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北满省委主要领导人之一、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同志，生前曾以“‘运思出奇，横扫千军’……夺回我河山”的豪言壮语，作为“振兴中华”的座右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李兆麟戎马驰骋在辽、吉、黑，率领抗日将士历尽艰险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配合我军和苏联红军消灭日本关东军，解放了全东北，终于夺回我河山。他无私地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奉献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的英雄业绩将永远为中华民族所赞扬，他的英名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李兆麟，原名李超兰，化名张寿篯，1910年11月2日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小荣官屯一个农民家庭。李兆麟少年时入本村私塾读书。

        1922年毕业于辽阳县高级小学，随后又在荣官屯的私学馆念了两年书。

        1926年因其父亲去世，李兆麟辍学回家，边务农边自学。

        李兆麟自幼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又擅长绘画、书法和吹箫，颇受老师和家长的喜爱。辍学后仍经常手不离卷，刻苦自勉。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占东北、而腐败无能的政府却一再推行丧权辱国的外交政策的严酷现实，李兆麟感慨万分，他曾在书箱上刻下了“运思出奇，横扫千军”8个大字，用以表达其收回祖国河山的雄心壮志；还画了一幅《大禹治水图》，寄托自己效忠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崇高理想。这时，李兆麟已成婚。他的夫人李淑香对他从事革命活动曾给以很大支持。

        1930年，李兆麟的姨父张一吼在中国大学读书，回家探亲时，李兆麟常到张一吼家询问国家大事。他们彼此畅谈国事，抒发情怀。李兆麟还如饥似渴地阅读张一吼从北京寄来的进步书刊。这对李兆麟开阔知识视野、增长才干有很大帮助。

        1931年5月，张一吼在东北讲武堂的同学翟乐全（甘肃人，东北陆军北大营军官训练班毕业生，在东北陆军暂编第一旅王以哲旅长手下当参谋，是我地下党员），因患肺病到辽阳李兆麟家附近的二龙山双龙寺（兴隆寺）庙上养病。由张一吼介绍李兆麟结识了翟乐全。翟向李讲述“五卅惨案”等震惊中外的大事，两人常来常往，感情融洽，志同道合。在翟乐全的帮助下，李兆麟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决心要走革命的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土沦丧，山河破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处于危急之中。为了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和人民，李兆麟说服了母亲，自己卖一车大豆作路费，毅然告别了家乡父老。1931年11月，李兆麟来到北平，化名李烈生。经张一吼介绍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反帝大同盟”，结识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担任常委的我地下党员冯基平（冯乃革）和担任执委的夏尚志等同志。李兆麟热情洋溢地介绍了东北辽阳一带的抗日武装斗争形势，迫切要求党去领导这些松散的抗日武装队伍，表示自己重返家乡抗日的决心，博得冯基平、夏尚志等同志的赞许。为了取得合法身份作掩护，李兆麟在北平私立华北大学交了学费，成为这所学校的注册学生。年底“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李兆麟和张俊波到辽西义勇军第四路军耿继周部工作，李兆麟任文书处处长，张俊波任文书处主任。不久，李兆麟回辽阳从事抗日活动。

        1932年初，李兆麟去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汇报工作，请求党组织派人去辽阳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同年2月8日，根据中共北平市委和军委的指示，由地下党员冯基平带领李兆麟、杨寿天到东北辽阳县铧子乡小堡一带组织建立抗日义勇军。3月，林郁青（李春发）奉胡乔木同志的指示也来到这里。接着张一吼、孙志远、夏尚志、王守贤、丁济阳、魏名胜（关有为）、小周、田黎平、孙乙太、侯新等同志相继来到小堡一带。因为人、地两熟，决定由李兆麟公开出面组织抗日队伍，他骑着家里的白马联络了辽阳、奉天、本溪一带的“长江队”、“燕子队”、“天地荣”、于志超和“平日队”等山林队。在“为了祖国、民族要打鬼子……”的口号下，这些山林队纷纷表示愿意联合起来抗日救国。同年3月，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名义，在三家子陈楚英院内，由李兆麟主持，召开了约有50多人参加的各队首脑会议，宣告正式成立东北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下设5个支队，总司令苏景阳，总人数达3500多人。定以小堡为中心，驰骋在东至歪头山，南至铧子沟，西至烟台（灯塔），北至陈相屯方圆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与日寇作战。

