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2年5月1日开始，侵华日军纠集五万日伪军，由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亲自指挥，对我冀中区发动了空前残酷、疯狂野蛮、灭绝人性的“五一”大“扫荡”和反复“情剿”。震惊华北的北暄惨案就是这次敌寇大“扫荡”中最狠毒的一次屠杀事件。5月27日，日本陆军第59师团第53旅团少将旅团长上坂胜，率领所属第一大队日军500余人，连同定县、安国的日伪军共2000余人，围袭定县北疃村，不顾国际公法，对我钻人地道躲避的平民百姓和部分县大队武装人员，施放毒气，兼之以枪杀、刺杀、砍杀，烧杀，制造了一起残杀我国同胞800余人的大惨案。

        北疃位于河北省定县城东南60里，北靠沙河，是定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分区和县领导机关经常在这里驻防。这个村的民兵英勇善战，在人民群众帮助下，他们建造了联村地道，东面可与西城、东城相通，南面可与南瞳、东湖地道相连。虽然敌人不断进行骚拢破坏，伪军汉奸也不断威胁，恫吓，但是，北疃村人民对敌斗争的决心坚如磐石！

        野兽成性的日寇千方百计企图摧毁冀中平原上这一抗日堡垒。1942年5月27日清晨6点多钟，日伪军包围了南、北疃之后，即开始进行火力侦察。同时，根据叛徒提供的我地道图纸，堵塞了我南、北疃村地道出口，以防止我抗日军民从地道内向外突围撤退。火力侦察过后，敌人即从三十方面开始向村子攻击：一是从村东北口，二是从村东南口，三是从村正东进攻。鬼子在东北口用猛烈炮火向村内轰击，许多房屋和院墙被炸塌起火。但严阵以待的我方战士和民兵却在村口的围墙里、地堡里严阵待命。鬼子见村里不还击，一个指挥官举起指挥刀咿咿呀呀命令鬼子冲锋，当鬼子冲到我部队和民兵跟前时，手榴弹、地雷在鬼子群里炸开了。炸得鬼子滚的滚、爬的爬，倒下一片。活着的鬼子也退了下去。过了一会，鬼子又蜂涌冲上来。

        由于敌强我弱，火力相差悬殊，最后鬼子攻进村里。我具大队战士和民兵仍坚持巷战，一直和鬼子战斗到下午一点多钟。这时，鬼子封锁了东半街，街上房上站满了鬼子。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和民兵被迫从中平街李洛节家下了地道。

        豺狼成性的日本鬼子打进了北疃村，他们按照叛徒提供的图纸，找到几处洞口，将高依度窒息性毒气点燃后投放到洞里，同时将茅柴燃着，往洞里投，洞口盖上棉被，使毒气向洞内各处流荡。不多时，洞内各处便充满了毒气。由于毒烟从各个洞口溢出，又有许多秘密出口被敌人发现，他们又在那里堵塞放毒。洞内有逃难百姓八、九百人，当嗅到有辣椒味、火药味和甜味的气体时只觉得呛鼻子，后来便流泪、打喷嚏、呼吸窒息和流青色鼻涕。由于人们受毒越来越重，全身发烧，都紧靠洞壁取凉。不久，洞内的人声便越来越弱，人们一批批在极痛苦的挣扎之中窒息而死。有的人头钻地而死，有的撕烂自己的衣服顶着洞壁而死，有的紧搂着孩子死去，死状之惨，目不忍睹。北疃村王牛儿，带着两个儿子钻入地洞，长子10岁、次子8岁，分枕于其父王牛儿两膝而死于洞内。据幸存目睹者讲：其父子未死前，子唤其母，其父说：“孩子！不要叫你母亲了，她不知死在哪里了，咱们死在一块吧！”再如北疃村李菊怀中抱有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孩子吃着乳头，母子双双惨死洞中。还有一位50岁妇女，两臂挽着约10岁左右的两个女孩仰死洞中。

        毒死在洞中者多为老年人、妇女和儿童、身体较壮的人，挣扎着寻找洞口，在五尺高、三尺宽的地洞里，能立起来走，但因中毒死者过多，尸体堵塞不能通行，即使能勉强摸到洞口爬出者，也未能躲过洞口鬼子的刺刀和追捕。

