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来看书中的几段话：

        首先，是“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某牧羊人。他协助伊凡·谭纳穿越希腊和塞尔维亚边界，为的是谭纳要去看他那个传说中他日会成为马其顿革命领袖的儿子——“国界？”他笑了起来。“什么国界？”他双手握拳捶着大腿。“国界？只因为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在马其顿的心脏地带画了一条想像的线，就表示有一条国界吗？只因为专制君王和压迫者拉起带刺的铁丝网，设立了岗哨，就能构成一条国界吗？”……“所以我们得找个地方，越过边境会比较容易的”，他说。“我们就扮成两个赶着羊群的傻牧羊人。山羊会懂什么国界或带刺的铁丝网吗？山羊只晓得哪里有草就往哪里去吃。”

        其次，是米兰·布泰奇，小说中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内政部副部长，大战期间的反抗军领袖，战后铁托政府的重要组织干部，也是极受尊敬的学者思想家，他写了一本有关巴尔干半岛前途的书，谭纳要把书连同作者运回美国。——“但战争总是与我们常相左右，我怀疑往后也会是如此。我知道过往的战争是什么样子。我一辈子都在研究历史，谭纳先生，而且我知道战争的成长模式，史无前例的大国投入史无前例的大型军队，彼此对抗。你知道那首诗《多佛海滩》吗？那是英格兰诗人马修·阿诺德的作品。我还记得其中一句。‘无知的军队在夜色中交战。’所有的军队都是无知的，谭纳先生，而且所有的战争都发生在灵魂的黑夜。现在我们的世界由巨大的国家组成，不是吗？中国、苏联、美国、西欧共同市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大国和多国联盟。多年前若有两国交战，寻求和平的人可以走五十里到另一个国家，这样他就不必担心自己置身于战火之中。小型国家打小型战争，小型军队打小型战役，世界仍持续运作。但想像今天一场战争发生在美国和苏联之间，或是美国和中国，或是苏联和中国。我们能走到哪里去？躲到哪里去？整个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然后，是伊凡·谭纳自己想的。彼时他急于找出逃离拉脱维亚的办法，遂只身前往爱沙尼亚的海港首府塔林碰运气。这番感受和心思有点康拉德的味道——“塔林的港边酒吧就像任何港口的港边酒吧一样。大家聊着女人和船，拼命喝酒，店里有十二种语言同时在交谈，而在这一切之下，是一种对法律和秩序的良性漠视。骨子里，每个船员都是走私贩子和无政府主义者。当一个人大部分时间都航行在开阔水域，身边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水手，他就会学会不要太服从于地球占四分之一土地的政府——出于某种神秘的理由，上帝觉得应该糟蹋掉这四分之一的地球，于是覆盖上陆地。”

        当然不止这三段，但先这样。

        这里，我们把这三段话从完整的小说中割出来，或者说“解放”出来，单独阅读，如本雅明所说“我发动武装抢劫，把这些句子拯救出来，让它熠熠发亮”，是试图多指出一种读小说的方法，一种见树不见林的读法，一种在小说森林中也试着单独凝视某一棵树的读法。

        得简单说明一下的是，读小说有很多方法，多到你可以在概念上把它当无限多种好保护其开放性，因此意思上遂也等于是没有方法。这里，我们不是单独标示其中一种，而是“多”标示其中一种，也许仍有一定程度的风险，但只要记得方法和方法之间不要彼此排斥彼此取代就行了，而且，谁说一次阅读只能容纳一种视角、节奏、焦点和心思呢？而且，谁说同一部小说不可以再读一遍？

        人其实可以远比自己以为的要自由灵活多了，人其实只是常画出一条想像的线，甚至架起带刺铁丝网限制自己而已。而这三段我们解放出来的精彩话语，恰恰好讲的就是这个，人的心并不难比塔林的酒吧更宽广，可以同时有十二种语言进行交谈，可以“良性漠视”法律和秩序，可以做个纵横四海的走私贩子和无政府主义者。

        这三段话语构成的一幅无政府的迷人无边风景，一眼跳过，老实说，并不影响故事情节的正常进行，但博尔赫斯讲得好，小说并非只是情节而已，尤其是长篇小说。博尔赫斯以为，短篇的小说往往是一段情节、一个特别的故事，但长篇小说最终真正呈现的，却是某一个特殊的人物。就像《堂·吉诃德》真正呈现的是那位拉曼查的愁容骑士和他的随从桑丘·潘沙一样。往往，漫长、不免冒险的情节难保有不合理甚至失误，塞万提斯也有这个麻烦，但博尔赫斯以为，当他写成了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这些瑕疵便只是专业文学者的职业性挑剔和识者的笑谈而已。

