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有一根大棒，叫做“唯生产力论”。谁要是不跟他们去搞他们的阶级斗争，而积极去搞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就说谁搞“唯生产力论”。而“唯生产力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一个表现。于是这个人就挨批。

        “唯生产力论”这个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出来的。过去有一个名词叫做“生产力论”，是苏联的理论著作中开始用起来的。指的是列宁在《论我国革命》里写的苏汉诺夫的一种观点：“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因而拒绝进行十月革命。列宁批评苏汉诺夫是根本不懂得“马克思说革命时期要有极大的灵活性”这个道理，“迂腐到了极点”。如果有人也用“中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来反对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我们也会像列宁批评苏汉诺夫那样的。

        列宁反对苏汉诺夫，主张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下，俄国应该进行革命，“为进一步发展文明争得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使俄国“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我们中国革命也给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得了有利的条件，而在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利用这样的条件进行建设时却受到了“四人帮”的批判，说他们是苏汉诺夫那样的观点，岂不荒谬！不过，“四人帮”本来就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对他们来说只是要制造一顶帽子用来整人，别的就不管了。

        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虽然批评了苏汉诺夫，但是他始终没有否认实现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生产力水平这个论断，他认为这是个“无可争议的论点”。他批评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点，而是苏汉诺夫等人“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他们觉得这是对评价我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论点”，批评他们根本不懂世界历史“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的英雄把这条原理当做口头禅来反对必须进行的革命时，一直坚持这条原理。

        苏联学者把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批评的苏汉诺夫的那种观点，称为“生产力论”，这种命名的方法本来就不那么好。在“文化大革命”中另起了一个“唯生产力论”就更不恰当了。在哲学中，承认意识是第一性的，我们叫它做“唯心论”；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我们称它做“唯物论”。承认在社会生活中，在社会发展中，生产力的发展起决定作用，是第一性的，理所当然地可以称之为“唯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这本来就不错。

        我同两位同志一起研究写一部关于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进行反批判的书时，研究出一个称呼苏汉诺夫那种观点的办法，即把它叫做“庸俗唯生产力论”，我们的意见是，“唯生产力论”是正确的，但是把它庸俗化就不正确了。正像唯物论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庸俗唯物论”就不正确一样。我主张以后不要再用“生产力论”或“唯生产力论”来称呼苏汉诺夫那样的观点。

        在解放初期，我在《学习》杂志上用过“生产力论”这个名词，那是我从苏联的书里抄下来的。那篇文章没有署我的真名，用的是君麟这个笔名。趁这个机会把这件事也说明一下，并且声明今后我不再使用苏联学者用过的“生产力论”这个名词。

        粉碎“四人帮”之后，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反动本质大家是了解了。但是，“唯生产力论”究竟是一个好的称呼还是一个不好的称呼却至今不明确，而且在文章中，甚至在重要的文件中，还是把它当作一个贬词来使用。去年冬天开农业学大寨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我没有参加，但当我得知在这个文件中还把“唯生产力论”当做一个错误的观点时，我向起草文件的同志打了个电话，表示不同意这种写法。由于我提了这个意见，几个领导同志就把我找去，要我申述自己的看法，当时我把上面说的那些意见讲了一番，而且还说了这样一些话：

        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愿意把自己称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止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一条，还有别的基本原理。我认为把自己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最为恰当。但是生产力是社会发展决定性因素这个论点是正确的，而这样一个论点可以简称为“唯生产力论”，我不同意把“唯生产力论”当做一种贬词来使用，我不同意再批什么“唯生产力论”，不管怎么批我都反对。我说，为表示自己的坚决和勇敢起见，“我可以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

        

附记：三位副总理和我的谈话

        关于我反对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文字，现成的只有这一篇，而且是1984年对发生在1977年初的事情的追记。其实对于这件事，我花的时间用的心思并不少。同时有一些有关的事情，值得写下来的，也没有写。因此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对那篇文章写一个附记。

