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布洛克的马修·斯卡德系列在台湾出版的第十本书,距第一本的约十个月时间,这是个蛮特别的斯卡德十月之旅,发生了些有意思的事。
粗糙地说,这是一组老得已形容难识的老类型小说和一个新生犹在婴儿期的新阅读社会的有趣撞击。
更有趣的是,在这个斯卡德十月之旅中,这组小说并未马上招徕这个社会为数不多的侦探小说迷(相反的,他们不大知道该拿它们如何是好,很困惑于“不像”他们预期中的推理小说),反倒严重惊动一批奇奇怪怪的读者——我所说的“严重惊动”,从时间来说,是立即、马上、一见如故,像久违的爱情;从强度来看,这些人热爱斯卡德小说的程度,会让他们丢开身份、性格(害羞、高傲或疏离)和平日的行事习惯,彼此争相走告、写信或写传真到出版社致意或探询(比方说,布洛克的其他系列是否会出版?或中那首歌《最后的召唤》在哪里买得到?),他们甚至于礼貌地抱怨,一个月出版一到两本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于是,斯卡德小说和台湾阅读社会暂时的关系是:在总体销售量并不大的外表下,流窜着一批热切的读者,这个图像让人想到什么?我觉得很像我们脚下这颗已达五十亿(以上)高龄的蓝色小行星:在坚厚冷凝的地壳之下躲藏着炽烈流动的心。
这批扮演地底岩浆的读者,之所以让我个人觉得很奇怪,理由在于:他们先是包含当前一群最优秀的创作者如朱天心、朱天文、钟阿城等人;再来,这些人几乎绝少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有为族群,而是举步蹒跚走向沧桑的中年之人;然后,如果我的私人小统计没错的话,这批人原来并没有阅读侦探类型小说的习惯,其中甚至不乏不喜欢、乃至不屑于类型小说“固定”趣味的人。吸引他们的是“别的”——其中身兼创作者、中年和非类型小说读者的作家朱天心,还公然宣称(在诚品书店的对谈会上),别把斯卡德小说纳入类型小说的范畴,以为那是对斯卡德小说不可忍受的贬抑;朱天心还不惜引用本雅明著名的“拾荒者”论述和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述来诠释斯卡德小说,言下,认为这组小说的正确位置,根本就应该摆入马尔克斯、格林、卡波特、纳博科夫这些了不起的作家群中。
好吧!一流的正统小说家如此郑重推介一名类型小说家,到不顾身份、不惜信誉受损的地步;一些早已弃绝偶像崇拜、学会尊重个人选择的中年人主动向出版社“表态”,完全违背自己日常行事习惯,这当然都是很奇怪的。
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令他们如此“失常”?
不做梦的人和狗不准进入
首先,我相信,类型小说通常并不能真正地“触动”这些人,事实上,类型小说本来也不打算要我们以性命相待——当然,某些读者,尤其是愈年轻的读者,容易自我激动,虽属误会,但对类型小说而言是“受欢迎的误会”。我们可以说,人的年岁增长,其实也是某种除魅的过程,我们生命中的梦幻成分,逐步被现实成分所粉碎所替代,梦与皱纹的数量成反比。
类型小说的阅读方式和氛围,通常被描述为床上、炉火边和安乐椅,这是休息的所在,而不是搏命的战场,我们好整以暇地欣赏类型小说的种种有趣的“胡说八道”,得到的回报是“舒适”。
对类型小说及其作者而言,最煞风景的莫过于,我们一再去追问它和现实世界的对应关系:你顶好别奇怪,为什么罗曼史小说中的皇族或亿万富豪的第二代总是男的英俊潇洒、女的性感美丽,我们当然都很清楚现实里的英国查尔斯王子、力霸财团少主王令麟先生或李安妮“公主”长什么一种样子;你也顶好别抬杠,为什么星际式的科幻小说中的太空船(或说星舰,一个颇好听的译名),总轻易看到舰长下令,“弯曲空间,光束(或更过分,超光束)飞行”,而我们出差一趟到欧洲美国,却得忍受十几个钟头的腰酸背痛、无聊至极、怪味道的空调和幽闭恐惧;你更不要没事重蹈朱天心说她看武侠小说时时陷入的麻烦,为什么古老中国的“江湖”像另一个空间,如同高速公路禁止行人、脚踏车上去一样,在那个世界中好像有两组道路系统,其中一种仅供有武功的人使用,在这条路上,你不管碰到的是和尚尼姑、乞丐、年轻少女、小孩乃至于残障者,每一个都是绝世高手。
