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向我国华北平原，大举进犯。10月24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军攻破成安城，野蛮屠杀我无辜同胞5300余人，制造了震惊华北的“成安大惨案”。

        成安县位于河北省东南端，西依太行山和京汉铁路，东临山东，南有漳河，北有滏阳河，交通方便，素有棉海之称。10月18日，日军占领邯郸，次日占领肥乡。邯郸、成安、肥乡三个县是一个大三角，成安县为这个三角的顶端。10月初，国民党29军刘汝明部退到成安，驻扎城东三里之刘庄、金山村一带，该部姚子寿率一个营的兵力进驻县城。由于我党动员、组织各方力量参加抗战，并组织安排武装民团杨朝卿部百余人协助守城。至此，成安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日军占领邯郸、肥乡之后，决计拿下成安，以防他的背侧受到我抗日武装的威胁。当时，成安以东以南是宋哲元的部队驻守，虽然按兵不动，日军终究视作威胁，故日军必然从北面进军。为此，城防重点放在北城，由姚子寿营和杨朝卿民团把守，其余各城由义勇军自卫团等民众武装分别防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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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0月23日（农历九月二十）午夜，日军第八师团尚林部队一个大队，由肥乡出动，沿着东西杜堡、天台山南下向成安开进。此时大雾伸手不见五指，日军抓住几个老百姓带路，告诉他们如果成安没有城防部队，就在县城附近插上白旗为标志。几个老百姓明知成安驻有部队，为了欺骗敌人，却有意插上白旗，日军指挥官便放心大胆布置攻城。城墙上的守城军民以密集火力还击，冲到城下的敌人，被军民一顿手榴弹几乎全部消灭。城外四乡民团纷纷涌来包围攻城日军，日军弹药供应均被切断。天明，攻城日军弹尽，守城军民杀出城来，与日军展开肉搏。到24日上午9时，战斗结束，日军扔下四、五百具尸体，只有二、三十人逃窜。

        向西溃败的日军，气急败坏，窜到高庄逢人便杀。他们闯到高仲家里，一枪打死了高仲。邻居们听到枪声就往外跑，有十几名群众被日军抓住枪杀了。高泽藏在自家的门后面，被日军发现，一刺刀捅进肚子里，当场惨死。常万妮（房妮子）藏在锅台后面，被日军一枪打死。随后日军把抓来的常志玉、王尚贤、高黑德、王守珍等6名群众，用绳子捆起来，押到村东捆在树上，一个个被剖腹砍头，其中王连生、王文生在路上尽力挣扎，想挣断绳子逃跑，被鬼子用枪托活活砸死在村东庙前。

        这伙凶残的日军从高庄出来，又窜进了范耳庄，首先碰见王德俊老汉，日军“伊呀”怪叫一声，一刺刀穿过王老汉的后心。随后从各家里搜出了李德贵、张登科、刘风光的父亲和三个哥哥等7人，都被绑到村东小学门前树上，剖腹开膛。

        这伙日军血洗两村后，仓皇回到曲村，又与凤凰台的日军会合、对曲村老百姓进行大屠杀，把没有逃走的30多名群众弄到凤凰台大树下全部杀死。其中张忠的母亲被日军用木桩活活钉在墙上架火烧死。他们还把全村70多头牲畜统统打死，烧毁了百余间民房，而后向邯郸方向溃退。

