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对这一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普遍亲身感觉到了，而且是十分满意的。

        会议的出席者敢想敢讲，勇于闯进过去被认为是“禁区”的那些领域，说人们过去不敢说的话，这就是自己来运用民主权利。民主本来不是等上面恩赐的。同时会议出席者也不对别的发言者打棍子、戴帽子、定调子、划框子，发言时间不限，发言次数不限，发言范围不限。对这几个不限，会议的领导并没有宣布过，而是自然而然地就这么实行了。这当然同会议出席者的水平和自觉程度高有关，也同会议的领导从来没有做不利于充分发扬民主的事有关。如果常委中个别人说不利于充分发扬民主的话，而参加会议的人保持沉默，不出来纠正，情况就会不同得多。这次会议的情况不是这样。

        会上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在一次各组召集人向常委汇报各组发言情况的会上，这次汇报的时间是11月25日开第二次大会的前夕，具体的时间我笔记本上没有记下来，汪东兴同志发言说：

        “大局要考虑。我们不乱。我们要搞民主，要有领导的民主，有领导的集中，全党要团结，不利于党的话不讲，不利于党的事不做。”

        这些话从字面上说没有错，但是那时在汇报会上汪东兴讲这样的话，就有对分组会上的发言进行批评或者事先警告的意思。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都是党内很有经验的高级干部，岂能听不出这几句话的意思？因此在这话传下去之后，各分组的出席者就表示强烈不满。11月27日晚召集人向中央常委汇报时，各组就提出了这样一条意见：汪副主席上次会上说的关于要有领导的民主和集中的说法，与华主席25日大会上对会议的估计不相适应。我们这些天的会议，不涉及有无领导的问题。“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讲，不利于的事不做”这个提法也不好。开这次会议就是为了讲清楚。汇报会上分组召集人反映各组对汪东兴讲话的意见时，汪东兴就在座，对这些当面顶他的批评，会上汪也没有再说什么。各组出席者的发言就没有受汪东兴那几句话的影响。

        对在“文革”中和“四人帮”粉碎后两年多时间中，讲过对现实生活产生坏影响的话、做过产生坏影响的事的同志进行批评揭发，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指名道姓地批评，包括对一位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名道姓地批评。这样做不但与会者满意，而且中央常委在一个小组会上也特别予以表扬。尽管批评者讲得很尖锐，但没有不让别人申辩反驳的气氛和施加这种压力。当面讲就是要听不同的意见。

        讲话只是会议充分发扬民主的一个主要方面。还有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会议的出席者参与起草和修改会议的文件。办法是让会议参加者了解会议准备做出决定的事情，希望他们充分发表意见，把这些意见收集起来，作为修改原来准备的文件草案的根据。对会议准备做出的两个有关农业的文件的制定过程就是能够说明这一方面充分发扬民主的例子。

        中央工作会议并没有通过中央的决议和选举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这样的权利，因此出席这个会议的人也就没有这种表决权和选举权，但是有推举权、建议权，在会上大家也充分使用了这个权利。

        在这个会议上发言很踊跃，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我想做一个工作，对我参加西北组发言的情况做一个统计来说明这个发言的踊跃程度。

        讲民主就要讲平等。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委员在分组会上同一般会议参加者一样，其他人并不把他们看作是一个层次的领导人，他们发言也并不特别“郑重其事，特别慎重”，让人们忘记了他们是政治局委员。至于那五位中央常委，他们没有编入六个分组，但是常委也发表意见，有时在常委会上发表，有时在听各组召集人的汇报会上发表。他们也各自讲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也大都传到各分组，各组的同志也可以对他们的观点发表意见。汇报会上常委同志各自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的发言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各人讲自己的观点，二是由主持者代表常委发表对会议的指导性质的意见。前一部分就属于充分发扬民主的范围。

        本来民主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人们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可以说是带有根本性的内容之一。在这个会上大家感到自己的积极性没有受到任何压抑。当然也受到当时传统力量的束缚，比如不得不用很多心思去讲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讲何为“高举”的问题：是翻来覆去地重复毛泽东讲的话是“高举”呢，还是实事求是地看待现实生活的事是“高举”，没有人愿意去评论“高举”这个提法本身究竟正确与否，大家也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

        在一个全国性全面工作的文件中写上一段发扬民主的话，这种做法不知道从何时起似乎已经成了一种“规范化”的行为，因此常常成为一种套话。套话有它的功用，但只能起套话的功用，不能给人们新鲜的感觉，也不能给人们以思想上的启发和教育，不能激起人们民主的热情。如果有深刻的见解，有新鲜的语言，有与实际结合的内容，情况就不一样了。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不论叶剑英还是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对民主问题所讲的话就给与会者很深的印象，也给读到他们讲话的干部和群众一种深刻的印象。

        叶剑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充分发扬民主(而不是一般地讲要发扬民主)的话题。他讲得很透彻，指出“四人帮”捏造的似乎实行民主就等于搞资本主义的奇谈怪论，也是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而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叶剑英还讲了领导干部不要嘴里天天讲民主，可是稍微尖锐一点的意见一来，面孔就拉长了。这些发言就接触到事情的本质，完全不是套话。他还要求，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发扬的民主精神能够永远坚持下去。他对民主问题讲的这些话十分诚恳，今天看了还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邓小平有一个给下面的干部“积极权”的提法，就很新鲜。充分发扬民主就是给大家积极权。也许有人会问：这两个讲话是会议闭幕那天讲的，对会议的进程是否发生了作用？我想指出，他们关于民主的思想早在闭幕前就有许多表露，邓小平关于“积极权”的说法是在11月间一次听各组召集人向常委汇报时讲的，他讲的这个话传到各组，就会鼓励大家充分发扬民主的热情。

