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不感兴趣的议题。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既然列有这个议题，地方和部门的干部也就带了材料在分组会上发言。但是大家认为这个议题所讨论的带有政府工作性质的、在政府工作方面的指导思想，在半年前举行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华国锋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讲过了，在这个会议上再来讨论意义不大。出席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人的兴趣也不在这种比较实的问题上。因此这个问题在会上也就没有展开什么讨论，我也不记得有什么可以在这里介绍的东西。

        既然大家基本接受了华国锋提出的从1979年一月起全党工作着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会议列入讨论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议题是很自然的、顺理成章的。我也是一向重视经济工作的人，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一直很关注。所以对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听到各省市自治区和政府各部门对经济情况的介绍也很看重。

        我翻了一下当时的笔记本，上面有我对许多地区和部门负责同志在讨论两年计划时的发言摘录，特别记下了一些数字。过去我参加了不少中央的会议，对这类发言也常常不满足，因为作这种发言的负责人往往是把带来的数字说一遍，汇报一下情况，向中央提出一些要求，其他的也听了不发表意见，而且照例常常把本地区本部门的成绩说得大大的，问题说得小小的。

        这次我听到的发言比以前听到的要好，那就是问题讲得多，而且听了觉得情况颇为严重。比如贵州马力发言说当时人均粮食占有量不足500斤，口粮平均在300斤以下的生产队占40%，社员分配收入平均每人46元；1978年预分，有的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只得2分钱。又如安徽万里的发言讲，这个省人均粮食占有量至今没有达到1955年的水平。1955年人均768斤，1977年降为652斤，与1949年比，建国28年只增加4斤。淮北农民每人每年只分得30多元，大别山老根据地一些农民穿不上裤子，盖不上被子，实在叫人难过。

        在笔记本上我记下来的浙江铁瑛，上海彭冲，新疆刘震、郭林祥，山西王谦，青海赵海峰，内蒙刘学平，江西江渭清，福建马兴元，甘肃李登瀛、韩先楚、肖华，吉林张士英，辽宁任仲夷、陈璞如，宁夏霍士廉等以及各部门负责人在发言中描绘出的情景，真让人深思。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两年计划中，讲“文革”给经济带来的破坏作用是这些发言的一个特点。这些发言还有一个特点是不爱讲什么指标，不爱讲不着边际的大话，可以看出同志们大干快上的精神是有的，面对这个现实，都在思考着前进的路子，且都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还有一个特点，各地方的发言并不向中央要什么投资。大家的兴趣并不在什么计划，而是在解决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而对两年计划本身，对发到会议上的关于两年计划的文件，没有发表什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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