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组四个召集人中，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都是书记)有两人，本地区的大军区或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一人，中央或国家机关一人。五位中央常委不编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编入组内作为分组的一般成员。召集人本人又是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的只有两个人，那就是华东组的彭冲和西南组的赵紫阳。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负责人都编入本地区组内，其他出席者分别编到各地区大组。各组人数平均在33—35人之间。

        提出重点转移是巨大的进步。胡耀邦批评粉饰太平的人，说中国人养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万里讲淮北农民的困苦“实在叫人难过”；姚依引用列宁讲的“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这句话，主张同西方打交道。二胡(胡耀邦与胡乔木)在农业问题上的争论。

        华东组：彭冲(上海)万里(安徽)白如冰(山东)聂凤智(南京军区)

        我特别注意了自己的同行——搞意识形态工作、科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那些人。从分组名单中看到李鑫在华北组，胡乔木、张香山在华东组，曾涛、华楠、胡绳在东北组，吴冷西在中南组，熊复、胡绩伟、张平化、张耀祠在西南组，杨西光、王惠德和我西北组。其中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原来同我一起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他们一直参加《毛泽东选集》的整理工作，李、吴、胡是以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会议，熊复以《红旗》杂志总编辑的身份出席会议，曾涛、胡绩伟、杨西光、华楠、张香山、王惠德各以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广播局、编译局的名义参加会议。张平化是中宣部部长，涉及他的事不算少。张耀祠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但管不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情。

        分组名单在开幕前已经发给了会议出席者，整个会议按地区分为六个大组。每组指定四个召集人：

        华北组：林乎加(北京)刘子厚(河北)罗青长(中央调查部)秦基伟(北京军区)

        东北组：王恩茂(吉林)任仲夷(辽宁)唐克(冶金部)杨勇(总参谋部)

        我是作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出席这个会议的。西北组成员中不少同志是熟人和朋友，也有好几位是初识，在这个会上相处得很好。有的如江一真，后来就成了我的朋友，在海南开发促进会的工作中我们成了同事，前几年逝世了。

        我被分配在西北组。我们西北组的成员除四个召集人外，有方毅、纪登奎、徐向前三个政治局委员，有王震、周建人、宋任穷三个人属于“三副两高”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来的，有陕西的李瑞山、王任重、于明涛，甘肃的宋平、李登瀛，宁夏的邵井蛙，新疆的宋致和，青海的谭启龙、赵海峰，新疆军区的刘震、郭林祥，兰州军区的韩先楚，中直机关的杨西光(《光明日报》)、王惠德(编译局)，军委直属机关的李水清、陈鹤桥(这两位是二炮的)、莫文骅(装甲兵)，国家机关的刘伟(二机部)、张珍(五机部)、张劲夫(财政部)、江一真(卫生部)、姚依林(国务院财贸小组)、李人俊(国家计委)，还有一个便是我。

        所有的发言都在小组会内进行，除很少的几次大会外，一般的出席者再没有其他会议活动，分组会一般上下午都开，星期天一般不休息。

        这个会的简报工作做得很好。一是快，各组的人第二天就可以看到前一天其他组的发言。二是详细，有用的话很少被删去。三是比较准确，我看到简报上反映我说的话，没有发现记得不对的地方，会上我也没有听到对这次会议的简报工作有什么不满的意见。在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谁都知道说套话没有意义，因此简报很有看头，仔细地读简报成为一个必需的工作。这个会议的简报起了很好的作用，使得各组之间及时地进行交流和讨论。许多讨论是在组际进行的。

        中南组：段君毅(河南)毛致用(湖南)黄华(外交部)杨得志(武汉军区)

        西南组：赵紫阳(四川)安平生(云南)张平化(中宣部)梁必业(总政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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