        惨败的日军屠我三村之后，经肥乡县的杜汤堡村逃奔邯郸。驻邯郸的日军指挥官土肥原贤二听了攻成安失利的报告，大为恼火，指手划脚地发誓，非把成安拿下不可。于是派出炮兵和步兵共约千人，于10月24日傍晚，向成安猛扑过来。为了鼓舞“士气”，土肥原贤二还下令，攻进成安日军放假7天，自由行动。夜间9时许，日军攻城，先以强大的炮火向西门及其附近的城墙猛轰。担任守城的姚子寿营只有轻武器，有一门迫击炮还没人会使，由群众周玉桂（北街人）使用。在日军强大火力攻击下，毫无反击能力。日军很快把西城及附近一段城墙打开。战事发展很快，这时城外的29军部队却按兵不动，日军攻进城内。城内群众纷纷弃家外逃，拥向东门。此时城东门还用麻袋囤着，两扇城门用铁链子锁着，只能容一个人迸出。逃难的群众你挤我拥，秩序大乱，把出口塞住了。29军姚子寿营长不是组织群众撤退，却打着“出城抄敌人后路”的旗号扔下几十匹马，骗取群众让开道路，急出东门逃走。自称为“民族英雄”的李熙章县长也以同样借口逃命走了。城内除极少数人挤出城门以外，多数人未能出去。城门底下，大街上到处一片混乱。日军在西城墙上架起机枪，顺着东西大街向人群扫射，我无辜百姓大都倒在了血泊之中。东西大街当中，有几座古老的牌坊，成了影响日军射击的天然障碍物，群众在这几处稍事停留，见东门逃不出去，西城门附近都是日军，只好向城墙上拥去，打算越墙逃走。有些壮年跳城墙逃走了，有些把身体摔坏了。年老的、体弱的、妇女和小孩不敢跳城墙，又返身下城墙，在城内到处乱跑。敌人的机枪不断的扫射，又有很多人中弹身亡。张风林的老伴抱着吃奶的孩子没命奔跑，跑着跑着，一摸孩子的头已被枪弹打开了花。东门洞下死尸一层压着一层。日军看到满街都是乱跑的群众，便用机枪扫射，用刺刀猛挑。无辜的老百姓，都陷入了被杀戮的灾难之中。其后，土肥原贤二“自由7天”的命令，又给成安人民带来了空前的浩劫。

        25日清晨，侵略军成群结队到处搜查，见成年男子，就地杀死；见到婴儿，抓着两条腿硬是撕成两半，然后用刺刀挑起半个尸体示威；见到女人，不论老幼，不是调戏，就是奸污。他们的杀人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砍头，有的开膛，有的用刺刀在两个肩窝里插下去，人死了还见不到血迹。

        南街李香成的东屋里藏着14个逃难的群众，日军追赶两个女青年闯到了她家，对两个女青年百般污辱。傍晚，几名日军又到她家寻找女人未遂，一怒之下打死了12人，10岁的宋玉珍藏在柜橱里，侥幸得了一条活命。

        东大街路南，现在张才家的西边有三间大屋，里面挤了100多名妇女和儿童，日军锁上了房门，在外边用木柴围起来，上面浇上汽油，把那100多人全部活活烧死。

        池风林的妻子，看到日军逢人便杀，见人就捅的惨景，料到自己难逃虎口，她含着眼泪，心一横把一岁的爱女按到了水缸里，亲眼看着女儿断了气，就跑到南大坑（现在工会南的水池），痛骂了一顿日本侵略军，然后跳水自尽了。

        南街尹相中的母亲，拉着自己7岁的女儿小巧和5岁的儿子小高，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一躲，不料后边追来了日军。她立誓不让母子三人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抱起两个孩儿，跳入文庙前（现工会南边）的大坑，饮恨淹没在积水之中。

        北街大生的儿媳妇，抱着一个吃奶的男孩子，计妮子的媳妇背着一个嚎啕大哭的女儿。她们往东跑，东边有杀声，回头往西跑，西边有人惨叫，感到走头无路，跳到西大坑（现在的灯光球场），双双自尽了。

        一个17岁的女青年，被日军扒光了衣服，捆上手脚，赤条条地躺在三皇庙前边（现在的灯光球场南边），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群日军肆意轮奸。

        南街磨房里（现在四清小学西边），藏着20多个少女，她们的亲人已全部都被日军杀死。这些失去亲人的女孩子畏缩一起。日军闯了进来，从中挑选了四个，带到南街王家（现在县委会的地址），让她们穿上地主家红绿衣裙，边污辱边取乐。后来这几个女孩子回来的时候，已经被糟蹋的不成样子了。

        跑到天爷庙里去的20多对老年夫妇，都拉扯着孙子、孙女，他们认为天爷庙（现在的县委会南边）是乞丐栖身之所，日军也许不会来，希望在这里避难。殊不知，日军进入天爷庙，把老头们一个个捆将起来，拉到庙门外，枪杀了。

        城内张狗旦等10多名青年，为了躲避日军残杀，他们藏到天爷庙的前大殿和后殿中间的殿顶斜坡上，饿了两天两夜。地上的日军没有看见，被日军的飞机发现了。飞机上的日军向地面发了信号。这十几名青年被团团围往，从殿顶上被赶下来。他们知道是活不成了，尽管两于两夜水米未进，仍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必败！”等口号。凶恶的日军立即把他们枪杀在天爷庙门前的坑沿上。

