶他家世再怎么好，个人能力再怎么强，也一样束手无策。

        情急之下，他竟忍不住的喃喃的向天祷告了起来：“老天爷，你可保佑这场仗早早的打完了；以后可也别再打仗了，不然，却教我到哪里去筹这许多的军费啊！”

        当然，这是他可以说得出口来的，在无助的候向上天求救以抒发一下情绪的话——造成财政赤字的，还有一项比战争更严重，却又是他所不敢嘀咕、埋怨的原因，那便是万历皇帝个人的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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