        当身体强壮的青年男女冲出后，立即被敌捕捉，日寇对他们实行了残无人道的屠杀！南北街上倒下尸体50具，李家坟倒下尸体70具，李家街倒下尸体250余具，村东北冯香云、王之恒家之井台上有尸体90多具，李洛敏家院子里被刺死29人。朱根德家土井里被砍掉头颅的有16人。

        死难者有的双拳紧握，怒目而视；伏卧者两脚踿地，双手刨起一堆泥土；有的满面怒容，肠胃露于腹外；有的血肉模糊死在血泊之中。朱根德家院子里，一青年被日寇用辘辘将其头颅砸烂，脑浆迸流。青年妇女李朱儿赤身露体坐于墙角，两腿分开头部倒向胸前而死。本村宋洛先新娶儿媳王白女，年20岁，跪伏于阎贵福之门口死去。李洛信被烧得焦头烂额，又被投到井中。

        还有一部分人一钻出洞口，就被绑押到李家街路西的李洛敏家里去，交给袖上戴红布的鬼子。这就是当时所谓杀人不眨眼的“红部”，一天的工夫抓来几十人，日本鬼子把这些老百姓集中在两间小屋里，门关的紧紧的。这些老百姓在那间小屋里挤的喘不过气来，有的发烧，将自己的衣服脱光，有的喘息不止，鼻涕眼泪并流，日本鬼子一口水也不给人们喝。其中有一十因中毒过重，神经错乱，口渴难忍，便推开小门，跪在院子里大声喊叫：“渴死人了，给点水喝吧！”房上站岗的鬼了，立即用三八枪将其击毙。这样一夜之间就死去了12人。

        找到村北洞口的人们，挣扎着往外爬，但日本侵略军早已堵在这里，并烧起了大火。年轻人爬得快，受火伤轻，但爬出后，有的被日本法西斯刺杀或枪杀，有的被扔到火里烧死，有的被敌人用铁丝穿着锁骨，绑在树上，用火烧死。十几位老人、妇女、小孩爬出洞口，已是奄奄一息，敌人把他们一个个扔到王尚志家的水井里，水井变成了血肉井。被刺死者又经乱刀分尸，血肉模糊，难以辨认。被烧的只剩乌黑的人肉骨架，根本分不清是谁。被投到井里的，因天气炎热，人们一、两天后去打捞时，尸体已经腐烂，不得已，只得将井填埋。1946年春，挖开这眼井时，控出10个头颅，从头发和头颅的大小形状看，证明其中有一个是小孩。

        5月27日下午，从洞内爬出的农民王文雪满身泥土，流着眼泪鼻涕一歪一斜地被日军押到朱根德家的南屋里。这时，屋里已有三、四十人，这些人同王文雪一样，都是中毒后从洞内爬出来的。后来，又有些人被日本鬼于接连不断地押送到这里。到天黑时，一共捕来了七、八十人。敌人在门外站着岗，看守着这些无辜的人们。由于中毒过重，敌人又不给水喝，一夜工夫就死去了16人。

        28日早饭后，日军把这些无辜百姓赶到来根德家的大院里，他们端着上着刺刀的枪，紧紧包围着人们。翻译官对人们说：“……谁换上军装就能活命，不换死了死了的有……”。接着又一个一个人地问，人们置之不理。翻译官见人们不说换，也不说不换，便喝令道：“愿穿军装的留在西院，不愿换军装的到东院里去！”接着，鬼子每拉过一个老百姓，翻译官就问：“你穿军装吗？”有的回答“不穿”，有的说“穿”。说穿的留在西院了，回答不穿的16个人，被押到东院去了。

        到东院之后，王文雪看见本材的许根柱、许福山已被敌人枪毙在山药井旁。接着有个日军提来一桶水，将洋刀在水里蘸了蘸，把刘玉章拉到井旁，让其跪下，一刀将头砍下，把尸体踢下井去。接着又拉过四个人，按跪在山药井旁，一一砍头。当日军去砍第三个人时，王文雪冷不防从东西院界墙缺口处跳到西院，跑到正在换军装的人群里，换上了军装，才免遭砍杀。

        下午，日军将换上军装的老百姓充作俘虏的“八路”，押到定县城（在去定县城的路上，又挑死14名走不动者）。从定县用汽车拉到石门劳工训练所。后来又把他们运到抚顺千金寨煤矿，充当劳工。