        南街老王被日军用铁丝捆在树上，架起干柴活活烧死。

        日军进城后，那个国际慈善组织的“万字会”里，聚集着六、七百名避难的百姓。日军杀到这里时，万字会成员在会长张石先的带领下，打着“万字会”的旗子出来迎接，一个日军头目一把夺下旗子扔到地下，并斥责张石先说，“你们什么国际慈善？统统死啦死啦的！”闯入万字会院内，从在这里避难的百姓中，拉出150多个男人统统捆起来，押到魁星楼下长坑边枪杀了。血水染红了坑水，150多人没有一个逃生。正当日军往外押入的时候，妇女小孩们趁机跑了出去，向西街天主教堂躲藏。教堂内已挤满了逃难的人们。他们哪里知道这里名为教堂，实则已变成日本侵略军的集中营，进去的人，男子为其服役，女性受其凌辱。

        日军这次在成安城内的大屠杀，死人最多的地方是魁星楼下长坑、文庙前、后仓后面大坑、西北苇坑，西南街、东西大街、东路嘴、天爷庙等处，每处都杀了一、二百人。日军在“放假”7天中，还把死难同胞的尸体集中了一大批。他们把男的上身脱净，把女的下身扒光，分别摆成跪着、仰着、立着等各种姿势，靠在日军在城内司令部的东墙上，当靶子练习射击，残暴凶恶，令人发指。

        日军一方面在城内大肆屠杀，另外抽出一部分人收拾战死的日军尸体，把尸体集中到曲村附近，从城内“聚义生”商号运来煤油浇在尸体上火化。据翻译官于乐天说：当时有些活着的日本伤兵也被抬着往火里扔，他们大喊大叫说：“我还能活呀！别烧我呀！”抬他们的日军说：“别喊叫啦，回国去找天皇去吧！”日本法西斯对本国同胞还这般残忍，对中国人民的残暴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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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安县城失守，29军退出，驻到城南金山、刘家庄一带。29军的其他部队也都驻在成安东面魏县和广平县一带。成安县的各路民团集结在城东路固村，自动成立了军民司令部，其首领是王天直、张志和、白俊、史布堂、许殿邦等民团负责人。从城内逃出来的群众，向军队和地方民团哭诉日本侵略军在城内大屠杀的种种暴行，要求他们为死难群众报仇。29军中的广大爱国官兵和地方民团，听到同胞惨遭屠戮，无不义愤填膺，决心拿下成安，为死难乡亲们报仇雪恨。刘汝明派了一个旅，我成安民军千余人主动配合，计划以炮火作掩护强行登城，但考虑到我军炮少、炮弹也不多，如果和敌人实行弹药消耗，我们要吃亏。经反复研究决定，成安民军作城外包围警戒，重点放到邯大公路。29军抽出身强力壮的三个连的战士，从城东北角的小东门处挖地道向城内突进。工兵在11月5日黄昏开始行动，11月6日（农历十月初四）拂晓以前地道挖通。次日凌晨，英勇的队员们个个手持大刀穿着短裤和背心，腰间别着手榴弹，有的赤着膀子摸进城里。日军还在平民家里睡大觉，我军摸入，手起刀落，把侵略军杀得血肉横飞。天亮以后，敌我双方逐房逐院地展开白刃战。我英勇的战士越战越勇，日军支持不住了，一部分退到东街老当铺庄上（其庄墙高如城），一部分退到西北肥乡县杜汤堡一带待援。在邯郸的日军司令部得到报告，急从邯郸、肥乡、永年三具调集援军支援成安日军。这些日军到达成安后，与我在城外的一个旅（缺一个营）和民军展开激战。日军的炮兵比我军多，我军民死亡较大。退到肥乡县境内杜汤堡的日军，看到大批援军赶到，又杀回城里。城内城外都在激战。战斗持续到下午3时左右，日军炮火太猛，我军炮火抵挡不住，伤亡越来越大，便甩开了敌人，且战且退。在城内的我军孤立无援，陷于苦战。到了下午5时，29军营长率突围的100多名战士退到城外，城内还有40多名战士未及撤走，被日军封锁在城东北角姓田的东屋（现在招待所东边）。日军喊话，要他们投降。我军痛骂日军侵略中国罪恶滔天，并庄严宣誓决不投降。日军一面攻击，一面偷偷地弄来了柴禾把房子点着。我42名战士全部阵亡。

