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冕之王”的提法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英国。当时，《泰晤士报》被称为英国上流社会的舆论权威，主笔辞职后常被内阁吸收为阁员，地位很高。人们就称这些报纸主笔是“无冕之王”。后来，西方新闻界泛指记者为“无冕之王”，认为记者享有凌驾于社会众人之上的特殊地位。

        权力，指一种带有一定强制性的社会支配力量。权力通常以政治和法律作为基础，并在政治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内行使。《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把权力定义为“一个人或许多人的行为使一个人或其他许多人的行为发生改变的一种关系”。由此可知，权力向来就是产生在人与人之间，单个人之间不可能存在权力。媒体权力的存在首先必须建立在媒体权威的基础上。媒体权威的形成并不是靠强制力量，而是由它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力、拥有的受众所决定的。缺乏媒体与受众良性互动，媒体生存便处于危机状态，媒体权力就会是无皮之毛。换句话说，媒体权力的存在必须由一定规模的受众和良好的社会口碑决定。

        媒体以一般大众为其对象。受众的广泛性和高覆盖率使得媒体对于一般事物的影响能起到扩音器和放大镜的作用，能够形成权力覆盖或影响人数的扩大，有时甚至能调动更多的因素加入形成新的权力。一般而言，享有比较高的权威、规模较大的媒体的受众相对比较多，它对某个事件或人以及社会的影响程度就会高出一般的媒体。

        资料链接 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扩音作用”

        按信息传播学来说，媒体权力主要包括信息采集权和信息发布权，从信息的收集、筛选到信息的过滤、公开，其间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权力对其的主导作用，因而这种媒体权力作为一种“隐性的权力”，就成了一种可供开发和利用的资源。

        媒体拥有强大的社会权力的现象屡见不鲜。大众传媒通过所传播的信息，影响着社会公众的思想和行为，引导着社会公众的注意和兴趣，改变着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对比，并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社会发展的趋势，这就是媒体的权力运作的整个过程。媒体的权力有时候小到无法察觉，有时候则大到能推翻一届政府。

        1972年6月18日，《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都刊登了有关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水门大厦的詹姆斯·麦科德的一条新闻。由于水门事件最初发生时是一条地方新闻，所以还未足以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正是后来《华盛顿邮报》的两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通过深入采访和调查，顺藤摸瓜地查到了白宫办公室那里，并一连发表了多条消息，这才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当白宫发言人对这些消息加以否认并加以反驳时，反而引起了公众的更大注意。《纽约时报》的西摩·赫什，《洛杉矶时报》的杰克·纳尔逊，以及《时代》和《新闻周刊》的撰稿人也加入进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拉瑟同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几度交锋。后来发生了录音带事件，美国记者穷追猛打，证明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向公众、向他的支持者、向他的律师说了谎话，尼克松则在1974年8月9日黯然告别白宫。

        记者，作为媒体的“代言人”，甚至本身可以被看作媒体的一部分，天然地行使了这种“媒体权力”，或“第四权力”，因而成为“无冕之王”。当然，记者行使权力的天然渠道就是实现信息收集和传递。

        正是通过信息收集和传递，媒体（记者）的功能才能得到实现。信息本身可能具有权力关系，也可能不具有，但经过媒体的传递和受众的选择，信息的作用就可能会发生转换。记者传递信息的重要程度及可能产生的影响程度的差异实现了信息到权力的转换。记者能对政治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她）可能左右媒体的议程设置。通过议程设置可能使人们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里关注某个议题，也可以迅速地转移人们的话题，从而产生不同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后果。

        记者作为“无冕之王”，拥有的“隐性权力”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这种权力来自精神文化方面，没有直接的物质可分配，是一种软性权力。但会影响到人们的选择、抉择以及态度。二是这种权力建立在真实、有用的信息的基础上。如果长期散发虚假的、无用的信息，那么这种媒体或记者必将失去受众，最终丧失它的权力。三是这种权力呈现出一对多的散点性和开放性。大众媒体所具有的权力存在于它与广大受众之间，是通过媒体发出的信息对受众产生影响而形成，而不是一对一的关系。同时，这些受众虽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并不固定，而是开放式地形成受众。四是记者在行使力的时候，应该秉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当然，在现代社会里不存在抽象的代表全社会的公共利益。所谓代表全社会的公共利益，无非是各个阶层利益的平衡点罢了。五是这种权力存在异化和被滥用的可能，把这种权力置于社会所有公众的视野里，时时接受来自公众的监督，已是社会发展必然要求。

        现实中，一些对记者是否会滥用这种“隐性权力”的争论不绝于耳。比如，关于个人隐私保护与新闻自由的问题。一方观点认为，有时可能粗暴侵入个人生活领域，干扰个人正常的生活秩序。另一方观点认为，媒体是公众的“看门犬”，为了公众利益有权报道各种信息。

        资料链接 戴安娜之死与记者追踪

        1999年，颇受世人瞩目的戴安娜王妃于巴黎死于车祸，使英法两国大为震惊，戴安娜遇难后，巴黎警方迅速对戴妃死因展开调查。最初调查指出司机保罗是酒后驾驶，每公升血液酒精含量达到1.75克。但是后来不断有人证实保罗早已戒酒，开车当晚并没有喝酒。

        戴安娜的死使媒体与记者成为人们指责的对象。戴安娜早就指责过英国媒体对她的骚扰。这次车祸可以说又是为躲避记者追踪超速驾驶而造成的。更令人气愤的是，车祸发生后，记者没有对伤者进行及时抢救，反而忙于拍照抢镜头。戴安娜的弟弟潘塞伯爵反应强烈，他非常气愤地说：“那些鼓励摄影记者不顾一切拍摄戴安娜照片的报业主编们，你们的双手终于沾染了戴安娜的鲜血！”

        需要指出的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政治集团的派系斗争中，在不触及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在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新闻记者有揭露、干预某些政治事务和社会问题的权力。但是一旦涉及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新闻记者的活动就要受到各种形式的限制，甚至被打击、迫害。对此，我们要有极其清醒的认识。

        资料链接 被撤职和解雇的美国媒体人

        在2001年“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后，“美国之音”准备播报对塔利班领导人的专访。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一些官员马上出动，与“美国之音”负责人举行会谈，要求禁止播出。但是十几天后“美国之音”还是播出了奥马尔4分钟的讲话，并将内容刊登在网站上。不久，美国之音代理台长被撤换。类似也有不少媒体从业人员因为批评布什被解雇。《德克萨斯城太阳报》的汤姆·卡廷批评布什没有立即返回首都华盛顿；俄勒冈州《每日信使》的丹尼斯·马克批评布什在袭击发生后“仓惶逃跑”。两家报纸在官方压力之下解雇了以上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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