        一样的，在我们此刻手中这个漫长的、系列的密探冒险故事中，真正精彩迷人的、真正有别于其他拯救世界的英雄密探故事的，最终仍是这个无政府主义者伊凡·谭纳本人不是吗？

        

一开始就走了另一条路

        这是我们这位闲着不睡觉的谭纳老兄的第三个跨国冒险故事，由一段浪漫凄迷到掉眼泪的跨国爱情故事(爱情如吃草的山羊，不懂得国界和带刺铁丝网)引发，但愈往前走愈臃肿邋遢直至不可收拾，最终，原先要从波罗的海老苏联铁幕里带出美丽女孩的最初意志得到贯彻，可也鬼使神差地顺便以及被迫做成了一大堆其他事情，更好笑的是，出发时是谭纳单操一人，回家时却扶老携幼一整个大旅行团，像《圣经·福音书》里耶稣诱拐渔夫彼得跟他走时所讲的话，“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

        然而，要将这样一个滚雪球似的结果悉数归诸命运，那也不尽公平，毕竟，最开头的那颗小石子其实是谭纳自己有意无意扔下去的——我们谁都晓得，作为一个身怀秘密任务的密探，过的理应是某种“减法”的人生，这正是他的道德困境和人生宿命悲剧的原因，勒卡雷一部一部了不起的小说所触及的正是这个。他可能有家庭有小孩有朋友，而且理论上还非有不可，否则就容易启人疑窦，容易从他想隐身、如水滴溶入大海的社会之中异常地浮现出来；也就是说，一具正常家庭的“躯壳”，既是他人性上的自然需要，还是个必要的掩护。因此，他的真正困难不在于孑然一身，而是在非孑然一身的状况中狠着心(对亲人也对自己)时时保持一种实质的、内在的绝对孤独或说无情，有些秘密心事永远不可以讲，有些行为永远得背着所有人去做，有些再自然不过的情感永远有立入禁止的森严界线，不可以让它自在地、放心地发展，否则不仅可能危及一次任务的执行，更可能刨根似的直接瓦解那个终极性也同时是排他性的情感和信念，那就是密探世界的上帝，你时时准备为它而死的国家怪兽云云。这样子的自我减除、自我强迫的孤独，尤其在一次任务的前夕，那一刻你什么都得放下来，包括自己的命和所有他者的命，你的人生狭窄到只容一件事，陪伴你的只有镜子里头的自己。

        但我们看伊凡·谭纳做了什么？他想顺便到马其顿去看他不小心遗留在那里的儿子，像我们正常人出发旅行时一样，好不容易又花时间又花金钱跑这么一趟，总要尽可能地利用甚至帮邻居谁谁买个礼物回来不是吗？

        所以事情打从一开头就“错”了，在该运用减法那一刻，谭纳居然使用了加法，未来因此全然改观。

        

带来瘟疫的英雄

        传统密探的减法故事，可不只表现于我们上述的接受任务准备行动那一刻而已，那只是这个减法运算的正式启动，它一样会滚雪球般展开来，愈演愈暴烈，直到故事落幕的前夕才真正抵达高峰；而且，它也绝不会局限于、满足于、运算于这个密探本人而已，接下来，它一个一个减除的，是所有旁及的倒霉他者，不管善恶是非，抵挡它的人得死，好心协助它的人死更快，因此，故事的最末尾高峰的运算答案，通常是最小的自然数“1”，也就是剩下这个密探本人一个而已，恍然如恶梦——好吧，好心一点的密探故事会多少再留点东西给我们，答案等于“2”，通常是个年轻的女性，衣衫褴褛、满脸血污、惊魂未定但还是很美丽的女性。

        于是，在如此英雄故事的表面框架底下，我们真正读到的，其实是一个致命传染病爆发蔓延的医学实录，书中的主人翁密探是自己已产生抗体的带原者，是“伤寒玛丽”，他所到之处、所触碰之人总无一幸免；也仿佛是一则最严酷的优生学寓言，不分年龄、族裔、职业、性别，惟有那两个长最帅最美丽的才能活下来，这里的上帝是庸俗的，只看人外表长相的追星族。

        这类的减法密探故事大行于近代，二十世纪的东西冷战把整个人类世界转变成超大型的病菌培养皿，让它先是文字书籍、接着是连续影像的电影电视大行于世，但其实它的极致形式，我个人以为，它早在近千年前的中国已然完成，那就是传统中伍子胥的逃亡故事。