        东北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成立不久，于3月底攻克铧子沟矿警，活捉前日本关东军工兵司令、8大矿矿长“久留岛”。在韭菜台歼灭投靠日寇的土匪队“洪盛团”300余人。击溃霸据东至唐家堡子、南至小旋、西至铧子沟、北至柳河子方圆30里、危害人民的地主武装“南大会乡团”千余人。在这一节节胜利、军民振奋、反日烈火燃遍辽沈大地的大好形势下，苏景阳受日寇的引诱投敌叛变，李兆麟机警地将其骑兵队带出坚持抗日。

        1932年7月，义勇军已发展到六七千人，李兆麟又联络了奉天的林子升和辽阳各地的山林队及东北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军近万人，于8月28日深夜攻打奉天，冲入南关和飞机场，敌伪公安队、城内伪军警和便衣队纷起内应，破坏了航空处、兵工厂、电台，烧毁飞机库并烧毁飞机7架。这一壮举，重创了日寇，轰动了全中国。

        1932年11月，由于日寇加紧“围剿”义勇军，从上海等地调集重兵实行“铁壁合围”，加之义勇军内部良莠不齐，以及幸存的最后一支“燕子队”首领沈宝林叛变，李兆麟被迫离开辽阳去奉天特委。

        李兆麟和其他同志在辽阳县小堡一带组织义勇军，积极从事抗日武装斗争的同时，还建立了许多抗日斗争组织。如先后建立了“反帝大同盟”、“农民大同盟”、“穷人会”、“少年先锋队”、“妇女会”等组织，开展“抗租抗息”、“分粮吃大户”、“高粱斗争”、“苞米斗争”、“罢锄”和破坏敌伪铁路、电讯设备等斗争。他还带领叔兄弟等亲属印制以抗日救国为内容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官僚军阀、土豪劣绅”、“反对压迫，反对剥削”、“工人要罢工，农民要罢耕”、“工农群众团结起来，不当亡国奴”等传单标语，组织儿童借各村“庙会”之机到双龙寺、曹官寺、柳河子、三块石、十里河、铧子沟等地散发。影响波及周围八九十里地的村庄。李兆麟还非常关心儿童、妇女工作，亲自教唱抗日斗争歌曲。

        1932年12月，李兆麟受奉天特委的指示，化名孙正宗，与孙乙泰（王子明）、侯新（侯维民、侯国栋）到本溪煤矿从事抗日活动。由于工作需要，在煤矿成立了“临时工作委员会”，李兆麟任支部书记。不久建立了团支部，发展了杨坚白（杨玉典）、陈向古、徐伦言入团。他们以挖煤、扛木头、推矿车等劳动为掩护，在工人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在三坑、五坑短短的几个月里，李兆麟亲自经历了旧中国矿工的悲惨生活，与矿工同甘共苦，开展对日斗争。遇上了工人弟兄头疼脑热，他牺牲自己下工后的时间去照顾，有时用自己的钱接济困难工人的生活，把工人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由于李兆麟积极的工作，矿工“抗日救国会”的组织发展到300多人。

        1933年2月，根据中共奉天特委的指示，矿“临时工作委员会”改名为中共本溪特支，李兆麟任支部书记。不久，他由于沉重的劳动，紧张的工作，以及恶劣的生活环境，肺病越发严重，被组织调回奉天养病，住在一位同志的家里。组织上还派人把他家迁往奉天皇姑屯，后搬到小南关。从此，这个新居和原住址辽阳小荣官屯，便成为我党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和转送骨干力量的重要联络纽带。同年3月初，党组织派他去奉天造兵所。中旬，经韩锦华（韩学仁）介绍来到奉天造兵所当工人。以庞志勇家为据点，李兆麟常给韩锦华、叶智民、白金凯、庞志勇、庞志猛、王兆利、王纪宽等人讲抗日救国的光明前途和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史实。还常到南关东北大学、东山咀子讲武堂等地活动。又通过张学良部下、警务处处长黄显声的关系到靖安军中从事抗日活动。5月初，任中共奉天特委军事委员会干事，又担任团奉天特委下属的青年士兵委员会负责人。李兆麟经常冒险深入肇新窑业、造兵所和靖安军积极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秘密散发抗日传单。