这是一个神话国度,它有它赖以立国的宪法,国内的侦探小说传教士詹宏志仿卢梭的“民约论”,称之为类型子民和类型国家的契约——你别这么烦,老要问真假,老是想回到现实世界,你得放弃一部分坚持,你得做一点小小的遗忘,让这个国度的文字导游带着你走,这里,“不做梦的人和狗不准进入”。
对这个类型世界最准确的画面,是米亚·法罗那张现实的挫折悲伤逐渐褪去、两眼盯紧银幕、开始一点一点浮现笑意的面容,这是伍迪·艾伦《开罗紫玫瑰》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
抗拒者的收编
基本上,类型是简化的、框架的;人生现实则是复杂的、连续的,两者相互背反、相互颠覆。
所以,我们便碰到一个有趣的问题了:有没有一种类型小说是以“写实”为标的呢?答案居然是有,而这也恰恰好是斯卡德小说的“宗派师门”所在——美国革命的冷硬私探派,由当年两名和今天的布洛克一样麻烦的写作者开头,他们的名字当然就叫达许·汉密特和雷蒙德·钱德勒。
这种看起来不可能的事究竟如何可能?我个人的猜想是这样子的:当年,汉密特和钱德勒所做的,只是写小说而已,写一种与他们人生经验相符、和现实犯罪不偏离的小说,他们不仅没要开创新类型,相反,他们反倒极力要打破过往的犯罪小说类型神话(即英式的古典推理)。这两人生前谈到自己的创作时,不约而同都严重提到亨利·詹姆斯的影响,众所周知,亨利·詹姆斯一生没写过什么类型小说,他是十九世纪后半到二十世纪初的写实小说大师,而此人的长兄威廉·詹姆斯名气也不逊于乃弟,他的历史地位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宗师,杜威哲学的祖师爷。
冷硬私探派之所以回归成为一种新的类型,其实是汉密特和钱德勒成功后追随者的事。我们今天称之为冷硬私探派,而不尊重汉、钱二氏当年的强烈写实主张,直接称之为诸如“侦探写实小说”,其实大有道理——这个类型小说的新约定,取用的是其中私家侦探的身份和造型以及这名私探和周遭世界的关系这部分,而不是“写实”本身,毕竟,现实世界太复杂、太流动,像流沙,在上头不好建构如此线条简单的类型小说华厦。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原本带着挑衅、对抗甚至颠覆掉原有类型意味而来的小说,如何随着时日缓缓转向,重新被收编到类型之中,这里,我们见识到类型小说,乃至于其背后资本主义(没资本主义何来类型小说?)的强大吞噬力量或说更新力量,喜欢“重咸”批判口味的人,可去翻翻罗兰·巴特的神话学,听他细说所谓的“神话化过程”,巴特说,神话(巴特所谓的神话当然涵括着类型小说)的特色是什么?是把意义转化为形式,是一种“语言的掠夺”。巴特特别举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有名公式E=MC2为例,这本来是数学的、纯净的、最有对抗神话之力的符征(Signifit),但都能被“绑架”(巴特的用词)为某种科学神话的首席代表。
比较心平气和的人亦可发现,类型的约定,不真正是一种白纸黑字的不变契约,相反的,它更接近某种文字或符号,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不断流失一部分的意义,也不断取得新的意义。正像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像生物的演化,它变动的来源,不起于已驯服者,而来自抗拒者,其变动的地域,不容易发生在舒适、适应良好的中心地带,而发生在危机四伏、充满严酷试验的边缘之地。通常,既有的类型会先惩罚这些不听话的越界者,然而,一旦越界者取得醒目、具延展潜力的漂亮成功,和解和收编行动便取而代之,于是,原来的类型便得到新的材料、新的领地和新的视野,也因此得到一部分新的意义。