        日军第二次占领县城后，恼羞成怒，再次血腥大屠杀，凡是留在城内的男人抓到后一律杀死。天主堂的小跨院里挤满了搜去的男人，日军只留下37人给他们担水喂马，其余一百五、六十人，日军都用绳子绑上，串成长串，拉到西北大苇坑沿，翻译对他们说：“皇军打成安死了500人，你们心坏了坏了的，又引来马胡子（指中国军队和民众武装，意思是土匪），皇军命令统统死拉死拉的！”英勇的成安人民知道在帝国主义面前无理可讲。个个怒目而视，挺胸阔步来到坑边。日本鬼子兵一阵罪恶的枪声，我150多位同胞葬身苇坑，坑水变成了红色。只有张见子没有被击中，装死倒入水中，挣脱绑绳藏进苇丛，半夜越城逃出。

        1937年日军占领县城时，成安一带阴雨连绵，街道积水很多。日军竟把我同胞尸体垫于水中，上撒黄土垫路行走，只西南街（今县委会西南）一个十字口就垫死人240方（现场勘量）。此外，文庙前大坑和魁星楼下的长方坑、天爷庙前大坑和西北角的苇坑、后仓北的水坑，死尸漂浮掩盖了整个水面，全城十眼水井里都填满了死人。

        仅南宫县在成安做生意被杀死的就有118人，幸存者回忆起来的有：宝丰杂货铺12人被杀光；天盛恒布庄被杀11人；天盛永9人；永聚酱菜铺7人；恒生和杂货铺13人；聚义生杂货铺9人；复兴楼布庄7人。

        县城陷落后，29军退到广平县孟固材一带。日军又在东河村、河中、河西、河东、高庄，范耳、曲村进行血腥大屠杀，仅东河村被杀群众达57人，李时言一家就被杀13口，村南小井填尸27具，后人称“血泪井”。村村尸横血泊，户户哭声震天。

        12月初，日军因我民众武装的打击，被迫弃城撤走。走时，辽把城内仅存的给他们喂马担水的37名男性“苦力”，带到广平县尹庄砖窑边，用刺刀挑死。只有刘德成、张风两人未被刺中要害，得以幸存。

        1939年初，日军再次占领成安时，为了收买人心，让城内池映斗调查城内死者，登记姓名，挂在南台庙（现在烈士祠）。然后请了和尚、尼姑为死者念经。这充分暴露了日本侵略者十足的伪善面孔。

        日本法西斯肆意践踏国际公法，在我0.36平方公里的成安县城和附近村庄，接连两次残杀我无辜百姓5300多人，仅城内就有3718人被残害，22户被杀绝，1200间房屋被烧毁，财物被抢劫一空。

        3

        日本侵略军这笔巨大的血债，成安县人民永世不会忘记。虽然事过50年，但现在健在的老人，还记忆犹新，纷纷控诉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成安南街李香成老大娘，现年93岁，她是这场惨案的幸存者。她说：

        记得那年农历九月二十一日千夜时分，日军用大炮轰开了西门，接着蜂涌而入，枪杀刀砍。城里的人大都向东门逃去。东门未开，门缝只能过一个人。由于人多拥挤，多数人未能出走。有一个中年妇女背着一个没了头的孩子也在跑着。第二天一大早，日军在城里见人就杀，并用机枪扫射，真是杀人如麻！我领着一群老小东奔西跑，在日军不大注意的小巷内，窥见路口都站着端枪巡视的日本兵。我亲眼看见一家弟兄俩满身血伤，被砍杀在路口，一个从他们身边跑过的人，看到这兄弟俩尸体也就跌倒在地，直挺挺地躺在地上吓死了。

        我领着全家大小东躲两藏，回到了家，进院一看，只见满院站着日军拿着刺刀，从躲在各个屋里的妇女群中拉出十几个男子推到魁星楼。这些男子在日寇的枪弹下丧了生。

        第二天早起，两个日本鬼子不满足兽欲，用机枪打死屋里11个人，只剩下两、三个受了伤满身是血的孤儿，我拉着这些孤儿眼睁睁看着几个日军，将死了的人扔到院中粪坑里。

        我亲眼看到路上面洒满了人血、烂衣服，有一段路竟是由一层一层的死人铺起来的，上面蒙上点土就成了“路”，走到上面真叫人浑身发麻。南北大坑更让人不堪入目。坑水被血染红了，水上漂着死了的人和没有身子的人头……

        李香成的干女儿宋玉珍，那年才10周岁，她也是死里逃生的一个，这里是她回忆日军杀人如麻的情景：

        民国二十六年农历九月二十二日早晨，我和母亲、褓母随于娘李香成到她住的地方去躲藏，一共两间小东屋里边老老小小挤了14个人。干娘安顿我们坐在炕上，嘱咐大家千万别说话，她转身出去了。不一会来了两位姑娘，求大家相助，这群老小越发担心害怕，为了不连累老小，地俩趁外面站岗的不在，躲到别处去了。至今还不知道她俩的姓名。