        先说一说在1977年初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就是三位副总理找我谈话的情景。我写那篇《我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时还不重视写随笔散文，不那么重视描写具体的事物。现在我在争取做一名21世纪文坛新秀，就对那次“召见”具体的描绘一下。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那时似乎还不使用那样的语言，我不知道何时开始把这个头衔加在一定级别一定职务的人的头上的——召见我的地点是在怀仁堂后厅。我在那篇《我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一文中曾说“当我得知在这个文件中还把‘唯生产力论’作为一个错误的观点时”如何如何，现在我想更具体地说是起草者正式把文件寄给我，请我提意见的，虽然没有正式请我参加起草工作。文中又写“我向起草文件的同志打了一个电话”，更具体地说，我通过电话之后还写了两页信，表示自己的异议。

        当我得到通知去怀仁堂时，我并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和什么人找我。我到时，三位副总理都在那里，似乎他们已经说过了什么事，然后等着我去。当时怀仁堂后厅很大的一个会议室，他们三人还有一个工作人员加上我只有五个人，显得空当当的。常务副总理纪登奎是主谈人，坐在会议桌的主位。纪登奎说，关于农业学大寨那个会议的文件草稿，我们收到了许多意见。他用手势一比划，说有这么一沓，原则性的意见只有你这个，因此请你来详细讲讲你的看法。我说“唯生产力论”并没有什么错，我讲了一番道理，这道理在我那篇《我承认是“唯生产力论”者》中倒是叙述了。我讲罢，陈永贵讲了几句。他说现在两口子吵架都指责对方是“唯生产力论”，他说我不懂得什么叫“唯生产力论”，可是现在这顶帽子的确用得着呢。

        他这番话，当然是支持我的。当时我对陈永贵和“唯生产力论”的关系并不知道很多。后来有一次我同石油部部长宋振明闲谈，宋振明告诉我，他一次去大寨参观，大庆的人去大寨受到特别的欢迎，许多普通人不让看的地方也让宋振明去了。在那一次陈永贵给宋振明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陈永贵去广州，许世友宴请陈永贵，举杯向陈永贵敬酒，许说你们山西过去有一个薛仁贵，现在有一个陈永贵。陈永贵听了叹了一口气，说我怎么比得上薛仁贵，要能比得上薛仁贵，我也就不会在中央受气了。许世友听了之后，立刻向毛泽东报告说陈永贵在广州说自己在中央受气。毛泽东把这件事交周恩来总理。周恩来就去找陈永贵，问他在中央受谁的气，陈永贵答，受张春桥的气。周恩来问陈，张春桥怎么气你，陈答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唯生产力论”，可是张春桥说我搞“唯生产力论”。宋振明讲故事在后，陈永贵在怀仁堂发言在先，陈永贵的发言与宋振明讲的故事完全吻合。

        李先念从头到尾没有讲话。纪登奎没有对我的意见说什么不同的意见，只是说要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党的九大报告中明白写下来的。这个报告虽然是用林彪的名义做的，但这个报告毛主席审查过表示同意的，学大寨会议只是中央召开的讨论一个方面工作的会议，我们无权不按代表大会的文件来写。我听了不服，我就做了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唯生产力论”者的声明，如那篇文章所写的那样。

        我在这一次谈话之前已经开始同两位同志在写一本批判“四人帮”反对“唯生产力论”的书，这本书是我提出来写的，框架和许多写法我也出过主意，有许多观点也是我同那两位讨论，然后落笔的。这本书的书名大家商量后就叫做《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我虽然没有在这本书上署名，但是邓小平、胡耀邦都知道是在我主持下写的，我把这本书的书稿，送给了邓小平、胡耀邦。胡耀邦看了这本书之后，对邓小平说这本书上半部分写得很好，但是后面写得差。我们自己就准备再看一遍。

        1977年8月邓小平一次同我们谈话，讲到李鑫等人起草党的十一大报告中仍写进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内容。邓小平还念了一段报告稿给我们听，说他跟李鑫等几个起草文件的人说了，这个写法不行，告诉李鑫他们，他不同意写“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的谬论，并且说，从现在起应该倒过来说，也就是应该承认“唯生产力论”是正确的。邓小平讲应该提发展生产力，他说，现在我们很多矛盾归根到底都要靠发展生产力来解决，生产力是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起最权威作用的。讲到这里他又说，你主持写的那本《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看了，看后胡耀邦说，后几段写得差些，我没有看出来。主张修改一下，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可以出版。

        现在我做了这么一段附记，它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我写这篇文章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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