        1933年6月22日，李兆麟通过有爱国心的崔军医，以“看病”为掩护来到了靖安军兵营，正在同伪军几个决心起义的官兵商议起义行动计划时，由于叛徒告密，中共奉天特委被破坏，李兆麟家也被查封，母亲和妹妹被捉走，幸亏邻居一位大娘慌忙跑来报信，李兆麟才免遭被捕。之后，李兆麟潜回辽阳二台子姑表弟乔保珍家筹集路费，从十里河上火车，路经奉天前去中共满洲省委所在地哈尔滨。

        李兆麟到哈尔滨化名张玉华。两天后，在道外天泰客栈与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同志接上了关系，被分配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负责人。他曾先后到北满的海伦、巴彦等地巡视工作，宣传抗日救国政策，帮助当地建立抗日组织。

        1933年秋，李兆麟到珠河巡视工作时见到了赵尚志同志，并在珠河县三股流正式成立珠河反日游击队，赵尚志任队长。不久李兆麟回哈尔滨任干训班负责人兼任教员，经常在省委交通员张宗伟家里和马家沟公园上课，把打败日寇、建立新中国的宏愿化作春风细雨，浇灌、滋润着训练班里的每一个学员。南满游击队的张瑞麟（张秉文）曾在李兆麟办的训练班学习过，由于李兆麟的耐心教育，他的政治思想觉悟提高很快。

        1934年初，中共满洲省委遭到部分破坏，李耀奎书记不幸被捕。李兆麟遂到珠河赵尚志领导的游击队，化名张寿笺任副队长，6月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司令，李兆麟任政治委员。支队下设3个总队，有450多人，分别由赵尚志、李兆麟、韩光率领活动在宾县、珠河县铁道南和铁道北一带，痛击日寇。1934年秋，赵尚志、李兆麟率哈东支队300多人，攻克五常堡，歼灭500多日伪军，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军需物品。这一仗是哈东支队诞生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它大大地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到1935年初，开辟了宾县、珠河、延寿、方正、五常、双城等县新的抗日游击区，巩固了珠河县三股流一带的游击区，打击了由于“黄炮”、“铁军”等山林队叛变出现的叛逃逆流，使义勇军、山林队更加靠近党所领导的哈东支队。珠河反日武装斗争形势已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35年1月28日，以哈东支队为基础，吸收地方青年义勇军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李兆麟任二团政治部主任，团长是王惠同，活动在珠河铁路南和五常、双城一带，2月在孟家店打死伪军团参谋长，击退日伪军向帽儿山进犯的“讨伐队”。4月又联合道北义勇军二三百人进攻老三区，占领敌人重要据点小黄烧锅，又进攻大亮子河，将敌人刚修建的军用农场完全烧光，打得日寇惊恐不安。

        1935年9月，日伪集中千余人的“讨伐队”，疯狂地对我珠河游击区进行“扫荡”。敌人所到之处一片烟云火海，游击区被破坏了不少。三军司令部和二、三团主力部队，奉命向汤原一带远征。这时李兆麟已从二团调到一团，与刘海涛团长率一团200余人到依兰、勃利一带活动。在方正县大罗勒密地区三家子屯与李延禄同志领导的四军会师。

        9月16日，联合四军攻克南雕翎镇，伪保安队100多人反正。又趁林口日伪军来援未至、镇内空虚之机，以一天120里的急行军奇袭林口，巩固和扩大了汤原抗日根据地。不久，李兆麟任三军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调到六军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1月28日，在汤原境内召开了北满抗日部队和军政领导人联席扩大会议，李兆麟被选为扩大会议的执行主席。2月10日，中共中央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作了决议（草案），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为抗日联军。根据这一决议，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赵尚志同志为司令，不久，根据《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为巩固汤原根据地，以李兆麟为临时总指挥，率队除掉了为日寇效劳的“于四炮”森林警察队，这一仗打得十分漂亮。

        当时大部队随六军军长夏云杰去打鹤岗。驻地仅有二三十人的警戒人员。经戴洪滨同志提议，让洼区区委书记李凤林同志把游击连和青年义勇军带来，集结了150余人。由李兆麟、戴洪滨率领，从浩良河东面上山出发，冒着零下三十多摄氏度的严寒，沿着汤旺河走了一天。当走到岔巴气地方，夜幕降临，趁黑夜活捉了木制岗楼里的两个伪警察。从中了解东岸有40多伪警察都住在大院套里，东院住有中队长黄毛、丁山、张保安，仅有一个岗哨。经过教育，这两个伪警察愿意为我军带路，六军四团团长戴洪滨、区委书记李凤林、连长刘世杰、洼区青年义勇军排长王钧等人押着这两个警察分别率部队摸到了北岸的警察大院，巧妙地解决了伪岗哨。李凤林机警地带着30多人冲到西院封住门窗，与此同时李兆麟、戴洪滨带着20多人闯入东院，敌黄毛等人见势不好，放下大烟枪（吸鸦片的工具），随手去取挂在墙上的匣枪，当即被李兆麟“砰”的一枪，把烟灯打掉在地，并用枪指着他们说：“不许动！你们的枪要拿出来打日本。”