长着反骨的冷硬派
冷硬派是被收编为侦探小说的美洲新殖民地,但这块新殖民地却也一直是古老侦探类型小说王国中持续不稳定(也最有活力)之所在。一部分固然和新领地的契约控制未臻成熟有关,但更重要的一部分,我个人以为,系来自冷硬派最原初对抗类型的“写实”记忆,这个幽灵徘徊不去,是冷硬小说的天生反骨。
依罗兰·巴特,这原初的意义在神话(类型)化的过程中,是不可能幸存的,一定会被抽光,徒留形式的躯壳,然而,我以为这个说法夸张了些(夸大不实一直是巴特的力量以及毛病所在),神话作为某种吞噬性菌体,亦有它难以完全消化掉的原初意义,它不得不让这顽强的意义留在体内,承受自身被混淆、难以辨识的麻烦,甚至冒着被颠覆、被取代的危险——这很像杰克·伦敦名小说《海狼》中那位自诩“我是个强大酵母”的超人船长,他服膺弱肉强食的掠夺性哲学,但终究有他难以完全咽下、完全消灭之物。
侦探类型小说取用了汉密特和钱德勒小说中的“侦探形式”成为类型,亦不得不一并收受这份写实的记忆,于是,在非写实的封闭梦幻世界中遂永远开着一扇通向现实世界的古怪窗子,这扇窗的存在,使得冷硬派的驯服工作难以完全实现。因为现实世界的歧异复杂,会一再“嘲讽”简单的形式框架,而且现实世界其他领域的丰富进展和持续变动更可源源提供新的反抗材料和灵感——我们知道,把现实世界扁平为只是布景、诉诸逻辑推理的主流古典推理,并不容易从现实的发展中得到新诡计和新死法,一些利用电脑、传真机或其他通讯设备改进所得到的不在场证明伪造,以及利用新合金、新工业材料而得以成立的新密室云云,总沦为机关派诡计,从来没有好效果和好的说服力;相对的,人类生活方式及配备的变动、社会问题的更新,甚至小至心理学的新主张、新进展,很容易被纳入冷硬派及其族裔的犯罪小说之中,在类型和现实的国境交界处一再碰撞出新的反叛火花。
这使得冷硬派小说成为最暧昧、最难以安心归类的一种类型小说,每一部好作品都像随时会挣脱而去。从汉密特、钱德勒、凯恩到今天的布洛克,他们仿佛永远有一只脚伸到类型王国之外,永远乐于援引现实世界来回头嘲笑这个简单的类型母国,永远显现着强大而难以控制的自我更新力量,并仿佛永远存留着他们自身的犯罪原乡记忆并心向往之——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拉德、福克纳和格林,而不是爱伦·坡、柯南·道尔和阿加莎·克里斯蒂。
我们彼此了解
OK,我没忘,我知道我们一开始问了个大哉问:那些一流作家、中年人和非类型小说读者究竟从斯卡德小说看到什么令他们如此激动?——我没忘,我只是觉得自己没资格代所有人回答这问题,小说阅读,从来是“独派”而非“统派”,每个人有他一己的眼睛、经历和心事,引领他们看到他们想望的不同东西。
这里,我惟一敢豪壮断言的是,那不会是侦探类型的传统趣味;而我谦卑地试着指出的是,某种人的“处境”。斯卡德小说所书写的某种处境,即使我们人不同在纽约,但同样活在城市、走过岁月、看过想过担忧过死生契阔,我们蓄积着难以言说的层层心事,很偶然的,被这个踽踽独行的无牌私探给叫了出来。
我们读小说,却像找到了一个终于可以说话的好友一般,对我们这些已过了交友年纪的人来说,这值得激动。
曾经有人问到布洛克,你如此描述纽约这独一无二的城市,不怕纽约之外的其他读者有不知所云的隔阂之感吗?布洛克肯定地表示不会,他相信任何国度任何城市的人们都会懂斯卡德,懂他所看到和所说的东西。
您晓得,他说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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