        真是越怕越出事，那两个姑娘刚走去，一个端着刺刀的日本兵走过来吆喝道，“里面的花姑娘的有？快出来！”众老小连忙摇头摆手示意没有。那日军朝屋里瞥了一眼，摇摇摆摆地走了。大家悬在嗓子眼的心还未放下来，又过来两个气势汹汹的日军。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奔到个屋门口道：“屋里的，花姑娘两个，快出来！”众人见势不好，头摇得更紧，手摇得更快，口里说看“没有、没有”。两个日军恶狼狠地朝屋内瞪了两眼，咬牙切齿地骂道：“嗯？妈的，没有花姑娘，拿枪来！”一个鬼子站在门口向屋里开枪，一个站在窗口的鬼子向屋里扫射。一位老人急忙喊“别打枪，别打枪！”小孩子早吓得哭不出声来。刹时，几个老人中弹，屋内齐哭乱叫。外面的枪声越加紧密，还夹杂着几声狞笑。老人一个个地倒了下去，痛苦地呻吟着，枪声仍然响着。我躺在母亲胸前，眼睁睁地看着血肉模糊的死人，更加害怕，连声大喊“娘、娘、娘……”母亲一声没应。我胡乱地摸起来，摸到母亲胸口处，粘糊糊地一大片，一看是血。我使劲地摇晃着母亲，拼命地哭啊、喊啊，不知怎的我后来到了干娘屋里的柜子里。母亲的血流了我满身，血气熏得我连气都喘不过来，我的神智也麻木了，听得外面的枪声远了，稀了。干娘回来，开门一看，两眼滞呆了。多么悲惨的场面啊！满地，满坑，老的，小的，死的死，伤的伤。我母亲仰卧在血泊中死了。我的褓母也躺在地上断了气。不知名的老小，你压着我，我压着你，血琳淋的满地。我干娘的两个侄女都受了重伤。

        干娘摊着双手，呆了。屋里连脚都插不进去，干娘定了定神之后，跳进屋里，搬开死的，拉起被血淹没染红的尚有口气的我和她的两个侄女。干娘的眼胀得圆鼓鼓的，可她一滴眼泪也没掉，两手拉着三个满身是血的孩子走了。

        死里逃生的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尹德成，当时9岁，一个叫黄树林，那时15岁，他们目睹日寇杀人惨景至今不忘。尹德成说：

        日车进城后，我父亲跑出去不见回来，母亲拉着13岁的姐姐和我到处乱跑，最后跑到南街老孙家的南屋里。这个屋里有三个邻居藏着，人多些觉着能仗个胆。吃早饭时日军进了老孙家，人们在屋里东藏西躲。我小，拉着娘蹲在炕沿下边，心里害怕，可是眼还看着。一个日军一跨进这屋门，举枪就把小三娘打死在炕上，随即又打死了张树娘和她的亲家母。俺娘就往煤火台一边藏，另一个日军发现了，一枪打在娘的胸口上。我娘看了我一眼，手扶着煤火台就死去了。俺姐姐藏在被子底下，听到枪声和日军的狂叫声不禁一动，日军上炕用刺刀向窝连捅几刀，姐姐在被窝痛得惨叫一声，日军又挑起了被子，一抢下去姐姐断了气。我心如刀扎，恨不得扑上去跟鬼子拼命，可是我太小了。日军狞笑着走了。

        不知怎的，那个时候我家疯了似的气得到处乱跑，满街死人我也不怕了。当时成安被日军杀的人太多了，数也数不清。我记得这会儿县委的东南角、东北角、招待所的对面南北街，三个地方各有一垛死人，每个垛至少有400具尸体。有的是全尸，有的光剩下两条腿。南街李贵拾了一条死人腿，算是找着他爹的尸首了。

        北街的魏珍爹娘都叫鬼子杀了，俺舅舅帮助他收尸，把找来的尸首装到棺村里刚钉好，可是有人说，棺村里的人是个六指。急忙打开一看，就是六个手指头。旁过有个人过来一看，说是人家的爹，只好让人家抬走了。魏珍只好重新找，可是怎么也找不见了，时到今日他爹的下落不明。找不着亲人尸首的不止是魏珍，可多得很呀！听风林说，他老婆看见日军见人就杀，惨得很，她不忍小小的两岁小女儿死在日军刺刀下，为了叫孩儿落个囫囵尸首，把小女儿按入水缸活活淹死了。