        这时窗外抗联战士的枪都从窗户伸了进来，同志们跳上炕取下来敌人的匣枪。几个曾威风一时的森林警察大队的中队长黄毛、丁山、张保安乖乖地当了俘虏。此时，西院的敌人也被顺利地解决了。李兆麟决定留少部分兵力守住岔巴气，封死山口，切断敌人的联系，余者直向南岔挺进。李兆麟让先头部队换上敌人的服装，乘着几张爬犁（雪橇），押着黄毛、丁山、张保安向南岔进发。途中迎面来了一张爬犁，走近才认出是戴洪滨家乡陈永山的儿子陈贵（是五炮宋喜彬派出来的哨兵），他告诉我军说五炮已带6个人出来巡视，很快就到。李兆麟决定叫黄毛、丁山坐在最前边的一张爬犁上，继续向前赶路。不大功夫，迎面来了一张爬犁，在距200米的地方停住了。对方高喊：“是什么人？”李兆麟用手枪顶着黄毛的背后，指令他回答说：“是自己人，你是老五吗？”五炮宋喜彬又问：“后边那么多的爬犁是干什么的？”黄毛忙答：“是山下送粮的。”瞬间李兆麟等乘坐的马爬犁有如离弦的箭一样奔向五炮。五炮还没有清醒过来就做了俘虏。经过我军教育，宋喜彬同意带路去缴南岔。到南岔，我军顺利地缴了南岔营地警察的械。在此地部队稍加休整，于次日3时，用最快的速度直捣距这里有500里路程的老钱柜。

        这是在数九寒天里的一段艰苦的进军路程。战士们手脚冻麻了，就跳下爬犁跑一阵；饿了就啃几口冻饼子。由于宋喜彬（后参加我军，1938年9月在南岔一带被日寇包围，英勇战斗，壮烈牺牲）在前面起到了掩护作用，李兆麟同志指挥部队顺利地拿下老钱柜，森林警察一个个举手投降。后续部队到达后，迅即直捣老钱柜后边十几里路的日寇指挥部，消灭了森山大尉等7名日寇指导官。我抗联将士两天两夜，行程800里，彻底拔掉了在伊春沟里猖獗一时的森林警察大队这个钉子，胜利地结束了这场战斗。除于四炮（大队长）外出没有抓到，其余全被生俘，共缴获100多支枪、30多万发子弹，100多磅大烟土和几万斤米面。烧了敌人的大本营，遣散了伐木工人，从此抗联六军威名大震，汤原一带的抗日形势出现了新局面，成为我抗联三、六军的根据地。

        为了斗争的需要，从抗联三、六军抽出一部分力量组成留守处，建立了许多密营，设立小型兵工厂、被服厂、仓库、医院。同时还设立了军政干部学校，赵尚志兼任校长，教育长是李兆麟。在3个地点办了3期学爬山、渡河、射击的训练班。除学习训练军事科目外，还学习马列主义政治课。三、六军师、团以上干部和地方主要领导人，都得到了轮训，为北满抗联各军培养了许多干部。

        1936年9月18日，在汤原帽儿山北坡召开了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及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李兆麟被选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委员。同年冬，日本帝国主义为加紧对下江地区人民的反动统治，妄图扑灭正在兴起的人民抗日斗争的烈火，集中了大量伪军，抓了数百名民工，在铁力县境内的神树建造了一座大兵营。六军闻讯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李兆麟率六军200多名战士奇袭和破坏了这个兵营，打死日寇指挥官，消灭了这股伪军。