        敌人走后，朱根德家山药井中发现15具尸体，其中有两个是枪杀的，13个是刀砍的，但人们不知死者遇难的经过，直到王文雪从干金寨煤窑逃回来，才知道死者被害的情况。

        第二天下午，几十个还没有死的老百姓，被日本鬼子从房子里绑出来，一个赤着臂膀，挽着裤腿，一个拿着战刀的军官，指挥着两个鬼子，把绑着的人们，拖到粪堆上，全部彼枪杀！如北疃的李洛敏已65岁，还有一个年仅13岁的小孩刘兵站也没有放过。当最后一个轮到李洛田时，他伸了伸脖子，望了望天，看了看地，咬紧牙关，毅然决然地走上刑场，枪响过后，他倒在血泊之中。子弹从李洛田的肩膀上部穿过，又由下唇处穿出，没有伤要害部位，所以他心里还清楚，他一动不动的在那里躺着，李洛田活下来了，成为日寇这一暴行的见证人。

        5月27日至28日，日寇盘踞北疃村两昼一夜，共毒杀、枪杀、刺杀、砍杀我同胞800多人，除此之外，还对我妇女横加奸污蹂躏，从十岁幼女到五、六十岁的老太太，被奸污的妇女同胞，难以统计清楚，仅叫得出名的就有35人之多。这个仅有222户、1227人的村子，经过日本鬼子大江部队制造的惨绝人衰的大屠杀之后，几乎成了荒无人烟的地方。

        1942年6月26日，为控诉敌寇毒杀我冀中北疃800无辜同胞，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发表通电，向全国、全世界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通电指出：

        “仇恨和义愤充溢了我们的周身，使我们叙述这件事的经过时，呼吸为之梗塞。北疃，是冀中定南县的一个村庄。冀中人民深苦于日寇之残酷蹂躏，曾创设了地道以避之。北疃亦筑有此种地道。5月28日，日寇从附近各据点出动了300余人向北疃附近合击。附近十余村庄的人民，见敌来势凶猛，遂纷纷来北疃地道中隐蔽，乃日寇匪徒蓄意屠杀此等无辜人民，遂采用了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残暴、最卑鄙的手段，对此等躲避地道下的人民施行了惨绝人寰的毒手！当他们进入北疃村后，日寇反复找才到了地道的入口，将大量的窒息瓦斯，冲放进去。在日寇此等毒手下，我800余隐蔽在地道中的手无寸铁的人民，大部为扶杖的老翁、老妪、妇女、儿童、病弱、乳婴，遂全部为毒气窒息毙命！他们的尸体塞满了地道，惨状使人目不忍睹，日本法西斯盗匪们用炮火和毒气，洗劫了北疃整个的村庄，使我们生气勃勃的地区，一变而为沉寂的地狱，听不到人们的笑声，听不到小儿的啼哭和鸡犬的鸣叫！”

        北疃惨案是日本侵略军在冀中犯下的屠杀罪行之一例。敌酋上坂胜终于在1956年6月22日在沈阳受到中国人民的公正审判。在铁的事实和大量证据面前，北疃惨案的制造者上坂胜不得不认罪伏法，以下是上坂胜的口供：

        “……1942年5月27日，在冀中作战中于定县南方22公里（地点忘了）及滹沱河北岸附近，制造事件之部队（是）上坂胜指挥的步兵第163联队。其中，在定县南方的罪行是第一大队所为，在滹沱河北岸地区的罪行是第二、第三大队所为，其残酷手段中最毒辣的，就是使用毒气，尤其将大批八路军战士与住民，驱入地道内而使用毒气，大批的人被杀，有的用刺刀刺杀或者用军刀斩杀及强奸等。以及为了收集情报，扳往居民来拷问，以及放火和破坏，掠夺财产更不用说了，都干过。这种残酷性就是帝国主义日本军队之特征。其结果使无数住民被杀，用具体数字来推测的话，这只限于推测来统计，即我之联队各中队所杀死、伤的人员，以最低限度来计算有3000人以上，其中特别是在定县的南疃、北疃杀害八路军、住民的数字约1000（人）；又在滹沱河北岸地区，杀害约2000（人）以上。我是如此教育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发挥（其）残酷性（的）。我如何能赎回这种罪恶呢？这完全是我的责任，我痛感我的责任是重大的。我在中国人民各位面前衷心谢罪。前面我的供述已经翻译用日语向我宣读，同我供述无误。”

        被讯人：上坂胜（签字）

        摘自上坂胜（卷七）编号二十一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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