        列宁对民主有一个精辟的见解，那就是民主是需要条件的。法律上说某一个人与另一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民主权利，但是一个为获得自己的最低限度的生存资料不得不占用了他几乎全部时间都还不够的人，怎能有时间去参加社会政治活动过民主生活呢？有一些人想开会没有自己的礼堂，也租不起礼堂，他们的活动也就不得不受到很大的限制。资本主义国家里谁都知道竞选一个官职，要花一笔相当大的费用。谁要竞选总统这样的高级职务，没有很大一笔钱是绝对不能参加的，不论你多么得人心都这样，没有财力的人是竞选不起的。我们开这样一个工作会议，有京西宾馆这样好的地方，有很多很好的会议室，有很好的饮食、住宿、服务，这就有了开会的物质保障。我们这些人都是党和国家干部，在参加政治活动方面时间基本上是有保障的。

        在这里我们讲时间的问题，说的是这个工作会议给了出席者以比较多的时间，把想讲的话说出来。这个会议开始时华国锋曾说准备开20多天。从11月10日开始，那就将在11月底左右结束，打算从12月7日开始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来根据需要一次一次地延长，延长到36天，时间应该说是比较宽裕的。

        对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来说，简报工作是一个能否充分发扬民主的很重要的条件。如果没有简报工作，我们这些人除了参加大会之外就只是在自己的分组内活动，其他组的情况就不会知道，更不可能越出本组范围来进行讨论了。中央的会议我出席或列席过许多次，会议一般都发简报。坦率地说，有些会议的简报尽是些空话套话，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原因是一方面有些人似乎有了说套话的习惯，二是有许多人发表的实质性的意见都被“简”去了，因此除了本小组之外，其他组的情况就几乎一无所知。而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简报是很有意思的，可以通过它了解别的组的许多情况，可以参与别的组提出的问题的讨论，对别的组的同志们的发言发表意见。

        我对会议的简报工作是很满意的。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很多，有的有发言稿，有的是即席发言。我没有去对照我的发言和简报登出的摘要，当时我的印象是摘录得不错，没有把我讲的重要内容删去。而且简报出得很快。从别的组的简报上我也可以看到我有兴趣的材料，有的如站在坚持“两个凡是”立场、抵制真理标准讨论的那些同志的发言，我就能够通过简报看到，可以根据简报发表意见，同他们进行讨论。会议的简报是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必读的材料。我想这个会议做简报工作的同志工作一定很紧张。他们在这个会上是无名英雄，然而是做了很重要工作的人。可是我一个也不认识。我还想知道是哪位或哪几位同志领导简报工作。

        同时会议开头几天的简报和以后的简报也不完全一样，开头几天似乎问题多一些。11月13日胡耀邦在西北组的讲话很长，简报中登出的就很短。我原先以为是胡耀邦故意删短的，最近在我的“故纸堆”里，找到胡耀邦在11月15日西北组发言的记录，其中讲了邓小平的一个意见：“党内要有一批敢于说、敢于处理问题的干部。”还有一句：“简报不要删去关键问题。”

        胡耀邦曾经有过意见，在一次召集人向常委汇报的会上，我们组反映徐向前对会上的发言简报六天以后才登出表示不满。看来简报编成这样是徐向前、胡耀邦等人提了意见之后才改得比较好的。我最满意的是11月20日江一真、杨西光和我的联合发言，点名批评汪东兴之后，简报没有删节，而且出得很快，很令人满意，大概那时编简报工作的方针已经明确，不能随便删节和延迟了。不过在以后对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某些政治局委员在“文革”中的错误进行批评时，汪东兴在一次常委会上又主张“涉及政治局的问题的简报晚一点”。对此常委会没有表示同意。

        当然对简报这件事不会所有的人都满意。不同的人在看了简报后对自己的发言是怎么报道和看到别人发言的报道会有不同的感觉。我觉得满意，有的人就不一定这么看。我就在有一期简报中看到有一位发言人对简报提出了意见，而简报把这个意见也登出来了。但我认为简报能够这么登就是一个好的表现。

        这个会议的简报数量不少。我知道西北组的简报一共出了70多期，其他组的简报的数量也相仿，它们是研究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非常宝贵的资料。党史研究部门一定掌握全部材料，不过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某次汇报会上提出简报上对许多人的揭发，未必都符合事实；有人提出是否需要核实，而常委的意见是不必去核实。我赞成常委的这个主张。首先是因为这些揭发基本上是准确的，同时党中央也不会根据简报去处理这些人的问题，而要去做认真切实的调查和去掌握各种物证人证，这是一套科学性很强的工作。至于会上的揭发，只能把它作为一个线索、一种反映来对待。上述种种调查工作，其性质不是去核实简报的工作，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花时间去核对简报。

        总之，对于会议简报工作成为充分发扬民主的工具这一点，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认为值得怀念。

        我认为不要以为会议简报是一件小事，不值得我在这里花很多的时间来议论。我想回答说不应该这样看。因为既然是一个大会，与会者是来参加这个会议的，不是参加某个小组会来的，他就有了解其他各分组情况的权利，也有让别人听到自己发言的权利，限制简报就是限制了出席者本来拥有的权利。而且简报工作直接反映出会议主持者的民主思想、民主觉悟和民主作风，会议的参加者即使嘴里不说，但都可以亲身体会到这一点，心里都有数。简报工作搞得不好会直接损害会议主持者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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