        1937年，根据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改为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包括三、四、六、九、十一军，赵尚志仍为总司令，李兆麟任总政治部主任兼六军政治委员。“七七”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狂妄地制订了3年内消灭我抗日联军的“肃正计划”，在司令长官山田乙三大将率领下，调集了日寇31个步兵师团（相当于军）、10个步兵旅（相当于师），还有伪军15个步兵师、15个骑兵旅等几十万人的兵力，又凭借两个航空军和两个装甲旅团的支援，以及汉奸特务警察来对我抗日联军和根据地人民实行疯狂的“围剿”及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我抗日联军损失严重，根据地党组织也受到极大的破坏，人民遭到残酷的屠杀。为保存实力，中共北满省委决定三江地区的抗联主力部队到小兴安岭西麓开辟新的根据地。李兆麟积极认真贯彻这一正确的西征决定。7月，抗联六军派出了西征先遣部队，六军军长戴洪滨率领二师、三师、四师和军部王钧为首的保安团开始进行西征。李兆麟率六军司令部和一师、五师及地方部队仍在下江地区坚持斗争，迷惑敌人，掩护部队西征。为了安定军心，他耐心帮助十一军军长祁致中和他领导的队伍，坚定地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六军西征先遣部队因与敌人力量相差悬殊，在海伦活动一个月后返回三江平原。

        1938年初，李兆麟带领六军骑兵二师和梧桐金矿哗变出来的队伍，解决了东西梧桐河、东西杜鲁河、东西火烧营和老沟等7处敌人金矿区的重要据点，缴获许多战利品。在行军作战中他和战士们同甘共苦，替体弱战士背大枪、挎背包，休息时给大家讲故事、上文化政治课和教唱歌。

        在敌人追围十分紧张、到处都有险情的情况下，一天，李兆麟对警卫员王琨严肃认真地说：“小王，我若是牺牲了，你千万要记住，不要让敌人得去我身边的皮包，你要把它送到北满省委去，因为皮包里有许多重要的党内文件。”为保护1938年4月在依兰县四块石西北青山里召开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议全体同志的安全，李兆麟率一部分队伍把敌人引向自己的方面来，边打边退，最后甩掉了敌人。之后又在率六军教导队向萝北、绥滨地区转移途中，在格金河打退了三四百名追击的敌人。

        这期间，日本关东军又集中10万多兵力扫荡三江平原。抗联部队伤亡很大，曾先后有3名军长（赵尚志、戴洪滨、祁致中）过境而被苏军押审；有两名军长（谢文东、李华堂）投敌。北满抗联军以上干部只剩李兆麟一人。在遭受如此严重挫折的情况下，李兆麟独撑危局，担负起各军的指挥责任。他日夜奔波于松花江两岸，巩固了抗日联军的各部队并先后组织了3批部队西征，为保持抗联实力、创造新的根据地和游击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江地区抗联主力于1938年7至8月间由冯志刚、陈雷、王钧、王明贵、金策等同志分别率领抗联队伍开始陆续西征时，为保证部队顺利西征，李兆麟率六军司令部仍在三江活动。他曾率领抗联战士在富锦境内，为四军留守处、十一军一师师长李景荫领导的300多名同志解了围。

        1938年11月，党决定李兆麟率六军军部教导队和十一军李景荫部最后一批由富锦出发西征，当时不少战士冬服还没有穿上，李兆麟派部队袭击鹤岗市郊区的日本仓库，用缴回来的棉布、棉花带领同志们赶制棉衣100多套。山区乡亲们又送来不少套棉装，看到战士仍有没换上冬装的，不少乡亲把自己身上的棉衣脱下给子弟兵穿上。抗联战士感动得直流泪，更坚定了西征抗日救国的决心。西征途中，在百里不见人烟的林海雪原里，没过多久，战士们身上带的粮食就吃光了。李兆麟鼓励大家说：“同志们，为了抗日，我们必须保住生命。”他和大家一起吃干蘑菇、皮带和发霉的烂马皮。饥饿、严寒及长途跋涉，战士们都疲惫不堪，不少战士还没有到达西征的目的地，就长眠在皑皑白雪的林海里。有一位小战士小陈同志，平时好说好笑，这天在齐腰深的大雪里走着走着就一声不响地屹立在风雪中死去。每每出现这些不幸的情景，李兆麟都含着泪水小心翼翼地用雪掩埋好这些战友的遗体，悲痛地在风雪中继续率部前进。一天，零下40多摄氏度，在森林里露营。一个战士由于冻得神经错乱，一头扑到火堆里，当同志们把他拉出来时，这位战士已经牺牲了。以后每到露营时，李兆麟总是提醒大家不要离火堆太近。当大家入睡后，李兆麟不顾自己疲劳，在篝火旁一边同其他领导同志研究第二天的行动计划，一边往火堆里加柴。有时怕冻坏已经入睡的战士的身体，还把熟睡的战士叫醒起来活动活动再睡。在征途遇到困难的时候，他经常鼓励大家说：“我们的西征就快要到达目的地了，大家要坚持斗争，度过这黎明前的黑暗！”英雄的抗联战士在李兆麟率领下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冲破敌人重重包围，战胜饥饿和严寒，翻越崇山峻岭，踏平林海雪原，终于在1938年12月底到达小兴安岭西麓海伦境内的六军三师后方白马石，与王明贵等同志率领的西征先头部队胜利会师。在硝烟弥漫的抗战烽火中，在西征的艰苦岁月里，李兆麟亲身经历了抗联战士在春、夏、秋、冬四季变换中的艰苦作战生涯，于戎马倥偬中编写了一首用古曲《落花》调填词的《露营之歌》。这首歌，表达了全体抗联战士无论是在“暴雨狂风”的恶劣天气里，还是“足溃汗滴气喘难”的艰苦行军中；无论是处在“敌垒频惊马不前”的重重包围下，还是“冷气侵入夜难眠”的雪地露营时，都动摇不了誓同日寇血战到底“夺回我河山”的钢铁意志。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同志们！锐志哪怕松江晚浪生。起来哟！果敢冲峰。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涌。……”