        春秋战国之交，楚国大夫伍奢一家遭灭门之祸，只有次子伍子胥坚持复仇，不愿赴难，向东逃往崛起中的下游吴国。如同伊凡·谭纳，在这趟后有追兵的死亡旅程中，他也一路得到素昧平生的渔人农户的冒死协助掩护，但个性褊狭而且多疑的伍子胥，担心这些好心的人泄露他的行踪，临别时居然还要求他们保证封口守秘，于是便有人当场自杀于伍子胥面前，用死亡掩埋掉所有秘密，好让他安安心心向下一站出发，再去害死另一家好心人。

        通常，要洞察事物的虚伪和荒唐，有个再简便不过的除魅方法，那就是顺着它的逻辑再多夸张一点点、再多往下推一步，我们就清清楚楚看它露出可笑或骇人(两者经常是一体两面)的本来面目来——伍子胥的逃亡，正正好就多了这么一小步，遂把英雄还原成为病毒，泄露了秘密。

        

两个无限大于一个无限

        问题是，我们这些一样善良、尊重生命、放生巴西龟和食人鱼，而且在电视机前挂心迷途搁浅海豚的人，为什么安心浸泡在这样的减法故事里几百年时间不生气，而且还挺享受的呢？

        比较息事宁人的答案是，因为我们晓得故事是假的，被害死的人是演员是道具云云，但不止这样。

        没事的大部分时候，我们通常认定而且讲生命是无价的，强调的不见得是它的价值连城，如我们说“蒙娜丽莎的微笑”那幅恍惚的名画或图腾卡门的黄金面具是无价的一般(我们什么时候像保护那幅画、那个面具那样保护过人？我们也以为因这幅画、这个面具必要时牺牲掉几条人命是合理的壮烈的不是吗？)，而是如同古希腊的烦恼数学家碰到无限的数一般，它无法建立式子，无法彼此演算，所以我们说生命不可让渡，也就是不知道该怎样加减乘除——对不确定、不明白的东西，搁置疑问，保留其素朴样态不侵犯是好的，也是明智的。

        可我们又知道它绝不是完全独立的，它们彼此有着逻辑上吊诡的、无从推演的“关系”，因此衍生出一堆著名的诡辩来，最简单的是，有些无限是另一些无限的一部分，就像自然数是整数的一部分一样，因此，在直观中，有些无限就远比另一些无限要“大”不是吗？这里便有些不祥的气味透露出来了。

        更严重的不祥是，生命无法演算，但它却是有“单位”的，一个人、一条命云云，我们用眼睛就可以看出来，用手指头就可以进行加减乘除，遂时时引诱人去加减乘除，二就是大于一，是一的两倍，因此，在概念真理世界中生命不可让渡不容替换，然而在诸神冲突的现实世界里，生命通过一个数字化的简单转换，又变成是可牺牲的了。

        减法冒险故事的正当性，便是建立在这样数字化、可牺牲的现实世界之上，为了保护两个人，干掉或害死一个人，很明显是有盈余的，而且两倍利润的高获利，也有效弭平我们的道德焦虑。

        

赚到整个世界的骗局

        但我们进一步来问，在这样所向披靡、瘟疫般人走到哪里死亡到哪里的故事中，既然最后只活下来一两人，那我们究竟保护了谁？我们牺牲了可见的所有人，赚到的那些丰厚盈余究竟在哪里？

        答案有点像广告用词，我们赚到了全世界——这是任谁都知道的这类减法密探故事的永恒背景，也是它全部正当性的源头。总有某个或某些既聪明冷静却又疯得不晓得如何是好的怪人想控制全世界甚至干脆毁灭全世界，从古老宗教的恶魔到从中世纪流传至今不衰的那种“三百个人秘密控制整个世界”的纯恫吓传统说、到希特勒式的现代狂人等等等等，这些玩意儿最终汇集到二十世纪的东西冷战，形成末日恐惧的高峰，极现实的和极想像的相互援引彼此支撑，一方面，恶被实体化，从神经质的个别想像释放到光天化日来成为每天每时的现实，另一方面，现实也被象征化了，每天每时的必要计算，不再运行于理性基础之上，而是向着无法验证难以回返的恶梦展开。二十世纪的冷战，正是庄周梦蝶是庄子抑或蝴蝶的梦魇版本，更糟糕的是，它还真不容易醒，冷战告终，柏林围墙倒塌的历史巨响，都惊不破沉酣已久的人们，我们自己今天的海峡两岸对峙，不也这样又现实又梦幻吗？