        请看黄树林的惨案目睹记：

        日军进城，第二天大清早来到了我住的地方天爷庙。南街的好多老头、老婆、小孩子认为这个庙住的都是叫化子，可能日军不会来，就都跑到这里来。记得东厢房三间坐的满满的，大约有50多人。日军把他们全部赶到院里，端着枪围着把20来个老汉挑出来，他们的老伴和孩子哭成了一片。日军赶着老汉们往外走，老婆婆和孩子们上前去拦，日军用刺刀堵住了。老头们被赶到庙外，日军在庙门站上了岗。稍停，庙外响起了枪声，庙内哭得更厉害了。日军走了，大家涌出去一看、天啊！20来名老人个个躺在坑边，全被鬼子枪杀了。我的义父也死在这里。

        下午，日军把我们20多人撵到一个磨面房里，不许我们动，也不让我们吃饭，实际上那时也找不到饭吃。一直饿到第二天，老婆婆们小声地哭泣，小孩子们大声地喊饿。正在此时，日军又赶来了几个妇女和几个小孩子，我认得其中有南衔赵老伴的妻子和他的儿媳妇。三间磨房挤得满满的。万恶的日本强盗从妇女中挑了四个年轻的妇女带走了，第二天早晨才送回来。她们都穿红着绿，戴着耳缀子，都快不能走路了。一进门就泣不成声，她们说：“在王家南楼……”全屋的人明白了，是这些日本野兽糟蹋了她们。我们这些小孩虽不大，但是也知道强盗没有人性，随着她们的哭声我们也哭了。又气又恨，三天没吃饭也不觉饿。

        过几天城内比较松了，日军警开发不甚严了，我去外边串，走到西南街十字路口，一个平时下雨就存水的低洼路不见了，原来鬼子用老百姓的尸体垫平了，上面撒些土当路走。当时我恨得咬牙，心想，鬼子杀我们多少人呵！越往前走死人越多，路上死人左一片右一堆，有的少头，有的少腿，到天爷庙一看，庙外又有十六、七个青年尸体。

        农历十月初六天一明，日军又清理男人，吓得母亲把我藏在被子下，结果也被搜出来，把我带到神父小跨院里。这里被搜出来的男人挤得满满的，大约有200来人。100多名日军端着刺刀围着，神父在一旁口中念念有词，不知道嘟哝些什么。一个日军官哇拉一阵，翻译说，“你们心坏了坏了的，你们通胡子，叫来胡子攻城，统统死啦死啦的！”鬼子又从中桃走37个人作苦力，把余下的160余人用绳子捆上，用刺刀逼着，赶到西北城角苇坑边。鬼子又检查了一遍，打了我一个耳光说：“小孩的不要，开路开路的。”我跑到一边鬼子的机枪响了。人们倒在坑里，没有被打死的人往苇子丛里钻，鬼子又追过去用刺刀捅死。我恨恨地说：“小鬼子，早晚老子收拾你们狗娘养的！”

        四十天过去，躲在乡下的城里人拥向城里找寻自己的亲人。女的还有点找到的希望，男的一个也没有了，只可能找到亲人尸体。就连37个给日军当苦力的男同胞，也被日军带到尹庄砖瓦窑边全部给捅死了。

        人们找啊，文庙坑、天爷庙坑、西北苇坑、大街、小巷，一个尸首翻几遍，但谁也认不清楚了，水泡的烂了，在地上的很少有头，有的被烧得剩下了一条腿，有的只有一只脚。特别是在死人路上扒出的死人更惨，拉也不能拉，一拉腿，腿就断，一拉手，手就折。原来捂得肉和骨头离开了。后来我走到南门里向西的马道里，那里靠墙摆着100多男女老少的尸体。娘一眼看准了有个尸体穿的衣服是她亲手所做，虽然面目不清，也就确认是俺爹爹。奇怪爹的尸首为啥跑到这里呢？原来是日军弄到这里当枪靶子，从这些尸首身上多处的弹洞也确信无疑了。

        哭无用，还是安排埋人。那个时候棺材是找不到的，即使乡下有，也买不起，找了个破席，卷起来往南关外找个地方埋了就算了。正在卷尸，有人喊“日本鬼子又来了！”我和母亲赶紧跑，过一会儿没动静又回来抬父亲尸首，就这样跑了三次，才抬到陈家坟东边了了草草把老人家埋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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