        战士们高唱着《露营之歌》，驰骋在抗日烽火的岁月中，拼搏在抗日救亡的疆场上。这首歌在当年成为激励抗联勇士报国雪耻、英勇杀敌的有力的精神支柱。

        1939年4月，李兆麟被选为中共北满省委常委兼任组织部长。5月，根据北满省委的决定，将三、六、九、十一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三路军成立不久，李兆麟又编写了一首《三路军成立纪念歌》：

        八载余，强敌嚣张，铁蹄肆踏践。

        三路军全体将士高唱着三路军成立的战歌，在李兆麟指挥下驰骋在龙江北和龙江南一带，依靠山区，对日寇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历经40几次大、小战斗，先后袭击和攻克通北县警察署、紫霞宫警察分署和飞机场、老龙门车站、三合屯，李桂芳屯、曹乃修屯、火红鸡警察分署、北兴镇、讷河县城等地，冲破了日寇所谓“黑（河）、北（安）、龙（江）3省会攻计划”。日寇大吹大擂的“五大连池会师”的预谋遭到了可耻的破产。缴获敌人各种轻重武器500多件，歼灭和俘虏敌人750多人，牵制了大量的日伪兵力，在讷河、克山、依安、拜泉等县建立起抗日救国会和党团组织，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斗争。

        1940年春，三路军缩编为三、六、九、十一等4个支队，继续在北部坚持抗日游击战争。这是抗联战士最艰苦的时期，李兆麟利用一切机会对抗联战士作政治思想工作。同年5月1日，李兆麟在通北山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说：“今天正是敌人疯狂不顾一切地向我们进攻、袭击我们的时候，但这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是俗语说的‘天刚要放亮，小鬼龇牙’的时候，革命越接近胜利，敌人就越要拼命挣扎，我们要更加艰苦奋斗，胜利已经不远了！”李兆麟坚信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他的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无畏的革命精神，感染着每一个抗联战士。

        1940年7月，辰清伪森林警察大队长董连科率警察给日寇引路，偷偷地闯进我朝阳山的指挥部。当时仅有教导队40余名战士，打退敌人一天数次的冲锋。在多于我十几倍的日伪军围攻下，三支队政委赵敬夫率部突围护送李兆麟等7名同志，在返回的路上不幸牺牲；其余同志包括北满省委委员张兰生，总指挥部机要秘书兼电台台长崔清林也在砸坏电台后壮烈牺牲。在这次战斗中，打死伪森林警察大队长董连科等许多日伪军，但我方损失也不小。