        这里有一点我们一定得指出来，如此不幸的结果，全怪到这些减法密探故事的小说书写者、电影电视编剧者头上并不尽公允，他们是有责任，但只是不知情或稍稍知情的小角色共犯，真正的主嫌仍是那些手掌大权的家伙(政客、军火商、跨国企业巨子云云)，他们非常需要这些既存的恶梦，更需要一海票催眠师哄人们入睡，梦中，便无须公共辩论，不必理性或言之有据地说服，这省好多事，也省好多成本。

        如此这般，这种死一个无限生命换两个无限生命的不得已计算方式，便不再如某个人跳水拯溺、救上来两个人却自己慷慨牺牲的既温暖又哀伤故事，它失去了这样直观的、现场的、实时的计算基础，要命的是，这也是它勉强成立的惟一基础——如今，牺牲的成果在空间上分隔，亦即被拯救者并不在场；还在时间上被延迟，亦即被拯救者是未来式的甚至根本还没出生，这样本身既无信誉、又无法验证、事后也不附带惩罚的允诺，绝大部分时候于是只是骗局，而且还真难不是骗局。想想，牺牲你，救他们，惟独我没事，而且利益全归我，你说这样子的事怎么可能不是骗局？

        

每个人都该是人道主义者

        在密探小说的书写历史上，最理解这种骗局的人大概是勒卡雷，因为他自己曾经也是这个诈骗集团的一员，真的参与过英国的情报工作，日后，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同样写这种减法的密探故事，却把一个一个倒下的人还原为就只是死亡，没有什么壮烈牺牲这回事，有的只是被骗害死他人或自己傻乎乎去死而已，一种虚伪、不义、毫无补偿而且最终是全然虚无的死去。像他《镜子战争》一书所直接标示的一样，所谓的拯救世界捍卫世界那一套唱词，不过是镜花水月是看起来真的一样的幻象；而且，两边阵营的人，互为这样可悲的镜像，没有谁真的是恶魔是英雄，他们做着完全一样的事，都只是为着一个幻象不断害死无辜的他者也害死自己而已。

        从没参加过诈骗集团的布洛克，则从相反的方向来，彻底翻转了这个已成格式的书写途径——心软的伊凡·谭纳不是杀人密探，更没打算时时要牺牲，他是去救人的，包括原来要救的人，还有一路上碰到得伸手一救的人。当然，在此过程之中他也会陷入杀身的危机，但我们晓得，救人是有风险的，去问问冲进火场抱出号啕大哭小孩的消防人员，或是我们前面讲过那种跳水拯溺的人，这样的风险不是常识吗？

        马克思痛恨这样的温情主义人道主义，不是因为他天性好乱好杀，乐于看人陷入悲惨的境遇不伸援手，而是担心因小失大，为拯救一个人而坏了历史任务、妨碍了历史大事。他是相信那种延迟偿付的人，极可能还是这一套梦想最激烈最有力的主张者辩护者。

        而博尔赫斯则明明白白、甚至带着某种不解的语气讲，每个人都该是个人道主义者——他不晓得人为什么可以不是人道主义者，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常识吗？这是需要解释需要怀疑的吗？

        但一如我们总会以为博尔赫斯远比马克思天真一样，布洛克回归常识、回归正常人道主义世界的密探故事，也普遍被看成是密探小说的成人童话，这如若不是我们集体发生了感觉功能障碍，那必然是我们眼前这个世界发生奇怪而且令人悲伤的事了，我们一定陷入了某种幻觉和恶梦之中，梦魇成为现实，夜晚成为白天，以至于现实反而被视为梦境，常识之言反而被当成是梦话。

        是哪一位人类学者讲的？只有小孩和野蛮人才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但仔细想想，是这样子的吗？

        博尔赫斯没告诉我们如何醒来，如何做个本来就该是的人道主义者(可能因为他本来就是少数没沉睡过的人)，但布洛克的伊凡·谭纳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他告诉(或说转述)我们，别没事画一些想像的线来限制我们自己，更别在这想像的线上架起铁丝网、设置岗哨、还动不动发誓要以自己和他者的死亡来保证它、确认它，我们分割完陆地，还持续分割海洋和天空(这点可远比谭纳以为的要严重多了)，在这样恣意画线的过程中，我们也无可避免地把自己切割得一塌糊涂，倒头来还不如那头理直气壮的吃草山羊。我们以为这是必要的保护，但我们却只保护了自己的猥琐、自私和残酷，并误以为人的生命全由这些坏东西所构成，而忘记了那些恢宏的、美好的情感和想像也是我们正常人性的一部分，最重要或者说最值得保卫的一部分。

        穿越边界，良性地漠视法律和秩序，为的是拯救一个一个受苦的人——在甜得滴蜜的童话外壳底下，我总忍不住把它看成一个正经的书写隐喻，一个自由而清醒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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