        1940年秋，由王钧、王明贵率三支队去平原开展游击活动，后方只留下李兆麟和年老体弱的战士及女同志照顾十几名伤病员。一场暴雨使河水猛涨，低洼地变成一片汪洋。李兆麟等二十几名同志被困在南北河的东部森林里达50多天。身上干粮吃光后，杀掉战马，连马皮都吃光了，河水仍没退，就拣些野菜、树叶和“大耳朵毛”充饥。男同志饿倒了，女同志坚持爬出去找榛子、蘑菇等食物，谁也不肯往嘴里放，都是带着它爬回来，双手捧着它交给总指挥。李兆麟每次分这些食物时，总是先分给伤病员，然后给年老体弱的战士和女同志，轮到他自己，已经是一点点了。同志们不忍心，就把自己分到的送给他些，但李兆麟坚持不要，说：“你们到外边活动应当多吃点，我在驻地活动少，应当少吃，只不饿死就行了。”当他自己饿得实在不行了，还忍受着饥饿的痛苦乐观地给大家讲古代伯夷、叔齐兄弟两人，宁愿饿死在首阳山，也不食周粟的故事，鼓励大家克服困难。由于深秋天气渐渐凉了，一些“野物”也找不到了，同志们情绪低落。这时李兆麟鼓励大家说：“我们宁肯饿死，也要忠于祖国，绝不能动摇抗日到底的信念。”还诙谐地说“：同志们！等到打跑了鬼子，我请你们吃饺子，咱们一块到哈尔滨去看京戏。你看怎样？”逗得大家都笑了。他又说：“同志们别丧气，我们就是饿死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就是饿死也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好儿女。我相信，我们的后代不会忘记我们今天的挨饿，是为了他们明天过得更幸福。”听了这一席话，同志们含着激动的泪水，点着头，表示赞同。就在这20多个同志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刻，一个姓蓝的交通员由中苏边界给李兆麟带来重要文件，又带来些炒面和粮食。李兆麟怕同志们一下子吃得过饱会断肠丧命，就亲自监督大家先是喝稀的，然后才慢慢增加进食量。就这样，保住了20多名同志的性命，度过了50多个艰苦卓绝的日日夜夜。

        1941年初，在伯力召开东南满、吉东、北满3个省委代表会议，决定统一东北党的组织领导，由周保中、×××、张寿笺（即兆麟将军）组成东北党的临时领导机构，即：“三人团”，领导东北抗联武装斗争。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加紧增兵东北，兵力达76万，妄图消灭东北抗日联军，配合德国法西斯牵制苏军兵力，疯狂地“围剿”抗联部队，残酷地镇压游击区人民。东北人民的反日斗争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为了保存实力，党组织决定向苏联境内作战略性转移。李兆麟于1941年11月率部队到苏联境内，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即八十八旅），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政治副旅长。1942年8月，成立中共东北党委会时，李兆麟任常委。从此，进入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紧张的政治学习。有时还不断派出小分队潜回祖国内地，痛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通过这次训练和学习，部队军事素质和政治觉悟有很大提高，为抗日联军迎接抗日胜利，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和苏联红军解放东北奠定了基础。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同志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动员令。8月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进军东北反攻日寇的命令：原东北军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部分别向察哈尔、热河、辽宁进发；冀热辽李运昌部向辽宁、吉林进发。于30日攻克山海关，随即经锦州、沈阳开抵辽阳、鞍山、本溪等地。东北抗日联军在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等领导下，向黑龙江、吉林进发。3路大军配合苏联红军纵横拼杀，“横扫千军”，击败日本关东军，解放了沦陷14年的东北，终于“夺回我河山”，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5年“九三”胜利后，党中央派大批干部进入东北，9月15日建立了以彭真同志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从此中共东北党委会在东北局领导下，开始了为“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的新时期。

        东北光复后，李兆麟受党的派遣到滨江省政府任副主席，住着十分简陋的旧房间，连张床都没有。警卫员李桂林要去搞一张床，李兆麟拍着李桂林的肩膀说：“老百姓还没有翻身，咱们要艰苦奋斗啊！来，想想办法看。”李兆麟和警卫员李桂林把两个旧木箱子一并，上边放一个草垫子说：“这不是挺好嘛，打游击的时候，我们哪里睡过这么好的床啊！”同志们看他身上穿的衣服十分陈旧，想搞套新的，也被李兆麟拒绝了。

        1945年11月中旬，以陈云同志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北满分局成立，李兆麟任委员，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开展战后恢复生产和对敌斗争等活动。11月22日，苏军驻哈尔滨司令部为履行“中苏友好协定”（因当时苏联同国民党政府有外交关系），让我党退出哈尔滨。苏方要求我党政机关和5000人保安队撤出哈尔滨开展农村工作，留一部分同志在城内从事地下工作。国民党于12月下旬接收了哈尔滨和滨江省政府（后改松江省政府）后，李兆麟即辞去了滨江省副主席职务，以公开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出任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他非常关心青年人的成长，成为哈尔滨一些青年人的知心朋友。在哈尔滨军医大学毕业典礼时，他曾赠书信一封，信中写道：“同学们，你们现在已毅然踏上了进步的途径……探求真理的大道。……我们决不能以此微微的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我们要加倍警惕……在斗争中来巩固既成的和平，……取得真正民主和实现我们远大的理想。”李兆麟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期间，正是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后的停战阶段。由于特殊环境下的工作，经常与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打交道。他时时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撕毁停战协议的阴谋，敌人对他又怕又恨。为了谋害他，在中苏友协门前曾发生过国民党特务错杀李兆麟的“李钧事件”。为了李兆麟的安全，同志们经常告诫他要提高警惕，李兆麟却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坚强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1946年3月8日，哈尔滨市第一次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在马迭尔饭店召开了庆祝大会。李兆麟为大会题了词：“女同胞们！团结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国民党的“省长”关吉玉和“市长”杨绰庵在会上分别讲了与大会无关的“三纲五常”和讥讽东北人民当了14年亡国奴的陈词滥调；李兆麟则代表中共哈尔滨市委热烈祝贺哈尔滨妇女这样大规模地庆祝自己的节日。他从东北沦陷时期祖国人民的悲惨遭遇，讲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抗战的艰苦奋斗，才赢得今天的胜利。他以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并振臂领呼口号，博得与会人的热烈掌声。国民党特务更加仇恨，狗急跳墙，加紧策划谋害李兆麟。当天晚上，李兆麟又参加了苏军庆祝“三八”节日活动，回到家里已经很晚。李兆麟有点感冒，他的爱人金伯文同志（中国民航总局离休老干部）给他吃好药后就让他躺下。不一会儿冯仲云同志来了，坐在床边对李兆麟说“：常有你的黑信，说要杀你！你要当心！”李兆麟若无其事地说：“杀我干什么？我值几文钱，抗战这么多年，日本鬼子的枪子儿在我的背包和棉大衣上打了八九个眼儿，也没碰到我的肉……”

        3月9日早上，李兆麟对金伯文说，今天跟国民党市长有个约会，请把衣服熨一下。李兆麟抱起振英（卓娅），手拉着振环（阿立克）等着熨衣服。9点多钟穿上熨好了的衣服离开了家。下午4时，敌人来信诡称某要员“有重要事情请李兆麟去水道街九号商谈”。当汽车开到离中苏友好协会不远的地方，车突然坏了，李兆麟让警卫员帮助司机李桂材修车，自己步行到了中苏友协，跟秘书于凯同志说他去水道街九号（此处与中苏友协相隔百米左右），说完就独自去了水道街九号。一进门，就被国民党哈尔滨“市长”杨绰庵的女秘书孙格龄把李兆麟穿着的藏有手枪的大衣脱掉，锁在衣柜里，然后领进似会议室的大房间。李兆麟被骗喝下敌人下有氰化钾的茶水，当即昏倒在地，一群潜伏的刽子手蹿出，趁李兆麟昏迷中将他杀害，周身要害处连刺了几刀。在黎明即将到来的时候，李兆麟用自己的鲜血换来了亿万人民的觉醒，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

        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杀害了李兆麟后，还无耻地开动宣传机器编造不少流言蜚语，妄图诋毁这位抗日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但日出云散，天网恢恢，随着全国的解放，杀害李兆麟的凶手终于相继被捕法办。

        李兆麟将军被害，噩耗传来，广大群众悲痛万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暴行义愤填膺，群情激愤。哈尔滨市举行了十几万人的盛大游行示威。中共中央机关报和东北局机关报发表了社论和报道，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抗议国民党特务杀害共产党员的恐怖政策，并召开了3天3夜追悼大会。金伯文同志带着不满3岁的振环和不满周岁的振英为李兆麟将军守灵。在送葬那天，有十几万人为之送行。冯仲云等领导同志和抗联老战士怀着悲痛的心情，重温李兆麟生前编写的《露营之歌》。把他安葬在哈尔滨道里松花江畔的一座公园里，命名为兆麟公园，以示纪念。并为他树起一个高大的纪念碑，上面刻有“民族英雄李兆麟将军之墓”，他的亲密战友冯仲云同志为他撰写了碑文。

        1963年，周总理曾陪同朝鲜贵宾崔庸健委员长向李兆麟之墓献了花圈。

        李兆麟将军不朽的英雄业绩，将永远激励炎黄子孙，为振兴中华、捍卫祖国疆土而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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